靳茜

张慎言（1575—1645），字金铭，号藐山（自号藐姑山人），山西阳城屯城里人。明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考中进士，曾任寿张、曹县知县，后历官太仆少卿、太常卿、刑部右侍郎、工部右侍郎、左侍郎，崇祯十七年（1644年）擢升吏部尚书，达到其一生为官的巅峰，明亡后张慎言为南明王朝所排挤，辞官后流离失所，客死他乡。

身处晚明的政治漩涡中，藐山公“鲠特如岳，而深醇道气”，《泽州府志》评价他：“在州县为循吏，在台中为直谏，跻列卿为名臣，立事五朝，遭国多难，而忠荩一气，立于天地之间。”

“世事洞明皆学问，人情练达即文章”，作为诗人，他更是文采出众，张道濬称赞其诗“触时构象，感事写情，深丽而有清肃之风，高浑而有幽细之思”，诗中既流露着他丰富的真情实感，也充满着对晚明社会现实的关怀。正如钱谦益所称：“金铭为人有别趣，诗亦有别调。”

为人有别趣

何为“别趣”？“别趣”就是与众不同的志趣，独一无二的性情。张慎言的“别趣”有三：为臣，他刚方练达，不畏权贵；为官，他爱民如子、鞠躬尽瘁；为士，他志存高远、怀瑾握瑜。

1、直节敢言忠义存

为臣者从道不从君，身处宦官弄权、皇帝昏聩的晚明社会，张慎言出淤泥而不染，敢于直言犯谏。据《明史》载：“泰昌（1620年）时，（张慎言）擢御史。逾月，熹宗即位。时方会议三案（即明末起于萧墙内的弑杀光宗的“梃击案”“红丸案”“移宫案”），慎言言：‘皇祖召谕百工，不究张差党与，所以全父子之情；然必摘发奸谋，所以明君臣之义。”从中可看出他对移宫、红丸两案态度严正，而查明真相、揪出幕后主使者的主张也使熹宗不快。不久，贾继春因为请求另外安置选侍受到贬官处分，慎言上书抗言论救，惹怒了熹宗，被夺俸禄二年。

张慎言在河南时因推荐了赵南星，并弹劾了冯铨之父冯明盛，遭到了冯铨的忌恨。天启五年（1625年），在御史任上的慎言丁祖母忧期间，冯铨指使他的门生曹钦程上疏诬陷慎言任曹县知县时，盗库银三千两，致使他被贬戍至肃州（今甘肃酒泉）。崇祯元年（1628年）魏忠贤倒台，慎言官复原职，得到重用，但他仍不改不畏权贵、直言敢谏的性格，数次被贬官。直到明崇祯十七年（1644年），他被南明朝廷排挤，接连四次上疏请退才得以结束政治生涯。清顺治二年（1645年）大明亡，张慎言患病却拒不医治而卒，表明了他甘愿追随大明、绝不苟且偷生的高风亮节，享寿七十岁。

宦海沉浮，张慎言“刚方练达，不畏权贵”，议三案，力陈己见；执三尺，触犯龙颜；进贤臣，遭奸逆侮辱。但他仍坚贞不屈，写出“功名钟鼎都泡影，止有烟霞似夙因”的诗句，表达自己鄙视功名利禄、不畏强权折腰的高尚品格。《明史》为他立传：“张慎言、徐石麒等皆北都旧臣，刚方练达，所建白悉有裨时政。令其受事熙朝，从容展布，庶几乎列卿之良也。而遭时不造，内外交讧，动辄龃龉，虽老成何能设施斡济哉！左懋第仗节全贞，蹈死不悔，于奉使之义，亦无愧焉。”

2、仁心义举千古传

晚明政治黑暗，奸臣豪胥沆瀣一气、为非作歹，张慎言对此深惡痛绝，为官期间曾毫不留情地打击贪官污吏，清理猾商奸豪。《研堂见闻杂录》就记载了其肃贪的事迹：“（张慎言）初下车，即禁铺设，禁拔富，禁衙蠹，禁司道府总差快，州县无不懔懔奉法。会朝议汰冗员，首及巡方御史，吴民百万，皆垂首丧气，奸吏豪胥，则酹酒相贺。然张公仍访衙蠹周宗之者，贪赃数十万，杖之，不毙，乃牵死于狱；已殓，仍剖棺验尸，露暴丛冢，奸胥股栗。”张慎言的铁腕手段在暮气沉沉的晚明社会里撕开了一道光明的裂缝。

晚明分崩动荡的社会局面，给人民带来了无尽的悲酸艰辛，张慎言的家乡亦是流寇不断，为抵御流寇的侵袭，张慎言倾尽家财，于崇祯五年（1632年）筑“同阁，并在阁中掘井蓄水，储备粮食、炭药。一旦流寇来袭，乡里百姓都躲入阁内，使其免于流寇的屠戮与祸害。桃李不言，下自成蹊。张慎言为国为民的赤诚之心，如同家乡以防为主，不事奢华但求实用的城防一样，在历史的风烟中供人凭吊，令人缅怀。

3、远见卓识照万代

明朝末年，内忧外患不断，导致国用不支，经济濒临崩溃。面对这种局面，朝廷一味开采鼓铸，导致通货膨胀，商品价格飞涨，经济进一步恶化。对此他分析道：“记万历年京师制钱，以钱六百文抵银壹两，今则增至八百矣，且复有奇零。而河南、山西有至一千四五百不等者，此何以故？则钱多于私铸之患也。今无法而使谷与货日多，而钱日贵，而讲生钱之法，政使就铜山而铸，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将奈之何？”可以说他已经清醒地认识到了货币泛滥对社会的危害。

具体到实践操作中，张慎言认为要解决当前的这种局面，当标本兼治，“本富为上末次之，君前不敢道斯语”。他所谓的本即是要发展农业，并具体提出开垦之法，大抵有五种：官种、佃种、民种、军种以及屯种。先四种已行，而惟屯种现只徒有其名，当下应选各卫之屯余，按照官种之法，大力开垦津门之沃土。在他的大力推动下，在山海至天津间开垦出大片荒田，为国家积谷无算。这位站在四百年前的明朝官员，已经有了非常科学的经济思想。

诗亦有别调

张慎言为人有“三趣”，其诗亦有“三调”：其一，以诗抒情，以诗度日；其二，诗歌以变通为主导，以性、情、才为手段；其三，诗歌反映社会现实。

1、“灵心独照，妙趣天成”

明代科举考试规定以八股文为文体，当时大部分学子们以八股为务，很少有人将时间浪费到诗文上，而张慎言却认为：“六经之有诗也，犹世之有山水，五伦之有朋友，五味之有酒也。”他不仅将诗作为文学构成的一个不可或缺的部分，而且他还将诗作为自己人生的一部分，认为“书是须臾不可离之物”，稍有闲暇，即纵笔直书。《列朝诗集小传》中谈及张慎言对诗的酷爱：“谪戍甘肃。穷也濒死，犹传羌中煎酪茶法，为诗以寄余”。张慎言作诗反对抄袭模仿，主张自然真情的流露。文以抒情，诗以言志，言为心声。他的诗歌无论是内容还是抒发的情绪，都是和他的经历以及当时的真实情感息息相关的。《泊水斋诗钞》（即《山右丛书初编》中的《洎水斋诗钞》）中分卷收录了张慎言人生中四个重要的生活阶段所作的诗歌，“第一卷当系少作，第二卷乃谪戍肃州时游草，第三卷为崇祯初赦免后入都之作，第四第五则刑部罢官回里后所作也”（《泊水斋诗钞跋》）。张慎言的文学功底极为深厚，著作也颇多，但于战乱中遗失甚多，保存下来的有《泊水斋文钞》三卷和《泊水斋诗钞》五卷，现均收录于《山右丛书初编》，分别被改名为《洎水斋文钞》和《洎水斋诗钞》。“泊水斋”即为“泊园”，乾隆版《阳城县志》载：“泊园，明太宰张慎言别业也。在县东三十五里屯城。其地名虎谷，本王国光尚书小筑，后太宰复营此为菟裘。其处松柏苍翠，溪涧曲折，秋冬之际，红叶弥漫山谷间，尤为奇胜。溪尽处为小桥，桥北悬崖，建阁其上，状若飞楼，言曰‘菌阁，最称幽旷之居。”其中原存于泊园墙壁上的一通碑刻上有王铎对他的评价：“诗难幽远有余闲，为其骨不坚也，藐山先生独异于此”，张慎言的诗和他的为人一样，真实自然，清肃幽远，流动着一股沁人心脾的韵味，可谓是“灵心独照，妙趣天成”。

2、“人人皆可与言诗”

张慎言以诗为友，以诗抒情，主张“人人皆可与言诗……不必止以汉魏隋唐风云月露之什始为诗”，强调诗歌也要与时俱进，“变则通，通则久”，反对泥古不化的作诗风格，主张写诗要具备“情，性，才”三要素，“有性有情复有才，情之所至而才至焉。才之所至学至焉。学之所至悟生焉。悟则生生之为易焉”，只有将这三者完美结合，达到情和性融为一体，使诗意境幽远，耐人寻味，才能最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情感，引起读者的共鸣，从而征服读者。张慎言作诗，正是贯彻的这种以变通为主导，以性、情、才为手段的方法，故而能引起时人和后人的共鸣，使许多不朽名著得以永葆生机、流传于世。

3、“所苦在贫贱，哀哀诉向谁？”

张慎言为官的年代正是明朝日薄西山的时期，政治腐败与社会黑暗使他悲愤交加，正直敢言的他将这些罪恶都写进了诗中：“暗雁既早烹，文木亦先伐。彼苍有张弛，妄意图巧拙……郭霸诸君子，均尔号桀黠。吾乃此辈是，福履罔缺折，讵止嗤巢许，亦且笑稷万。悠悠此今古，浩荡难讯诘。”亲眼目睹了百姓的悲惨境况，张慎言痛心于天灾人祸给百姓带来的种种疾苦，写下了《点灯行》《寇至》等大量诗文，一方面控诉了流寇对百姓的蹂躏，一方面又揭露了官军以镇压农民起义为借口，对地方百姓大肆勒索、杀掠的罪恶：“衅起在贪酷，牵累到廉慈。富者所作孽，贫者代受之。达官恶愈甚，微贱委沟泥。秋郊闻鬼哭，帝听不能卑。悲风千里号，骸骨相撑持。还顾富贵子，秉烛代驰晖。作者果自受，岂不快所为。假兹盗贼手，豪举良足奇。作受胡乖忤，造物嗟小儿。所苦在贫贱，哀哀诉向谁？”他的文章诗词既有针砭时弊的凛然，又有直面现实的冷峻，与当时一味模拟剽窃，只重形式技巧的文风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而他的诗篇散发着熠熠光彩。

“诗难幽远有余闲，为其骨不坚也，藐山先生独异与斯”，张慎言以其刚正不屈的灵魂，为人忠直不避仇的精神，勤奋刻苦矫砭政弊的昂扬斗志，高瞻远瞩顾全大局的远见卓识，真情流露取法自然的清爽文风，留给世人一抹“别趣”和一曲“别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