丁 魁，王永彬，李权超，王 燕，权恩莉，秦 天

• 论著| ORIGINAL ARTICLES •

心理应激对维稳民兵应对方式的影响：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

丁 魁1，王永彬2，李权超3，王 燕4，权恩莉5，秦 天1

目的探讨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维稳民兵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方法采用随机整群抽样方法，抽取维稳民兵832名，采用简易应对方式问卷、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领悟社会支持量表进行数据统计分析。结果（1）相关分析显示，积极应对与心理应激呈负相关（r=－0.177，P＜0.01），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134，P＜0.01；r=0.483，P＜0.01）；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094，P＜0.01），与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r=0.318，P＜0.01；r=0.116，P＜0.01）。（2）路径分析表明，心理应激对积极应对方式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090，自我效能感（0.007）和社会支持（0.106）在心理应激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显著，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也显著（0.009）；心理应激对消极应对方式的直接效应显著，效应值为0.310，自我效能感（0.008）在心理应激与消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显著。结论心理应激既可通过直接路径，也可通过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等间接路径影响维稳民兵的应对方式。

心理应激；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维稳民兵

应对方式是个体在面对挫折和压力时所采取的认知和行为方式，是影响个体身心健康的重要因素[1-4]。以往研究表明，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有密切关系，且可预测应对方式[5,6]。其中，自我效能感可能起到中介变量作用。自我效能感是个体对自身能否有效完成特定任务的整体知觉，会对个体的情感反应与思维模式产生影响[6]。有研究发现，心理应激与自我效能感存在一定程度的相关性[7]。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的个体越倾向于采用积极的应对策略，反之则倾向于采用消极的应对策略[8]。文献[8,9]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对个体的应对倾向选择有显著的预测作用，且具有部分中介作用。另有研究显示，自我效能感对社会支持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且自我效能感具有中介作用[10]。

社会支持可能是心理应激影响应对方式的另一个中介变量。心理应激与社会支持具有中等程度的负相关[11,12]，良好的社会支持有利于个体激发自身价值感，缓解应激对身心健康的不良影响[3]。此外，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有着密切的关系[13]，当个体面对应激或压力时，丰富的社会支持资源，有利于其采取积极的应对方式，以体验更高的积极情绪。综合以上研究结果，本研究以维稳民兵为研究对象，提出以下理论设想：（1）维稳民兵心理应激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影响应对方式；（2）维稳民兵心理应激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影响应对方式；（3）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关系中存在着链式中介作用，即心理应激通过自我效能感的中介、自我效能感又通过社会支持的中介影响应对方式。

1 对象与方法

1.1 对象 采用整群随机抽样方法，选取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南、北疆维稳期间各2个维稳形势较严峻地域的900名维稳民兵为调查对象。采用问卷调查的方法，根据样本一般资料是否完整进行筛选，得到有效问卷832份，有效率为92.4%（832/900）。所有对象均为男性，年龄19～36岁，平均（27.4±2.3）岁，均排除心理和心身疾患、药物及酒精依赖史。

1.2 测评工具 （1）简易应对方式问卷：该量表由解亚宁[14]编制，由20个条目组成，含积极应对、消极应对两个因子，采用0～3级评分（0代表不采取，3代表经常采取）。积极应对得分高，表示心理问题或症状相对较少；消极应对得分高，表示心理问题或症状相对较多。本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0.812，消极应对、积极应对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13、0.807。（2）领悟社会支持量表：量表由Zimet等编制，姜乾金等[15]做了修订。该量表由12个条目构成，采用1～7级评分（1代表极不同意，7代表极同意），含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两个因子。本量表总Cronbach's α系数为0.925，家庭内支持、家庭外支持Cronbach's α系数分别为0.831、0.887。（3）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采用张建新等[16]翻译修订的《一般自我效能感量表》，共10个条目，采用1～4级评分（1表示完全不正确，4表示完全正确）。把量表所有条目得分相加为总分，总分越高，表示自我效能感水平越高。本量表Cronbach's α系数为0.795。（4）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该问卷由李权超等[17]编制，共10个条目，按1～3级评定（1表示没有，3表示经常）。各条目得分之和为总分，问卷得分越高表示心理应激程度越高。该问卷Cronbach's α系数为0.799。

1.3 调查方法 以问卷调查形式进行团体测评。采用统一指导语，测试前由主试说明调查的注意事项、调查方法和保密原则。要求被试者理解题意独立答卷。为消除被试者的心理顾虑，采取不记名方式。所有被试者在测试前均知情同意。

1.4 统计学处理 采用SPSS 21.0软件包进行整理和统计分析。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应对方式均符合正态分布，计量资料采用x±s 形式描述。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法考察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相关性；采用AMOS 21.0软件包进行模型建立，并分析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结构方程模型主要统计指标有：卡方自由度比（χ2/df），χ2/df＜5.000较为宽松，χ2/df＜2.000较为理想；拟合优度指数（goodness of fit index, GFI）、调整后拟合优度指数（adjusted GFI,AGFI）、赋范拟合指数（normed fit index, NFI）、增值拟合指数（incremental fit index, IFI）、塔克-刘易斯指数（Tucker-Lewis index, TLI）、比较拟合指数（comparative fit index, CFI），以上各绝对拟合指数＞0.900，越接近1.000，表示模型拟合度越好；近似均方根误差值（root mean square error of approximation, RMSEA）＜0.050，说明模型拟合度佳，若值在0.050～0.080间，则表示模型拟合度尚可。上述分析均采用双侧检验，检验水准为α=0.05。

2 结 果

2.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SPSS软件对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消极应对、积极应对等变量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检验未旋转的分析结果。结果表明，第一个因子的解释率为18.736%，且析出多个因子，说明共同方法偏差对本结果未造成太大的影响。

2.2 维稳民兵应对方式与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Pearson相关分析显示：积极应对与心理应激呈负相关（r=－0.177，P＜0.01），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呈正相关（r=0.134、0.483，P＜0.01）；消极应对与社会支持呈负相关（r=－0.094，P＜0.01），与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r=0.318、0.116，P＜0.01）；此外，社会支持与自我效能感呈正相关（r=0.178，P＜0.01，表1）。以上结果说明，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和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相关性，可对本研究理论设想进行验证。

表1 应对方式与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相关性

2.3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模型 采用AMOS 21.0对心理应激、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关系进行结构方程模型分析。以假设模型为基础，以心理应激作为预测变量，积极应对、消极应对分别作为结果变量，社会支持和自我效能感作为中介变量进行结构方程构建。模型经过修正得到模型图1，模型拟合指数为： χ2/df=3.361＜5.000，GFI=0.995、AGFI=0.972、NFI=0.991、IFI=0.994、TLI=0.976、CFI=0.994均＞0.900，RMSEA=0.053＜0.080，模型拟合效果可以接受[18]。

如图1所示，所有的路径标准化系数均有显著性（P＜0.05）。为进一步验证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采用非参数百分位Bootstrap程序进行中介作用显著性检验。从原始数据重复取样2000次，计算95%置信区间（confidence interval，CI）。若标准化路径系数95% CI不包含零，则说明中介作用显著[19]。从心理应激经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到积极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95%CI（－0.211，－0.079）；心理应激经社会支持到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95%CI（－0.225，－0.098）；心理应激经自我效能感到积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95%CI（0.007，0.063）；心理应激经自我效能感到消极应对方式的中介作用95%CI（0.003，0.033），上述4条区间均不包括0，表明各中介效应显著。

图1 心理应激对应对方式的多重中介作用模型

进一步分解各变量对应对方式的效应量，如表2所示，心理应激到积极应对的直接效应为0.090，总中介效应值（0.122）为三条中介路径中介效应的和，即总的间接效应[20]，直接效应与总中介效应的和为总效应，即0.212；各中介效应值除以总效应为效应量，本研究三条中介路径的效应量分别为3.30%、50.00%、4.25%。

表2 心理应激作用于积极应对方式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如表3所示，心理应激到消极应对的直接效应为0.310，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应激与消极应对的中介效应值为0.008，占总效应值2.52%。

表3 心理应激作用于消极应对方式的路径及效应分解

3 讨 论

目前，关于影响维稳民兵应对方式的因素研究较少[7]，并未涉及应对方式与心理应激、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路径关系分析；同时，鲜有关于维稳民兵的心理健康研究的报道。为建立维稳民兵心理健康理论体系，本研究在既往研究结果的基础上进一步分析应对方式与心理应激、社会支持、自我效能感的路径关系，得出以下结论。

3.1 自我效能感在心理应激与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发现，维稳民兵心理应激与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具有显著的相关性，这与既往研究结果基本一致[5,9]。说明心理应激程度高的维稳民兵需要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获取丰富的社会支持，尤其是由外部所提供的社会支持[4]，以促进其采取适宜的应对方式来应对生活事件。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应激不仅可直接影响维稳民兵应对方式，还可通过自我效能感的部分中介效应间接影响应对方式，这验证了本研究的设想1，说明对于心理应激反应明显的维稳民兵，要高标准的完成维稳任务，需具备高水平的自我效能感和自信、合理的认知模式。这种认知模式会维护维稳民兵身体功能、情绪的平衡性，减少面对维稳压力时的不良情绪，促使其采取恰当的应对方式。

3.2 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心理应激通过社会支持的部分中介效应影响了积极应对方式，这基本证实了本研究的设想2。为减少心理应激带来的身心不良影响，维稳民兵通常会采取有效措施，如积极评估应对策略、有目的解决问题、寻求社会支持等[21]，以避免或消除应激，或在应激不可避免的情形下尽可能减少影响[22]，这与文献[23]的结论基本一致。说明在应激不可消除或避免的情形下，维稳民兵主动进行认知调整、应对技巧和情绪体验调控，可有效获取更多的社会支持，这有利于激发其积极经验、产生积极效应[24]，对有效缓解应激产生的影响，消除或减少个体的消极应对方式起到积极作用。

3.3 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链式中介作用 本研究结果显示，维稳民兵心理应激通过自我效能感、自我效能感又通过社会支持的部分中介作用对积极应对方式产生了影响，这验证了本研究的设想3。即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在心理应激与积极应对方式间的链式中介作用。既往研究发现，自我效能感能对个体的情感反应与思维模式产生影响，并对社会支持的转归及行为结果产生影响[25-27]，即高水平自我效能感，能使个体充分利用内、外资源来应对应激情景，积极寻求解决问题的策略，相信自己有能力达到预期目标，自身毅力和信心得到持续，促使个体对自身状况做出积极的评价，产生积极的行为。而积极的行为是个体能动的适应应激事件的重要因素[28]，可促使个体体验到更多因采取积极应对方式产生积极行为结果的正性情绪，达到更高的应对方式与应激事件间的匹配度[29]。

总之，本研究发现心理应激既可直接影响应对方式，也可通过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和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的链式中介作用等间接路径影响维稳民兵的应对方式，这为维稳民兵心理健康研究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本研究仅是从横断面角度构建了变量间的路径模型，尚未考察变量之间关系随时间变化的动态规律。同时，研究样本仅是维稳形势严峻区域的部分样本，今后应加大考察维稳特殊区域与一般区域变量之间的关系。

[1]Zhang J, Cui M, Wang W, et al. The coexistence of coping resources and specific coping styles in stress:evidence from full information item bifactor analysis [J].PLoS One, 2014, 9（5）: e96451. DOI: 10.1371/journal.pone.0096451.

[2]Navia C E, Ossa M. Family functioning, coping, and psychological adjustment in victims and their families following kidnapping [J]. J Trauma Stress, 2003, 16（1）:107-112. DOI: 10.1023/A:1022023730711.

[3]Zamini S, Zamini S, Barzegary L.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rganizational culture and job burnout among the professors and employees in the University of Tabriz[J]. Procedia Soc Behav Bci, 2011, 19（11）: 1964-1968.DOI: 10.1016/j.sbspro.2011.10.381.

[4]赵鹏林, 丁 魁, 苏宗义,等. 民兵维稳期间应对方式、社会支持与心理应激的关系[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2015, 33（2）: 154-156.

[5]徐慧敏, 李炫隆, 于伟成, 等. 高原新兵的应对方式特点及影响路径分析[J]. 第三军医大学学报,2015, 37（15）: 1566-1570. DOI: 10.16016/j.1000-5404.201412010.

[6]Yung E, O'Loughlin J, Dugas E, et al. Emotion and task oriented coping styles modify the effect of stressfullife events on depressive symptoms in young adults [J].Compr Psychiatry, 2013, 54（8）: e39. DOI: 10.1016/j.comppsych.2013.07.073.

[7]宋永斌, 丁 魁. 新疆维稳民兵应对方式特点及其影响因素分析[C]//中华医学会第十八次全国神经病学学术会议论文汇编,成都，2015: 1185.

[8]Stumpf S A, Brief A P, Hartman K. Self-efficacy expectations and coping with career-mimed events [J]. J Vocat Behav, 1987, 31（1）: 91-108. DOI: 10.1016/0001-8791(87)90037-6.

[9]罗 杰，崔汉卿，戴晓阳，等. 高中生社会支持与应对方式的关系：自我效能感的中介作用[J]. 中国特殊教育，2014（10）: 92-96. DOI: 10.3969/j.issn.1007-3728.2014.10.016.

[10]范 灵，刘 兰，杨兴莲，等. 宁夏在校高职学生自我效能感、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J]. 宁夏医科大学学报，2015，37（11）: 1304-1308. DOI: 10.16050/j.cnki.issn1674-6309.2015.11.015.

[11]李权超，丁 魁，赵小强，等. 社会支持对驻新疆官兵心理应激影响的路径分析[J].华南国防医学杂志,2016, 30（4）: 256-259. DOI: 10.13730/j.issn.1009-259 5.2016.04.010.

[12]Chen W Q, Siu Q L, Lu J F, et al. Work stress and depression: The direct and moderating effects of informal social supports and coping [J]. Stress Health, 2009, 25（5）: 431-443. DOI: 10.1002/smi.1263.

[13]李 潘, 欧阳璐, 申海艳, 等. 实习护生社会支持、自尊、自我效能感对应对方式影响的路径分析[J]. 护理研究, 2011, 25（31）: 2851-2852. DOI: 10.3969/j.issn.10 09-6493.2011.31.011.

[14]解亚宁. 简易应对方式量表信度和效度的初步研究[J].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998, 6（2）: 114-115. DOI:10.16128/j.cnki.1005-3611.1998.02.018

[15]姜乾金. 领悟社会支持量表[J]. 中国心理卫生杂志,1999（增刊）: 131-133.

[16]Zhang J X, Schwarzer R. Measuring optimistic self-beliefs:A Chinese adaptation of the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J].Psychologia, 1995, 38（3）: 174-181.

[17]李权超, 何英强, 申国祥, 等. 我军军人心理应激自评问卷的编制[J]. 解放军预防医学杂志, 2003, 21（4）:256-258. DOI: 10.3969/j.issn.1001-5248.2003.04.006.

[18]吴明隆. 结构方程模型——AMOS操作与应用[M]. 2版.重庆: 重庆大学出版社, 2012: 52-53.

[19]Preacher K J, Hayes A F. Asymptotic and resampling strategies for assessing and comparing indirect effects in multiple mediator models [J]. Behav Res Methods, 2008,40（3）: 879-891.

[20]温忠麟, 张 雷, 侯杰泰, 等. 中介效应检验程序及其应用[J].心理学报, 2004, 36（5）: 614-620.

[21]Skinner E A, Edge K, Altman J, et al. Searching for the structure of coping: a review and critique of category systems for classifying ways of coping [J]. Psychol Bull, 2003, 129（ 2）: 216-269. DOI: 10.1037/0033-2909.129.2.216.

[22]Takagi D, Kondo K, Kawachi I. Social participation and mental health: moderating effects of gender, social role and rurality [J]. BMC Public Health, 2013, 31（1）: 701-705. DOI: 10.1186/1471-2458-13-701.

[23]Folkman S, Moskowitz J T. Stress, positive emotion, and coping [J]. Cur Direct Psychol Sci, 2000, 9（4）: 115-118.DOI: 10.1111/1467-8721.00073.

[24]Ray R D, McRae K, Ochsner K N, et al. Cognitive reappraisal of negative affect: Converging evidence from EMG and self-report [J]. Emotion, 2010, 10（4）: 587-592. DOI: 10.1037/a0019015.

[25]Jr Lightsey O R, Burke M, Ervin A, et al. Generalized selfeficacy, selfesteem, and negative affect [J]. Can J Behav Scj, 2006, 38（1）: 72-80. DOI: 10.1037/h0087272.

[26]刘 晓, 黄希庭. 社会支持及其对心理健康的作用机制[J]. 心理研究, 2010, 3（1）: 3-8.

[27]Klassen R M, Chiu M M. The occupational commitment and intentiom to quit of practicing and preservice teachers:Influence of self-efficacy, job stress, and teaching context[J]. Contemp Educat Psychol, 2011, 36（2）: 114-129．DOI: 10.1016/j.cedpsych.2011.01.002.

[28]Aspinwall L G, Taylor S E. Modeling cognitive adaptation:a longitudinal investigation of the impact of individual differences and coping on college adjustment and performance [J]. J Pers Soc Psychol, 1993, 63（6）: 989-1003. DOI: 10.1037//0022-3514.63.6.989.

[29]Duffy R D, Dik B J. Research on work as a calling introduction to the special issue [J]. J Career Assessment,2012, 20（3）: 239-241. DOI: 10.1177/1069072711434409.

（2017-04-18收稿 2017-07-27修回）

（本文编辑 付 辉）

The influence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coping strategies of stability-keeping militiaman: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DING Kui1, WANG Yongbin2, LI Quanchao3, WANG Yan4, QUAN Enli5, and QIN Tian1.
1. The 31st Team, No. 69245 Troops,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Fukang 831500, China; 2.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Xinjiang Military Region,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rumqi 830011, China; 3. Department of Health Education, Center for Diseas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Guangzhou Military Region,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Guangzhou 510507, China; 4. The 35st Team, No. 69231 Troops, Chini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Dushanzi 834600, China; 5. Department of Internal Medicine, No.69240 Troops Hospital of Chinese People's Liberation Army, Urumqi 830011, China

ObjectiveThe aim of this study was to investigate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coping strategies of stability-keeping militiaman.MethodsA total sample of 832 stability-keeping militiamen were chosen by means of random cluster sampling. Data from a Simplified Coping Style Questionnaire (SCSQ), Psychological Stress Selfevaluation Test (PSET), General Self-efficacy Scale (GSES) and Perceived Social Support Scale (PSSS) were collected and analyzed.Results(1) Correlation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positive coping style wa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psychological stress (r=－0.177,P＜0.01), but was positively correlated with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r=0.134, P＜0.01; r=0.483, P＜0.01). The negative coping style showed a significantly negative correlation with social support (r=－0.094, P＜0.01), but a significantly positive correlation with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self-efficacy (r=0.318, P＜0.01; r=0.116, P＜0.01). (2) Path analysis showed that the direct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the positive coping strategy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effect value was 0.090,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0.007) and social support (0.106)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positive coping style was significant, and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was also significant (0.009); the effect of psychological stress on the negative coping strategy was significant with the effect value of －0.310, and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on psychological stress and negative coping style was also significant (0.008).ConclusionsPsychological stress can affect the coping strategy of stability-keeping militiaman through either direct or indirect pathways, such as the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social support, or the chain mediating effect of self-efficacy and social support.

psychological stress; social support; self-efficacy; stability-keeping militiaman

R395.6

Corresponding author: DING Kui, E-mail: dingkui208313@163.com

10.13919/j.issn.2095-6274.2017.09.001

1. 831500 阜康，解放军69245部队31分队； 2. 830011 乌鲁木齐，新疆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3. 510507 广州，广州军区疾病预防控制中心健康教育科； 4. 834600 独山子，解放军69231部队35分队；5. 830011 乌鲁木齐，解放军69240部队医院内科

丁 魁， E-mail: dingkui208313@163.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