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 果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文化哲学】

从逻辑学的三次转向浅析逻辑学发展

梁 果

(贵州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贵州 贵阳 550025)

本文主要介绍了逻辑学发展过程中的三次转向，即第一次数学转向、第二次认知转向、第三次文化转向，通过对三次转向进行梳理，浅析了逻辑学的发展过程，同时也在逻辑学三次转向中感悟到逻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即逻辑学不再固守以往的成就，而在多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背景下寻求发展。

逻辑学；哲学；数学转向；认知转向；文化转向

一、逻辑学的第一次转向

逻辑学的初次转向——数学转向，一般认定在19世纪中后期到20世纪初。在此之前的西方逻辑学可按照时间分为：古希腊罗马时期、欧洲中世纪时期及自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时期三个阶段。

(一)古希腊罗马时期

早在亚里士多德之前，古希腊学者们已开始探讨逻辑问题。因为当时希腊民主政治使在政治上和法律上的公开辩论成为风气，按照一定的逻辑规则辩论的习惯已经形成。同时，由于古希腊的生产和航海得到一定发展，促使了数学、天文学等科学门类的出现，其中，几何学得到充分发展。这个时期涌现出了许多哲学家及理论，如赫拉克利特的朴素猜想、亚里士多德建立的形式逻辑体系、斯多葛学派的“命题论”等。在古罗马时期，逻辑学的术语得到了巩固。这一时期的逻辑学家们也都在为逻辑的发展做出了不小的贡献，如西塞罗创造了相应于希腊文的逻辑术语，并向罗马社会介绍了斯多葛学派的逻辑、盖伦对于三段论的第四格的建立和关系逻辑的探索，以及波菲利在亚里士多德逻辑的“四谓词”的基础上建立的“五种谓词”，等等。

(二)欧洲中世纪时期

中世纪一般是指从公元476年西罗马帝国的灭亡，到1640年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开始为止，这是欧洲封建制形成、巩固到衰亡的时期。这一时期的逻辑发展大致可分为三个时段：(1)公元5世纪到12世纪的彼得·阿拉伯尔，即过渡时期或者古逻辑时期；(2)12世纪出现的亚里士多德的全部逻辑著作的拉丁文译本，到13世纪，也称为创造时期或“新逻辑”时期；(3)14世纪开始到中世纪结束，即中世纪逻辑的高峰时期或完成时期。

虽然，许多学者认为中世纪时期是黑暗的，但是当时的统治阶级为了培养为封建制度服务的、从事法律和神学研究的人才，对逻辑很重视，并把它列为教会学校的必修课程，且与语法、修辞、数学、天文学等学科一起传授。因此，在中世纪，逻辑虽然受到神学的影响，但它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还是有发展的。这一时期的逻辑在考察命题的成分、词项的特性等方面做出了一定的贡献。其中，在命题逻辑方面尤为突出，中世纪的逻辑学家们继承了麦加拉一斯多葛学派的命题逻辑，并将其推到崭新的高峰。而“推论”学说的提出成为中世纪逻辑的最高成就。1982年10月，在中国湖北省孝感召开的全国第一次西方逻辑史讨论会上，就中世纪逻辑的研究是否有价值这一问题，各学者进行了不同的表述，但总的来说都希望能对“中世纪的逻辑为何能够得到发展”等问题多加探究。

(三)文艺复兴开始的近代时期

文艺复兴时期即西欧14世纪下半叶至16世纪末，这段时期是欧洲封建社会向资本主义社会过渡的大变革时期。文艺复兴运动促使当时的人们在传统的封建神学束缚中逐渐解放出来，人们开始慢慢探索人自身的价值。于是，人们冲破以往中世纪的束缚，开始重视人性，人的价值得到充分的肯定。在此阶段，以神学为核心的经院哲学主导的局面被打破了，思想解放进步的道路由此也被点亮，各种世俗哲学得到了发展。

文艺复兴沉重地打击并摧毁了死板的经院哲学，科学方法和实验得到了关注和发扬。在这一时期，英国的经验论唯物主义、“实验哲学之父”弗朗西斯·培根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对人和现实世界之间的关系进行了新的探索。人们开始坚信自己所看到的、所思索的，相信经验与实验的结果才是值得相信的知识来源。同时，该时期的人文主义者反对经院哲学和中世纪逻辑，有的人还批判亚里士多德逻辑。他们的兴趣集中于修辞学的、心理学的和认识论的问题，而忽视真正的逻辑问题。以弗朗西斯·培根为奠基人的归纳逻辑，便是在其认为亚里士多德逻辑无法探求真知的情况下创造的，希望能通过对归纳活动的肯定来将逻辑改造成科学发现的方法。由此，培根使传统逻辑进入到一个新的阶段，归纳逻辑成为之后逻辑教材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这一时期，实验科学得到了发展，科学方法论也得到了变革。意大利科学家达·芬奇的科学方法强调实验和对数学推理的肯定；英国皇家科学院物理学家吉尔伯特坚决反对盲目迷信书本、盲目迷信权威的经院哲学传统；意大利物理学家伽利略则反对那些对亚里士多德盲目迷信之人，但肯定了亚里士多德阐明科学中所运用的归纳—演绎程序。

19世纪中后期，数理逻辑奠基人之一的弗雷格将清晰描述数学的表达和推理方式作为逻辑学发展的基本目标，以此为数学奠定基础。弗雷格的成就主要在于：建立了初步自足的逻辑演算和量词理论，为自然数提出了精确的定义，也为逻辑语义学奠定了基础。弗雷格为了探讨如何根据思维的逻辑规律经过推理得到命题，防止推理过程中的漏洞和主观心理因素的渗入，发明了一种表意的语言。他认为在运用这个表意语言进行逻辑推理时最有利于发现隐含的前提和有漏洞的推理步骤，更能使逻辑从含混不清的自然语言中摆脱出来，打破语词对人心的统治。

之后，德国著名哲学家、数学家、逻辑学家莱布尼茨试图做出一种普遍通用的代数，用此可计算一切推理的正确性，它同时又可以是通用语言，其中的字母和字将由推理来确定，除却事实的错误外，所有的错误将只由于计算失误而来。如此就应了那句话：“让我们来计算吧！”[1]至此，符号语言的提出标志着数理逻辑的开始，数理逻辑不仅克服了传统逻辑的一些不足，而且扩大了逻辑学的研究范围，促使逻辑学开始新的发展，同时也为逻辑学提供了逻辑研究科学、有效、精确的工具，具有一定的优越性。

英国著名数学家布尔创建了以他命名的逻辑代数系统，也是数理逻辑的创始者之一，他认为作为推理体系的语言的所有运算，都可以由符号构造出来，并清楚地说明了计算的本质，即其有效性只依赖符号结合的规律，并且提出以不同的方式解释同一体系的可能性。布尔还对他的代数系统作了相应的命题演算的解释。命题只有真与假两种可能情况，真用1表示，假则用0表示，这样通过布尔的演算就可以确定复合命题的真假了，现代所用的真值表的方法也由此而来。通过使用这种方法，传统逻辑中遇到的各种问题都可以得到解决。

在弗雷格、莱布尼茨和布尔等众多学者的推动下，数理逻辑得到发展，形式逻辑古典类型的亚里士多德逻辑被取代，为现代形式逻辑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二、逻辑学的第二次转向

逻辑学的第二次转向是逻辑学的认知转向。第二届全国逻辑认知大会表明，在数理逻辑的不断发展中，数学表达方式的局限性也慢慢突显出来，而目前国际主流的逻辑学家正有意识地运用哲学、心理学、语言学和相关学科对人类知识性质的研究成果进行分析，建立新的逻辑系统，认知转向在国内外的发展情况也表明了逻辑认知已成为目前逻辑学界研究的重点。同时，这也是认知心理学与逻辑学交叉研究发展的新领域，它的研究对于人类智能方面的软件开发具有重大意义。该研究源自于弗雷格的以数学基础研究为背景的数学逻辑，而后数学逻辑特别是图灵机的发展，为人们用计算机隐喻来理解人类的信息加工过程提供了支持，这也为用心理学的实验方法来研究人的推理提供了条件。而学者蔡曙山认为，将逻辑学与认知科学的六大支撑学科在现代逻辑的背景下进行交叉研究，在此过程中产生了六个新的研究领域，其中便有认知逻辑。学者李夏妍、张敏强认为，“20世纪70年代，人们已经有可能用心理学实验技术来判定人是否采用某些逻辑规律和模式进行推理，这使得人类第一次有能力运用科学的方法研究思维(高级认知过程)的形式与规律。”[2]1966年的沃森实验(即人们在推理过程中是心理作用占主导还是假言推理占主导)便是验证心理学的实验方法可以用来判定人们推理的最佳依据。

逻辑学的认知转向在第一次数学转向后的数理逻辑的发展中便已隐藏。学者们深刻了解到：数学只是庞大知识中的一部分，数学的表达方式并不能代表人类所拥有的多种的表达，仅仅使用纯数学的方法来表达人类所有的智慧及行为是非常不准确的。探析当今非经典逻辑所存在的意义便可知，仅使用经典逻辑对其他领域的知识进行阐释和推理是很难做到的，而是需要非经典逻辑来解决。因此，逻辑学自身必须在不同的时期不断地寻找新的研究发展方向。虽然，国内对于认知逻辑的研究起步较晚，但近十多年来就“认知逻辑”的相关论文、期刊已有万余篇，“逻辑与认知”的相关研究更是越来越多，甚至不少院校还开设了逻辑与认知学院进行专门地探索。

对于认知转向的相关理论，不同学者的观点也不尽相同。中国学者鞠实儿认为：“认知逻辑强调的是构造认知过程的规范性或描述性模型的逻辑学。认知取向的目标是给出知识获取、知识表达及知识的扩展和修正的方法和模型，这类逻辑就是基于认知的逻辑。”[3]逻辑学第二次转向，即认知的转向促使逻辑学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在此阶段，人类推理的研究得到发展，逻辑学与心理学也不再被分割开来，这使心理学的理论可通过逻辑学对先前无法描述的心理现象进行阐释。逻辑学的认知转向后与心理学的结合研究为计算机科学等方面在理论与应用上提供了有效的方法，这些以往被区别开来的学科在共通方面开始融合发展，形成了一个以计算机科学为带头学科、以逻辑学为基础、以认知为对象的研究方向。中国学者蔡曙山则认为：“认知科学以体验哲学为基础，以涉身心智为研究对象，对理性主义的逻辑学乃至近代以来整个西方的理性主义思想提出挑战。”[4]换句话说，逻辑学的认知转向也促使逻辑学不仅仅重视形式化的理性主义，还能够真正理性地察觉到形式公理方法具有的局限性，明晰经验的因素也应该在研究中被考虑到，甚至可以占更多的比重。在此基础上，蔡曙山最早将认知科学的六角形学科结构(哲学、心理学、语言学、人类学、计算机科学和神经科学)映射到现代逻辑的背景中，提出建立了认知逻辑的体系来适应科学技术，特别是认知科学的发展。[5]认知逻辑的体系包括：哲学逻辑、语言逻辑、心理逻辑、文化与进化逻辑、人工智能的逻辑、神经网格方法和网络逻辑。[6]

三、逻辑学的第三次转向

鞠实儿认为，20世纪50年代，英国哲学家图尔敏通过对论证理解之数学化、形式化模式的拒斥，以及对论证规范之“领域依赖性”的分析，重新发掘了亚里士多德的《论题篇》及其论辩术传统，实现了逻辑学向亚里士多德传统的回归。逻辑学的文化转向将是继数学转向、认知转向之后的逻辑学历史上的第三次转向。

鞠实儿认为：“逻辑是一门应用性很强的科学，在逻辑学的整个发展过程中，多元化是其发展的一个重要标志，逻辑学先后发生了数学转向与认知转向，这两次转向使人类进入了计算机应用与智能模拟时代，推动了整个世界的科技与经济发展；同样，由于地域文化差异，不同的文明会有不同的逻辑。”[7]每个民族都有其自身的逻辑，不同的文化需要其自身逻辑进行指引。西方曾一度认为中国没有哲学，没有逻辑，殊不知用西方的逻辑形式来看中国的逻辑是行不通的，也是狭隘的。既然逻辑是多元化的，那么不仅是中国，其他国家、民族也自然有自己文明的逻辑，并且西方经典研究方法不能证明任一文明(含逻辑)的合理性，但这也不是表明它是不合理的。因此，没有一种文明(含逻辑)在合理性方面是超越的，它们均不能被简单地拒绝和接受，都需要放在相应的文明中去研究。蔡曙山也认为不同的文明拥有其自身的逻辑，在其人类认知五层级理论中(图1)，将文化认知作为人类认知的最高层级。逻辑学的文化转向即认知的最高形式，是人类特有的认知，也表明不同的文明拥有其自身文化独有的逻辑。

图1 人类认知的五个层级

现今对于逻辑学第三次转向，即文化转向的研究还在进行当中，其相关的参考文献相对缺乏，或许正是因为文化转向正在途中，逻辑学的未来还需要解决更多有关于是否存在能真正跨文明说理的规则或跨文明论辩的逻辑。

四、结语

通过对逻辑学的三次转向，即数学转向、认知转向和文化转向的简述，本文梳理了逻辑学发展的走向，同时也在逻辑学三次转向中感悟到逻辑学自身的不断发展，逻辑学不再固守以往的成就，而在多学科、跨领域、跨文化的背景下发展。逻辑学的认知转向和文化转向在发展与交融中碰撞出新的火花，认知和文化深层次地影响着当代学者们去探索属于自身文化的逻辑。在文化绽放的时代，全世界并不一定共享同种逻辑，这是逻辑学未来发展的方向。

[1]马玉珂.西方逻辑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5.26.268.

[2]李夏妍，张敏强.认知逻辑研究概观[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5)：117-120.

[3]鞠实儿.论逻辑学发展的方向[J].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S1)：8-13.

[4][5]蔡曙山.认知科学背景下的逻辑学——认知逻辑的对象、方法、体系和意义[J].江海学刊，2004，(6)：23-30.

[6]蔡曙山，江铭虎.人类的心智与认知[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458.

[7]鞠实儿.逻辑学的问题与未来[J].中国社会科学，2006，(6)：49-54.

【责任编辑：周丹】

B812

A

1673-7725(2017)09-0192-04

2017-07-03

本文系贵州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资助“国内‘认知逻辑’发展述评”(项目编号：研人文2017024)的研究成果。

梁果(1992-)，女，贵州贵阳人，主要从事逻辑学、认知逻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