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章婧

摘要：本文分析了《墙上的父亲》试图揭示的人物暗疾，再从叙事批评的聚焦类型、叙述者形象和小说中的二元对立进行具体阐述，发现小说在塑造故事时由于视角时常混乱和弥散于文字之间的过强的作者的自我意识，使小说产生议论过多、故事的发展走向不甚合理的现象，这让小说在到达文学真实性这一点上仍有一定的距离。

关键词：鲁敏 《墙上的父亲》 叙事批评

作为写作者的鲁敏，以中国现实生活百态为写作的主要题材进行了大量创作。她的作品大多触及了人物内心的痛苦，一部分主要内容为揭示暗疾，表现其强烈现实性；另一部分则用于表现没有暗疾的人物的善良。描绘人心处于健康时的人与人关系的美好。《墙上的父亲》属于前一种分类。

一、企图揭示的暗疾

年幼丧父谓之孤，妇女丧偶谓之寡。《墙上的父亲》讲述的是父亲车祸死后。一个寡母带着两个孤女面对生活的重压努力生存的故事。贫困是母女三人最大的敌人和朋友，在过去的生活中，她们不断地对贫穷发起反击：母亲用市场捡来的鲜贝壳代替味精做出鲜美的豆腐汤，王薇学会了“搞”东西给家里偷来三两蔬菜水果，母亲用暧昧的手段勾引相好给家里带来一些便利，王蔷以物质主义为唯一标准进行的婚恋选择……这时他們对待生活的态度，就像对待骨头汤的态度，“把每个大骨头砸开，吸里面的骨髓，决不白白扔掉”，抓住每一根可能的骨头，争取利益的最大化。为了温饱和幸福的可能，她们露出狼狈样与生活抗争，攥住命运的喉咙来苦中作乐。当生活变得不那么困窘时，贫穷成为了她们的朋友，更准确地说是一种已经养成的惯性思维和挡箭牌。是一道心头的伤疤同时又是一种病态的勋章。这在母亲身上体现的最为明显，她不断怀念旧事，“对往事的追忆，如同差学生的功课，几乎每隔上一段时间，都要温故而不知新”。她一边要尽力争取利益最大化，一边为自己的行为感到可笑，常常会顾影自怜，心里因贫穷而产生严重的自卑和过高的自尊。她在要求女儿“出门办事，架子一定要搭好”的同时又在赴老温宴的时候故意不穿准备好的套装。这些细节和矛盾心理的细致描写使得作品变得真实可贵，展示了城市中最底层、最困窘的一类人的生活。

在故事中，母亲经常对墙上的父亲产生抱怨，王蔷常对父爱的缺失抱有怨恨，但王薇似乎从来不提起他。除了王蔷要把自己钱包里父亲的小相给她的时候。这正好引出了三个人身上的暗疾：母亲缺乏面对生活的一份从容，贫困窘迫的生活使她过分节俭，她因此把向父亲抱怨以及顾影自怜般的回忆旧事变成了一种自我放松自我安慰的方式。王蔷缺乏父爱并且极度渴望父爱，有“情感洁癖症”，因此她“天底下最讨厌”的人是拥有父爱的方甜。她会爱上四十四岁的油腻中年人老温，老温和女儿的亲昵举动对她来说即当头棒喝。相比之下，王薇的“吃癖”似乎是最好排解的，实际上却投影了最严重的问题：王薇缺乏的不是一个男人的爱，而是她从未得到任何“家庭安全感与满足感”，因此她把恐惧和空虚寄托在吃这件事上，寄托在偷东西的快感上和被人亲吻的刺激上。

二、叙事批评分析

作品用第三人称讲述故事，叙述视角大部分时候是王蔷的内聚焦型，以王蔷作为主要视角切入点。叙述者是干预的叙述者，会在文章中夹叙夹议，采用可靠的叙述者的手法。暗含着一种过去痛苦的既存性和未来幸福的可能性的二元对立。

（1）内聚焦型视角

选择王蔷作为故事的主要跟随视角是有考量的：王蔷的年龄既有些大人世故的成熟，又有些小孩的天真和不用负责，因此能把事件展示得相对真实、全面。她作为三人中年龄适中的那个，也是联系母亲、王薇情感的一条纽带。在作品中，有时候母亲会“脸对着长女王蔷。她总认为王蔷是有心计的，也是懂得她的”，躲开王薇和她讲话；有时候王蔷“与妹妹经常背着母亲聊天”，王蔷会说“今天的事，不要跟妈妈说……看医生的事，听你的好了”。王蔷掌握了家里两个人的信任，也似乎是两个人的依靠。她理解母亲，又爱护妹妹，假如换成是用母亲或王薇的视角来讲述故事，则可能会变得过于苦闷或过于幼稚，不利于展现复杂的主题。

但这个叙述视角不是纯粹单一的，有时候夹杂着一些复杂的、混乱的立场，比如有王薇视角的陈述“从这令人讶异、简直说不出口的小罪恶里，她（王薇）获得了莫大的快乐”。也有第三视角的人们的话：“人们闻得直打喷嚏：妈的，原来那家伙是在外面搞腐化，被撞死活该，还知识分子呢……也有些人喜欢那样谈论，带着了不起的悲悯：志不同道不合，难怪呀，听说他老婆很俗气的，没什么文化。嗨，也是场苦情戏！”作者本来完全可以借助王蔷的耳目和思想来表达这些文字。但是却没有选择使用更为圆满的处理方法。使得小说的视角偶有混乱，表现出此时作者写作技巧的不够成熟。

（2）干预的叙述者形象

小说中的叙述者形象是干预的，常常会出现夹叙夹议的文段和一些富有哲理意味的价值判断。如：“——有些往事就是这样，一个人时只会自斟自饮，成了苦酒；而一旦变成集体回忆，事情就滑稽起来、就会笑场。哈哈哈！她们相互取笑，毫无良心地添油加醋，并在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闹中迅速而愉快地失去对自己和他人的同情。”“好好睡吧，妹妹，醒来之后，你得自己去翻越你的山头，一个接一个的，生而为人，就得如此。但是，你要相信——你并不孤独，因为人人都孤独。你将会幸福，因为人人最后都学会了幸福，用他们所有的不幸作为学费。”这样的议论在本篇小说中是否应该出现？笔者认为有待考虑。

在表现边缘人民生活困苦、日子艰难题材的故事里，外加的议论很难把握分寸，很难与事件的沉重性形成比例。过轻就是隔靴搔痒漠不关心。歪一点又容易变成一种高高在上的同情。好像作者给自己贴了一个“善良”标签而后对人物指指点点。除了直接写出的议论，企图借助人物口中说出的话来议论则更难，说话的语言若不是按照人物的性格进行安排。就会相当于扼杀了人物使其失去生命力变成作者的传声筒，这对作品的完整性有极大的伤害。所以一个优秀的写作者，在表达故事时很重要的一点就是抑制自己一己的观念和意识。弥天盖地的个人议论，不管高超还是愚蠢，都会让故事本来具有的丰富内涵变单调，不利于向读者展现出故事自身的动人性。

同样是表现小人物生活状况的，卡佛的短篇小说则从来拒绝透露作者的情感倾向。《取景框》写的是双手残废的男人给一座毁于火灾的房子拍了照，房主让残疾的摄影者在家里简单招待了摄影者，买下这张照片并拜托摄影者给他拍了更多和房子的合照。除了房子被烧毁，读者可以从作品的细节中推知，房子主人的妻儿似乎也死于这一场火灾或至少是因火灾离开了房主，而火灾的原因是恶作剧的小孩把烟囱堵死了。和卡佛其他的作品一样，他的叙述声音和叙述的事件保持着克制的距离，用“洁白、洁白如雪，寒冷、寒冷似冰”的语言陈述着事件，甚至也没有直接透露房主妻离子散、失去房屋的最具悲剧性的关键事件点。这样子的客观叙述，在表述一个本身就已经具有冲击力和悲剧意味的故事时，简洁有力，更加合适。

相比而言，《墙上的父亲》这部小说中的议论不免显得多余。作者过多的干预的叙述，产生一种拖沓、矫揉、消解主题的负向作用，加上小说采用的可靠的叙述者的手法。读者会把叙述者的话语当做证据和权威，议论就更加会限制读者对原本故事做更多的思考和解读，作者声音对要达到的文学真实性起着阻碍作用。

（3）幸福与痛苦的二元对立

小说中未来幸福的可能性和过去痛苦的既存性的二元对立是存在的。本来这两者不应该存在对立关系，但在小说中，王蔷一家由于长期陷落在一个认为生活本质是“节俭、克制、过一种低于能力的生活”的状态中，将来或现在可能得到的幸福这一种存在也成为了一种对过去兢兢业业生活的冒犯。“打个程度最浅的比方，好比一个从小就没有机会吃羊肉的人，他对别人吃羊肉会感到好奇，但成长中的定势思维又使他固执地认为，羊肉是膻的，甚至看到别人大口吃羊肉也令他感到被冒犯。在心理与生理上产生激烈的反应……”一直被挂在墙上的父亲的遗像所代表的家庭不完整和父爱的永久缺席；母亲剪辑旧事的喜好；母亲与他人暧昧使邻居产生的想法和使王蔷形成的错误情感观；王薇的偷癖和吃癖……这些困苦窘迫的过去的客观存在和不可忘却与改变重重地压在王蔷一家人，特别是王蔷的身上。而面对王蔷工作后、王蔷投靠“成功人士”老温后生活变宽裕的可能，他们并没有最好改变的准备，母亲“严格要求她（王蔷）每月得存上绝大部分收入”，而王蔷感到了老温女儿和自己母亲在婚姻里的多余和拥挤，准备“做个远离幸福的人”。

这一组比较奇怪的二元对立之所以能存在，还是因为作者的观点里认为边缘人物幸福的可能很低，对立其实是他自我意志过分舒张、超过逻辑本身的产物。从很多地方可以看出作者对过去的痛苦有过于用力的描写。比如在第一章中已有了豆腐汤和排骨汤事件，第三章宴请时又回想起粉丝汤和新抹布事件，这样4个过高频率出现的有些过度和刻意的困苦生活实例佐证，使人物存在于挥之不去的过去生活的回忆中。这显露出作者组织材料能力尚不熟练，也表现了作者不相信人物有美好未来的想法。从全文的高度来看，也能发现通篇都有一种淡淡的压抑感，即使最后的救赎（王蔷与老温的婚姻）也没有让人解放，反而似乎越来越沉重：王蔷觉得有了老温女儿和自己母亲的婚姻太不美满。心中充满苦涩；K用精神分析法解释了王薇和王蔷作为的原因后王蔷感到非常不快，不準备接受；母亲的衰老日益明显；父亲的遗像重到拿不起来……作者有意地把所有希望都堵死了，结尾“光明的尾巴”里留下的全是不幸的伤疤。这样不放人物依照逻辑自我发展，不给予人物自我救赎的机会，而是一直控制人物的思想紧密编织，体现出一种过强的作者意识。这种作者的自我意识，也使得文章本来可以表现的，在长期的苦难中产生的难以疗治的精神性创伤这一具有真实性的主题，失去力量变成一种充满怜悯的呼喊，像是故意把伤疤呈现给人看借此想得到同情。叙述的高级质感大大降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