金楠

〔摘要〕公元前2世纪张骞出使西域，中央集权国家开始正式开辟、经营丝绸之路，并将其逐步纳入大一统的国家统治体系。丝绸之路战略地位特殊，是历史上中原王朝与北方势力长期对峙，激烈争夺的对象，为确保边疆安全、政权稳定，实现中央与边疆的良性互动，经营丝绸之路，就成为关乎国家和边疆安全稳定的战略国策。文章以丝绸之路开辟、巩固时期的汉代为研究对象，从边疆安全的视角出发，探讨了汉在丝路地区的布局、丝路安全防御、后勤保障等军事措施，以期为边疆安全治理模式的探讨、“丝绸之路经济带”核心区域新疆的安全提供有益借鉴。

〔关键词〕汉；丝绸之路；军事保障与法律制度；边疆安全

〔中图分类号〕K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8-2689（2017）03-0061-05

维护“丝绸之路”①的安全和畅通是古代中央政府治理边疆的重要策略之一。虽然，旨在针对丝绸之路地区安全稳定所采取的军事措施并没有专门而系统地出现在各种历史文献和资料中，甚至部分内容亦有缺失，但不可否认两汉中央王朝为经略丝路沿线所采取的各项军事制度，却客观地存在于古代丝绸之路产生、发展的各个环节，并与其他政治、经济、文化等措施相互配合，并随着大一统中央王朝对丝绸之路管理的深入而不断充实，有力地维护了边疆的稳定与发展。

一

（一） 丝绸之路的战略地位与汉时丝路布局

地理环境对古代边疆安全的影响一直客观存在，从稳妥处理中央与地方（或是民族政權）的关系、到合理配置边疆与中央的兵力等，都体现古代政治家和军事家们从地理环境的角度来考虑国家的整体战略走向，对丝绸之路的经营和重视就与丝绸之路重要的地理位置有密切的关系，张骞出使西域使中原与西域的联系上升到了国家层面，并且在与匈奴的竞争中，逐步发现了河西与处于“丝绸之路”核心地区的新疆（西域）②在地缘上的联系：河西走廊是中央政府经营丝路的入口，东西连接着中原与西域交流的要道，南北方又据守着北方游牧民族和西南少数民族，顾祖禹对河西战略军事地位的概括为：“镇河山襟带，扼束羌戎……刘散言：武帝西伐大宛，并三十六国，结乌孙，起敦煌、酒泉、张掖，以隔蜡羌，裂匈奴之右臂。”[1]。这种密不可分的地缘关系，决定了西汉以后的中原王朝对丝路的经营都是以河西——西域这个顺序而进行的：西汉以河西四郡为通道，占领丝路南道，继而向丝路北道进发、实现对丝路南北道的控制，统御整个西域的顺序，有计划布局了整个丝路的防线；河西被打通，中原与西域完成了空间上的对接，丝绸之路沿线作为中国的有机组成部分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功能。可以说，丝绸之路与中国政治的发展息息相关，其兴衰与中国历史的周期高度重叠。西汉武帝通过重兵驻守、构建军事防御体系巩固丝路地区，在实施“断匈奴右臂”的策略的过程中带来了丝绸之路的通畅和边疆的稳定与发展，而边疆地区也在丝绸之路的通达中保持了安定。

（二） 多元化的武装力量

随着中央王朝对丝绸之路军事战略的步步深入，其兵力部署也随之展开，并在与丝路众多民族势力的博弈过程中不断调整，更何况要赢得战争的胜利，实现对丝路地区的政治理想，归根结底仍要以驻军和合理的兵力驻防为基础，这也是中央为确保丝绸之路安全畅通的最基础要素。

元狩二年 （公元前121年）在酒泉、武威、张掖、敦煌设置河西四郡，驻重兵以保障河西的稳定，更是为下一步进入西域而做好准备。《史记·大宛列传》中记载：李陵曾“教射酒泉、张掖以备胡。”太初二年（公元前121年），为配合李广利伐大宛，汉政府派强弩都尉路博德率兵一面加紧修筑防御工事另一方面增加十八万戍卒驻守酒泉、张掖地区，可见河西地区防御力量之重。

显明隧戌卒河东郡口新里魏宜生，686[2]（70）

肩水骑士口里大夫77.42[3]（58）

觻得骑士万年里77.39[3]（58）

从以上汉简中可以看出河西的驻军主要有“骑士”和“卒”两种，但凡对匈作战，河西兵力必承担重任，可以说，河西兵力在一定程度上决定着汉匈战争的走向，“天汉二年和四年的大山之战、余吾水之战，征和四年（前89）的燕然山之战等都能体现河西驻兵的重要地位。[4]（75）汉以绝对优势控制了通向西域的道路后，便逐步深入丝路腹地：从武帝太初三年起，从敦煌到楼兰盐泽修筑了亭、障形成重要防线，达到了控制丝路南道的目的。及至宣帝时西域都护府的设置、元帝时戊己校尉设置于车师前王庭，而逐步控制了丝绸之路南北方向的大多数交通要道。

沿着丝绸之路军事防御的展开，西汉的兵力主要来源于边郡、军镇“领护”机构和属国统领的军队。

边郡兵是汉代边疆地区主要的兵力，由郡太守统领。边郡兵为“常驻兵”，人数较多，从汉武帝开始扩边，需要大量常备兵，西汉的边郡兵大概是24万～25万[4]，其数量根据边疆形势而变化。边郡兵的主要任务为守护边防，其中守护边塞的被称为戍卒包括燧卒、障卒和塞卒，一般由内郡的戍卒、驰刑徒和归附少数民族士兵担任[6]。平时，戍卒的主要任务是：巡逻、侦查敌情，做好记录；若有敌情、举烽报警；战时则参加战争。边郡兵多以骑兵为主体，如汉宣帝本始二年，汉有十几万骑兵参加了对匈战争。

屯田兵，主要指 “且耕且守”的军事力量，一般史料中称其为“田卒”或、“屯田卒”等。如居延汉简记录：

田卒魏郡，黎阳朝阳里，冯广枪一，传靡广二升长，（113·1） [3]（77）

作为屯田基本劳动力的士卒担负着戍守边疆和进行农业生产的双重职责，如居延汉简记载：

葆部界中民，田官畜牧者，见赤燔各便走近所亭障坞辟，马驰以急疾为故（EJF3·80） [7]（89）

体现了田卒配有武器，并且了解烽燧的信号，一旦有警示信号，屯田卒便就近加入“亭障坞辟”中进行防御。

属国兵是汉边防的重要的武装力量，一般是指归附于汉朝的少数民族士兵，由属国都尉统领，擅骑射，如元封三年（公元前108年），骠侯（赵）破奴讨伐楼兰、姑师时，就是用了数万属国兵和边郡兵而取胜的，这时的属国骑兵多为五属国匈奴降兵。

将屯兵是中央设在边疆或军事要地的常备部队，属于中央特派边疆地区的部队，与边郡兵同时存在，不属于同一个领导体系，但又相互配合，共同维护边疆的稳定。还有西域都护府等下属的部队，有固定的管辖区域履行特殊的军事职能。

武帝后期，汉裁减大量边防兵。《汉书·赵充国传》提到汉宣帝时，西域兵力约有2万人左右。

东汉的西域经营经营了“三绝三通”，相对西汉来说，东汉以“制匈奴，保河西”为其目的所在。这可以从延光二年的一次宫廷辩论中得到答案，当时敦煌太守张珰提出了经营西域的三策[8]（2909），最后，安帝采纳中计，以班勇为西域长史，柳中驻军。可见，东汉在丝绸之路的武装力量明显少于西汉，特别是东汉后期“罢边郡亭候吏卒”后，临时征招来自“驰刑徒”以及边地少数民族兵，军事战斗相对低，属国兵在一定程度上填补了武装力量上的缺口，加之，中央直辖执行戍边任务的屯驻营兵的增设，使得营兵的地位日益凸显，于是，属国兵和营兵成为东汉边疆武装力量的主力，并逐渐成为边疆地区重要的政治力量。可见，两汉时期，边郡兵、屯田兵，共同了维护丝路地区的安全与发展，属国兵、将屯兵、营兵补充了丝路的兵力，体现了两汉时期多元的兵力构成的特点。

二

汉在丝路地区修筑的以长城为主的防御工事，又称汉塞。从众多历史文献的记载中，我们不难得知汉朝打通从河西至塔里木盆地腹地楼兰、轮台、龟兹的沙漠通道，十分困难，如果没有坚实的后援支撑，将随时面临被切断后路的危险。以多功能、综合性为特点的丝路军事防御工事的推进是丝绸之路军防体系中不可替代的一环。汉塞包括城障、亭堠，烽燧，亭障烽燧相望，构成了重要的军事防线，并通过军事化管理执行任务。简单的说，汉塞由两大部分构成：一部分是基础设施好比 “硬件”部分；另一部分则是这个体系的运转过程，即软件部分。

（一） 汉塞的基本构成

汉塞的基础设施由城墙、城障、烽燧等构成。根据《汉书·匈奴列传》“起塞……非皆以土垣也，或因山岩石，木柴疆落，溪谷水门，……”的记载说明汉塞，据险置塞，因地制宜。城墙为主体，城障（障城）指土筑或石筑的小型城塞，通常为部都尉、候官、塞尉、候长等边吏的治所，少则屯兵数十，多则数百，遇有匈奴入寇，可以和塞上亭隧和其他城障之间配合迎敌，一般建于地势险要之处，或交通要道的城障都驻有兵马，可防御匈奴进攻[9]（24）。 烽燧中，“烽”指烽火、烽烟，“燧”指放信号和瞭望的建筑。丝路地区烽燧有依托长城墙体和独立的两种，用来观察瞭望、传递消息[10]；除了城墙、城障、烽燧之外，丝路汉塞体系中还有特意为防御游牧民族的进攻特点而设置的天田、虎落天田是在烽燧周围铺设的沙地，通过观察沙面上的痕迹来判断敌人或偷渡者的行迹；虎落是用荆棘等制成的尖刺状防护带。等其他的配套基础设施。

（二） 候望系统级其运转

候望系统是汉塞防御和侦察预警体系运转的核心和主体。边郡太守是负责候望系统的最髙长官，郡都尉或部都尉直接管理候望系统，其所在地称城。为方便管理，将汉塞依次分为若干段——部——烽燧，分设候官——候长——燧长管理戍卒。候望系统以应对匈奴的进攻为主要目的，围绕着三种任务的展开：

一是候望侦查。候望系统以“谨候望”、“明天田，谨迹候望”，候望侦查是燧卒的主要任务，燧卒候望敌情并视烽警给予配合，是故西汉烽燧中有以“望”“察”为名，如：“望远燧”、“望熹燧”等。燧卒通过“深目”和“望火头”在隐藏自己的同时侦查敌情和适时的开展战斗。“天田”是直接侦查敌人是否越境的人工沙田地带，汉简中称为徼迹；“柃柱”和“悬索”拦截非法出入边界的木粧和绳索，相互交叉形成类似今天的铁丝网，并悬挂警示装置，威慑敌人。此外，燧卒要将巡逻的结果记录在案。出土简牍中类似的记载很多。

二是举烽报警。“举烽火”是燧卒工作的重点。汉代的烽火品约制度标志着其对烽燧的管理已经形成制度。“品”指烽火的品种、品数是由中央颁发执行的烽火制度，“约”是在地方郡、都尉府以烽火“品”为依据，辖区军事布防特点出台的区域性约定，是举烽的基本法规结合。如《塞上烽火品约》就是居延都尉府的殄北、甲渠、卅井三塞的烽火规定，按照匈奴入侵的地点、时间、敌情等通过表（烽）、烟、苣、积薪进行举烽预警，并要求三塞之间相互“如品”。掌握这些信号组合，快速准确的传递消息是烽燧戍卒的基本功。为了发挥烽燧作用，确保有效快速传递消息，烽燧的工作昼夜不能停，通常烽与表用于白天，苣火用于夜间，积薪则日夜兼用。

三是，抵御来犯之敌。根据举烽报警的情况，戍卒还要随时准备参加战斗，为增强烽燧的军事战斗能力，烽燧有户墼、辟门羡黎、自制羡薄“户墼”用以闭门或加固坞门，每烽备300块；羡黎是一种长满针刺的沙地植物，作为阻隔敌人接近和破坏城门的物品；羡薄也是作为刺伤入侵者的武器布置于城墙上。和虎落等设施，同时还配备弩、矢、剑（刀）、方（戟）等武器。可见，每个烽燧具备随时参战的条件和能力。

三

严耕望先生曾说：“交通为空间发展之首要条件……为一切政治经济文化发展之基础。” [11]道路交通是国防和疆域扩展基础，尤其对丝绸之路要道的争夺一直是汉与匈奴争夺西域的焦点。自张骞出使西域后，丝绸之路不断扩展成了当时世界上最早横贯欧亚大陆的国际道路，而维护丝路南北两道的通畅事实上已经成为西域都护和戊己校尉的主要职责。另一方面，道路交通的安全与畅通，是中央王朝传达政令、互通信息、对丝路地区进行有效统治的前提保障。

军防体系中的邮驿系统，最能體现服务军事的功能。两汉时丝路上的邮、亭（隧）、驿等多置于战略要冲，且管理官员均为军人，他们在传递邮书的同时，更担负着侦查敌情和维护安全的职能；另一方面，汉代丝路地区的邮驿因其地处交通要道，又是国防前沿，故其运行、管理又具有不同于内地，[11]张家山汉墓出土的《行书律》规定警事邮专门用来传递紧急的军情报告，靠近边境及危险地带不能设置邮，由士卒执行传递文书情报；边疆地区，设邮的间隔可以灵活处理设置。正如《后汉书·西域传》所说，“列邮置于要害之路。驰命走驿，不绝于时月” [8]（2923）。丝路地区邮驿的设置及其军事职能的发挥，是中央对地方进行有效管理的重要体现。

四

充足的粮食储备和军用物资的管理是保障军队作战任务顺利开展的重要基础，故军粮保障建设，倍受政府关注。在多年维护丝绸之路安全的过程中，基本形成了以屯田为基础，物资输转和就地采买相结合的物资补给方式，和以粮仓和武库储备为内容的保障，为丝路地区军事任务的开展发挥了积极重要的作用，更为丝路地区军防体系的正常运转提供了坚强的支撑，全力确保了丝路的畅通、边疆的稳定和发展。

（一） 屯田

大规模的屯田与中央政府丝路经略高度契合，不仅解决部队给养的问题，还增加了可耕可战的屯田兵，凡在丝路西域有所作为的王朝，无不开展屯田。两汉时期，为了解决李广利两次西域用兵过程中出现的粮食供应问题，桑弘羊等人主张扩大屯田。汉宣帝时期，赵充国在“不出兵留田便宜十二事” [13]（2971）的奏疏中，强调了军屯重要的战略作用，宣帝准其在河煌地区屯田，并进一步将屯田发展北胥鞬，披（分）莎车之地莎车，学者认为可能是车师之误。见王素《高昌史稿· 统治篇》、余太山等相关著作。，设置了都护辖下的屯田校尉，使屯田走向了制度化。

丝路屯田的步伐始终伴随着两汉对丝路和西域经营。两汉西域屯田从天山南麓的轮台、渠犁、焉耆、龟兹、伊循、楼兰到靠近匈奴的车师前国，基本上与 “断匈奴右臂”的战略同步，特别是西域都护府设立后，屯田更是保障丝路政治稳定、降低军队作战和保障成本的最优制度。[14]（16）；东汉屯田的伊吾、柳中、车师、楼兰等地多位于丝绸之路要冲，亦是汉匈奴争夺的重点对象，如“五争车师”等战争。

（二） 粮食及物资的补给及保管

丝绸之路地带，地理情况复杂，环境恶劣与中原地区的地理环境有较大的差异，在以自然经济为主导的封建社会里，科技发展程度低，军事物资的转输是军队主要的物资补给的方式，比如，李广利伐大宛时“发天下七科適，载糒给贰师，转车人徒相连属至敦煌”。[13]（2687）随着中央王朝对边疆的军事活动的扩大，兵卒增多，内地转输艰难，运费成本高昂，而边疆地区的物资储备难以供给大部队的所需，随着丝绸之路的畅通，商品交换日渐发达。军事物资补给模式从以辎重转输，逐步扩大到结合边疆地区的经济特点就地主动补给，能在一定程度上解决边疆远距离作战带来的物资补给困难，军用物资的采买成为重要的补充。军营开军市，允许官兵交易，在戍卒通过互市贸易，在市场交易军用物资比较普遍。此外，还有，行军沿途和战场就地补给的方式。著名的李广将军就 “善水草屯”、“人人自便”[15]（2869）、依靠属国的支援[13]（3913），和缴获匈奴的物资，如陈汤征康居，就应用敌人的粮食军用，而立功[13]（3020）。

丝路地区的军粮储备多以建立专用的军仓为主，通过中央与地方调拨相结合的方式来实现。汉丝路地区广设粮仓，其中就包括军仓、郡县仓等。各粮仓储备内地郡县运送来的，战时由中央大司农统一调拨。如汉光武帝建武二十五年， 南匈奴又归降东汉后，转河东粮食二万五千斛， 牛羊三万六千头资助之。其中，就有从军粮调拨的。[16]汉简中也有相关记录：

载肩水仓麦小石卅五石输居延75.25[17]（133）

肩水部四年外胡食度511.16[17]（619）

可見，边郡地区的各级粮仓的储备和调拨，保障了丝绸之路军事体系的顺利运作。

除此之外，军需储备是战争能否取胜的关键，以武器储备为例，武库是兵器存放的重地，除了在中央设置专门的武库外，出于军事行动的需要，边疆地区也配置了武库，如

五月甲戍，居延都尉德、库丞等兼行丞事下库城仓139. 13[17]（230）

表明包括出库、入库、详细备案管理在内都有严格登记溯源管理规章制度和有专人警卫巡逻制度等。

五

事实证明，构建完备的军事体系和军事管理制度，有效保障了丝路的畅通和边疆的安全。两汉时期军事的西汉设西域都护府建立后，丝绸之路畅通，社会稳定，战争大大减少，直至西汉亡的60余年里，仅有两次较大战争。中央王朝在维护丝路安全的实践中，不断完善了军事制度，这些军事制度更是广泛且深刻地影响了中央王朝边疆军事体系的构建，而丝路游牧民族也在与中央王朝的的互动中，或积极、或主动地参与了大一统封建王朝的构建，并融入了中华民族。

前“海上丝路”时代，“丝绸之路”核心区域，在古代陆权时代政治板块中对中国有着重要的地缘意义，今天的丝绸之路在国家战略安全的特殊作用被再次肯定，“一路一带”战略的提出，正是国家层面对丝绸之路重要战略地位的重新评估，并被赋予了新的意义。我们今天面临的同样是大一统国家的丝路建设问题，尤其在丝绸之路核心区建设面临着日益突出的非传统安全因素的威胁，丝路周边国家的政局动荡和国家间矛盾及境内外“三股势力”的影响，边境地区境外宗教渗透、非法宗教活动、民族分裂活动等非传统安全威胁日益突出，从古代大一统中央王朝经略丝路的军事制度中取经，加强对边疆现有的武装力量建设、重视驻军屯田的稳定作用、依靠边疆地区群众的力量，加强边疆国防基础装备和设施建设、构建起维护边疆安全稳定的重要屏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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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柯平）

Abstract： In Second Century BC， Zhang Qian was sent on a diplomatic mission to the Western Regions， centralized state had officially begun to open， operate and include the Silk Road in the unified national system of governance. The strategic position of the Silk Road made it the object of the Central Plains and the Northern Forces with longterm confrontation and fierce competition in history. To ensure the border security and political stability， realize the benign interaction between the central and the border areas， the management of the Silk Road has become the strategic policy of the security and stability of the nation and the border areas. Taking the Han Dynasty with excavated and consolidated period of the Silk Road as the typical object， from the frontier stable and development of perspective， the paper discusses united and central state—Hans strong military defense system： reasonable military layout，the armed forces，military defense fortifications，traffic and Yi Zhan， and system of military logistics guarantees， etc.， With a hope to provide a useful theoretical and practical guidance for the active exploration of the frontier security governance mode， and the promotion of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Belt and Road”.

Key words： Han Dynasty； the Silk Road； the military security rules； the stability of the border area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