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白先勇小说的佛性与现代性

2017-08-16龚刚

小说评论 2017年4期

龚刚

论白先勇小说的佛性与现代性

龚刚

从二十世纪六十年代开始直至二十一世纪，白先勇以他摇曳生姿的妙笔，细腻入微的感性，融汇中西的视野，博大悲悯的胸怀，创作了三部短篇小说集《寂寞的十七岁》《台北人》《纽约客》和一部长篇小说《孽子》。这些小说构造出一个绽放异样光彩的非主流世界，令人感伤，令人叹息，令人深思。在这个苍凉天地里，游弋着、彳亍着、栖居着奇女，怨妇，弃妇，畸零人，同性恋，堕落天使，荒谬英雄，沧桑故人……他们不是时代的弄潮儿，不是正剧中的堂皇主角，不是传奇中的盖世英雄，更不是劝世寓言中的道德楷模，但他们都是真实人性的镜像，也多是时代精神的投影，或历史变迁的见证者。这些人物寄寓着白先勇的哀与乐、怕与爱，是他对天涯沦落人和社会边缘人悲悯情怀的外化，是他对大千世界生住异灭异常强烈的悲感体验的结晶。

一、人生无常：白先勇小说的基调

白先勇的小说是时间的故事，着重表现人的困境，人的限度，尤其是人生的无常感。他介绍说，他真正开始写小说的时候，年仅二十一二岁，却对时间已特别敏感。从那时开始，“时间的流逝”一直是他最关心、最敏感的一个题目。他的早期作品如《月梦》《青春》表现出与年龄不相称的“对青春不再”“对时间的变动而造成的毁灭”的“惧畏”，后来的台北人系列、纽约客系列则表现出更为强烈的时间意识。《台北人》的卷首题词是刘禹锡的《乌衣巷》：“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纽约客》的卷首题词是陈子昂的《登幽州台歌》:“前不见古人，后不见来者；念天地之悠悠，独怆然而涕下。”这两首诗分别写出了家国兴亡的沧桑之感和人生如寄的苍凉之慨，正可以揭示这两部小说集的情感底蕴。

佛说，“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读白先勇的小说，每有岁月易逝、人生如梦之感，绚烂归于寂灭，美好归于沉沦，青春转眼飘逝，富贵终成浮云。这就印证了佛教的无常观。所谓无常，即是指万事万物因缘而生，随时变异，渐至衰败。《楞严经》记录佛谓波斯匿王（梵文：Prasenajit，古印度国王）曰：“汝年少时，皮肤润泽，今则白发面皱，则是变迁无常。”按照释寿乐的解释，每一分、每一秒，人体有亿万新细胞生长，也有这么多旧细胞老化，坏死，不停地新陈代谢。生命都是这样不住地生、老、病、死，即所谓前一那的我已非今一那的我。这叫做那无常，是一般生、老、病、死一期无常的基础。修行者，从一期无常觉察到那无常，才能体悟到诸法无我，也才能超越我执，证得涅。

欧阳子与余秋雨评论《台北人》时所谓“今昔之比”这一主题与 “隐含历史魂魄”这一特色，归根结底都是无常意识的体现。白先勇指出，“时间有几种，一种是抽象的人生过程，是不断的变化，也就是佛教所讲的‘人生无常’”，他同时觉得“整个佛教充满了一种悲感，悲悯人生的无常。”在白先勇的小说中，既可以体会到一切随着时间洪流而消逝的无常感，也可以体会他对人物命运和人生无常的悲悯，这是白先勇的佛性，也是白先勇小说的佛性。

此外，白先勇小说的无常意识又与现代派文学的不确定性和虚无感相互融合，相互激荡，深化了人生的悲感体验。在这个缘起缘灭、白云苍狗的想象世界里，只有尹雪艳是超脱的，她超越时间界限，“总也不老”，她超越空间界限，“绝不因外界的迁异，影响到她的均衡”，她像“三月的微风”，轻盈来去，有时一身白色的衣衫，双手合抱在胸前，又像“一尊观世音” ，俯瞰着曾经叱咤风云、曾经风华绝代的芸芸众生。

《纽约客》里的头两篇小说分别是《谪仙记》和《谪仙魂》，均以“谪仙”为主题。《谪仙记》的女主角是李彤，留学之初，有“五月皇后”之誉。她身材高挑，喜穿红色旗袍，有惊人之美。虽然家道中落，仍引来追求者无数，却迟迟不愿谈婚论嫁。在她的三位闺蜜分别结婚生子之后，李彤依然孤身飘零，放浪红尘。她善舞，喜赌马，嗜烈酒，所结交的男伴，有香港商人，南美商人，还有美国人，却都莫名分手。李彤最终在威尼斯跳水自杀，走到了漂泊之旅的尽头。她的自沉水城，正可与李白的溺水而亡相呼应。

《谪仙魂》中的女主角黄凤仪也是高官家庭出身，也经历了家道中落，留美之后，半因生计所迫，半因沉迷物欲，沦为陪酒女郎，被当地洋领班称为“蒙古公主”。相对而言，李彤的任性放荡多少还有些仙侠之气，黄凤仪的堕落则只是一曲俗世哀歌。除了李、黄二位落难的“皇后”“公主”，《游园惊梦》、《香港——一九六〇》里以将军夫人、师长夫人之尊跌入凡间的钱夫人（蓝田玉）、李夫人（余丽卿），《一把青》里因空军丈夫失事身亡而变为浪荡女子的朱青，《花桥荣记》里本为贵公子出身却因梦想破灭而精神失常的国文老师卢先生，都是沦落红尘的“谪仙”。

在一个大动荡的年代，他们经历了盛衰之变，生离死别之恸，却没能超然其上，或溺于情欲以忘忧，或陷于悲情而自怜，或患上毒瘾怪癖难以自拔。他们是被命运抛入乱世的一群，在最需要“存在的勇气”之时，或是背对了救赎的希望，或是丧失了超越精神困境的意志。白先勇对他们寄予了深切的同情，并没有以高高在上的姿态俯视他们、批判他们，而是一径以温存怜惜的笔调刻划他们的悲剧人生、创伤体验，展现出佛陀式的大悲悯。

二、色即是空：白先勇小说的畸恋主题

白先勇的众多小说都以爱欲为内驱力，却鲜有才子佳人、花好月圆的美好姻缘，多的是反伦常、非理性的畸恋，而且常常由爱恨纠结演变为疯狂而暴烈的生死惨剧，令人耸然动容！《玉卿嫂》中的玉卿嫂之于庆生，《孽子》中的龙子之于阿凤，可以说是最具代表性的两段畸恋。

玉卿嫂本是体面人家的少奶奶，后因死了丈夫，又不为婆婆所容，所以迫不得已到容哥儿家作了奶妈。此时的玉卿嫂三十出头，爽净，标致，长相出众，用小说叙事者容哥儿的话说，她比当地有名的戏子还俏几分。她有个干弟弟叫庆生，住在离容哥儿家不远的小巷里。庆生才二十多岁，身材修长，面目清秀，他和玉卿嫂名为姐弟，实为情人。对于庆生，玉卿嫂是爱极怜极，以至到了须臾不愿释手的地步。这样的爱，不仅是奉献，不仅是两情相悦，更是强烈的占有欲。庆生是瘦弱的，怯懦的，而且由玉卿嫂呵护供养，在两人的恋情中，玉卿嫂如鹰，庆生如兔。这场鹰兔恋的结局是，柔弱的庆生不甘受缚，偷偷与当地的桂戏花旦金燕飞相好，玉卿嫂得悉后，苦苦挽留庆生，但庆生却反过来求她，“不要再来抓死我了，我受不了，你放了我吧”。四天之后，玉卿嫂用一把短刀戳破了庆生的喉管，然后拔刀自尽，伏在庆生身上，两人的血混合着流到地上，场面极为惊悚。这一幕，类似于奥赛罗掐死黛丝狄蒙娜之后拔剑自杀，——同样是强烈的爱欲引发杀机，同样是杀死恋人后自杀，同样是鹰兔之恋走向悲剧结局。区别在于，黛丝狄蒙娜是无辜的，而庆生的确在鹰眼未及之处，找到了依人小鸟（金燕飞），找到了渴慕的温柔与男性尊严，找回了情哥+小妹的主流爱情。玉卿嫂给了庆生一切，却独独没能给他男性的尊严，这就注定了这场包养式的姐弟恋的失败。

龙子与阿凤的爱情悲剧是《孽子》中的一个片段，由一个叫“郭老”的老前辈对小说主人公李青讲述，虽然故事不长，却惊心动魄。阿凤本是个弃婴，自小在天主教的孤儿院里长大。十五岁那一年，她逃出孤儿院，闯进了小说中的同性恋王国——台北一家公园里被热带树丛包裹的一小撮疆域。三年后，她和贵家公子、即将出国留学的龙子相遇，立刻擦出了火花。用叙事者郭老的话说，两人一碰头，“竟如同天雷勾动了地火，一发不可收拾起来。”龙子特地租了一间公寓，把阿凤藏到里面。但阿凤是只“野凤凰”，不肯安安分分守在爱巢里，龙子却极为痴情地希望全身心占有阿凤。有一次阿凤问他，“你到底要我什么?”龙子说，“我要你那颗心。”阿凤说，“我生下来就没有那颗东西。”龙子说，“你没有，我这颗给你。”阿凤害怕有一天龙子真把心挖出来，硬塞进她的胸口，赶紧逃亡了。

两个多月后，龙子在那个狭小的同性恋王国找到了阿凤。龙子央求她跟他回家，阿凤却一直摇头。龙子一把揪住她的手说：“那么你把我的心还给我！”阿凤指着她的胸口：“在这里，拿去吧。”龙子就把匕首刺进了阿凤的胸膛。阿凤倒卧在台阶的正中央，滚烫的鲜血喷得一地。龙子坐在血泊里搂住阿凤，疯掉了。这一夜是除夕夜，团圆夜。

《孽子》是汉语“同志文学”的代表作之一，是“他们”的故事，是“文明”之外的故事，是黑夜的叹息，是潜历史的挣扎。龙凤之恋是“他们”的故事中最惨烈的畸恋。龙子的占有欲之强、性情之烈、用情之深，就像玉卿嫂，对他们来说，不是爱，就是死！和庆生一样，阿凤也不甘于陷入爱的牢笼。区别在于，庆生只想找回主流爱情，阿凤却是爱自由胜过爱情人。两只暴烈的青春鸟最后一死一疯，结束了“他们”的故事。这个故事就发生在同性恋王国的莲花池畔。莲花池悲悯对苍生，有如尹雪艳佛眼观众生，具有鲜明的象征意味。生死疲劳，起于情欲。耽于情，溺于欲，为之生，为之死，是我执，是孽缘。唯有洞悉色不异空、空不异色之理，唯有于痴念之外，心生佛性，方可超然红尘色相，化解宿世孽缘。

三、存在与虚无：白先勇小说的现代性

白先勇在接受一次专访时指出：“我在台湾的时候，受西方现代主义的影响很大。那阵子，我们提倡现代文学，自己也搞现代派的创作。”的确，作为台湾现代主义文学的代表人物之一，白先勇以他和他的台大外文系同学如欧阳子（洪智惠）、陈若曦、叶维廉、刘绍铭等创办的《现代文学》杂志为平台，致力于译介西方现代文学及西方现代主义思潮，致力于提倡现代文学，在二十世纪六十年代的台湾文坛产生了重要影响。《现代文学》第一期重点介绍的西方作家就是现代派文学宗师卡夫卡，第二期刊出了台湾作家刘大任的存在主义小说《大落袋》，展现出效仿西方现代派文学以创新求变的鲜明态度与改革锐气。白先勇在发表于一九七七年的《〈现代文学〉的回顾与前瞻》一文中总结说，《现代文学》对于中国文坛不可磨灭的首要贡献即是“对西洋文学的介绍”，尤其是对西方现代派文学的译介，包括卡夫卡、乔伊斯、托马斯・曼、福克等文豪的作品。其中乔伊斯的经典短篇小说集《都柏林人》，《现代文学》予以全本译。

作为心理小说，《黑虹》是相当成熟细腻的一篇。小说的主题并不宏大，故事情节也非常简单，主要是讲述家庭主妇耿素棠离家出走后一夜游荡的遭遇。耿素棠的丈夫是台北小公务员，一个月只有五百块收入，但却和耿素棠育有三子，因此生活极为拮据。当天晚饭时，耿素棠只炒了一味苦瓜，受到丈夫冷言斥责，孩子们也齐声抗议，耿素棠积郁已久的愤懑终于爆发，她推开桌子，摔门而出。这时正是黄昏，天气燠热，耿素棠从中山桥漫步到酒吧街，随后走到一家小餐馆里喝酒到深夜，又带醉信步走进植物园，从植物园出来后，走上了一座横跨碧潭之上的吊桥，被一个夜游的男人引诱到一家旅社，酒醒溜出旅社，已是清晨。小说着力描写了耿素棠一夜游荡中的心理活动，包括幻觉、意识流、回忆、错综的印象和含混的欲望，细腻真切地表现出一个长期受压抑的家庭主妇的内心迷狂、创伤记忆和无目的的冲动。小说中这样描写酒吧街的灯饰带给她的印象和幻觉：

“耿素棠一跑进来，猛然看到头顶上悬着一对怪眼，一连朝她眨了好几下，她倒抽了一口冷气，站住了脚。

那是一对独眼大黑猫，尖眉尖眼，尖鼻子尖嘴巴，耳朵是尖的，尾巴也是尖的，尖得人好难受，耿素棠觉得眼睛都被这对黑猫尖溜溜的亮胡须刺痛了。

一个发着绿光，一个发着紫光，两只独眼睛冷冷地，你眨一下，我眨一下。

血红、紫红、绛红、粉红，四朵蔷薇闪着四种不同的花色，时而上涌，时而下落，突地冒起红焰焰几个花头，突然又统统谢落剩下几片萼子，在空中浮着、飘着。”

小说最后出现的那一拱“黑虹”，正是痛楚和绚烂相糅合的内心体验的“客观对应物”，她想捞住它，直至潭水冒过她的头顶，就像李白醉后捞月，却溺水而亡。这是一个悲伤的故事，也是一个试图在虚无中抓住永恒的寓言。白先勇以他深切的感悟和娴熟的“向内转”的现代派笔法，写出了一个家庭主妇的难言之痛，也写出了现代人的难言之痛。

四、结语

白先勇改编的青春版《牡丹亭》自二〇〇四年于台北首演之后，在世界各地巡演逾两百五十场，展现出经久不衰的艺术魅力。这是传统昆曲艺术的重生，也是当代艺术世界的奇迹。一位外文系出身、久居美国的当代小说家不但沉迷于古典戏剧与昆曲艺术，而且以极大愿力和才情，令《牡丹亭》这部演绎中国古典爱情的戏剧在当代世界焕发出令人惊艳的华彩，并且征服了中西方青年观众的心，其中奥秘，令人深思。

对于这部古典传奇所演绎的爱情，白先勇盛赞道：

他又从中西戏剧比较的角度指出：

一九八七年，在阔别大陆近四十年后，白先勇重游南京，邀请“旦角祭酒”张继青为他专演昆曲《游园惊梦》。年近古稀之年，又以传教士的精神致力于改编和推广昆曲《牡丹亭》。他对这部传奇名剧的痴迷，真可以说是一种与其一生相终始的文化乡愁、哲性乡愁。如果从小说创作的角度来看，《牡丹亭》对白先勇的影响，绝不止于《游园惊梦》这一部作品。事实上，《牡丹亭》对白先勇潜移默化的感染力，深刻影响了他的创作倾向。在白先勇的笔下，可以感受到对青春的痴迷、怀恋，也可以感受到为爱而生、为爱而死的至情至性，而好景不常、盛年难再的无常之感，更是其小说世界的情感基调。

诚然，白先勇的佛教信仰与青春美学之间存在着内在矛盾，他也的确没有达到诸法无我、超越我执的空寂境界，然而，他试图以青春之美与向死而生的爱情神话战胜无常与虚无的努力，他对于“人类心灵中的痛楚”的佛陀式悲悯，却是令人动容的，也给人以直达灵魂深处的震撼。

龚刚澳门大学

注释：

①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经白先勇授权，于2015年重版了这四部小说。本文对白先勇小说的探讨，以此版本为主，为免注释繁琐，凡出自该版小说的引文，概不出注，特此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