许 峰

评《了富贵浮沉》对劝世小说的继承与突破

许 峰

“小说何为而作也？曰以劝善也，以惩恶也。夫书之足以劝惩者，莫过于经史，而义理艰深，难令家喻而户晓，反不若稗官野乘。福善祸淫之理悉备，忠佞贞邪之报昭然。能使人触目惊心，如听晨钟，如闻因果。其于世道人心不为无补也。”在《金石缘序》中，静恬主人把小说创作的目的归结为劝世的需要，将小说的教化功能有意拔高。

不过，劝世教化并不是古代小说家的专利，当代小说家中热衷此道的也大有人在，如广州的谢仲馀（笔名生活）就是其中一位。他的《了富贵浮沉》和《人海人》都是以旧式章回体写成的旨在警恶扬善的作品。在《了富贵浮沉》前言中，作者直言不讳地告诉读者此书是继《人海人》之后的劝世文小说。既然是劝世文，一是劝什么？戒贪，戒色？还是劝忠，劝孝？……二是如何劝，如何让读者信服？三是除了“劝世”这一化石级的老话题外，作为21世纪的当代小说，洋洋洒洒共62回的《了富贵浮沉》还有没有写出别的新东西？

一、劝什么：新财富观的提出

“政府爱民杀偷抢，善恶到头枪声响”（五十三回）、“善恶到头终有报，天罗地网不能逃”（五十六回）、“富贵贫贱一场梦，善恶到头不相同”（五十八回）、“天上人间各有路，难得了富贵浮沉”（六十二回）。《了富贵浮沉》中的因果报应思想溢于言表。作者希望通过“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人物、故事，让世人看透富贵浮沉，不要为名利所困，从而达到劝世、教化的目的。《了富贵浮沉》希望通过描写因果报应来展现“戒贪”主题不仅谈不上新颖，相反陈旧得不能再陈旧。不过，在看似陈词滥调的背后，小说提出一个重要问题：因财起祸，何以安生？

全书围绕一个“钱”字而展开：高月明之父“高青天”尽管贵为国际律师团团长，然而一朝床头金尽，也只能服药自尽。高月明之所以被诬入狱，就因为她高超的教学、管理才能，被奸商许秀奔视为“摇钱树”，一旦不能据为已有，就毁之而后快。堂堂的监狱长廖子军“孝敬上司为钱狂”，为问发财大计，给大魔头黄果实下跪也在所不惜。董事长黄得海要铤而走险与海盗合作走私，也是因为债台高筑……真的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小说中人物，无论善恶，个个饱尝没钱的苦。没钱当然苦，但有了钱不见得就幸福。丁山最终富甲一方，实现了从孤儿、苦工到“牛魔王”、矿主、商界领袖、国会代表的华丽转身，但当荣华富贵无所不备之时，用之不尽的钱财带给他的却是被绑架的无妄之灾。“世人都愿金钱聚，我受金钱成拖累。”没钱，苦；有了钱，同样是苦。既然如此，如何才能不苦？换句话说，因财起祸，何以安生？

在小说中作者给出的答案就是“了富贵浮沉”。在这里，“了”不应望文生义地理解为“了结、了断”。别说凡夫俗子做不到“跳出三界外，不在五行中”，就算是清风道观中那长年修行的道人，也难以做到六根清净，同样是见钱眼开。“了”首先应理解为“了解”“明了”，所谓“了富贵浮沉”第一层意思应该是洞悉人世间富贵浮沉的奥秘，明白金银财宝只有用于扶危济困，才是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只有真正洞悉财富的作用，金钱才能为我所用，不做金钱的奴隶，从此了结钱财之困。丁山到最后，用他前半生的积攒下来的金钱救苦救难，用时髦的说法来形容就是投身慈善事业，实现深层意义上的“了富贵浮沉”。

古代的小说，结局常常是主人公历经磨难，最后大彻大悟之后归于我佛（我道），最经典的莫过于《红楼梦》中贾宝玉。在武侠小说中大侠或大恶人则在金盆洗手或放下屠刀后，从归于我佛变成归隐山林。好像一旦归入我佛或归隐山林就一了百了，从此与世无争逍遥自在。然而《了富贵浮沉》颠覆了这一点——如果没有参透财富、名利的真正意义，就算肉身已遁入空门，削发剃度，依然无济于事，仍是红尘中人。丁山的生死之交傻多就是最好的例子，无论他向上天烧多少的高香，敬奉多少的贡品和香火钱，都无法改变他作为俗人的事实。这也是《了富贵浮沉》作为劝世教化小说的新意所在。

二、如何劝：对“大团圆”叙事成规的成功运用

王国维在《红楼梦之美学之上价值》中指出：“吾国人之精神，世间的也，乐天的也，故代表其精神之戏曲、小说，无往而不著此乐天之色彩：始于悲者终于欢，始于离者终于合，始于困者终于亨。非是而欲餍阅者之心，难矣。”作为“劝世文”而非“私小说”，如何才能抓住读者阅读心理，让人心悦诚服地接受作者的主张，这是不能回避的问题。在这点上，《了富贵浮沉》很好地抓住了中国读者“乐天”的阅读心理，对“大团圆”叙事成规进行了成功的继承。

小说从高家人亡家破、高月明失学失业开篇。再下来，一心报恩报主却身陷囹圄，夫妻双双被诬入狱，老母身死，幼子丁山先是沦落入孤儿院，后又被贼人绑作山奴，九死一生。与此同时，廖子军、许秀奔等大奸大恶之徒却在呼风唤雨。小说的前30回可以简单地概括成“君子落难，奸人逞强”。读者在为高月明、丁山的悲惨遭遇揪心时，也被吊足了胃口。

“人恶人怕天不怕，人善人欺天不欺。善恶到头终有报，只争来早与来迟。”这不仅《增广贤文》的名句，更是几千年来中国人传统的价值观。正因如此，在古代小说中，主人公年轻时虽历经坎坷，但因行善积德或浪子回头，终能时来运转，或加官进爵、封妻荫子，或金玉满堂、富甲一方，或夫妻团聚、人丁兴旺，或有情人终成眷属，天子赐婚……总能以大团圆结局完美收官。在《了富贵浮沉》后32回中，剧情同样发生惊天大逆转。执法犯法的监狱长廖子军，为富不仁的富翁许秀奔，还有巧舌如簧的宋律师等奸佞之徒，果然最后都不得好死。与之相反，高月明、丁山最后都否极泰来，乐善好施的欧莎文也得到善终。如果说，上篇让读者揪心伤心，下篇则是大快人心。“吾国之文学以挟乐天的精神故，故往往说诗歌的正义：善人必令其终，而恶人必令其罚。此亦吾国戏曲小说之特质也。”为达到劝世目的，谢仲馀巧妙地抓住了国人的阅读心理，更为巧妙的是，他知道既然自己讲的是最“俗”的故事，宣传的是最“土”的思想，没有必要赶时髦，哗众取宠使用什么“意识流”、荒诞、寓言等现代写作技巧来故弄玄虚；相反，他采用的是国人从小就耳濡目染的旧式章回体，不仅继承了“分章叙事、分回标目”的结构，维持了“欲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前文再续，书接上一回”，“有诗为证”等说书人叙事，并且大量使用“绣像”（插图）。一言以蔽之，《了富贵浮沉》还是从前的感觉，还是熟悉的味道，自然蕴含在其中的劝世主张也易于为读者接受。

需要指出的是，尽管“大团圆”模式如“八股文”一般，名声并不太好，被鲁迅讥讽为“互相骗骗”的艺术，胡适更痛斥“‘团圆的迷信’乃是中国人思想薄弱的铁证。”似乎一旦团圆便有回避社会矛盾、粉饰太平之嫌，但对于“劝世文”来说，不采用“大团圆”的模式还真不行。如果积德行善，最后却落得个“窦娥冤”的下场，现实生活中谁还会行善积德？要是小说表现的都是“为善的受贫穷更命短，造恶的享富贵又寿延”，社会非乱套不可。

就算胡适对“大团圆”深恶痛绝，也不得不承认文学史上的事实：“有一两个例外的文学家，要想打破这种团圆的迷信，如《石头记》的林黛玉不与贾宝玉团圆，如《桃花扇》的侯朝宗不与李香君团圆；但是这种结束法是中国文人所不许的，于是有《后石头记》《红楼圆梦》等书，把林黛玉从棺材里掘起来好同贾宝玉团圆；于是有顾天石的《南桃花扇》使侯公子与李香君当场团圆！又如朱买臣弃妇，本是一桩‘覆水难收’的公案，元人作《渔樵记》，后人作《烂柯山》，偏要设法使朱买臣夫妇团圆、又如白居易的《琵琶行》写的本是‘同是天涯沦落人，相逢何必曾相识’两句，元人作《青衫泪》，偏要叫那琵琶娼妇跳过船，跟白司马同去团圆！又如岳飞被秦桧害死一件事，乃是千古的大悲剧，后人做《说岳传》偏要说岳雷挂帅打平金兀术，封王团圆！”这正是团圆的力量，更准确地说正是读者审美期待或者说正是“集体无意识”的力量。古今中外，概莫能外。这跟柯南・道尔在《最后一案》让福尔摩斯一命呜呼，引发读者强烈不满，最终不得不让福尔摩斯在《空屋》里死而复生其实是一个道理。

对于“大团圆”，笔者更愿意相信这是读者阅读心理中的补偿机制在起作用，读者需要“大团圆”，正如需要有除暴安良、替天行道的大侠和武侠小说，需要有秉公执法、为民请命的包公和包公戏一样。与其说是“互相骗骗”，不如说是“人艰不拆”——“人生已经如此地艰难，有些事情就不要拆穿。”千古文人侠客梦，千古文人团圆梦。正是对“大团圆”叙事成规的成功运用，让《了富贵浮沉》产生了良好的教化效果。

三、劝世之外：劝世教化与个人成长的结合

《了富贵浮沉》是一本劝世小说，但它不仅是劝世小说，还是一本现代意义的成长小说，在劝世教化之外，它还写出了人的成长——丁山的成长。

成长小说一般是关于青少年而非成年人的成长，而青少年成长的重要标志就是个人意识的觉醒和独立人格的形成。丁山弃仕从商，而且是白手起家，靠走街串巷卖牛肉串来创业，这不仅是对“学而优则仕”的颠覆，更是自我价值的实现，丁山从此树立起独立的人格意识。

丁山不愿做官，主要是因为不愿受制于人。他认为经商不仅可以保证生活的富足，更重要的是，有了经济基础作后盾，才可能保持人格的独立，不用像父辈那样因为贫穷任人欺凌。这才是丁山走上经商之路的根本原因，钱财的诱惑只是表面因素。在这一点上，丁山与母亲高月明形成鲜明对比。高月明也竭力想保持人格的独立，面对许老板高薪华屋的利诱，面对张太太扫地出门的威逼，均不为所动。然而每次抗争她都是伤痕累累。表面上是一呼百应的校长大人，实质只是老板挣钱的“头马”而已，与牲口、机器无异。因为家贫先是卖身黄老板，得罪许老板后被诬入狱，后不得不依附张老板，也照样被下了逐客令。没有经济独立的人，是不可能有精神独立的。娜拉走后怎样？不是堕落，就是回来。自视清高的高月明走后怎样？如果不是儿子丁山发迹，难保不流落街头。

尽管书名叫做《了富贵浮沉》，但并没有像一般的劝世小说那样，廉价地宣扬钱财是罪恶之源，号召大家视金钱如粪土，一起来做不食周粟的伯夷和叔齐，反而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有了钱，才能有自由；有了钱才能有尊严。这也是《了富贵浮沉》超越一般劝世小说的过人之处，具有现代文学的“现代性”。

为有拜金多壮志，弃仕从商的丁山从小贩变成“牛魔王”，进而变身为矿主、国会代表、商业盟主，富可敌国。然而绑票事件让丁山深刻地感受树大招风，感受到金钱的两面性，最终丁山在脱险后弃商归隐，走上扶危济困之路。

弃工攻读，专心政经→弃仕从商，实业救国→弃商归隐，扶危济困。丁山由幼及壮，由壮及老，每一次认识的转变，都直接左右小说的情节走向，每一次观念的转变，都是丁山人生理想和自我价值的实现。成长小说讲求张扬个性，实现自我价值。这也和五四新文学“人的文学”追求个性解放、精神独立的气质一脉相承。在这一点上，《了富贵浮沉》形式上是老派的章回体，但在精神上，却是货真价实的新文学。

结论

60万字的《了富贵浮沉》作为“劝世文”，不仅提出金银财宝只有用于扶危济困，才成为真正意义上的财富，只有真正洞悉财富的作用，金钱才能为我所用，从此了结钱财之困；同时小说并没有简单地宣扬钱财是罪恶之源，反而强调经济基础的重要性，这是《了富贵浮沉》超越一般劝世小说的过人之处，具有现代文学的“现代性”。为达到劝教目的，小说很好地抓住了中国读者“乐天”的阅读心理，成功运用了国人喜闻乐见的“大团圆”的叙事成规，让教化收到了良好的效果。另外，小说在延续劝世小说“惩恶扬善”的主题之外，还加入了“成长”元素，让“人的成长”成为小说另一条主线。全书通过丁山在不同人生阶段的成长经历和思想变化来展现劝世教化的主张，较好地实现了劝世教化与人的成长这新旧两种主题的结合。

自五四新文学运动以来，中国文学无论在句式、叙事语法还是思想内容等方面，在“欧化”道路上，越走越远。在吸取西方文学精华的同时，也同样面临着“全盘西化”的危险，仿佛中国传统的就是过时的 ，西方的就是先进的。然而，《了富贵浮沉》的出现再次表明：传统的文学样式并非就不能写出具有现代意义的小说，直到今天依然具有强大的生命力。这一点其实从张恨水开始，已经无数次被证明，《春明外史》《金粉世家》《啼笑因缘》……时至今日，依然脍炙人口。

本文系广州市2016年哲学社会科学发展“十三五”规划重点委托课题“北上广：都市文化背景下的都市文学”（项目编号2016GZWT12）的阶段性研究成果，同时受广州都市文学与都市文化研究基地资助。

许 峰 广东财经大学

注释：

①（清）静恬主人：《金石缘序》，（清）佚名著，胡云富点校：《金石缘·前言》，北京：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1992年版。

②生活：《了富贵浮沉》，广州：花城出版社，2008年版，第538页。

③④王国维：《〈红楼梦〉评论·〈红楼梦〉之美学上之价值》，刘刚强编：《王国维美论文选》，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7年版，第37页、38页。

⑤鲁迅在《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对“大团圆”的结构也是不以为然的：“（元人王实甫的《西厢记》）……但和《莺莺传》原来所叙的事情，又略有不同，就是叙张生和莺莺到后来终于团圆了。这是因为中国人底心理，是很喜欢团圆的，所以必至于如此，大概人生现实底缺陷，中国人也很知道，但不愿意说出来；因为一说出来，就要发生‘怎样补救这缺点’的问题，或者免不了要烦闷，要改良，事情就麻烦了。而中国人不大喜欢麻烦和烦闷，现在倘在小说里叙了人生底缺陷，便要使读者感着不快。所以凡是历史上不团圆的，在小说里往往给他团圆；没有报应的，给他报应，互相骗骗。——这实在是关于国民性的问题。”见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246页。

⑥⑦朱正编选：《胡适文集（第1卷）·文学进化观念与戏剧改良》，广州：花城出版社，2013年版，第78页、77-78页。

⑧台湾歌星林宥嘉的《说谎》中的歌词，网络流行语。

⑨徐秀明：《20世纪中国成长小说研究》，上海：上海大学出版社，2010年版，第20页。

⑩［苏］М.巴赫金著，白春仁、晓河译：《小说理论·教育小说问题的提出》，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年版，第230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