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林昆

元、明乐律学家地理分布研究∗

石林昆

元、明时期迎来了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的高峰。元代乐律学家除鲁明善外，全部出自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从而形成了 “南高北无”的地理态势，这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明代由于王廷相、何瑭、朱载堉高质量乐律学著作的 “横空出世”，使河南一跃成为全国乐律学研究中心。南方乐律学研究的繁荣，则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也有了更为充分的发展，进而可以将明代乐律学研究的地理态势归纳为 “南北均衡”，这一 “南北均衡”的态势又为清代以京师和江南为中心的这种 “南北两极”的格局埋下了伏笔。

乐律学；音乐地理学；地理态势；南北均衡；

地理学的主要研究对象为 “地方和区域”，作为人文地理学重要分支的文化地理学，其研究宗旨是从文化的角度来关注与分析 “地方”的形成机制。作为文化载体的艺术，其门类和范畴又各不相同，其中与地理环境关系密切的音乐，学界对 “音—地—人”关系的研究一直没有间断①，进而成为考察音乐文化与地理空间关系的重要研究视角。［1］在 “时空”视角的影响下，作为文化地理学分支学科的音乐地理学与音乐史学相互借鉴，在分析音乐史料时增加 “地方”维度，不失为一种尝试②。缪天瑞先生在 《律学》第三次修订版中，将中国律学史划分为四个时期，“三分损益律”的发现时期、探求新律时期、“十二平均律”的发明时期、律学研究新时期。［2］作为“探求新律时期”末尾的元代以及 “十二平均律”发明时期的明代，在乐律学家与乐律学著作两方面较之前代都有明显的增长，为探索元、明时期乐律学研究的分布格局提供了可能。本文借鉴人才地理研究的基本方法，运用地图语言，揭示元、明时期乐律学研究地理空间秩序的分布格局，同时也是元、明时期音乐人才地理研究的一个初步尝试。

一、元代乐律学家籍贯分布复原与地理分布格局

对元代乐律学家籍贯复原①葛 剑雄认为在人才地理的研究中 “存在人才籍贯统计的指示意义的局限”，如忽略了生长地对人才的影响，但学界还是采用按照籍贯这一手段来进行定量分析，因为在做统计之前，须划定一个标准，进而才能得出较为明确的指向。，《四库全书·经部·乐类》（以下简称 《四库》）、钱大昕 《元史艺文志》［3］以及 《中国音乐书谱志·音乐理论、历史·律吕》（以下简称 《书谱志》）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较为详尽的资料。其中，《元史艺文志》中文献11篇，《四库》中元代文献3篇，《书谱志》中元代文献3篇。元代开始我国实行省 （行省）、路 （府、州）、县三级地方行政制度，至元二十七年 （1290），元廷在全国范围内调整行省建制，除中书省直辖山东、山西、河北等地以外，全国分置十个行省，即岭北、辽阳、河南、陕西、四川、甘肃、云南、江浙、江西、湖广。［4］结合元代政区单位，按照作者籍贯列表如下②表中数字前一个为乐律学家数，后一个为乐律学著作数。：

1.江西行省南昌 熊朋来《瑟谱》直辖路府州3/3吉安路安福 刘瑾 《律吕成书》安福 彭丝 《黄钟律说》

（续表）

经过上表中对乐律学家的逐一统计，最终能确定省籍的乐律学家共计11人，只有 《元史艺文志》所载苗彦实1人无确切籍贯可考，有籍贯可考者占到总数的91.67%；乐律学著作共计13部，其中能明确作者籍贯的12部，占总数的92.3%。依托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至顺元年 （1330）元代十一省区的具体情况进行定位，绘制图1：

图1 元代乐律学 （乐律学著作、乐律学家）地理分布图

在确定省籍的11位乐律学家中，分布于3个政区单位，北方只有西域鲁明善1人。鲁明善是元代著名的农学家，著有 《农桑衣食撮要》一书，曾任靖州路、安丰路达鲁花赤，其长期生活在淮河流域。元代江浙行省所辖范围包括了今江苏长江以南，浙江、福建两省，以及江西的部分地区，这一区域所出乐律学家7人，占总数的63.63%，而江西行省所出乐律学家3人，占总数的27.27%。元代可以确定州府籍贯的11人中，分布于8个路府州，吉安路3人、福州路2人，其余路府州均为1人。在乐律学著作方面，江西行省所出3部，江浙行省所出8部，下辖只有福州路出乐律学著作3部，其余均为1部，由此可见元代乐律学家、乐律学著作集中分布在江西和江浙两省，形成了元代乐律学的研究中心。这种地理格局特征可以概括为“南高北无”，这一特征的呈现是中国古代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

二、明代乐律学家籍贯分布复原

对明代乐律学家籍贯复原，《四库》、《四库全书·经部·乐类存目》（以下简称 《四库存目》）、《续修四库全书·经部·乐类》（以下简称 《续修四库》）、《明史·艺文志》以及 《书谱志》是目前为止所能见到的较为详尽的资料。其中，《四库》中明代文献3篇，《四库存目》中明代文献26篇，《续修四库》中明代文献8篇，《书谱志》中明代文献40篇。明代历史上出现过15个布政使司，其中洪武时期设置了13个，永乐元年 （1403）改北平布政司为京师 （或称北直隶），永乐十二年设置贵州布政司，永乐五年至宣德二年 （1427）一度设置交趾布政司，宣德三年至明末则一直稳定在13布政司，加之北京与南京，明代中后期共有15个高层政区。［5］在复原中，结合明代政区单位，按照作者籍贯列表如下：

1.京师 （北直隶） 4/5真定府1/2 南宫 刘濂 《乐经元义》《九代乐章》杨继盛 《拟补乐经》容城保定府3/3王正中 《律书详注》安肃邢云路 《古今律历考》

（续表）

（续表）

（续表）

经过上表中对乐律学家的逐一统计，最终能确定省籍的乐律学家共计47人，另有潘岱、乐和声、王朝玺、邵储、王思宗5人无确切籍贯可考，有籍贯可考者占到总数的90.38%；乐律学著作共计92部，其中2部作者未知，6部作者籍贯未知，能明确作者籍贯的84部，占总数的91.3%。明代乐律学家与乐律学著作地理分布复原，我们依托 《中国历史地图集》所绘万历十年 （1582）的明代版籍的具体情况进行定位，绘制图2：

图2 明代乐律学 （乐律学家、乐律学著作）地理分布图

在乐律学家方面，排在前四位的省份全部出自南方，依次是南京 （10人）、福建 （7人）、广东（5人）、浙江（5人），其中南京占总数的21.27%，福建占总数的14.89%，广东、浙江分别占总数的10.64%，四省合计27人，占总人数的57.41%。而京师 （4人）排名第5位，占总人数的8.5%。从十二个所出乐律学家的省份来看，北方只有京师、山东、河南、陕西四省，人数占到总数的27.66%，而南方的南京、福建、广东、浙江、江西、湖广、广西、云南占到总数的72.34%，南北方乐律学家比例超过3∶1。

将明代乐律学家的地理分布细化到各省内部的州府上，可以更为细致地观察这一地理态势。明代可以确定州府籍贯的47人分布于32个次一级行政单位。具体来看，北方仅有7个州府有乐律学家分布，所出乐律学家13人；南方在州府数量上高出北方将近3倍，且25个州府出乐律学家34人。从全国各州府所出乐律学家的数量来看，前十位的州府分别是兴华府 （4人）、广州府 （3人）、西安府（3人）、保定府 （3人）、苏州府 （2人）、常州府（2人）、东昌府 （2人）、怀庆府 （2人）、绍兴府（2人）、泉州府 （2人），其余各州府均只出1人。前十位中，西安府、保定府、怀庆府、东昌府出自北方，其余各州府均出自福建、广东、南京、浙江四省。由此可以看出，南北方不仅在人数上有所区别，同时南方在密度上也略高于北方。就北方而言，西安府 （3人）、保定府 （3人）、怀庆府 （2人）、东昌府 （2人）四地占北方乐律学家总数的76.92%，可以看出北方乐律学家基本分布在孤立的几个州府。南方的情况却又不同，其中南京多出于苏州府 （2人）和常州府 （2人），福建则多出于兴化府 （4人）和泉州府 （4人），广东则多出于广州府 （3人），浙江多出于绍兴府 （2人），其中江西、湖广则较为平均地出于饶州府 （1人）、广信府 （1人）、抚州府 （1人）、武昌府 （1人）、黄州府 （1人），广西、云南这样的西南地区也出现了乐律学家。由此可见，南方乐律学的发展在广度上已经大大超越了北方。

在乐律学著作方面，排在前三位的依次是河南（18部）、福建 （13部）、南京 （13部），其中河南占21.43%，福建、南京各占15.48%，三省合计44部，占总数的52.38%。北方四省共出著作33部，占总数的39.28%，南方八省则出著作51部，占总数的60.72%，南北方比例约为3∶2。这一比例较之乐律学家的比例有比较大的提高。

具体将明代乐律学著作的地理分布细化到32个次一级行政单位 （州府）上来看，北方7个州府出乐律学著作33部，南方25个州府出乐律学著作51部。从全国各州府所出乐律学著作的数量来看，排在前十一位的分别是怀庆府 （17部）、漳州府（6部）、西安府 （5部）、兴化府 （5部）、保定府（3部）、宁国府 （3部）、东昌府 （3部）、饶州府（3部）、广信府 （3部）、绍兴府 （3部）、广州府（3部），其他州府均在2部以下。前十一位中，怀庆府、西安府、保定府、东昌府出自北方，其余各州府均出自福建、南京、江西、浙江、广东五省。就北方而言，怀庆府 （17部）、西安府 （5部）、保定府 （3部）、东昌府 （3部）占北方乐律学著作总数的84.84%，可以看出北方乐律学著作的分布较为集中，且怀庆府异军突起。南方的情况却又不同，其中南京多出于宁国府 （3部）、苏州府 （2部）、常州府 （2部）、扬州府 （2部），浙江多出于绍兴府 （2部），江西多出于饶州府 （3部）、广信府 （3部），湖广多出于黄州府 （2部），广东多出于广州府 （3部）和琼州府 （2部），福建多出于漳州府 （6部）、兴化府 （5部），最少的则为泉州府 （2部），西南地区的云南则出于临安府 （2部）。由此可见，南方在较为平均的分布态势下，个别州府较为突出。

由此可见，南方虽然所出乐律学家、乐律学著作的数量远超北方，但是在乐律学著作方面北方的实力大大增强，形成了 “南北均衡”的地理态势，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就在于怀庆府朱载堉大量高水平乐律学著作的问世，由于朱载堉的出现，将元代北方无乐律学成果的态势完全改变。

三、明代乐律学家地理分布格局

向燕南在 《中国史学思想通史·明代卷》中提出：“从明洪武元年迄明正德，约140年左右，为明代的前期，这个阶段又可划分为两段，其中，以洪武、建文、永乐、洪熙、宣德等数朝为第一阶段，约67年。……第二阶段包括正统、景泰、天顺、成化、弘治等数朝，约70年。……从正德至明亡的100余年的时间，为明代史学思想发展的后期。”［6］基于上述三阶段的讨论，结合乐律学家的籍贯与生活年代，列表如下：

所处阶段 年号 南方 北方第一阶段 永乐 张敔第二阶段 成化 李文利弘治 湛若水 王廷相正德 季本、黄佐、蔡宗兖、周瑛、李璧 刘濂、韩邦奇嘉靖李文察、倪复、许珍、吕怀、孙应鳌、韦焕、唐顺之、王圻、柯尚迁王邦直、杨继盛、吕柟第三阶段隆庆 潘应诏万历瞿九思、邓文宪、张敉、何栋如、李之藻、梅鼎祚、郭良翰、黄居中、黄汝良、葛中选邢云路、张凤翔、朱载堉、何瑭、史记事崇祯 袁应兆 王正中

从上表中可以看出，正德、嘉靖、万历三朝所出乐律学家最多，同时南方多于北方，这与明后期的启蒙思潮及乐律学家地理分布态势是密切相关的。明代乐律学的发展首推怀庆府朱载堉，他被誉为东方文艺复兴呼唤出来的 “文化大师”［7］，其“新法密率”成果的获得，与何瑭的启发以及与历学家邢云璐交游，对刘濂、王廷相、韩邦奇、杨继盛乐律学成果的评价与吸收，促成了北方乐律学家群体的形成。在南宋后全国经济、文化重心南移的情况下，扭转了元代 “南高北无”的局面，形成了与明代经济、文化中心的重合。南方则以黄佐、李文利、季本、倪复、湛若水、李文察等为代表，显示出南方乐律学研究的群体优势。

（一）河南乐律学中心的形成与华北发达区

根据本文的统计，河南共出乐律学家3名，在全国仅排在第6位，而河南一省出乐律学著作18部，怀庆府出著作17部，不仅在全国高居榜首，且高出第二名漳州府2倍之多，这种巨大的优势显示了其作为明代乐律学研究中心的实力。怀庆一府所出乐律学著作占到全国有籍贯可考乐律学著作总数的20.23%，也就是说，大约每5部著作就有1部是出于怀庆府的。怀庆府作为内陆欠发达地区的一个标本，农业、手工业和商业的相对稳定，为人才的培养提供了一个较为合适的环境，在明代迎来了社会经济发展的一个重要时期。［8］

河南乐律学中心的形成应归功于朱载堉，其所著 《律吕精义》《律学新说》《律历融通》等著作都是中国古代乐律学的巅峰之作，其 “新法密率”的理论创建成为中国古代乐律学乃至世界乐律学理论的高峰。何瑭作为军籍家庭中的第一位进士［8］55，对怀庆府的人才培养起到过十分重要的影响。何瑭与朱载堉的关系，学界亦有争论，其中戴念祖认为是 “内兄”［9］， 王敏则认为是“岳父的祖父”［10］。朱载堉在 《进历书奏疏》中提出：“瑭亦尝著阴阳律吕之说，名曰 ‘管见’。臣性愚钝，嗜好颇同。忝居桑梓，复与瓜葛，静居多暇，读其书而悦之。探索既久，偶有所得。”［11］又在 《律学新说》中提出：“今按 《汉志》，度本起黄钟之长，则黄钟之长即是一尺。所谓长九寸，长八寸十分一之类，盖算家立率耳。何氏此论，发千载之谜，破万古之惑。”［12］从朱载堉的表述可以看出，无论是 “内兄”还是 “岳父的祖父”，何瑭对朱载堉的乐律学研究产生过影响这一点是可以肯定的。王廷相，明代著名文学家、哲学家，与何瑭针对哲学问题有一次激烈辩论［13］，而王廷相的乐律学研究主要体现在《律吕论十三首》《与范以载论乐书》《与韩汝节书》《答何粹夫二首》中。王福利认为：“王廷相对音乐领域的学术探索并不是一种个人的、孤立的活动，他与当时著名的学者韩邦奇、何瑭等人共同讨论、研磨，因而其音乐思想在当时也具有一定影响力。”［14］综上，随着王廷相、何瑭、朱载堉乐律学成果的相继问世，使得怀庆府乐律学研究地位得以凸显，使河南成为元代以后在北方地区凝结形成的第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中心。

以怀庆府为龙头，虽然分布较为零散，但提升了整个华北地区的乐律学研究实力。在乐律学著作方面，其中真定府2部、保定府3部、莱州府2部、东昌府3部、西安府5部，虽只占全国乐律学著作的17.85%，但其中不乏有学术质量的佳作。其中，京师刘濂在 《乐经元义》中所提 “六调旋宫”及其 “四清声”的研究，“无疑可以作为自汉代京房以来历代律家探索三分损益律条件下完满旋宫的又一次有益的实践”［15］。古稀之年的朱载堉为邢云璐的 《古今律历考》作序，“可以想见一对老友，夜深忘倦、两相携手，散步中庭、仰窥玄象的情景”［16］。杨继盛师从韩邦奇，杨继盛 “覃思律吕之学，手制十二律，吹之声毕和”，韩邦奇 “尽以所学授之”［17］。由此可见，华北地区作为明代的政治中心，不仅成为乐律学研究的发达区域，同时还产生了怀庆府这样一个全国性的研究中心。

（二）江浙发达区与东南地区的普遍发展

明代所出乐律学家最多的为南京 （10人），乐律学著作13部，排名第2位；而浙江 （5人）排名第3位，乐律学著作 （6部）排名第5位。两省的乐律学家均主要分布于以太湖流域为中心的长江三角洲地区，即今天的苏南浙北地区。这里是明代乐律学家分布最多的一块区域，也就是我们所说的江浙发达区。其中南京下辖州府中所出乐律学家，苏州府2人、常州府2人，凤阳府、扬州府、应天府、宁国府、庐州府、松江府均为1人；著作方面，宁国府3部、扬州府2部、苏州府2部、常州府2部，凤阳府、应天府、庐州府、松江府均为1部。浙江下辖州府中所出乐律学家，绍兴府2人，宁波府、杭州府、温州府均为1人。著作方面，绍兴府3部，宁波府、杭州府、温州府均为1部。两省合计15人，占乐律学家总数的31.91%；著作共计19部，占总数的22.61%，这一数据较元代相比，有所下降，这与河南乐律学研究中心的形成有一定的关联。但是，江南经济富庶，加之教育发达，书院文化繁盛，因此乐律学家在州府的分布，较之元代更为宽泛。江浙发达区中，许珍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①［明］许珍在 《律吕新书分注图纂》中认为蔡元定 《律吕新书》“明白渊深，缜密通畅，固无毫发之可议矣”。参见许珍：《律吕新书分注图纂》，《四库全书存目从书》经部第182册，齐鲁书社1997年版，第607－608页。、蔡宗兖 《蔡氏律同》都对蔡元定《律吕新书》表达自己的观点。倪复所撰 《钟律通考》则是迄今为止所能见到的最完整的钟律著作。［18］季本在 《乐律纂要》 中对 “二变”“候气”等问题都提出了自己的观点，而李之藻更是明确采用了朱载堉的方法来定律。②戴念祖指出：“李之藻曾遵循朱载堉方法定律。清初应撝谦 （1615—1683）著 《古乐书》中写道：‘近时振之李氏推定，凡律、九分其律之长，以其一为之内周，而用勾股求弦即得外周；二十分其律之长，以其一为之外径，用弦求勾股之术即得内径。自谓使一人吹黄钟，一人吹林钟，其声相合。’这种定律法正是来自朱载堉。”参见戴念祖：《朱载堉——明代的科学与艺术巨星》，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237页。

与北方乐律学研究较为集中的态势有所不同，南方的发展却不仅仅局限于江南，明代全国人才分布的总体形势是南方强于北方。其中，福建所出乐律学家7名，广东5名，分别排在全国的第2位和第3位，两省合计13人，占全国总人数的27.65%，乐律学著作方面，兴华府5部、泉州府2部、漳州府6部、广州府3部、琼州府2部、惠州府1部，形成了在全国范围内仅次于江浙地区的乐律学家分布密集区。江西在明代同样也是文人聚集的区域，所出乐律学家虽不及福建、广东，但饶州府3部、广信府3部所出乐律学著作在全国各州府中仍然排名第5位，因此，也算是明代乐律学研究较为发达的区域。湛若水与吕怀师徒均是蔡元定的拥护者［19］，黄佐在 《乐典》中详略不一地记录了乐人犯调技术的口诀。［20］朱载堉更是在 《律吕精义》中详辩李文利、张敔之失，李文察在 《律吕新书补注》中对 《律吕新书》“逐章以洛书之理配之，附以己意诠释，间有一字之未合者，亦必按洛书之理辩之”。

从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出，明代东南乐律学人才极为丰盛，南京、浙江、江西、福建、广东五省总计出乐律学家28人，接近明代有籍贯可考人数的60%，其集中程度可见一斑。蓝勇指出：“明代东南沿海地区经济更是发达。苏州、松江、杭州、嘉兴、湖州、南京、常州、扬州、镇江、淮安、仪真等成为江南重要的经济城市，江西、湖北、四川的一些城市也十分发达，而珠江流域的广州地位也很突出。”［21］明代江南与东南沿海的发展，改变了城市的格局，社会内部的结构也随之发生改变，明代乐律学研究的发达区域正是以城市发展为基础的，而西南地区也有乐律学家问世，加之河南这个全国的研究中心，因此可以将明代乐律学研究的地理态势概括为 “南北均衡”。

结 语

自宋代朱熹、蔡元定、沈括、陈旸、张炎等人之后，元、明时期迎来了中国古代乐律学研究的高峰。元代，随着中国古代经济中心的南移，全国文化重心的南移也宣告完成。我们可以看到，元代乐律学家除鲁明善外，全部出自江浙行省和江西行省，从而形成了 “南高北无”的地理态势，这也是经济重心南移的必然结果。而到了明代，由于王廷相、何瑭、朱载堉高质量乐律学著作的 “横空出世”，使河南一跃成为全国乐律学研究中心，以及在其带动下而形成的华北发达区。而南方乐律学研究的繁荣，则是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包括江南地区在内的东南沿海地区也有了更为充分的发展，进而可以将明代乐律学研究的地理态势归纳为 “南北均衡”，这一“南北均衡”的态势又为清代以京师和江南为中心的这种 “南北两极”的格局埋下了伏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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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黄向苗）

Research on the Geographical Distribution of Temperament Expert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ansties

SHI Linkun

The peak of the research on ancient Chinese temperament was in the Yuan and Ming dynasties.Tempera⁃ment experts in the Yuan dynasty are all from Jiangsu and Zhejiang provinces and Jiangxi province except Lu Mings⁃han， thus forming a geographical situation of“prosperous in the South and nothing in the North”， which is the inevi⁃table result of the economic center in the south.Due to the high－quality works on temperament of Wang Tingxiang，He Tang， Zhu Zaiyu in the Ming dynasty， Henan Province became a national research center of temeperament.The prosperity of the research on temperament in the South is based on the economic development.The research in the southeast coastal areas including the Jiangnan region has also been more fully developed.The research geography situ⁃ation in the Ming dynasty can be summarized as“equilibrium of the north and south”， which is the foreshadowing of the pattern of“two centers in the North and South” in the Qing dynasty， i.e.Beijing and Jiangnan areas.

temperament； music geography； geographical situation； balance of the north and south

J612.1

A

1672⁃2795 （2017） 02⁃0029⁃08

2017－03－09

石林昆 （1982— ），男，山西太原人，天津科技大学艺术设计学院讲师，文学博士，主要从事中国古代音乐史、乐律学研究。（天津 300457）

∗本文系2015年度文化部文化艺术科学研究项目 《乐律表微校释》（项目批准号：15DD35）、天津科技大学青年教师创新基金资助项目 《江永 〈律吕新论〉校释》（项目编号：2014CXJC03）的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