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 建 钢

论“杭州湾文化”
——一个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重要文化土壤

黄 建 钢

中国现代文化的红色性质、内涵、外延和效果正在引起思想者越来越多的关注。“杭州湾文化”概念的问世可以解释和诠释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奥秘和奥妙。但对“杭州湾文化”概念及其内涵至今还缺乏一种系统和全面及其精准的学术表达。现代中国红色文化其实是马克思主义的“思想种子”与“杭州湾文化”的“文化土壤”和“文化氛围”结合的产物。但“杭州湾文化”一直没有作为一个独立的和整体的概念被引起足够的重视甚至注意。这与陆地思维还在主宰中国人的思想有关。“杭州湾文化”不仅是中国和世界最早的文化，而且也是中国最现实最有力的文化。人类至今经过7000年发展的几乎各种文明形态都在这个区域进行过沉淀，并且至今还在散发一种新型的、现代的、创新的文化力量。这要求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对以杭州湾为中心和核心并且围绕杭州湾所形成的“杭州湾文化”的内涵和机理进行系统挖掘、有机梳理、整体表述和综合发力。

现代中国文明 中国红色文化 杭州湾文化

作者黄建钢，男，浙江海洋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政治学博士（舟山 316022）。

在一个特别注重“文化软实力”的时代中，在一个经常会有“颜色革命”爆发及其成功案例发生的年代里，应该特别重视对文化的基因、机理、氛围和环境及其“种子”和“土壤”等问题的研究。这就需要对一个文化颜色进行一种科学的甄别、定位和培育。尤其是对文化颜色的定位，又是理解一个社会文化的关键。

没有对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界定，就还会有很多人误解地认为，现代的中国红色文化是一种空穴来风的文化，是一种舶来或者空降的文化。并且还由此以为，中国对马克思主义和社会主义的选择只是一个历史偶然。其实，历史至今并不只是种种偶然事件的堆砌。历史之所以为历史，都是自有其道理和规律的，并是一种还没有被人彻底理解和认识的历史。从本质上看，历史都是一种必然、偶然和缘然之间彼此合作和合力的产物。中国现代文化的红色性也是如此。

一、中国现代文化是一种理想红色文化

中国的现代史应该从新中国成立开始算起，至今已经有68年的历史。在这68年中，中国一直在打造一个“红色文化”。这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直在追求的一种理想的颜色文化。“红色文化”，从法国起步，经过了苏联—俄罗斯阶段，最后落入了具有7000年文明史的中国。这也是一种革命文化。革命文化是一种近代典型的文化形态。在古代，类似的文化却是造反文化和起义文化。具有近代性质的革命文化最早是在荷兰形成的，一般是与近代贸易的发展和发达密切有关。著名的尼德兰革命就是这种“近代革命”的最早的代表或者典型。后来，这种“革命文化”跨过英吉利海峡到达了英国，产生了1840年的光荣革命。再后来，“革命的浪潮”又回到了欧洲大陆，才有了著名的1789年的法国大革命。在这里，有一个现象很值得注意：在有240年历史的“美国文化”中并没有革命文化，它只有“战争文化”，发生过著名的美国独立战争和南北战争。

“红色革命”虽然也有一些现实的革命理念，但传入中国实际是在戊戌变法失败之后。同样是一种妥协的变法文化，在英国和日本都取得了胜利，但在中国却遭到了失败。颜色及其特色虽然都是表象的和表面的，但都是对其内涵和性质的体现和表现。颜色定位是为了心理归属。现代的中国文化，既不同于古代中国的黄色文化，如黄巾起义等等；也不同于近代西方的蓝色文化，如古希腊和古罗马文化等等；而是一种红色文化。确定文化的颜色归属，是防止“颜色革命”的最佳方案。“颜色革命”是介于“暴力革命”与“和平演变”之间的一种社会变化形式。颜色混乱及其程度是“颜色革命”的前奏和成功的前提。从中国的国旗颜色看，从中国参加奥运会国家队的队服颜色看，从习近平与马英九会面时所系的领带颜色看，从中国百姓还是喜欢把红色当作喜庆色来看，从逢年过节国人喜欢送“红包”的历史传承看，现代中国文化的主色调还是一个鲜艳的红色，还是一种“红色文化”，只是近来人们对此少提了甚至不提了而已。

二、中国的红色文化发源蕴于杭州湾文化

从文化的角度来看整体的杭州湾就会顿悟而有所发现，它原来是一种孕育了中国现代文化的很特别的区域文化。现代的中国文化是一种“红色文化”。这种“红色文化”不仅发芽于北京大学——北京大学李大钊、陈独秀等人对马克思主义的传播既在新文化运动的时期，又在蔡元培主政北大的时期。蔡元培提出的“兼容并包”概念、理念和理想及其氛围孕育了马克思主义和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精神在中国的传播。而蔡元培是绍兴人，在绍兴时就主持过“新学”。而绍兴又在杭州湾的南岸中部，属于“杭州湾文化”的早中期核心区；并且这种“红色文化”还最终出土在杭州湾北岸——中国共产党的“一大”就是在杭州湾的北岸东北部的上海开幕且在同样是北岸但在中部的嘉兴南湖的红船上闭幕的，由此拉开了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序幕。

与一般的平原区域中间所夹辖的是平原不同，杭州湾区域中间所夹辖的是一个杭州湾水域——一个海湾。但在现在的中国国内学术界中，还没有形成一个把“杭州湾文化”当成一种整体的文化现象来看待和研究及表达的现象。即使有一些对杭州湾的文化研究，也都只是一些局部及其相关性研究，如从“长三角文化”、“江浙文化”、“江南文化”、“浙江文化”、“宁绍文化”、“浙东文化”角度切入的研究，但尚未形成一个整体的“杭州湾文化”学术及其研究概念。其实，在长三角区域中，类似“杭州湾文化”的文化概念、体系和系统也是随处存在和可见的，如环太湖文化、扬子江文化、大运河文化、淮扬文化、温台文化、浙东文化、浙中文化、钱江源文化等等。但它们都既不如“杭州湾文化”那么渊源而流长，也不如“杭州湾文化”那么整体而现实。但这些子文化不仅可以包含在长三角文化乃至中华文化体系中，而且还可以成为“杭州湾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和良性细胞单位。“杭州湾文化”不仅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红色文化”的底蕴，而且还是国民党民国史的基础。“半部民国史在浙江”的说法就是这个意思。中共一大在上海和嘉兴召开并闭幕标志现代中国红色文化的发生、发展和发力，它很快将这“星星之火”发展成了一种“燎原”之势。

其实，“红色文化”原则上属于一种革命文化，而革命文化属于近代文化。这种文化进入现代后，成为一种创新文化。它与封建社会中的“造反文化”有本质区别。这个文化一直影响到了现在。现在的“红色文化”又嬗变成为了一种创新文化。“创新”已经成为中国“十三五”发展的五大理念之首。其中，第一个翻译 《共产党宣言》 的义乌人陈望道和第一个引进 《资本论》 的上虞人马一浮是使“杭州湾文化”成为“中国红色文化”摇篮的功臣。这个摇篮不仅影响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而且还影响了一位中共中央总书记的思维。习近平同志在进入中共中央常委之前曾经在杭州湾的浙江省和上海市任职中国共产党的地方党委书记。他在浙江省任省委书记时所著的《之江新语》是其后来治国理政思想的雏形。①参见习近平：《之江新语》，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最主要的是，上任总书记后，他又高举起红色大旗，重塑了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形象。

三、杭州湾文化是既渊源又现实的文化

作为一个整体的文化概念“杭州湾文化”是很值得回味和细品的。它目前虽然还只是一个文化现象，但经过挖掘、整理和创新之后，完全可以成为“国家治理”和“治国理政”的文化渊源。它其实是现今中华文化的一个很重要的起源和源泉，以及发展和创新。但在至今和当今的中华文化研究体系中，还没有它独立的意义和地位，更没有对这个具有整体性的文化现象引起足够重视并进行一种整体性的系统研究。

从现实的角度看，形成“杭州湾文化”的杭州湾就具有极大的包容力。它不仅包含了作为直辖市的上海，作为浙江省会城市的杭州，作为国家计划单列城市的宁波，作为国家级新区的浦东和舟山，作为2015年的百强县诸暨、余姚、海宁、桐乡、长兴、平湖、宁海、嘉善等等，还水溶了上海的“海外文化”、嘉兴的“红船文化”、杭州的“品质文化”、绍兴的“名士文化”、宁波的“宁波帮文化”及其周边的第二层、第三层文化圈。从历史的角度看，“杭州湾文化”又沉淀了如下历史文化：一是约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二是约5000年前左右的尧舜禹文化，三是约2500年前的吴越文化，四是约1000年前的南宋文化，五是约500年前的大明文化，六是150余年前的宁波帮文化，七是100年前左右的海派文化，八是50年前左右的“革命文化”，九是30余年来的改革开放文化，十是近10年来的互联网创新文化。这些子文化就像钱江大潮一样，一直都在推动中国社会及其历史的发展，而且其推动的力量正变得越来越强劲。

四、杭州湾文化是既陆地又海洋的文化

杭州湾是早已有的，估计已经有起码5000年以上的历史。在5000-7000年前之间的2000年中，杭州湾是只有南岸而还没有北岸的。它的北岸的形成极有可能与“大禹治水”的传说有一些关系。只有在以杭苏沪文化为核心的长三角文化形成后，“杭州湾文化”才最终得以形成。杭州湾文化其实也是早已有之的，围绕喇叭形的杭州湾到处都有文化遗迹和文化名人，就是一种佐证。但“杭州湾文化”的概念却是崭新的甚至还是陌生的。发现、形成和提出这个文化概念，既是偶然的，也是必然的，更是缘然的。缘然是必然和偶然的统一。杭州湾本来只是一个地理概念。它在北纬30度40分至31度53分和东经120度51分至122度12分之间的范围之内。特别是贯穿四大文明古国的北纬30度线是地球上一条很神秘的地带。杭州湾主要还是一个海湾，一个喇叭形的海湾。湾口宽约95千米，自外口向内渐狭。海湾是形成港湾的地理条件。所以，“杭州湾文化”既是海湾文化，更是港湾文化。杭州最早就是一个航运中心，枢纽了大运河、新安江、钱塘江和杭州海湾的航运事务。而无论是海湾文化还是港湾文化，都是一种海派文化。以前说“海派文化”，主要是指上海文化。现在再提“海派文化”就应该是特指这个“杭州湾文化”。其实，没有“杭州湾文化”，就不会有“上海海派文化”。所以，要把作为“杭州湾文化”的代表“海派文化”放在与河南的“中原文化”那种内陆大河文化一样的位置上甚至还要超越这个位置给予审视和重视，该文化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就会十分显然。随着钱塘江和新安江流入杭州湾，使得“杭州湾文化”又吸纳、包容、兼容了安徽的徽州文化和江西的景德镇文化。

由于地理位置的独特性，杭州湾八月十五钱江潮举世闻名。CCTV近几年每年在八月十五都要实况转播大潮的汹涌盛景。人们每逢此时都要聚集到这里来观看天文奇观的自然大潮。但很少有人会意识到，他们其实也是在观人文历史的“大潮”。这里，在中国历史上，曾经发生过“惊涛骇浪”。从现有的考古发现看，杭州萧山8000年前的跨湖桥文化开启了“杭州湾文化”，之后是余姚7000年前的河姆渡文化和定海6000多年前的马岙文化。这三者合在一起就是“杭州湾文化”最早的文化地基。之后才是4000-5000年前之间的良渚文化，再之后才是2000-3000年前之间的吴越文化——其中最著名的是越王勾践的“卧薪尝胆”文化。再之后就是近1000年前的南宋文化。再之后是近200年前的近代文明文化——杭州湾南岸文化支撑和打造了一个“大上海”文化。宁波外滩是上海外滩的早期形式。再之后是在近100年中，杭州湾又孕育了一种“革命文化”——从辛亥革命到红色革命。“杭州湾文化”还培育了四位中国一流大学和最高学府之一——北京大学的校长①按照任职的顺序依次是何燮侯、蔡元培、蒋梦麟和马寅初。，北大独树一帜的兼容并包文化使其迅速成为了现代中国一个重要的思想库和智慧库。

五、杭州湾文化是既继承又创新的文化

杭州曾经是历朝历代王朝中距离海最近的都城和皇城。所谓杭州，就是运河航运与海上航运的交汇之地和枢纽之地。“杭州湾文化”具有非常丰富的文化资源。它不仅是一个不断包容和兼容的文化，还是一个至今依然充满着活力和创新的文化。它具体包括如下七个方面的文化倾向：

一是卧尝文化。这是越王勾践创造的隐忍文化的一种缩写状态。这个流传数千年的“卧薪尝胆”文化是所有成就大事的基本和基础。凡成大事者，都是这个文化的认同者、熏陶者和驾驭者，区别在于认同、熏陶和驾驭的程度有所不同。它要求梦想者必须具有高度的忍辱负重的责任和能力及其程度。但一般人却都是“是可忍，孰不可忍”的认同者。心上一把刀是一个“忍”字，是最难容忍和忍受的。

二是兼容文化。它是北宋文化在“杭州湾文化”土壤中生长起来的一朵历史文化奇葩。由于南宋在杭州建都，使其具有包容性极强又大气的皇城文化。皇城一般又是全国文化的汇集之地。它还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也是至今唯一一个距海最近的几乎是零距离的海湾文化。海纳百川的海洋文化气度影响了杭州湾文化的特质。它还兼容了尚在孕育之中的海洋文化。在这样文化氛围基础上生长起来的文化人后来在他们任较长的北京大学等中国高校时就会创造并提出和贯彻一个“兼容并包”的文化理念。这种文化曾经在当初接纳过来自中原的北宋文化，近代还接纳过来自西方的资本文化，现代还接纳了马克思主义的红色文化。这种兼容并包性不仅在中国文化中独树一帜，而且在世界文化历史上也是空前的，而绍兴的师爷文化其实是最早的兼容并包文化。

三是商业文化。这是位于杭州湾南东岸宁波创立的文化。它是一种从海湾文化走向海外文化的商人文化和商业文化。宁波是中国最早的通商口岸之一。上海外滩就是对宁波外滩的继承、发展和超越。无论在上海还是在宁波，外滩历来都是冒险家的乐园。中国的近代史就开启于舟山。1840年，在舟山打响的鸦片战争“定海保卫战”具有转折性意义。如果当初没有双屿港，后来就不会有定海保卫战。后来，绍兴商人、宁舟商人和南通商人才合力打造了一个远东著名的“大上海”。

四是民国文化。这既与出生于杭州湾南东岸奉化的蒋介石有关，更与辛亥革命时期绍兴的徐锡鳞、秋瑾、鲁迅等人有关。民国文化是中国革命文化的第一波。半部民国史在浙江。民国文化是西方资本自由“种子文化”与杭州湾“土壤文化”相结合后长出的果实。

五是教育文化。一般的说法是有私塾才有教育，其实是有孝道就有了教育。这与“教育”的“教”的左半部是一个“孝”字有关。杭州湾的上虞的曹娥女传说就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孝道文化。杭州湾由此成为包含孝敬、孝顺的孝道文化的发源地之一。所以，对孝道文化，应该给予一种重新的和现代化的认识、重视和解释，应该赋予一个“文化传承”的性质，只是传承的载体有所不同而已。杭州湾的教育文化培养了很多的大学校长和大学著名教授。特别是，“忠”其实也是对“孝”的提升，也属于教育的一个重要内容。

六是智库文化。中国最早的智库文化就形成在杭州湾的绍兴。绍兴师爷是最早的智者和智力群体。当初，师爷走遍天下，传播和渲染的是一种“智慧文化”和“文明文化”。这既说明天下需要师爷，也说明师爷已经兼济天下，更说明师爷还在包容天下。这种包容和兼容天下的文化氛围又造就了一代“真三不朽”的代表人物——王阳明。这个不仅要独善其身，更要兼济天下的文化在19世纪末和20世纪初又孕育了蔡元培等绍兴文人。师爷有着既是必须的又是自然的风骨和风格，绍兴就成为了历史上的师爷库。师爷库就是现在所谓的思想库和智囊团。所以，与其说绍兴文化是“杭州湾文化”的底蕴，还不如说绍兴的师爷文化是“杭州湾文化”的精锐。

六、杭州湾文化发力需要再挖掘和创新

正是在这样的“兼容并包”文化土壤上才会形成和产生又一个与时俱进的文化。“杭州湾文化”不仅使杭州湾一带人才辈出，如远古有尧、舜、禹，近古有王充、王羲之、陆游、岳飞、王阳明、黄宗羲等人，近现代有秋瑾、蔡元培、鲁迅、马一浮、蒋介石、周恩来、蒋梦麟、竺可桢、马寅初、陈望道、胡愈之等人，当代有包玉刚、蒋经国、乔石、董建华、三毛等人。而且还产生了一所特别具有兼容并包特质和效果的大学——浙江大学。

“杭州湾文化”概念的形成和提出不仅在于对过去的感悟，更在于对现实和未来的顿悟。我们既需要梳理现实，更需要对未来发力。“杭州湾文化”是中国文化的瑰宝，是中国创新的文化氛围，是中国再发展的文化原动力。它的价值在于，是一种“民本文化”。“杭州湾文化”的“民本文化”是中国传统的“农民文化”与西方的“居民文化”、“市民文化”、“公民文化”结合的结果。其中，生活在明末清初杭州湾南岸中部余姚的黄宗羲提出的“黄宗羲定律”和“天下为主，君为客”的思想就已经很好地体现了这个民本思想。他在“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思想基础上提出的应该以“天下之法”来取代皇帝的“一家之法”的主张影响深远而深刻。这种思想和主张发展到现代就使杭州湾普遍呈现了一种“民营文化”和“藏富于民”的状态。这种状态又促进了浙江省乃至杭州湾“民营经济”的发达和“民主制度”的创新及发展。这种“杭州湾文化”的现代状态又是实现“中国梦”的必备条件。

中国的现实和未来面临的都是一个海洋世纪的挑战。但在“杭州湾文化”中究竟蕴涵了一个怎样的要素、机理、特性和特征呢？至今还都不是很明确和明了。前面所说的基本上还都属于一种现象，现象一般都是表象和表面的。对表象的了解都无益于对人才和机理的有意识地培育和培养。所以，与其说“杭州湾文化”需要中国，不如说中国更需要“杭州湾文化”，甚至世界都在需要“杭州湾文化”。2016年，G20峰会在杭州的召开，再次将世界目光聚焦在杭州及杭州湾。前一次引起世界关注目光的是45年前美国总统尼克松访华。如今要看，学术界能否再提炼和创造出，政界和民间能否再打造出一个已经客观存在的但仍需发扬光大的整体的、系统的、深邃的，既有历史纵深感又有现实教育性的“杭州湾文化”概念。然后，再在这基础上创新地提出一个关系：现代的中国红色文化与杭州湾之间存在一个密切的、有机的、连续的关系，它实际上就是由杭州湾文化孕育而成的，具有很浓厚的“杭州湾文化”特质。于是，在此基础上冒昧地向学界提出一个研究建议：应该尽快加强对“杭州湾文化”的整体性、多维度、多层次的综合研究，其目的是为了从中挖掘出可以为中国现时和下一步发展之用的理念和精神。由此也可以确立，杭州湾在中国共产党形成和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还可以提高和提升中华文化在人类文化和文明发展历史上的地位和作用。

责任编辑：徐友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