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玉爱

十九世纪二十年代，在世界的东方——被人类称作太阳升起的地方的中国，出现了一种令世人瞩目的山西票号业。“山西票号业曾一度执中国金融界之牛耳，并影响了中国金融业近一个世纪。”中国近代思想家、文学家梁启超这样评价山西票号。

中国第一家票号——日升昌于道光三年（1823年）诞生于山西省平遥县。前身是一家“西裕成”颜料庄，这个颜料庄是由平遥县西达蒲村的李家开设的。嘉庆年间，白莲教武装起义和天理教武装起义的爆发，再加上灾荒不断，农业连年歉收，社会极不安定，所以经常有官饷和民间镖银被抢的事情发生。当时山西在外面经商的人很多，年底的时候都要把自己挣的钱通过镖运的方式运回山西。由于社会不稳定，商人们越来越觉得异地运现成了一件挠头之事。所以那时候，李家开始利用自家在外面设的分号兼营汇兑。也就是说，这个想法的最初出现并不是想从中谋利，只是为了解决熟人之间异地运现的问题而想出的一个权宜之计。随着要求帮忙的人越来越多，而他从中收取少量费用，以至于人们逐渐意识到这项业务优越性的时候，认为即便花点钱，这个费用也比雇佣镖局要便宜很多，后来，很多的同乡好友托人找关系要到他这来做异地汇兑。这项业务延续到1823年左右，兼营汇兑的费用远远超出了他们家原来专营颜料的利润。1823年，财东接受北京分号掌柜雷履泰的建议，一次性投入资本大约30万两白银，把他的颜料庄改为票号，取名为日升昌。

票號之所以称为票号，就是因为用票据结算结束了传统的现金结算。不管是他之前兼营汇兑，还是后来改成了这种专门的汇兑机构，唯一的一个取款凭证，就是一张纸。之前兼营汇兑的话是一封信，后来是专门的一张汇票纸。后来这张汇票纸在市面上流通的幅度越来越大，越来越广的时候，票号要保证给予客户的这张汇票纸是安全的。所以他们开始想办法在这张汇票纸上使用各种防伪措施，最开始使用的也是最普通的笔迹防伪，专人去书写汇票纸，字如其人，每个人的笔迹都不好模仿，像我们说，日升昌是一个总号，他的分号有43处，一个系统下来就有44名专门的这种开票员，而且每个开票员的笔迹不管是总号还是分号都有专门的备份，一旦一个地方的开票员换了的话，都要立即写信通知对方。后来，他们又利用印章去做防伪，不同的汇票纸加盖不同的印章，不同的地方加盖不同的章，总号和分号能够核对上，才算是安全的。到后来就有了放到现在来说都比较先进的水印，汇票纸的四个角上都印有“日升昌记”四个字，放到强光下才能看见，和现在人民币上的水印一样。现在去银行取钱的话需要输数字密码，而那时候的密码是由汉字组成的。第一个部分十二个字，代表的是一年中的十二个月份；第二个部分30个字，代表的是一个月的三十天；第三个部分10个字，代表的10个阿拉伯数字；最后一个部分四个字，代表了当时一个计量货币单位。四个部分里面五个字一组合，就形成了一套新的密码。日升昌1823年成立，到1932年改营钱庄，100多年的经营过程中不可能就使用这一套，所以这套汉字密码是不定期去更换的，有记载说这样的密码换了有将近300多套，这个只是留下来的其中一套。有了这些防伪措施，日升昌一百多年基本上没有出现过假票冒领的现象。所以100多年下来创的利润也比较高，纯利润挣了1500万两白银，折合现在的人民币将近100个亿。其收入来源主要有几个方面：汇水，就是手续费，一般是按1%去收取的，但是有资料记载，有一年的年汇兑额达到了3800万两白银，这样算下来这一年仅汇兑手续就有38万，所以手续费在整个比例中占的比例高达60%；还有就是存贷款之间会有一个利息差额，这个收入占到的比例不大，20%；银行里面还会有一个得空期的收入，比例也是20%；当时在票号里还有一种比较小的收入叫平色余利，分平余和色余两种。当时候市面上流通的都是那种小碎银子，只要来票号办业务，首先需要称重量，当时候称量工具天平，不可能像现在能精确到小数点以后，剩下的零点几就抹掉了，等到业务量非常庞大的时候，这个数额才会慢慢地显现出来；还有一个就是色余，各地流通的银子其含银量不可能完全一样，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规格，商人们就根据自己多年的观察对比，把每个地方的银子都取了一个名字，让小伙计熟记的，其实这个色余的换算放到现在的银行来讲就是汇率差。

票号最主要经营的业务就是异地间的银两汇兑，所以肯定会在各地设有分号，分号设好了，里面的工作人员都是由总号去统一调拨的，作为分号来讲，是没有资格在当地吸收学员、招收员工的，所以总号和分号之间会有人事上的调动，分号这段时间那边的银根松紧，利率是多少，汇率的高低，这些对于票号来说比较重要的信息在当时只能通过信件的方式去和总号沟通，所以票号对于信件的管理制度比较严格。信件必须要有编号，要抄录在案，留有底簿，发件日期是固定不变的。另外写信的时候必须使用专业的行业术语，行话，暗语，避免丢失了外人能看懂。票号对于起草信件的人员，要求比较特殊，称之为文牍先生。一般的小伙计要进票号工作的话，有几个硬性条件必须满足：年龄必须是在13-15岁之间，太小了不能自理，太大了不好管理；品貌端正，身高五尺，口齿伶俐，祖宗三代必须是清清白白，另外必须当地有名望的店铺或者商人作担保。这是一个小伙计进票号工作的条件。文牍先生要进票号的话，没有这些繁琐的条件，仅有一个文凭上的规定，必须是当时的科甲中人，中过举，读过书，有文化。票号给他的待遇会比较丰厚。一个文牍先生在票号里一年可以挣到200至500两白银的工资，比一个县太爷都挣的多（一个县太爷的俸禄45两）。因此，当地有一句话说“生子有才可经商，不羡七品空堂皇。”

当然不是所有的员工都能挣到这么高的工资。像一般的小伙计进了票号之后，首先3年的学徒期是每人（除文牍先生外）必须要经过的，三年管吃管住，不挣一分钱，白天端茶倒水伺候掌柜的，晚上就是打算盘、练书法，当地人把这个叫做“吃后生”。三年过后，一系列的考核必须要通过，试口、试脑、试心。三样考试都通过之后，可以继续留下干活的时候，开始挣工资。一个小伙计一年最少可以挣到12两白银，只要干得好，会涨到24两、48两不等，最高会涨到一百两，我们说所谓的封顶。其实在票号里，只要挣到100两工资的人，走出去到任何一个票号都会炙手可热，因为他对票号操作流程很熟悉，算是个人才了。那这个时候，票号就要想办法把人留住，让他心甘情愿地继续给票号工作。留任的最好的办法当然是用钱，所以当时日升昌想出了最早的股份制——二元股份制，银股和身股。银股就是东家用银子去入股，和现在企业的一个资本股是一样的，当时李东家是投资了30万两白银，所以就分成了30个股；身股是员工靠自己的身体，拿自己的劳动力去入股，一个小伙计一旦入股的话，最少0.1股开始算起，最高是满股一股，但一般来说，这个满股是总号大掌柜享有的。当时4年一个账期，4年下来，东家入得银股和员工入的身股是同股同酬，平均分配的，做到了公平对待。但是两者有一个本质上的区别：银股可以转让，可以世袭，可以出售，父传子，子传孙，孙子没钱花了还可以把它卖掉；但是身股不能，身股是人在股在，人走股份就随之消失了，没有实实在在的银子，只是在账上记了一个数字，等到账期末的时候享受一下分红。所以说日升昌是中国最早的银行，也是中国最早的股份制企业，这个股份制在很大程度上为票号留住了很多人才。

一般来说，票号里面一共有3位经理。雷履泰为票号总经理，俗称大掌柜，主持制定号业主管；毛鸿翙为副总经理，俗称二掌柜，具体管辖各分号事宜；程大培为副总襄理，俗称三掌柜，管辖票号柜台存款、放款、异地汇兑业务。3位掌柜分工明确，又各司其职。日升昌的经营制度是两权分离制。东家作为这个票号的投资人、董事长来说，只能投资，不能参与这个票号大小事务的经营。作为掌柜的来说，只能经营，不能投资。经营权和投资权是完全分开的，而且当时的两权分离制实行得比较彻底，号规当中明确规定：财东平时不能去票号；不能指示票号内部人员为其办事；不能为自家的票号保送任何学徒；甚至不能利用自己票号的名义在外面举办任何活动。财东将票号完完全全交由大掌柜管理，每到年底，掌柜要向财东汇报当年的经营情况，如果干得好的话，可以继续干，如果干的不好的话，财东可以将掌柜开除。另外号规当中给员工们规定：一不准接眷外出；二不准在外娶小纳妾；三不准宿娼赌博；四不准在外自开商店；五不准染不良嗜好；六不准蓄私鉴货；七不准把号款借与亲友；八不准投机取巧，买空卖空；九不准懈怠号事，苟且偷安；十不准向号中相与之家浮挪暂借。

说到票号，不得不提一个人，那就是日升昌首任大掌柜，整个中国金融业的创始人——雷履泰。雷履泰（1770-1849），他的家族也是一个经商世家，只是在他很小的时候就没落了，所以他年少时候就在不断地打工。他年轻的时候在赌场摇骰子，头脑非常灵活，说他在摇骰子的时候，只要在开盒的瞬间，就能算出这场赌局谁赢了多少，谁输了多少。有一次这个本事就被当时的少东家李大全看中，就把他举荐到了自家颜料庄分号当伙计去了，半年时间，他就做到了分号经理这个职位，后来调回平遥总号当大掌柜，能力有目共睹。在他53岁的时候，他提议李东家将颜料庄改成票号，两人一个出钱，一个出力，合伙开起了中国第一家票号。领号25年，78岁离号，79岁就逝世了。一生的精力都给了整个李家，给了整个票号。在他70寿诞的时候，李家携平遥众商赠匾：拔乎其萃，高度赞誉了他对整个票号行业所作出的巨大贡献。但再有能力的一个人也有离开票号的一天。财东很聪明，他把选接班人这个权利交给了大掌柜，在你离开的时候，给选好人选。为了避免选和自己有裙带关系，但不一定有真才实干的人，所以票号给其一种特殊的股份，叫故身股。在掌柜的离开之后，只要他选的下一任掌柜有能力将这个票号经营的很好的话，他的子孙后代就可以享受这个票号8-12年的一个三次分红。所以其实在票号里不存在“教会徒弟，饿死师傅”这种现象。

日升昌凭借诚信笃义的经营原则，科学完善的管理体制，敏锐的经营策略，举贤任能的用人之道，开辟了整个中国的金融业。整个中国在日升昌产生之后，一共出现了51家票号，山西有43家，平遥县城就有22家。可以说当时候整个中国的金融中心就在平遥，所以余秋雨先生在《抱愧山西》中写道：“在山西最红火的年代，财富的中心并不在省会太原，而是在平遥、祁县、太谷，其中尤以平遥为最。”给了平遥一个很高的评价。

但是，在票号的辉煌中也逐漸出现了诸多隐忧，鸦片战争之后，中国被迫开关，接受广泛的国际贸易。开埠之初，易货贸易还是主导形式，即中国的丝茶出口与外国的纺织品进口还是以银钱计价，但大部以货物交割，并无多少银钱出入。为便利大宗交易，各种专营贸易进出口的洋行便说服并推动外国银行接受中国票号发行的庄票。同时，外国银行也在庄票基础上给予中国票号以抵押或信用贷款。

票号与外国银行之间的金融往来逐渐成为主要业务，使得原来仅仅依赖票号的格局有所调整。在当时的半封闭经济格局下，外资银行，本土的票号和钱庄构成了三足鼎立的金融局面。“洋商之事，外国银行任之；本埠之事，钱庄任之；埠与埠间之事，票号任之”。这种格局在晚清期间持续了大体五十多年，也支撑了整个洋务运动和“同光中兴”期间中国近代产业的孕育，当然也承担了太平天国内乱融资，甲午战争赔款和庚子赔款等。

伴随近代流通货币的迅速标准化，西班牙银元，墨西哥鹰洋等银元以及庄票和银行钞票的广泛流通，原始意义的票号汇兑生意早已消亡，信贷服务成为主业，而从事信贷业务，票号显然无法与二十世纪初期大量兴起的外资银行竞争。

清帝国的最后十年，是山西票号的“黄金时代”。1900年，北京爆发“庚子国变”，慈禧太后携光绪西逃至山西境内，平遥票号率先得到密报，设法将慈禧一行迎入协同庆票号大掌柜赵德溥的家中留宿一夜，还献上了三十万两白银作为孝敬。慈禧大为感动，下令各省将京饷改由山西票号来解运。后来，清廷与各国签下《辛丑条约》，慈禧将规定的赔款本息共10亿两白银交票号汇兑，各省每年把应交赔款解付给票号，再由票号汇给汇丰银行。

公款汇兑业务的开拓以及票号开办的准入垄断，让晋商的势力和财富得到几何级的增长，各家票号都赚得盆满钵满。日升昌最兴盛的时候，各地设30多个分号，年营业额达2000万两，每股可分得年红利1.7万两，按总股本60余股计算，年盈利超过百万两。与向来崇尚享受的徽商相比，北方的晋商一向以俭为美，可是自从票商发达之后，也“由俭入奢”，极尽奢靡之能事，一位私塾老师记录道：“此间生意奢华太甚，凡诸富商，名曰便饭，其实山珍海味，巨鳖鲜鱼。”

因为利润均来自于官家，所有票号的经营日渐失去了创新的动力，票商的精力全部投掷于公关和钻营。史料记载，票号“在京师则交结内府，走动各部，在外省则应酬仕宦，出入衙门，借势借财，能益自丰，措置裕如。”另据陈其田在《山西票庄考略》中描述，各大票号都找到了自己的靠山，其中，李家的日升昌与伦贝子、振贝子、粤海关监督以及赵舒翘等走动频繁，侯家的蔚盛长与庆亲王最为亲密。其余，百川通交好张之洞，协同庆拉拢董福祥，如此等等，各显神通。票号商人对官府的打点可谓无微不至，每到年关，从旧历十二月二十日到三十日止，每天要拉两三车的礼物，去打点相关官府的上上下下，从管事到老妈子，都有名单，按名奉送。

同时，山西票号在官方层面也面临着更大的竞争对手。首先是官商建立了垄断的商业银行如户部银行、交通银行等将过去票号承办的跨域汇兑和官款存放业务悉数收回。其次，山西票号一度辉煌历史也滞阻了它向现代股份银行制度的改变，使得中国通商银行，浙江兴业银行等一大批新兴本土银行脱颖而出。第三，山西票号曾依赖于给各地政府财政和军需提供信贷支持，在战乱特别是辛亥革命中，损失惨重，最终逐渐走向了衰亡。

“极炫耀处，即衰落处”，这似乎是万物轮回的公理，整个票号业在1911年之后就开始走向了衰败阶段。导致他们衰败的原因有很多种，最主要的就是清政府的垮台。同时，外国的银行进入和国有银行的产生，以及后期纸钞的发行、火车的运行，这些因素综合到一起，导致了整个票号行业辉煌了一百多年，遗憾地退出了历史舞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