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是面向社会需求、建设世界一流大学与一流学科的必然要求。学科專业调整优化的服务需求导向，具体说就是服务的三个面向，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学科专业调整优化要有利于人才培养、有利于发展学校的办学特色，体现学校的办学水平，而更重要的是要逐步建立有利于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的体制机制。在行政主导学科专业设置的体制机制下，学科与专业成为了资源分配的依据，各个学科专业为了自身利益最大化，不断增设所谓“新学科”，导致学科与专业划分愈来愈细，数量庞大，学科与专业的封闭性极强，学科优化与交叉融合非常困难。因此，要逐步建立和完善市场主导的、面向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机制，促进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

关键词：“双一流”建设；一流大学；一流学科；学科专业；服务导向；办学特色；人才培养；交叉融合机制

中图分类号：G640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2-0717（2017）04-0004-06

收稿日期：2017-04-08

作者简介：李立国（1970-），男，山东滨州人，教育学博士，中国人民大学教育学院副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高等教育理论与管理、教育思想史研究。

教育部、财政部、国家发展改革委联合印发的《统筹推进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建设实施办法（暂行）》明确提出：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突出学科交叉融合和协同创新。在社会经济与科技发展进程中，学科建设需要改革，即学科专业需要不断优化调整，学科发展需要交叉融合和协调创新。

一、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学术导向与服务导向

学科专业是在社会发展中不断发展壮大的。从中世纪的“七艺”到现在成百上千个学科专业，都是高等教育不断适应和促进社会需求而发展新知识导致的学科扩展。进入20世纪，伴随科技进步和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学科专业也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发展，扩张的学科大部分为面向实际部门的应用学科与专业。对于这种变化，转折时代的高等教育专家给予了评价。1930年左右，亚伯拉罕·弗莱克斯纳明确批评美国的大学“正处在一种蒸蒸日上的、重实际胜于重理念的无序状态……美国的大学正变得越来越喧闹。我们的大学的确已增加了设施和机会；同时它们业已毫无必要地变得廉价、庸俗和机械。”他特别强调，许多新生的“专业”因其实用性价值而非知性价值涌入了大学：“说到专业科类，我认为法律和医学有明确的理由列入其中；有教派的宗教不能列人，因为它含有偏见；或许教育在很大程度上也不能列人；商业、新闻、家政‘学或图书馆‘学则当然不能列人……从历史上看，专业指‘学问高深的专业……专业是学术性的，因为它深深扎根于文化和理想主义的土壤。此外，专业的本性来自理智。”[1]赫钦斯在“高等教育的两难处境”一文中，开篇就提出“大学存在两个目标的冲突，一个是纯粹对真理的追求；另一个也是大学所公认的，就是为人民毕生的事业做准备。”[2]他认为，美国20世纪以来，以培养学生适应特定的职业为目标的新闻学、商学、图书馆学、社会服务、教育、牙医、护士、林学、外交、药学、兽医、外科和公共行政等学科得到迅速发展；大学的职业教育倾向带来了专业主义的困境、孤立主义的困境和反理智主义的困境。赫钦斯认为，大学的主要目标是探索高深的理论知识而不是做好职业准备。弗莱克斯纳和赫钦斯刚好处在美国大学发展的转折时期，敏锐地察觉到大学中专业设置的质变并作出符合当时情况的判断。在高等教育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学科专业设置也在发生着变化，经历了从少数精深的以古典学问为主的门类拓展到更多新领域、新知识，并因市场的需求等显而易见的原因，缺乏节制地把一些不够“高深”、缺乏“理智”价值的专业也吸收进来的扩张过程。历史地来看，弗莱克斯纳、赫钦斯等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但是其批评与预期却是不准确的。在高等教育大众化普及化的浪潮下，大学主要是实用的、职业的学科专业与学院的扩展，而不是理论学科的大规模发展，因为高等教育已经走出了“象牙塔”，成为社会大系统中的一个子系统，大学的主要任务除了探索高等知识外，还要服务社会发展。大学的基础学科，不仅包括人文学科的文学、历史、哲学、宗教学，还包括自然科学的基础学科（数学、物理、化学、生物）、社会科学的基础学科（经济学、社会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以上若干个学科是探索高深学问、理论性较强的基础学科，这些学科的发展主要遵循学术导向。其他大部分学科与学院，如工学、医学、法学、商学、教育、公共管理、新闻、建筑、艺术等，都是应用性学科，是在基础学科的基础上根据社会需求发展起来的学科与专业，他们的发展主要遵循社会服务导向。在现代大学，即使是基础学科，除了研究型大学承担着研究拓展高深学问的职能外，应用型高校的基础学科主要承担人才培养的功能，亦即培养本学科人才以及为应用学科提供教学支持。所以，在现代大学，研究型大学的基础理论学科仍然遵循学术导向的发展规律，研究型大学的应用学科专业和其他类型高校的学科专业宜遵循服务需求导向的发展规律。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调整优化的主要规则是服务需求导向而非学术导向，遵循的是社会需求逻辑而非学术学科逻辑。

二、服务面向与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服务需求导向，具体来说就是服务的三个面向，即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

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包括“一带一路”战略，中国制造2025战略、国家“十三五”规划、创建中国特色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哲学社会科学等。比如，过去为了发展西部，国家将重点高校布局到甘肃兰州；而未来，随着“一带一路”战略和西部大开发战略的实施，国家就可能将重点大学布局到新疆。随着“一带一路”的展开，我国需要培养相关的外语人才、外贸人才、工程技术人才等，需要开展对相关国家和有关问题的深入研究。

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就是面向社会一线需求调整学科专业。如果说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还应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調整优化学科，主要是做加法，即增加一些急需或者面向未来的学科专业，那么，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就是“调整”，是做减法为主，动态调整一批适应性不强、毕业生就业率低的专业，根据社会需求调整一批专业并进行优化，使其符合经济社会发展需求。这种“舍弃”的做法在国际上的著名大学中经常发生。比如，斯坦福大学原有一所建筑学院，在全美建筑学院排名前10～12位，享有较好声誉，但该校1969年撤销了建筑学院。其理由有三：一是建筑学院规模很小，要开设一个大型建筑学院必须至少同时发展建筑学、土木工程等4个专业，投入很大，而当时美国建筑行业的就业情况并不理想；二是通过评估发现，为了使该学院达到斯坦福大学所有专业排名都居于前5位的标准所付出的代价太大；三是其邻校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已有一所美国顶尖的建筑学院。

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就是根据世界科技发展趋势，适时地发展某些学科专业。如早在20世纪40年代，美国航空工业开始形成独立系统，普林斯顿大学工学院的领导者就预见到航空工业将会大大不同于传统工业，于是邀请航空界知名专家丹尼·塞尔进行专项调查研究，并建议成立航空学系。普林斯顿大学充分利用原先基础，将实践经验丰富的工业专家和理论人才进行科学整合，并一开始就确定了宏伟的发展目标。至今，该校航空学系一直被评为全美顶尖的航空学系之一。

三、办学特色与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在我国高等教育急剧扩张、高校发展过于注重攀升层次以及高校办学趋同化严重的情况下，高校办学特色日益引起有识之士的关注。但在谈到办学特色时，许多人把它等同于企业发展法则的“人无我有，人有我优，人优我强”。这句话是企业竞争的法宝（如浙江省许多企业靠生产纽扣、领带等单一物品而成为大企业），但并不适用于大学。高等教育有其自身的发展规律，如果把办学特色等同于“人无我有”，那么别人都不办的专业，你办这个专业又有何意义呢？培养的人才又在何处就业？大学不同于企业，也不同于科研院所。企业可以靠生产经营一种产品发展壮大，科研院所可以以一个学科专业为研究方向，但是大学却不能只办一两个专业。在欧洲的德国、法国，虽然科研院所研究实力很强，但他们都必须与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因为大学具有多学科的学习条件和学校文化的氛围，而研究所却无法满足上述要求。大学不是单纯的研究机构，大学的核心任务是培养人才，教学科研都是为这一核心任务而服务的。所以，欧洲的德国、法国等国的科研院所虽然科研实力很强，但并不允许招收研究生，因为它们缺乏大学的多学科的氛围，难以给学生进行合理的知识与能力培养，所以它们只能与大学联合招收研究生。大学的中心任务是培养人才，而培养人才需要合理的知识结构与学术氛围，这一点正是大学与研究机构的重要区别。

世界高水平研究型大学是共性与个性的统一。共性包含的内容是高等教育内在规律的反映，是办学所需的共同基础，是最一般性的东西。我们注意到，世界一流大学中有些大学学科并不齐全（如普林斯顿大学没有法学院、商学院、医学院），也有一些规模较小但实力超强的大学（如普林斯顿大学、加州理工学院、巴黎高师和伦敦经济学院）。但这只是少数个案，并未反映出其共性的方面。当然，不同的学校会有自己的特色，但特色是建立在一般的基础之上的。上海交通大学高教所曾对30所世界著名大学的学院设置频率进行了分析，发现有8类学院的设置频率超过50%，依次为：理学院（100%）、文学院（96.7%）、工学院（83.3%）、商学院（83.3%）、法学院（73.3%）、医学院（70.0%）、教育学院（50%）、建筑学院（50%），充分反映了这些学院设置的普遍性[3]。自人类步入工业社会之后，教师、医生、工程师、工商业管理者及律师、法官成为社会需求量最大的职业，这些职业的兴起与发展极大地推动了高等教育学科专业设置的发展与创新。到了二战之后，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成为大学的五大专业学院。从20世纪80年代起，《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周刊每年都对全美高等院校分门别类地进行排名，并对工学院、商学院、法学院、医学院、教育学院这五大专业学院进行排名。

特色是学校生存和发展的重要条件之一，但决不是充分条件。不同的学校会形成不同的特色，但特色是建立在一般共性范畴之上的。办学特色并不是商业竞争中的“人无我有”，并不等同满足于填补学科专业的空白，并不意味着只发展优势学科。特色化与学科入主流并不矛盾，与学校的综合化并不冲突。特色化的关键在于：同样的事情，我们能做得更好。创特色不只是在竞争中出奇制胜，关键是如何通过特色化战略发展学校的综合实力，解决学校生存与发展的长远重大问题。

四、人才培养与学科专业调整优化

培养人才单靠优势学科是不完全可行的，而必须有比较齐全的学科设置。从人才培养的角度看，在科技迅速发展、知识更新速度加快、人才流动越来越快的情形下，一专多能、综合知识和素质强的人才能更好地适应时代不断变化的要求。因此，大学的人才培养目标应该转向培养综合素质高、知识面广、自主学习能力强的人才，而专业化学科布局的大学局限于较少的学科领域，培养的人才知识结构单一、适应面窄，迁移适应能力较差。为了培养时代所需要的人，大学应以综合化或者多学科为主。学校的多学科发展不仅有利于培养高质量的人才，同样也有利于学校整体研究实力的提升。从学科发展的规律看，现代科学发展呈现出越来越综合化的趋势，同一学科群之间存在着较强的联系，不同学科群之间也存在联系。大学综合化能为各种学科相互促进、共同发展创造条件，为大学的科研发展特别是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奠定良好的知识基础。但是，高等学校的综合化并不意味着学科越多越好，同时也不意味着只发展个别优势学科。大学需要合理的学科结构和较宽的学科专业范围，而其中，应有相应数量的学科达到较高水平。同时，大学的学科设置也有边界，并不是规模越大、学科越齐全就越好，因为学校的资源是有限的，有些学科之间的相关性并不大，特别是在信息技术发达的情况下，大学可以利用外校力量弥补自己在某些学科发展上的不足。

美国的研究型大学并非都是综合性大学，比如以理工为主的麻省理工学院（MIT）、加州理工学院（CalTech），以生物医科为主的洛克菲勒大学（Rockefeller University）、旧金山加州大学（UCSF）。但是，多数规模比较大的研究型大学的确都是综合性大学。美国的研究型大学通常按照学科划分设置若干学院。根据学科和学位的性质而论，这些学院的定位不尽相同。一般说来，这些大学中的学院分为三个层次：第一层次是基础学科所在的学院。基础学科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三大分支，它们构成综合性大学中的三大学科支柱。自然科学的主体是数学、物理、化学、生物学；社会科学的主体是经济学、政治学、社会学、心理学；人文学科的主体是文学、历史学、哲学。通常，三者合在一起构成文理学院。第二层次是四大关键职业学院：工学院、医学院、商学院和法学院。工学院既招本科生，也招研究生；医学院和法学院只招研究生；不少商学院只招研究生，而另一些商学院招少量本科生。这四类专业学院（professional school），一般称为“职业学院”。第三层次是其他职业学院，包括建筑學院、新闻学院、教育学院、公共管理学院、国际关系学院、公共卫生学院、农学院、美术学院、神学院，等等。在美国的大学中，基础学科和实用学科的关系大致上就是文理学院与职业学院的关系。美国研究型大学的学科布局特征并不是所有学科齐全，面面俱到。它们的共性是基础学科的主体齐全，即研究型大学可缺少任何职业学院，但作为学科主干的文理学院中的自然科学、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这三大支柱不可有任何一支示弱。麻省理工学院、加州理工学院虽然以理工为主，但都有一个精干的人文学科与社会科学[4]。

建立研究型大学，拥有高水平的人文学科、社会科学中的基础学科以及自然科学中的基础学科是必要的。如香港科技大学基本上是模仿麻省理工学院的模式，共有四所学院：理学院、工学院、人文社科学院以及管理学院。该校虽然被称为科技大学，但也拥有人文社会科学院。我国建设“双一流”的大学在学科调整优化中，应该重视基础学科的建设，这既是人才培养和探求高深学问的基础，也是发展其他应用型学科与专业学院的基础，更是建成高水平一流大学的基础。同时，大学的学科专业就像是一个生态有机体，既有鲜花，也有灌木，还有高大的乔木，它们互相和谐生长，构成一个有机生命体。同理，优势学科的人才培养离不开相关学科的支持，不可能只是孤零零地办好一两个优势学科就能实现一流的目标。要以一流学科建设引领健全学科生态体系，带动学校整体发展。

五、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

现代社会，人们越来越清楚地认识到自然、社会和人本身的整体性。但在科学研究中，无论哪一门科学、无论哪一个学科，都只是对这一整体中局部现象的研究。高校科研与教学是以学科的研究还是以问题的研究为起点？高校内部的分类必然以学科为基准，这是高校学科建设的根基，也是高校学科发展的必然要求。但是，问题的研究具有极为广泛的学科综合性，是以问题本身的需要来组织不同学科的研究。问题的研究不是按照学科体系而是按照社会发展需要提出来的，其本身具有综合性，这就决定了它有着跨学科的属性。问题的研究不按学科的边界设定研究范围，不仅研究过程是跨学科的，而且还会产生一些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边缘学科、交叉学科和新兴学科并不产生于学科的研究中，而是由问题的研究的综合性和模糊性的特点发展而来的。

学科发展是在不断突破原有学科边界，与其他有关学科专业不断交叉融合的过程中而进步的。学科之间的发展是相互关联的，许多学科是在交叉融合过程中不断演化的。每个学科都需要其他学科支撑，不能离开其他学科而单独发展，否则，其发展也将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学科调整优化既要继续支持传统优势学科的发展，又要大力促进学科的交叉和融合。大学的学科是相对固定的，但是要解决的重大问题却常常是综合和跨学科的，学科的最前沿也常常是跨学科的。从全球范围看，原创成果大都是学科前沿和学科交叉的结果，如果只在传统学科方向内研究，将无法产生真正意义上的学术和技术原创成果。20世纪以来，知识结构不断变化，传统知识逐步被新兴知识取代或补充。交叉学科是学科知识高度分化和融合的体现。最近25年，交叉性的合作研究获得诺贝尔奖项的比例已接近50%。新旧知识的不断演化，反映到学科结构上，就是有些学科取得快速发展，而另一些学科逐渐被弱化。美国的学位统计划分为7大研究领域，除了传统的6个领域之外，2013年归为“其他领域”的博士学位比例高达66.0%，硕士学位比例为25.7%。这反映了美国新兴学科、交叉学科的发展情况[5]。

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要有利于学科交叉融合发展，有利于新学科的建立。为此，学校建设学科就不仅仅是建设优势学科，而是要面向国家重大战略需求、面向经济社会主战场、面向世界科技发展前沿，围绕优势学科，建设学科群，突破现有学科的边界特别是学科专业目录的边界。学科划分要努力做到“分类”但不“分割”，根据人才培养和研究问题，保持学科之间的连通性。例如，芝加哥大学是一所十分强调发挥学科整体作用的大学，其社会科学各学科之间相互支持，注重开展多学科的共同研究，并取得了杰出成就，所以“芝加哥学派”世界闻名。芝加哥大学的社会学研究与政治学、教育学、经济学结合，形成了城市社会发展理论，开创了城市社会学。同一时期，梅里安（C.E.Merriam）提出“新政治科学”概念，强调用心理学、社会学和统计学的概念和方法，使芝加哥大学成为政治学的学术中心。芝加哥大学经济学系诞生了24位诺贝尔和其他经济学奖得主，强大的经济学也为法学学科的发展创造了良好条件。以科斯（R.H.Coase）和波斯纳（R.A.Posner）为代表的芝加哥学者将经济学的理论和经验方法全面运用于法律制度分析，从而使法律经济学成为新兴学科[6]。

六、建立促进学科专业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的机制

美国高等教育专家伯顿·克拉克曾提出过著名的“学术、政府、市场”的高等教育发展的三角模型。哪种模式更有利于学科发展呢？从历史与比较的角度看，市场导向的学科发展模式更有利于学科的不断调整优化和交叉融合。

德国柏林大学的讲座教授制度确立了教授的绝对主导地位，是学术主导教学、科研与学科的制度设计。讲座教授围绕某一知识分支建立，由一位导师带领年轻教师和几个学生，形成了小而精、师徒式的精英教育模式。教授的绝对权力会导致学术权威垄断学科领域的危险。柏林大学模式对学术权威的强烈屈从，容易使讲座成为教授的“个人领地”[7]。由于一个学科只能有一个教授，而教授的地位又难以撼动，这就逼迫后辈学者为了获得教授职位而只能努力开辟新的研究领域。柏林大学的生理学、卫生学、精神病学等学科就是这样创造和发展起来的。日本在近代学习德国的讲座教授制度，导致了学科的不断分化和教师研究的碎片化、封闭性。特别是日本高校的文科专业设置较为广泛，而其研究领域却往往由于划分过细或偏于冷门，实用性较差。2015年6月，日本文部科学省发布的《国立大學法人等组织及业务全面检讨通知》（以下简称“通知”）指出，人文社科专业的“合理化”方式是面向社会需求进行重组或裁撤。该“通知”中明确指出对法学院的改革方向是，“法学院应立足于公共政策规定，充分考虑学生的选拔和司法考试过关率等，控制入学人数，以提高教育质量为目标，充实受教育者的法律知识，扩大法官的职务范围，灵活运用高质量的教育资源。与此同时，对司法考试合格率较低、无法保证教学质量的法学院予以废止或合并重组。”在合并或裁撤人文社科专业的同时，该“通知”指出，对理工科专业的改革方向是：应充分发挥研究者的独创性，最大限度整合资源环境，具备开拓新知识的挑战精神，力争向整合细化专业知识的“综合性”、联系多种学科的“融合性”以及超越国内研究的“国际性”方向转化。“通知”还强调，“为了培养技术水平高、经营能力强的专业人才，应立足于‘理工科人才养成战略，以研究生院为中心强化教育机能。”[8]这表明，日本此次改革就是要强化学科的综合化与交叉融合，强调要面向社会需要而不是学术本身诉求来设置学科专业和培养人才。

在行政主导的学科专业设置的体制机制下，学科与专业成为了资源分配的依据。各个学科专业为了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为了得到更多资源，招收更多学生，招聘更多教师，并在评聘职称中占据更多指标，都在不断向外分化，导致学科专业不断扩张，学科与专业划分愈来愈细致，数量庞大。同时，各个学科与专业画地为牢，自成一派，不允许他人染指，学科与专业的封闭性极强，从而导致学科优化与交叉融合非常困难。

只有市场主导的、面向社会需求的学科专业设置机制才可能打破学科的固有利益，促进学科优化与交叉融合。首先，面向市场与社会的学科与专业设置是面向实际问题与需求的、而不是由学术力量或者行政力量单方面主导的，学科发展以问题为导向，不同学科、不同专业可以围绕问题进行组合，在组合过程中自然会产生交叉融合。其次，资源配置是由问题所决定的，如果学者固守没有社会需求的学科与专业，得不到资源支持，也就在高校发展不下去，自然会考虑转变研究领域，由此带来学科的优化调整。与此同时，社会和学校评价一个学科与专业，不是看是不是非得设置这个学科点，而是看这个学科点是否有必要开设，是否有社会需求和发展优势，不是因人设置学科与专业，而是根据需要设置学科与专业。

学科专业的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是面向社会需求、建设一流学科的必然要求，不仅需要从人才培养、办学特色等角度考虑如何进行优化和交叉融合，更需要考虑如何建立完善调整优化与交叉融合的机制。

参考文献

[1] [美]弗莱克斯纳.现代大学论[M].徐辉，陈晓菲，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 2001：23

[2] [美]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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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钱颖一.谈大学学科布局[J].清华大学教育研究，2003（6）：1-11.

[5] 黄海军，李立国.如何优化我国研究生教育学科结构[N].光明日报，2016-04-05（13）.

[6] 杨玉良.关于学科和学科建设问题的认识[J].中国高等教育，2009（19）：4-7.

[7] 崔乃文.回应“洪堡神话”：德国大学现代科学辉煌的组织适应机制分析 [J].复旦教育论坛，2016（6）：99-105.

[8] 李文英，陈元元.抑文扬理：日本国立大学课程改革新动向 [J].比较教育研究，2016（10）：53-58.

（责任编辑 李震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