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金瓶梅》的早期众多抄藏者中，呈现出三条传抄路线，并发自一个源头，他就是麻城邱长孺。而邱长孺与袁氏兄弟的奇遇，使独抒性灵的实践有了新契机。他们精诚合作和商业化运作，不但使《金瓶梅》日臻完美，还获得了丰厚的利益回报。

〔关键词〕早期抄藏者；抄藏路线；版本史；合作者；商业化；运作性；灵说

〔中图分类号〕I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90-13

《金瓶梅》传抄路线说明什么？

笔者已在《〈金瓶梅〉作者是谁？——关于邱长孺考辨》（见《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一文中已论证过《金瓶梅》的作者是麻城才子邱长孺。我的观点也并非一家之言。学者黄霖先生也曾说过：“既然小说中写到了那么多的金华酒等南方的酒，有那么多的南方的习俗与方言，为什么不能推测作者是南方人呢？”[1]（80）持有此论的还有被誉为“金学研究第一人”的魏子云先生，他在《金瓶梅编年纪事》等五种著作中提出了自己的发现和创说，认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是南方人。[2]（305）那么，作为南方人的邱长孺与《金瓶梅词话》刊刻前的早期抄藏者们有关联吗？抄藏者们又是通过何种途径抄得的呢？

首个将《金瓶梅》“曝光”的人是文学史上称之为“公安派”首领袁宏道，他在万历二十四年（1596）九月致董思白信中写道：

“一月前，石篑见过，剧谭五日，已乃放舟五湖。观七十二峰绝胜处，游竟复返衙斋，摩霄极地，无所不谈，病魔为之少却，独恨坐无思白兄耳。《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3]（298）

万历间著名学者沈德符在他的文学史料名著《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中的记载：

袁中郎《觞政》以《金瓶梅》配《水浒传》为外典，予恨未得见。丙午，遇中郎京邸，问：曾有全帙否？曰：“第睹数卷，甚奇快。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又三年，小修上公车，已携有其书，因与借抄挈归。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予曰：“此等书必遂有人板行。但一刻则家传户到，坏人心术，他日阎罗究詰始祸，何辞置对？吾岂以刀锥博泥犁哉！”仲良大以为然，遂固箧之。未几时，而吴中悬之国门矣。然原本实少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遍觅不得，有陋儒补以入刻，无论肤浅鄙俚，时作吴语，即前后血脉亦绝不贯串，一见知其赝作矣。闻此为嘉靖间大名士手笔，指斥时事，如蔡京父子则指分宜，林灵素则指陶仲文，朱勔则指陆炳，其他各有所属云。中郎又云：“尚有名玉娇丽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中郎亦耳剽，未之见也。去年抵辇下，从邱工部六区（志充）得寓目焉，仅首卷耳，而秽黩百端，背伦灭理，几不忍读。其帝则称完颜大定，而贵溪、分宜相构亦暗寓焉，至嘉靖辛丑庶常诸公，则直书姓名，尤可骇怪。因弃置不复再展。然笔锋恣横酣畅，似尤胜《金瓶梅》。邱旋出守去，此书不知落何所。[4]（652）

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的好友谢肇淛将他抄录的《金瓶梅》借去多时未还，中郎致信说：

“今春谢胖来，念仁兄不置，胖落寞甚，而酒肉量不减。持数刺谒贵人，皆不纳，此时想已南。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弟山中差乐，今不得已，亦当出，不知佳晤何时？葡萄社光景，便已八年，欢场数人，如云逐海风，倏尔天末，亦有化为异物者，可感也”[5]

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谢肇淛在《金瓶梅跋》中说：

“《金瓶梅》一书，不著作者名代。相传永陵中有金吾戚里，凭怙奢汰，淫纵无度，而其门客病之，采摭日逐行事，汇以成编，而托之西门庆也。书凡数百万言，为卷二十，始末不过数年事耳。其中朝野之政务，官私之晋接，闺闼之媟语，市里之猥谈，与夫势交利合之态，心输背笑之局，桑中濮上之期，尊罍枕席之语，驵駩之机械意智，粉黛之自媚争妍，狎客之从臾逢迎，奴佁之稽唇淬语，穷极境象，駴意快心。譬之范公抟泥，妍媸老少，人鬼万殊，不徒肖其貌，且并其神传之。信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也。其不及《水浒传》者，以其猥琐淫媟，无关名理。而或以为过之者，彼犹机轴相放，而此之面目各别，聚有自来，散有自去，读者意想不到，唯恐易尽。此岂可与褒儒俗士见哉？此书向无镂版，抄写流传，参差散失。唯弇州家藏者最为完好。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稍为厘正，而阙所未备，以俟他日。有嗤余诲淫者，余不敢知。然溱洧之音，圣人不删，则亦中郎帐中必不可无物之也。仿此者，有《玉娇丽》，然则乖彝败度，君子无取焉。”[6]（276）

万历四十二年甲寅（1614）袁中道在《游居柿录》中有段追忆万历二十年丁酉（1592）去武昌拜访李贽时的纪事：

“袁无涯来，以新刻卓吾批点《水浒传》见遗，予病中草草视之。万历壬辰夏中，李龙湖方居武昌朱邸，予往访之，正命僧常志抄写此书，逐字批点……大都此等书，是天地间一种闲花野草，即不可无，然过为尊荣，可以不必。往晤董太史思白，共说诸小说之佳者。思白曰：‘近有一小说，名《金瓶梅》极佳。予私识之。后从中郎真州见此书之半，大约模写儿女情态具备，乃从《水浒传》潘金莲演出一支，所云金者，即金莲也；瓶者，李瓶儿也；梅者，春梅卑也。旧时京师，有一西门千户，延一绍兴老儒于家。老儒无事，逐日记其家淫荡风月之事，以西门庆影其主人，以余影其诸姬。琐碎中有无限烟波，亦非慧不能。追忆思白言及此书曰：‘决当焚之。以今思之，不必崇，听之而已。焚之亦有自存之者，非人力所能消除。但《水浒》崇之则诲盗；此书诲淫，有名教之思者，何必务为新奇以惊愚而蠢俗乎！”[7]（195）

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云：

“屠本畯曰：不审古今名饮者，曾见石公所称‘逸典否？按《金瓶梅》流传海内甚少，书帙与《水浒传》相埒。相传嘉靖时，有人为陆都督炳诬奏，朝廷籍其家。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往年予过金坛，王太史宇泰出此，云以重赀购抄本二帙。予读之，语句宛似罗贯中笔。复从王征百谷家，又见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如石公而存是书，不为托之空言也，否则石公未免保面瓮肠。”[8]

崇祯二年（1629）碧山卧樵写的《〈幽怪诗谭〉小引》中写道：

“赏读袁石公集于吴门，诗艺一概抹杀，独谓‘挂枝儿可传不朽……不观夫李温陵赏《水浒》、《西游》，汤临川赏《金瓶梅词话》乎！《水浒传》一部《阴符》也，《西游》一部《黄庭》也，《金瓶梅》一部《世说》也……”[9]（5～6）

这几段文献可以梳理出两点，即：最早接触到《金瓶梅》的人有：董其昌、王世贞、刘承禧、王穉登、徐阶、袁宏道、袁中道、谢肇淛、汤显祖、屠本畯、沈德符、冯梦龙等。其中焦点人物有两个，即：刘承禧和袁宏道。

刘承禧何许人？刘承禧的先祖刘梦（字中用）是洪武初年响应高祖朱元璋起兵，授福建漳州府同知，其子刘从政（字恭明），洪武二十七年（1394）进士，历任广东道御史，监察御史，四川、河南、山西右参议。他是明代麻城第一个进士。其孙刘天和（字养和，号松石），正德三年（1508）进士，授南京礼部主客司主事，后补御史、任陕西巡按御史、兵部左侍郎，总领三边军务，论功加太子太保，迁还南京任户部尚书，旋改兵部尚书（《明史》有传）。刘澯（字汝静，号云薮），天和子，嘉靖十一年（1532）三甲四名进士，授人司行人，升刑部郎中，官至南京刑部主事。其子刘守有（号思云），袭庄襄公荫，官锦衣卫指挥，加太子太傅、五军都督。刘承禧（字延伯），守有子，万历八年（1580）九月武举会试榜眼，官至锦衣卫指挥使（正三品）。《麻城县志》有载：“刘承禧，守有子，字延白，亦袭职，好古玩书画，弈叶丰华，人以为邑之王、谢也。”[10]（264）万历四年，神宗皇帝赠刘守有对联曰：

“祖大司马环袵甲胄斩将擒王剿十万铁骑摧枯拉朽；

孙执金吾参赞机务缉官怀民腾九州碑口动地惊天。”[11]

据张远芬在《〈金瓶梅〉的付印人刘承禧》一文中推算，劉承禧生于1560年，死于1622年。他袭武职，与其父同为锦衣卫指挥，又乐与文人墨客相往还，蓄秘籍奇器甚多。现故宫博物院所藏《快雪时晴帖》上“刘跋”有“天下书法第一，吾家书法第一，麻城刘承禧永存珍秘”的字样。《快雪时晴帖》上之《王穉登题跋》、《文震亨题跋》和《余清斋主人题跋》完整记载了“帖”从刘承禧手中流转的过程。他家能藏有《元曲选》、《快雪帖》，足以说明刘承禧是当时的大收藏家。

汤显祖与刘家的关系是从万历八年（1580）开始的。那年，汤显祖春试不第，访友人黄州同知兼摄黄冈知县龙宗武于黄州，同时结交麻城刘守有、梅国桢表兄弟，在刘家居留数日。汤在《诗文集》卷四十八《答陈偶愚》中说：“弟孝廉两都时，交知唯贵郡（黄州、麻城是它的属邑）诸公最早。无论仁兄、衡湘（梅国桢）昆季，即思云（守有）爱客亦自难得。三十载英奇物化殆尽。炙鸡絮酒，远莫能致。”[12]明人臧懋循在《元曲选》序言中说：“顷过黄，从刘延伯借得二百五十种，云录之御戏监，与今坊本不同，因为校订。”臧又说，刘氏藏本“其支取出汤义仍（显祖）手。”[13]（102）汤显祖为刘家选定金元杂剧二三百种，就是这次居留刘家所为。汤显祖与刘守有、梅国桢于万历十一年同科进士，交谊很深。汤显祖也许就在这时，最迟不晚于万历二十八（1600）在刘承禧那里读抄到了《金瓶梅》，因为他深受《金瓶梅》影响的《南柯记》完稿于万历二十八年，而这后汤显祖再没有到过刘家。汤显祖为刘守有（思云）写的诗有《长安酒楼同梅先生（国桢）夜过刘思云宅》，诗云：“炙肉行筋深夜留，锦衣重覆敝貂裘。新丰满市人未识，欲傍常何问马周。”据徐朔方先生考，汤显祖替刘家校定元代戏剧，是在他中进士任职南京时，即在1573——1584年间。[14]（25～26）其间，汤频繁出入刘府，他从刘承禧那里阅读（或借抄）《金瓶梅》应是很自然的。

徐阶与刘承禧曾祖父刘天和都是京城一品大员，两家有姻亲关系。据麻城《刘氏宗谱》载，刘承禧之妻确为“徐氏”。又据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十一载：“徐太常（元春）以女字刘金吾（守有）之子。徐为华亭相公家孙。”[15]张远芬先生在《金瓶梅付印人刘承禧》一文的“附记”中说：“马泰来先生据《麻城县志》考证：刘承禧，曾祖刘天和，祖刘澯，父守有，他本人即是世袭锦衣卫千户，又是万历庚辰（1580）武进士、会魁、榜眼。又据王世贞《弇州山人续稿·徐公行状》考：徐阶孙徐元春女‘受刘承禧聘。因此，刘承禧是徐阶的曾孙女婿，徐元春是刘承禧的岳父。”[16]（82）后来，沈德符在《万历野获编》中说“今惟麻城刘涎白承禧家有全本，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是有根据的，只是把传抄的方向说反了。

董其昌与刘承禧家关系也不同一般，他又多次到过刘承禧家。《麻城县志》中《刘金吾濠》中载：

“刘金吾濠，明锦衣卫刘守有别墅也。濠在西畈去邑二里许。茂林修竹，夹岸盛植芙蓉。至秋如霞如锦。累石为岛，岛有亭，亭外有洞，以太湖石甃之，深入水底。引水为沼，沼有楼舫。栽花嵌石，参差绣错，周回曲折，装点尽致。中有一堂，华亭董文敏题曰：“鱼乐堂”。名贤多游咏，花间四时，箫管昼夜，歌童舞女，尽态极妍……”[17]董其昌能自亲为刘守有“鱼乐堂”题匾，说明有特别的交情，。董其昌还有《题刘金吾牛山读图二首》

一

青藜山馆瞰澄江，左手离骚右玉缸。

身作蠹鱼游册府，闲看带草长芸窗。

征南注左甘称癖，圮上传书气未降。

壮尔百城真坐拥，业侯如鄫不成邦。

二

千峰选胜著西清，讵许顽仙厕会盟。

白芷青兰时照眼，乌丝翠袖不胜情。

调恩故有双龙在，征事堪令半豹惊。

见说边峰劳仄席，肯容定远又书生。[18]

这两首诗中多有褒揚之意，客观反映出文人寻求政治庇护心态，也表明董与刘关系亲密程度。董其昌是大名士，又是收藏大家，常往来于京城大户、士人间，他当然不会放过从刘承禧家借抄《金瓶梅》的机会。至于他一方面称“极佳”，而另一方面又说‘决当焚之，前者是真切感受，后者则完全是出于撇清干系而自保。袁宏道的惊奇，说明他不知自己熟悉的流传路线之外还有另一条路线，同时也表明他已有藏本在手。

谢肇淛所藏《金瓶梅》的来路也十分清楚。他说：“余于袁中郎得其十三，于丘诸城得其十五”。万历三十四年（1606）袁宏道与谢的信中也说：“仁兄近况何似，《金瓶梅》料已成诵，何久不见还也？”。谢肇淛是袁宏道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北京的葡萄文社成员，虽是好朋友，但仍有所保留地只给他抄写《金瓶梅》部分内容，而谢肇淛料定“中郎帐中必不可无物之也”。他埋怨袁宏道“小气”，却不知晓袁宏道不给他抄全套《金瓶梅》的深层秘密。

屠本畯与刘承禧家关系也很密切。屠本畯是屠隆兄长，著名文人。屠隆万历十一年入京时结好刘承禧之父刘守有。刘守有女婿周叔南拜屠隆为师学诗。万历十二年刑部主事俞显卿诬陷屠隆与西宁侯宋世恩纵淫，屠隆遭罢，刘守有出手相助。事见屠隆所撰《栖真馆集》中《与刘金吾》一文，其文写道：

“独念明公畴昔周旋，义高千古。当不佞初被仇口，明公一日三过不佞邸中，对长安诸公，冲冠扼腕，义形于色。不佞云：‘某越国男子，归不失作海上布衣，明公休矣，无累故人。明公慷慨以手摸其腰间玉带曰：‘某一介鄙人，至此亦已过分，诚得退耕汉上田，幸甚，亦复何惧！及不佞挂冠出神武门，蹇驴且策，而两儿子痘疡适作。公曰：‘君第行抵潞河，留八口京邸，薪水医药，余维力是视。不佞遂行。明公果惠顾不佞妻孥甚至。而不佞之阻冻潞上，则又时时使人起居逐客馈饷不绝，所以慰籍之良厚，又为治千里装，不佞八口所以得不路馁者，明公赐也。种种高义，岂在古人之下乎！仆所以万念俱灰，此义不泯，申章远寄，肝肠在兹……独幸明公身健位尊，……为国爪牙，虽然貂蝉蟒玉，出入禁闼，此人臣之极也。江汉之上，可以垂纶，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乎？顾明公采细人之言，览止足之分。[19]

本文记述了屠隆在官场遭受严重打击而困难之时，得到刘金吾的全力资助，使屠隆多年之后还感到“万念俱灭，此义不泯。”由此可见，屠隆、屠本畯家族与刘承禧家族交谊之深，其古玩书画的交流也是常态，那么，屠本畯所抄读的《金瓶梅》部分内容虽不排除来于他人，但大部分内容应该来自刘承禧。屠隆的信，说明他认同《金瓶梅》中作者表达的祸福循环、乐极生悲之理。信中“世宁有不散之盛筵”一句话，正是《金瓶梅》中“千里长棚，没有个不散的筵席”的翻版，他已敏锐看地到了“刘府”盛极而衰的必然，这才真诚地对朋友加恩人的刘守有说贴心话。

至此，一条传抄路线明朗起来，即：汤显祖、董其昌、徐阶、屠本畯等所藏《金瓶梅传》都借抄于麻城刘承禧家。又据张远芬先生在《〈金瓶梅〉的付印人刘承禧》一文中考证，《金瓶梅》的最早版本是1609年交稿付印，1613年正式面世，而付印人正是刘承禧。[20]（82）然而，刘承禧虽崇尚风雅，毕竟是武人，身居武职，并不具备自己撰写《金瓶梅》的能力和条件。那么，他所藏《金瓶梅》又是从何处抄得的？沈德符所说“盖从其妻家徐文贞录得者”，明显是推断语气。刘承禧既娶徐元春之女为妻，也娶邱长孺姊为妻。那么，沈德符的推测仅说对了一半。刘承禧的全套《金瓶梅》是从其妻弟邱长孺那儿抄得的。详细史实笔者已在《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年第6期《〈金瓶梅〉作者是谁？——关于邱长孺考辨》里详细介绍过了，这里不再赘述。[21]

那么，袁宏道、袁中道、王世贞、沈德符、谢肇淛的《金瓶梅》又是从何处抄得的呢？

袁宏道、袁中道与《金瓶梅》的机缘，还得从万历十八年（1590）袁宏道赴麻城拜访李贽偶遇邱长孺说起。

万历十七年（1589）春节刚过，袁中郎就带着新作《金屑编》独自一人赶赴麻城向李贽请教。李贽看了赞赏说，早知道你写《金屑编》，我就不必写再《老苦》了。袁宏道在麻城龙湖住了三个月。也就是这一次，袁道宏碰见了风流倜傥、豪爽率真的邱长孺。并居留邱家。据历史学家吴晗考证，《金瓶梅》成书于1568——1606年，也有学者限定为1547——1606年。也就是说，袁宏道来邱长孺家时，邱长孺的《金瓶梅》初稿已经完成。袁应该是最初读到《金瓶梅》的人。两人相见恨晚，彻夜长谈。邱长孺写真世情的实践深化了袁宏道的认知，而宏道的独抒性灵的创作主张更坚定了长孺的创作信念。惺惺互羡，抒写“童心”、“性灵”、“真趣”、“自然”成为他们终身的创作使命和交好的纽带。万历二十一年（1593）夏，袁氏三兄弟又驾舟扬帆来龙湖拜师李贽，又与邱长孺相聚十日，极其欢洽，夜以继日，无所不谈。袁宗道眼中的邱长孺是：

“长孺非游闲公子，其胸中磊块甚，姑托游闲以耗磨之……其诗非汉、魏人诗，非六朝人诗，亦非唐初盛中晚人诗，而邱长孺氏之诗也，非邱长孺氏之诗也，邱长孺也。” [22]（596）

而袁宏道这样评价邱长孺：

“邱郎所喜者豪侠之客、妖冶之容、山水之盛……诗之奇、之妙、之工、之无所不极，一代盛一代，故古有不尽之情，今无不写之景。然则古何必高，今何必卑哉！不知此者，决不可观邱郎诗，邱郎亦不须与观之。” [23]（294）

袁宏道评价人是有他的标准的，这就是：有无独特个性的追求。他在《解脱集·与张幼于书》中说：

“昔老子欲死圣人，庄生讥毁孔子，然至今其书不废。荀卿言性恶，亦得与孟子同传。何者？见从己出，不曾依傍半个古人，所以他顶天立地。今人虽讥讪得，却是废他不得。”

他欣赏邱长孺“见从己出，不依傍古人”的风范。《金瓶梅》一面世，讥讪者众，又何曾废得？袁宏道识人真看到了骨髓里。他曾说过“屈指当今俊人，首小修，次长孺”和“若长孺死，东南风雅尽矣！”这样的话。这些评价当然不会只着眼于诗词小品，无疑背后有像《金瓶梅》这样的大制作支持。邱长孺是袁宏道万历二十七年（1599）在北京的葡萄文社的重要成员，袁宏道还专为他刊刻过《邱长孺》专集。

更值得关注的是，在众多的《金瓶梅》读者藏者中，唯有袁氏兄弟是旗帜鲜明地褒扬《金瓶梅》。袁中郎《觞政·十之掌故》中写道：

凡《六经》、《语》、《孟》所言饮式，皆酒经也。其下则汝阳王《甘露经》、《酒谱》、王绩《酒经》，刘炫《酒孝经》，《贞元饮略》，窦子野《酒谱》，朱翼中《酒经》，李保绩《北山酒经》，胡氏《醉乡小略》，皇甫崧《醉乡日月》，侯白《酒律》，诸饮流所著记传赋诵等为内典。《蒙庄》、《离骚》、《史》、《汉》、《南北史》、《古今逸史》、《世说》、《颜氏家训》，陶靖节、李、杜、白香山、苏玉局、陆放翁诸集为外典。诗余则柳舍人、辛稼轩等，乐府则董解元、王实甫、马东篱、高则诚等，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典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24]（1419）

袁中郎在《觞政》中把《金瓶梅》列为“逸典”之一，与六经、论语、孟子、离骚、史记、汉语同列，可见对它的重视和对它的充分肯定，也足见他已对《金瓶梅》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作为朝廷命官，竟如此搞“研究”，确实有些“胆大妄为”。换句话说，这已表明袁中郎手上确有《金瓶梅》。《觞政》在酒文化中有无人比肩的地位，难道当时还有一个比他更“酒文化”的超人？显然，他是“一不小心”地承认了自己是全本《金瓶梅》的最早抄藏者。

袁中道《游居柿录》中那段话把事情的原委交代得很清楚，给予充分肯定的态度也很鲜明。他警告那些有“名教之思”而想将《水浒传》、《金瓶梅》焚之而后快的人，及早罢想，因为焚是焚不尽的。语气十分像李贽评说自己《焚书》时说过的话。这里他已不打自招地说出了自己藏有此书并暗地里进行着的抗拒焚书的活动。李贽也曾预感到自己的言论必为宣“名教”的道学家所不容，将自己的文集命名为《焚书》，他说，他的学说“颇切近世学者膏盲，既中其痼疾，则必欲杀我矣，故欲焚之。”这里，袁中道也有李卓老一样的忧与愤。这不但表明他既是《金瓶梅》的铁杆粉丝，又表明了他与友人李贽、邱长孺站在同一战线上，是《金瓶梅》坚定的保护者。

王穉登的抄本与袁宏道的藏本也有关联。屠本畯在《山林经济籍》中说：“复从王徵君百谷家，又见（《金瓶梅》）抄本二帙，恨不得睹其全。”王穉登（1535——1612）字百谷，长洲人，善书法，好收藏，是明代著名文学家，他曾于万历二十三年与袁宏道、江盈科等结社苏州，又是“葡萄社”成员，袁、王二人常有书信往来，过从甚密。万历二十六年袁中道在游白岳后给王穉登的信中说，游白岳时看见向神仙求儿子的人很多，他却“只愿得不生子短命妾数人足矣”。意思是说，愿“妾”在年长色衰前早死，不留下儿女增加男人的负担。这肆无忌惮的“狂语”，恐怕只能对最知心的人讲，可见袁宏道与王穉登的交谊之深。王穉登是收藏过《快雪帖》的收藏大家，又是文学家，面对朋友袁宏道所藏《金瓶梅》怎能不动心？

袁宏道拥有全本是可以肯定的，然而，他给王穉登、谢肇淛和屠本畯看的都是“残本”。袁宏道在万历二十四年九月致董思白信中问董其昌的《金瓶梅》自何处得来？显然是在以“故作惊讶”为掩护。他评《金瓶梅》是深中肯綮第一人，分明证明他已早于董其昌有了全本，并且研究多年，是最能抓住《金瓶梅》“魂”的人。他让“金迷”谢肇淛“得其十三”，又使王穉登、屠本畯“抱残守缺”，使的全是“吊胃口”的策略，因为只有以残本露面，才能更好地保护自己和《金瓶梅》，如果声称已见全本，或拥有了全本，就会一下子“全裸”于聚光灯下，后果会很严重！

冯梦龙得到《金瓶梅》明确的记载是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这时，袁小修上公车，已携有此书《金瓶梅》全本，沈德符借抄而去。沈说，“吴友冯犹龙见之惊喜，怂恿书坊以重价购刻，马仲良时榷吴关，亦劝予应梓人之求，可以疗饥”。但冯梦龙与邱长孺的交往早就开始了。冯梦龙在他的《情史·情爱类·邱长孺》中说，“余昔年游楚，与刘金吾、邱长孺俱有交……”，他曾到麻城坐馆讲《麟经指月》。

袁无涯是袁中道提到的最早接触并抄藏《金瓶梅》的人。袁无涯名叔度，号无涯，苏州人，为书林中之白眉。其刊书之所称书植堂，公安三袁的集子，大多为他所刊行，而且对袁中郎执弟子礼。袁宏道《锦帆集》题“门人袁叔度无涯校梓”。当时文士，多有交往，与冯梦龙交谊甚笃。

于是，传抄的第二條路线又显露了出来：谢肇淛、沈德符、王穉登、屠本畯、冯梦龙、袁无涯——袁氏兄弟——邱长孺。

然而，传抄的情形往往是复杂的，毋容质疑，一定还有相互交差的情况出现，例如，王世贞父亲为严嵩所害时，徐阶曾出手相助，两家关系不错；而王世贞与董其昌是同乡文化名人，互通有无，传抄书籍，这也并不奇怪。

然而，他们的藏本也还有直接抄录于邱长孺一途。

王世贞与邱长孺家族的友好关系在邱长孺父亲邱齐云时就开始了。邱齐云嘉靖乙丑年（1565）中进士，时年二十四岁，进士后任四川富顺县知县，升户部郎，万历四年（1576）出任潮州知府。与王世贞家结缘的记载出现在歙县名绅汪道昆所撰《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之铭》的记述中。文中写道：

余贰邦政，盖与王太仆元美同朝。元美弟在直庐，余弟仲淹在胄子，二仲故相友善，并善丘谦之。谦之弱冠举麻城，再与计偕，成进士，出为富顺令，以课最进度支郎，部尚书阳城王公多谦之，诸章奏悉出谦之手。谦之故工词赋，雅慕杜陵，署中署一亭曰“吾兼”，则以吏隐自命。出就舍，日与二仲若李临淮、刘司隶游。二仲各誉谦之于伯兄：“楚之良也。”余自楚行部入，故习谦之。太仆车出市中，一郎引避，问知其为邱郎也。下车召之，谦之谢曰：“齐云谬当长者车，罪无所避。”太仆执手相劳，诵其诗曰：“‘一径一花色，无时无鸟声。今见其人矣！”……嗟呼，都人士所籍籍者三人：敬美已矣，吾弟既废且笃，且失谦之，乃为志为铭，固不佞事。元美以尚书得谢，讵能无意乎谦之？……”[25]（3556）

原来，王世贞与邱齐云是上下级关系，又因邱齐云在任户部郎中时的一次不小心的冒犯而结缘。邱齐云后来又与王世贞之弟世懋、汪道昆之弟仲淹等交好，结成文人朋友圈，交谊甚笃。邱长孺继父亲之后又与汪道昆和“二仲”交好。自万历十五年至二十四年，邱长孺游居吴中，频频参与“二仲”与潘之恒的诗词结社活动，纵情诗酒，冶游歌馆。此时《金瓶梅》原稿完成，并开始在社会上流传。以文会友，王世贞家适时收藏友人所著应该顺理成章。

王世贞与刘承禧家族关系也很密切。刘承禧家的《刘氏宗谱》中存有王世贞赠刘家“海内名师”匾额一幅，匾题款为：“赐进士嘉议大夫都御史王世贞拜撰”。[26]《刘氏宗谱》中还有一篇王世贞为刘承禧曾祖撰写的《光禄大夫兵部尚书太子太保庄襄公刘天和墓志铭》，题款是“万历丁丑端阳日赐进士出身嘉议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御史两京大理太仆寺卿县郡王世贞撰”。[27]这说明王世贞家族与刘家关系也非同一般。因此，王家所藏《金瓶梅》从刘承禧手中录得的可能性也是存的。但是，不管哪种情况，追寻的路线都指向《金瓶梅传》作者邱长孺。

沈德符所藏《金瓶梅》明确的记载是来源于袁中道，但他与邱长孺是密友，还可能早于袁中道就从邱长孺手中抄得了《金瓶梅》。沈德符比邱长孺小十四岁。他这在《万历野获编·卷·二大教主》中说：

“温陵李卓吾，聪明盖代，议论间有过奇，然快谈雄辨，益人意智不少，秣陵焦弱侯、泌水刘晋川皆推尊为圣人。流寓麻城，与余友邱长孺一见莫逆，因共彼中士女谈道，刻有《观音问》等书，忌者遂以帏箔疑之，然此老狷性如铁，不足污也。独与黄陂（黄安）耿楚侗（定向）深仇，至詈为奸逆，则似稍过。”[28]（2626）

这说明沈德符与邱长孺已不是一般文友，而是心性相通的至交。沈德符是个十分看重身前身后名的人，对邱长孺“著而不署”的习惯感到有些惋惜。他在《送邱长孺都护自辽还楚次张葆生韵》中写道：“教我清闲助我嗔，尹衫尚未浣征尘。也知画鷁凌波客，犹似玄菟乐浪人。春社杯深浇战伐，秋江水滑剪丰神。著书倘到边防部，未可题名署外臣。”[29]“署外臣”典出汪道昆《水浒传序》。从赠诗可以看出，邱于他亦友亦师。他已早于丙午年就从邱那里看过或抄得了《金瓶梅》，不然，不会有那么多评价和感慨，只是规劝邱不要像汪道昆那样故弄玄虚 地“著而不署”了。至今尚有些学者死抠沈德符《万历野获编》中那段关于《金瓶梅》的纪事，全不以沈德符所生存的时代去设身处地想想他的为难之处，忘记了文学家为了顾忌朋友的安危和自保，有时也不得不用曲笔。

同样，从以上分析中也可以看出王穉登、屠本畯、谢肇淛抄藏《金瓶梅》路线也存在可能交差与重合的现象。

至此，《金瓶梅》早期流传的三条路线十分清晰地显露了出来，或经刘承禧传出，或经袁宏道、袁中道传出，或直接从邱长孺手中传出，然而，有一点是十分明确的，即，三条传抄路线都追溯到了一个源头，他就是《金瓶梅》作者——邱长孺。

“崇祯本”在告诉你什么？

崇祯年间社会上出现了《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版本，后来“金”学界称之为“崇祯本”。细读两千六百三十七条约两万字的评改，发现其选材组材、或主旨意图、或布局谋篇，无不中规中矩、道尽其妙。笔者不得不为评改者的独具慧眼而叹服，不得不为每句鞭辟入里的评改而拍案叫绝。王汝梅先生说，“细读文本，对照研究评语，反复体会评与改的关联，笔者（即王汝梅）认为评点者与改写者为一人。”[30]（45）这一分析十分精当，它表明“词话本”和“崇祯本”两个刻本不是兄弟关系，而是父、子关系与源、流关系。

“词话本”与“崇桢本”改评工作在时间上有交叉，也就是说《金瓶梅》第一期工程（如庚戌年刚定稿或刊刻）还未结束，二期工程（评改）就启动了。杨彬先生在《崇祯本〈金瓶梅〉研究》中说：“现存之‘崇祯本，最早刊刻于崇祯年间，但它们都非原刻。其祖本的刊刻年代则要早得多，它是从词话本修订而来，大概刊刻于词话本后不久或稍晚。”而浦安迪教授则认为，崇祯本稿本的成书时间应“提早到小说最早流传的朦胧岁月中。也许甚至追溯到小说的写作年代”。[31]“评改工程”的开启，说明有新的合作者加入了进来。他们发现原作有修改、再造的空间，并确定了新的运作思路。

“崇祯本”在一定程度上是从“隐匿”走向“公开”，于是，多了几分严谨与担当。将第一回“景阳岗武松打虎”改这“西门庆热结十兄弟”。把原以武松为主、潘金莲为宾，改为以西门庆和潘金莲为主、武松为宾。这正如同当下一些初入市场的小企业，因处境艰难，不得不委曲地抱抱“名人”的大腿，一旦待市场看好，如日中天，便炒了“名人”的鱿鱼。“崇祯本”将“词话本”中的四季词、四贪词、引子删去，也有不再媚俗，打破重“载道”而不重审美，重“明道”而不重性灵表现的传统，直奔自己要表达的主题。“崇祯本”开篇诗中的一句：“当时歌舞人不回，化为今日西陵仄”，不禁使我们又联想起袁中道曾讲过的“金吾戚里”（金吾刘守有与梅国桢是表兄弟，故指梅国桢）“一绍兴老儒”的掌故。麻城古称“西陵”。这诗句等于又给了一把破解“兰陵笑笑生”密码的钥匙，也等于签上了作者——邱长孺的真实姓名，并清楚标明《金瓶梅》故事是“西陵”市井生活的实录。

日本内阁文库藏本《新刻绣像原本金瓶梅》一百回本，卷首删除了“欣欣子序”，而保留了东吴弄珠客的《金瓶梅序》和《廿公跋》，这可以理解为，《金瓶梅传》的评改者写定“评改本”时，“廿公”和“东吴弄珠客”还健在，并参与了评改全过程，而“欣欣子”斯人已去，其原“序”中少數话语与评改意见相佐，不能与时俱进了。

那么，这时的“廿公”邱长孺还在世吗？新发现的麻城《周氏宗谱》上有一篇邱坦（长孺）于天启庚申年（1620）夏天为已逝的恩师周道一文集撰写的一篇“跋”，不但证明他还健在，而且还十分具有社会影响力。全文如下：

长儒邱先生序跋

余与道一师生同里×（缺字），而游同僻，以故出入参差，终艰一晤。比余自塞外归，师已化去十年矣。又二年，而诸高足出师法身于龛，将茶毗之，则四大不毁，稔坐如生。如是供养石塔中，余始得瞻，礼察其神情，似尚含言笑者。师生时不与生者同活计，故化去亦不与化者同连朽，只此便是见在因果也。读诸著作，皆超迈不凡，心敬服之。正恨不知其行脚亲切处，忽得李卓老送师《游王屋》一篇，描写逼真。余既得见师之，而又得见师之心，则又何必同生把手，然后为快耶？！友人有欲为师立传者，余谓卓老此数言己传之矣。

庚申夏日麻城邱坦跋[32]

文中“只此便是见在因果也”一句与《金瓶梅》中表达的“因果报应”思想十分一致。

“崇祯本”仍保留“东吴弄珠客”的“序”，足以说明“弄珠客”于《金瓶梅》有非同寻常的关系。一直以来，人们不知道这“东吴弄珠客”到底是谁，更不知为何其“序”能屹然于“词话本”、“崇祯本”之首。我们不妨作这样的剖析：珠者，圆也；弄者，修也。“圆”与“袁”谐音。“弄珠客”不就是“袁小修”吗？而“东吴”是因为他长时间客居东吴的缘故。至于“金阊道中”看似随意而为，实际是有意巧藏密码。“阊”是宫门的意思，“袁”与“辕”谐音，“辕”就有门一义。如果将它倒过来看，不恰是“中道”吗？其中“袁中道”的隐密信息十分明了。今人所见《新刻金瓶梅词话》，开卷是欣欣子序、廿公跋和东吴弄珠客序，而“新刻”二字清楚表明这之前已有初刻本面世，这个初刻本只有东吴弄珠客的序。“崇祯本”也依然保留了吴东弄珠客序。由此可见这个“东吴弄珠客”在《金瓶梅》创作中的突出地位。袁中道卒于南京吏部郎中任上，时天启三年癸亥（1623），享年五十四岁。

“崇祯本”还配有一○一幅插图，在第一○一幅图像背面有两首词，后署有“回道人题”四字，学者们都认为这无疑是作者的化名，但经王汝梅先生考证，这两首词是《全唐诗》第八百五十九卷吕洞宾的《渔父词》：

作甚物

贪贵贪荣逐利名，追游醉后恋欢情。

年不永，代君惊，一报身终那里生。

疾警地

万劫千生得个人，须知先世种来因。

速觉悟，出迷津，莫使轮回受苦辛。[33]

从表面上看，两首词与《金瓶梅》作者没有什么联系，是随便从吕洞宾那里抄借来的。巧妙的是，没有直接署吕洞宾之名，而是搞了个文字游戏，让读者去意会。他将“回”中的小口抽出，加盖于大口之上，这便是个“吕”字，而“回”字与吕洞宾的诗又暗含报应轮回思想，这与《金瓶梅》中的“因果轮回”很契合。信手拈来，既能揭示主旨，又有“名人效应”。然而，这只不过是迷惑读者的烟幕。如果细读了袁中道的《回君传》，不难看出深藏迷雾中的真相。

“回君者，邑人，于予为表兄弟。深目、大鼻、繁须髯，大类俳场上所演回回状。予友丘长孺见而呼之谓回，邑人遂回之焉。回聪慧，耽娱乐，嗜酒，喜伎入骨。家有庐舍田亩荡尽。遂赤贫。善博戏，时与人赌，得钱即以市酒，邑人皆恶之。予少年好嬉游，绝喜与饮。邑人以之规曰：“吾辈亦可共饮，乃与无赖人饮何也。”予曰：“君辈乌足与饮！盖予尝见君辈饮矣。当其饮时，心若有所思，目若有所注，杯虽在手，而意别有营，强为一笑，随即愀然。

身上常若有极大事相绊，不肯久坐；偶然一醉，勉强矜持，关防忍嘿。夫人生无事不苦，独把杯一刻差为可乐，犹不放怀，其鄙如何。古人饮酒惟恐不舒，尚借丝竹歌舞以瀉其怀，况有愁人在前乎。回则不然。方其欲酒之时，而酒忽至，如病得药，如猿得果，如久饿之马，望水涯之芳草，踣足骄嘶，奔腾而往也。耳目一、心志专，自酒以外，更无所知。于于焉，嬉嬉焉，语言重复，形容颠倒，笑口不收，四肢百骸，皆有喜气，与之饮大能助人欢畅，予是以日愿与之饮也”。人又曰：“此荡子不顾家，乌足取。”予曰：“回为一身，荡去田产；君有田千顷，终日焦劳，未及四十，须鬓已白。回不顾家，君不顾身，身与家孰亲？回宜笑子，乃反笑回耶？”其人无以应。

回有一妻一子，然率在外饮，即向人家住不归，每十日送柴米归至门大呼曰：“柴米在此。”即去，其妻出取，已去百步外矣。腰系一丝囊，常虚无一文时，予问回曰：“虚矣，何以为计。”回笑曰：“即至矣。”既实，予又谓曰：“未可用尽。”回又曰：“若不用尽，必不来。”予曰：“何以知之？”曰：“我自二十后无立锥田，又不为商贾，然此囊随尽随有，虽邑中遭水旱，人多饿焉，而予独如故，予自知天必不绝我，故终不忧。”予曰：“善。”

回丧其子，予往慰之，回方醉人家，招之来，笑谓予曰：“绝嗣之忧，宁至我乎。”相牵入酒家痛饮达旦。嗟呼！

予几年前性刚命蹇，其牢骚不平之气尽寄之酒，偕回及豪少年二十余人结为酒社。大会时各置一巨瓶，校其饮最多者推以为长，予饮较多，已大酣，恍惚中见二十余人皆罗拜堂下。时月色正明，相携步斗湖堤上，见大江自天际来，晶莹耀朗，波涛激岸，汹涌滂湃，相与大叫，笑声如雷，是夜城中居民皆不得眠。

今予复以失意，就食京华，所遇皆贵人，不敢过为颠狂，以取罪戾。易州酒价贵，无力饮，其余内酒黄酒不堪饮，且予近益厌繁华，喜静定。枯坐一室或有两三日不饮时，量日以退，兴日以索，近又戒杀，将来酒皆须戒之，岂能如曩日之豪饮乎。而小弟有书来，乃云余二十少年皆散去，独回家日贫，好饮日益甚。予乃叹曰：“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34]

文中从主人公“未及四十，须鬓已白”、“家有庐舍田亩荡尽”“邑人皆恶之”、“嗜酒”（包括酒态）、“喜伎入骨”、“有一妻一子”和以笔为生，“未可用尽”的描述，以及与袁中道的私交关系等等无一不与（《袁中道·寄顾开雍》）所载邱长孺同。从性格和内含来看，回君入世极深，愤世嫉俗，亦佛亦道，亦幻亦真，潜深沉、感慨、愤怒于酒。会许有人问，文中不是明写着“予友丘长孺见而呼之谓回，邑人遂回之焉”吗？其实，这是袁中道用的障眼法。他最擅此法，其《柞林纪谭》就是证明——本来袁氏兄弟是赴麻城龙湖拜访李贽的，袁中道却说是在公安柞林遇一怪老头，进行了一番长谈。据考，袁氏兄弟五人，前后有二母，均不姓王，袁氏兄弟也并无回人血统。至于“中表”是袁中道故意说远，让你查无此人。之所以在文中特别点一下邱长孺的名，也并非随意，而是绝妙的艺术处理：他给读者支起一面虚实相生的镜子，化“实”为“虚”，又变“虚”为“实”。在蒙上读者眼睛后，再将这位一生相伴的好友超凡脱俗的狂态和离经叛道的“性灵”写个淋漓尽致，写个出神入化。

这里搜得袁中郎《邱长孺醉歌和黄平倩》正好作《回君传》的注脚，活脱脱地展现出了邱长孺狂放性格。请看：

广陵细酒真珠沸，瓮花决决倒河渭。研朱泼面火生肌，离身一里闻糟气。初如渴骥奔鸣泉，渐如怒虎吞脔胾。乍如山石压一丝，又如云絮泊空际。须臾变幻如偶儿，乍孤乍末恣俳戏。又如分身作数人，口耳心神不相制。旋风著树刺钩藤，郭郎舞袖张颠字。口中牵丝舌力蹇，千言不能达一义。酒人讳醉强惺惺，容貌矜持礼法赘。强将拜跪学常人，不觉欹身落崖砌。千扶万拥不能支，吻中微闻呼白二。檐溜丁丁滴到唇，举手推屋若辞醉。一酣三日昏如泥，韵声吼若惊涛至。天然一幅混沌图，人间械路争回避。二诗描写皆生动。（“白二”即邱姬）[35]

吕洞宾好诗酒，是著名隐士。显然，袁中道是以他来隐喻邱长孺。暗指邱长孺也是位不食人间烟火的“天人”，是位看破世间万般丑态，伴诗酒大隐于朝、市的高人。“回道人”与“回君”恰好能形成互证，有利于引导人们走出“回道人”的误区；更为巧妙的是，笔者已在上篇中说过，“廿公”就是“楚邱”，而“楚囬”竟然也是二十画。“楚邱”和“楚囬”两个称谓竟共享一幅面孔——“廿公”。这能说纯是巧合吗？

《回君传》写于万历四十三年十月，离袁宏道世五年，距《金瓶梅词话》刊刻也不到两年，尚健在的《金瓶梅传》的邱长孺和袁中道正进行着“评改”的后期工作。在《金瓶梅》的反复修改、完善过程中，袁中道在作品“性灵”的赋予上比他两位家兄倾注了更多心血，甚至比邱长孺更劳神，但他不忍心有首创之功的邱长孺消失在历史长河中，要给后世留下一把破解“崇祯本”评改者密码的钥匙，《回君传》就是为《新刻绣像批评金瓶梅》署名作铺垫和呼应的。

我们再联系袁中郎给谢肇淛抄《金瓶梅》和谢对《玉娇丽》的看法，以及沈德符谈袁中郎与《玉娇丽》，便可以看出从中的玄机。袁中郎借给谢肇淛抄藏，自有盘算，因为谢也算是当下文化名人，其批评意见一出，当然有轰动效应。只因他“玩之不能释手，掩卷不能去心”（见谢批二十七回眉批），这才使袁中郎着急了。袁中郎的催逼，当然出于他對小说的珍爱和对遗失的担心。然而，谢肇淛不愧为袁中郎的知已，他称赞《金瓶梅》“稗官之上乘”“炉锤之妙手”的同时，又严肃地提出《玉娇丽》：“仿此者有《玉娇丽》，然而乘彝败度，君子无取焉。”这里透出的信息是，当时，袁中郎将的《金瓶梅》、《玉娇丽》都给谢肇淛看了，但得到的却是两种绝缘相反的评价。袁中郎借谢肇淛看的时间应在万历三十年，因为这时袁中郎也给沈德符说起过《玉娇丽》：“尚有名玉娇丽者，亦出此名士手，与前书各设报应因果。武大后世化为淫夫，上烝下报，潘金莲亦作河间妇，终以极刑，西门庆则一騃憨男子，坐视妻妾外遇，以见轮回不爽。”这一举动，使我们联想到袁中郎第一次推介《金瓶梅》的话：“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二者有很多相似之处：都对作品有深层了解，不但评价高，而且爱得深；对《玉娇丽》写作的内部消息又是如此清楚；《金瓶梅》和《玉娇丽》的主旨、笔调完全一致，似乎出自一人之手。而袁中郎又是这么急切地将《玉娇丽》借予他人，向社会推介，竟使谢肇淛、沈德符也没看出其中的玄妙。如果说《金瓶梅》是邱长孺与袁家兄弟为“性灵说”种的第一块“实验田”，那么，《玉娇丽》无疑是第二块“实验田”了。毕竟从万历十八年至万历三十四年已十多年了。笃信王阳明“知行合一，知行并进”理论的人，总不能光摇旗呐喊“独抒性灵”，而不干实事吧。

上世纪三十年代，袁中郎曾一度为林语堂等人所推重，大力宣扬他的小品文，把他作为抒写性灵的祖师，超政治、超现实的隐者。其引导青年脱离政治的伎俩被鲁迅一眼看穿。他在《招贴即扯》中指出，袁中郎被有些人画歪了脸。鲁迅说：

“中郎正是一个关心世道，佩服方巾气人物的人。赞《金瓶梅》，作小品文，并不是他的全部。”又说：“倘要论袁中郎，当看他趋向之大体，趋向苟正，不妨恕其偶讲空话，作小品文，因为他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在。[36]

鲁迅话中的意思是，“小品文”实在容不下袁中郎的才情与使命。再请看袁中郎在《齐物论》中的一段论述：

“故古人不见天高地下，亦不言天卑地高。波冲之像，可以言我，亦可以言彼。故圣人不言万物非我，亦不言万物是我。物本自齐，非吾能齐。若有可齐，终非齐物。”

这是说宇宙间的一切没有真正的大小、延促、是非、彼我之分。也就是因为没有真正的标准来分，所以万物都是顺着自然之理而生存着，人既然是万物之一，自然根本不应当去较量彼我与是非，更不应当持尊卑高下的定见。因此，他反对道学家拿所谓纲常伦理来律己律人，强其说教。认为文学的使命不是判断所描述对象“对不对”，而是求“真不真”。由此可见，他所探究的问题是文学“性命之学”的根本，远不是小品所能容纳得下的，这与《金瓶梅》所追求的一致。

再说，作为文坛改革的首领，在实践中研究探索应该是一个必然。郑振铎也在《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认为“廿公”是袁中郎。他的猜测虽然未必全对，却已意识到他是《金瓶梅》合作者了。鲁迅和郑振铎的认知是很有道理的，万历二十四年在给董其昌的信中热赞《金瓶梅》，又与谢肇淛、沈德符等谈及《玉娇丽》，且不说他对两作品的极力褒扬和熟知内情，单就他讨论的热情，便可看出他对世情小说关注不一般。但是，有一点却有别于其他当事人，这就是，他们特别护《金瓶梅》的短，不但从不说《金瓶梅》坏话，还旗帜鲜明地为其大唱赞歌。而《金瓶梅词话序》中说“《金瓶梅》，秽书也。”不过是向封建卫道士们申明：《金瓶梅》不合“名教”、“道学”口味。不能以传统眼光视之。

袁宏道对黑暗势力的强大、凶残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所以他曾在《德山暑谭》里说：“学道人须是韬兴敛迹，勿露锋芒，故曰‘潜曰‘密。若逞才华，求名誉，此正道之所忌。夫龙不隐鳞，凤不藏羽，网罗高张，去将安所？”他终身师事卓吾，其学问也大半来自于卓吾，但卓吾遇难后却不见文集中有提及卓吾的言语。这是因为卓吾既为当时一般大人先生所深恶痛绝，士人又都知晓中郎与卓吾的亲密关系，只有把思念深藏心底，才回避不议。正因为他善于及时穿上“迷彩服”，才使袁家兄弟在《金瓶梅》传抄过程中虽出场最多，世人却始终没能看清他们的真面目，完全被“灯下黑”“黑”了眼。其隐身之术，真令人佩服！

其实，以上两段文献已自暴出他们是知情者和合作者的事实了。王汝梅先生说，“评改者是词话本的加工修改者，也是兰陵笑笑生身后的合作者，为《金瓶梅》最后定型与传播做出了重大贡献，说他是《金瓶梅》第二作者，也当之无愧。”[37]（189）

袁氏兄弟在艺术上是追求完美的。袁中道说，“夫文章之道，本无今昔，但精光不磨，自可垂后。”[38]所谓“精光”，就是指“性灵”之真，其内在特征就是真、新、独，也就是重自我、尚个性、反传统，与李贽所倡导的“童心说”一致。都说《金瓶梅》是明代“第一奇书”，但如果合作者们没有这种“精光”的文学主张和追求，如果没有长达几十年的合力打造，恐怕《金瓶梅》的“愤悯情怀”达不到这样震撼人心的效果，也难以到达灵肉美丽炫目的化工境界。

他们为什么要这样运作？

在《金瓶梅》版本史中，有很多奇怪现象，或说是难解之迷，如为什么在《金瓶梅词话》“吴中本”外，还有“山西本”、“满文本”以及“崇祯本”？然而，如果在研究中摆进邱长孺以及“袁氏兄弟”，一切都昭然若揭了。

邱长孺与袁氏兄弟寄情山水、留恋花酒间，又出版大量文集，加之邱长孺、袁中道出手阔绰、大方，挥金如土，这些如果没有大量资金支持是不可想象的。上面分析《金瓶梅》传抄路线图时，已经谈过袁宏道“广告宣传”中基于自保，往往闪烁其词或“以残示人”。然而，他们精诚合作地打造精品，还有更为现实的需求。至今不少研究者只对《金瓶梅》中所写的商业经济兴起感兴趣，却忽视了作者对作品本身的“商业化”运作。毋容讳言，同当时商业经济意识觉醒一样，以砚为田，以文养身、养家糊口也是邱长孺与袁氏兄弟写作的目的之一。当时，与人撰文、题字、绘画的劳务费称之为“润笔”。在明初的洪、永间还没有诗文写作的润笔，正统以后润笔风暂起，正统末年“土木之变”以后，从事变前的翰林名人送行文一首二三錢，一下子变成了非五钱一两不敢请了。到了正德时代，润笔收入在文人中盛行起来，并成为收入的重要来源。邱长孺和袁氏兄弟都没有更多田产和实业收入来源，那么，“笔耕”就是必不可少的。对他们来说，“名”可以暂时放弃，“利”却必须获得。著作的“知识产权”更是命根。因无法律保障，其“知识产权”的保护，也只有靠售卖“残本”而自藏“全本”这一招了，因为“全本”一经出手，就意味着“版权”的彻底丧失，只能望着出版商赚大钱而自己喝西北风了。邱长孺和袁家兄弟不急于刊刻而热衷于传抄也是出于这个目的。传抄可以多次获利而易于控制，出卖版权却只能渴醉一次。“制残”策略，不但可以扩大影响，吊足“金迷”们的胃口，培养更广的读者群，而且保护了《金瓶梅》的“特别提款权”，又不至“产权”旁落，还为修改再造提供了足够的时间。他们心知肚明的是《金瓶梅》与道学、名教相悖，自行出版叫卖就等于束手就擒。谢肇淛说“此书向无镂版”，后来的刻本又奇怪地都从五十三回至五十七回处“制残”，并一直拖到万历四十五年出版就是明证。其实，在“名利”追求的力度上，初始之作者，并不等于后来之作者（及合伙人）。动笔之初，作者着重考虑的是如何将作品“卖”出去。为了好卖，才加进了一些“肉欲”的感官刺激，甚至不惜拉《水浒传》这张虎皮做广告。其意图最多不过如“欣欣子”所说“寄意于时俗，盖有谓也”。后来才洪波涌动，步步深入、节节高了。尤其是“公安三袁”的参与，才有了对人“性灵”的深层挖掘和悲愤与因果的主题拓展。当然，也蒙发了对经济利益最大化的追求。

他们的商业性动机，可以在《回君传》中的“邱长孺”身上得到充分的证实：邱长孺“常虚无一文”，却很乐观而有底气地说：“我自二十后（此时《金瓶梅》初稿已定）无立锥田，又不为商贾，然此囊随尽随有，虽邑中遭水旱，人多饿焉，而予独如故，予自知天必不绝我，故终不忧。”[39]（375-377）他为何“不忧”，并坦言金尽而“即至矣”？这是因为，当时虽无现代意义上出版稿费，“作品”却可以通过朋友间的传抄获得收益。作者之所以从感官上赤裸裸地描写“性”，一是“有所剌”的需要。况且当朝皇帝是领头，朝野猥亵，人们“不以纵谈闱帏方药之事为耻”，[40]（148）这是当时的世情；二是作品本身“营销”的需要。这就使《金瓶梅》从一开始就带着明确的商业目的。除了这两点，还有更深的理想追求，因为在市民意识文化抬头时代，在反对理学禁锢和追求个人自由幸福的同时，包括耽于情色在内的纵欲思想往往容易冒出来，这一点中外如出一辙。

从作者不急于刊刻，不急于“悬之国门”，而热衷在名士间传抄的“营销”效果看，其商业运作是相当成功的。他们把切入点始终放在当朝“文化大家”上，手抄本一直在王世贞、屠本畯、谢肇淛、薛冈、冯梦龙、沈德符、王穉登、袁无涯等这些“大名士”和出版商中流传。换句话说，不管“名士”们发出赞赏或反对的“惊叹”，都客观上为推介《金瓶梅》做了广告。这不但大大促进了《金瓶梅》的流传，并一步步抬高身价，同时还为广泛听取“社会意见”，进一步优化其品质和筹集资金创造了有利条件。而在一片反对、诅咒声中，只有袁氏兄弟一以贯之“肆无忌惮”地为《金瓶梅》大唱赞歌，如果没有实实在在的利益追求，是不可想象的。

从现存文献中，我们就不难发现邱长孺、袁中道筹资的忙碌身影。万历二十三年四月，袁中道受大同巡抚任上的梅国桢（金吾戚里）之邀，去大同游居至九月才归。据《袁中郎全集·与李宏甫·卷一》载：“家弟（中道）为梅国桢巡抚接去，闻两人者甚相欢。”[41]邱长孺也多次到山西。万历二十年（1592）彭好古任山西道监察御史，万历二十二年梅国桢任大同巡抚，邱长孺曾赴访过他们。邱在《寄梅中丞》中写道：“长安市酒浊如泥，夜夜炉头生晓鸡。欲报云中书一纸，醉来两月竟忘题。”[42]（219）邱长孺去山西阳和（总督驻地即今阳高县）的证据还有袁宏道于万历二十八写的《邱长孺自塞上来》：

百钱买得梨花春，洗却并州面上尘。

万里质田无售主，一生知己是贫人。

扶摇不肯吹飞絮，尺水如何纵巨鳞？

醉起弯弓犹一石，清时羁绁老麒麟。[43]（136）

其中“万里质田无售主，一生知己是贫人”特别值得玩味，这“羁绁老麒麟”（李贽曾将邱长孺以“麟凤芝兰拟之”）手中的“万里质田”不正是手中所拥有的“专利权”吗？若将此与民国二十年（1931）在山西介县发现的木刻大本《金瓶梅词话》相联系，便可依稀看到袁中道与邱长孺营销中行色匆匆的身影。

据可靠史料记载，邱长孺至少两次去过朝鲜。第一次赴朝是在万历二十八年前后，这被李贽明确地记载在《复丘长孺》中：

“仆病一月余矣，大抵旦暮且辞世也。闻有新刻，眼且未见，书坊中人落得不闻仆踪影，且去觅利得钱过日，何苦三千余里特地寄书与我耶？实无之，非敢吝。

兄欲往朝鲜属国观海邦之胜概，此是男儿胜事。然兄之往，直为资斧计耳。特地寻资斧于朝鲜，恐徒劳，未必能济兄之急也。虽然，事亦难料。途间只恐逢着微生亩，渠必说些无意味言语，或呼兄而告曰：“丘何为栖栖者耶！无乃为佞乎？”千万勿听之！过无终，有田子泰之墓。若果有田子泰之忠义，何愁贫也，曹武帝固不能封之以一国矣。若果有伯夷、叔齐之让位，则文王且将大烹以养之，亦贫不得他也。夷、齐、田畴，兄所不屑，想必有班定远之才烈矣，且试观之。可富可贵，可贫可贱，可生可杀，乃可以游于世。

病甚，偶尔作答。数日后，当往湾中就医，想来时未可得会。据案草草，幸台照！”[44]（12）

这是他第一次“出国”，所投靠的当是彭好古仲弟彭信古。信古万历十一年（1583）武进士，始任道州守御，迁琼州游击，升朝鲜参戎。按常理，一介书生“私费”出国“寻资斧”的领钱是十分有限，除非有名著专利可售。但若干年后，他又一次赴朝了。这次他是以外交副使身份出使。时间是万历三十四年丙午（1606）至万历三十八年之间。邱长孺这时在海洲参军任上。专家认定这期间恰是《金瓶梅》传入朝鲜的时段。这期间他还著有《度辽集》。万历三十八年即将离任而就任镇江游击将军的邱长孺将《度辽集》寄给袁中道刻印。他虽知道袁宏道在吏部中郎任上请病假回乡，却不知道这几年，为刊刻家兄文集，袁小修忙得焦头烂额，而最恼的是缺钱。袁中道回信说：

“《度辽集》极有奇趣，但其中稍有二三率易语，须少汰，乃可入梓，然亦无多也。弟意欲于兄数十年全集内，选其精紧奇古，稍示人以难，而不视人以易者，刻为二册，以刊行于世。”[45]

话虽说得委婉，可邱长孺听得出来其中的苦衷。这时，他正好在两任交替之间出使朝鲜，有这良机，他自然不会不顺便带去《金瓶梅》。

至今，虽然还未发现朝鲜版本的《金瓶梅》，但仍有深受其影响的《折花奇谈》在，这或许与朝国许筠出使明朝和邱长孺出使朝鲜有一定关系。许筠（1569—1618）是朝鲜著名文学家、学者，又是常往来于朝、明之间的大使。他在《惺所覆瓿稿》《閑情录》中说：“传奇则《水浒传》《金瓶梅》等为逸典，不熟此传者，保面瓮肠，非饮徒也。”[46]所著《纪行诗目录》中有乔一琦接替丘坦镇江游击任的一条资料：“客岁过江之日，邱游戎邀宴望江寺，赋诗相赠，今年又使价再涉鸭江，则邱公以试武举蒙台檄往辽阳不获，属旧会感而赋之”。（注：明实录：万历四十六年五月丙辰以丘坦乞病至仕升乔一琦为镇江游击。）许筠出使大明时，正是《金瓶梅》热传并将刊刻问世期间。从他所撰文章中不难看出，他是清楚《金瓶梅》与邱长孺的关系的。韩国高丽大学中文系崔溶澈教授在《金学简介》一文中说，许筠作为外交官，经常往来于中朝间，其《闲情录》里就提到过《金瓶梅》。“朝鲜时代文人倾向于儒家保守文学观，在文学记录上很少留下肯定的评价，而实际上《金瓶梅》为首的淫词小说，仍然流传到朝鲜。尤其在宫廷里思悼世子已经掌握了不少‘淫谈怪说的作品，如‘曰《浓情快史》曰《昭阳趣史》曰《锦屏梅》……值得注意的是《金瓶梅》书名，在此写成《锦屏梅》，如果按照著录其他作品的正确书名，绝对不会写错《金瓶梅》的书名。序文作者是否故意如此写法？由于《金瓶梅》的名气太大，太刺眼，因此是否故意改成《锦屏梅》，不得而知。在朝鲜文献中，有时写成《金屏梅》的，也不罕见。我们在古典文献中常见错字和笔误，但看起来《锦屏梅》似乎不属于笔误。”[47]（326）《麻城县志》中也有“任充朝鲜副使，以其才望令朝鲜国君臣信服”的记载。惺惺相惜，文化交流，应该是很正常的事。那次出使朝鲜的时间在半年左右，因为其妻刘孺人在《荐夫长孺先生文》中写道“往昔羁留异国，终想归期；纵使愁叹空闺，还凭远信。”[48]

正当邱长孺奔忙于中、朝之间的万历三十八年，是袁氏最为困窘的一年，袁宏道重病在床。袁小修致书海州参将任上的邱长孺，这就有了邱长孺携《金瓶梅》入满使朝的事。当时，袁宏道命悬一线，几天未进水食，咳嗽不止，医治又缺银两，就在这生死之际，天崩地裂的当口，袁中道急切盼望见到的人竟是邱长孺：

“是夜梦邱长孺来，相视而哭曰：‘予无所依矣，醒时犹泪涔涔也。”

《小修日记》（八月十三日）[49]

袁中道梦中对邱长孺的期盼，除情谊外，当然更期望长孺快拿钱来救兄长的命，然而，远水难救近火。九月初六袁宏道病逝于沙市。死后家里仅三十两银子。其棺材也是借钱当物买来的。

〔参考文献〕

[1]吴敢：《金瓶梅研究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2]吴敢：《金瓶梅研究史》[M].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3]袁宏道：《董思白》[A]《袁宏道集笺校》卷六 《锦帆集之四——尺牍》[C].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4]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十五《词曲·金瓶梅》[A]《元明史料笔记丛刊》[C].中华书局1959.

[5]《袁中郎全集·尺牍·与谢在杭书》[M].

[6]谢肇淛：《小草斋文集》[A]《四库全书存目丛书》集部第176册[C].齐鲁书社1977.

[7]袁中道：《游居柿录》[M].青岛出版社2005.

[8]屠本畯：《山林经济籍》[A].北京图书馆古籍珍本丛刊（64）[C].书目文献出版社1996年影印本.

[9]吉林大学中国文化研究所编：《金瓶梅艺术世界》[M].吉林：吉林大学出版社，1991.

[10]《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M].

[11]《刘氏宗谱》卷之五[M].

[12]汤显祖《诗文集》卷四十八《答陈偶愚》[M].

[13]朱星：《金瓶梅作者究竟是谁》[A].《金瓶梅资料汇编》[C].天津：南开大学出版社.

[14]徐朔方著：《论金瓶梅的成书及其它》[M].齐鲁书社 1988.

[15]《金瓶梅作者屠隆考》[J].上海：复旦大学，1983，3：166.

[16]张远芬 ：《金瓶梅新证》《〈金瓶梅〉的付印人刘承禧》[M].济南：齐鲁书社，1984.

[17]《麻城县志》光绪八年刻本[M].

[18]《容台集》卷三[M].

[19]黄霖：《金瓶梅作者屠隆考》[A].《金瓶梅资料汇编》[C].南开大学出版社，1985.

[20]张远芬 ：《金瓶梅新证》（《〈金瓶梅〉的付印人刘承禧》）[M].齐鲁书社，1984.

[21]刘宏：《金瓶梅的作者是谁》[J].《北京科技大学学报 社会科学版》2016（6）：68-77.

[22]袁宗道《白苏斋类集·卷十·北游稿小序》[A].四库禁毁书丛刊[C].北京：北京出版社，2000.

[23]《公安三袁选集》[M].武汉：湖北人民出社1988.

[24]袁宏道《觞政·十掌故》[A].《袁宏道集笺校》卷四十八[C].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

[25]《太函副墨·卷之十七》之《明二千石麻城丘谦之墓之铭》[M].中国国家图书馆.甲库善本业书.

[26]麻城《刘氏宗谱》[M].

[27]麻城《刘氏宗谱》[M].

[28]沈德符：《万历野获编·卷·二大教主》[A].《明代笔记小说大观》[C].上海古籍出版.

[29]沈德符：《清权堂·卷二十》[M].

[30]王汝梅：《金瓶梅版本史》[M].齐鲁书社，2015.

[31]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32]麻城《周氏宗譜》卷之五[M].

[33]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M].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34]《公安三袁选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35]钱仲联：《梦苕盦诗话》[M].齐鲁书社，1986.

[36]鲁迅：《鲁迅全集》第6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

[37]王汝梅：《王汝梅解读金瓶梅》 时代文艺出版社，2015.

[38]《袁中道·解脱集序》[M].

[39]《公安三袁选集》[M].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40]鲁迅：《中国小说史略》[M].新世界出版社，2012.

[41]《袁中郎全集·与李宏甫·卷一》[M].

[42]邱长孺：《寄梅中丞》《麻城文选》[M].长江文艺出版社，2010.

[43]袁宏道：《公安三袁文选》[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88.

[44]李贽：《续焚书·卷一》[M]，中华书局，1975.

[45]《袁中道·南北游诗序》[M].

[46]许筠：《惺所覆瓿稿》[A].《闲情录》卷十八[C].

[47]吴敢《金瓶梅研究史》[M].郑州：中州古籍出版社，2015.

[48]刘孺人：《荐夫长孺先生文》麻城《邱氏宗谱》[M].

[49]《小修日记》（八月十三日）[M].

Abstract： In the many early copiers and collectors of The Plum in a Golden Vase， there are three copy routes， and they have one source， which is Machengs Qiu Changru. The accidental meet of Qiu Changru and Yuan brothers opened a new opportunity for Xingling theory. Their good cooperation and commercial operation， not only perfected the masterpiece day by day， but also had rich returns.

Key words： early copiers and collectors； copy routes； history of versions； coauthor； commercial operation； Xingling theor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