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华

摘要：作为现代高等教育发展的产物，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处于同一学历层次，产品培养规格各有侧重。笔者通过抽样调查数据，对二者工资差距进行Appleton分解发现，硕士研究生就业存在较高的行业集中度。专业硕士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了较学术硕士更高的工资收益，个体通过教育产品的选择带来的行业分布差异是这一现象的主要原因，教育产品选择是行业自选择的重要因素。修正样本自选择偏差后，行业选择仍显著存在，并解释了所有差异的54，286%。相较于学术硕士的行业分布。专业硕士更加集中于以现代服务业为代表的技术密集型产业，反映了研究生教育改革“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主线与初步成果。二者的工资差距揭示了当下产业结构演进对于个人人力资本投资的激励方向。

关键词：教育投资；行业工资差距；专业硕士；学术硕士；工资分解

中图分类号：F24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0-176X（2017）05-0086-09

一、问题的提出

王霆和曾湘泉认为。在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供需间存在的就业能力缺口，导致劳动力市场供需双方结构性矛盾突出。有限的教育资源无法产生合理的人力资本投资回报。而就业能力与职业定位脱离劳动力市场实际需求。张桂文和孙亚南指出，非市场需求导向的人力资本与产业需求耦合关联度不理想，加剧了就业的结构，性矛盾。何亦名证实其引发的工资压缩效应正在逐步显现。直接影响了硕士教育投资的回报，甚至出现如汤二子发现的负向收益回报。

教育部于2009年决定扩大以应届本科毕业生为主的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范围，全面开展全日制硕士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通过培养适应特定行业或职业实际工作需要的应用型高层次专门人才，满足硕士毕业生适应社会发展、提高专业水平、增强就业竞争力的需求。并逐步实现研究生教育从以培养学术型人才为主向以培养应用型人才为主战略性转变。过去的8年时间里，专业学位教育承担了以“服务需求、提高质量”为主线的研究生教育综合改革的重要任务。专业硕士招生人数占硕士研究生招生总数的比重从2008年的7%提高到2014年的44%，学位种类增加到40个，基本覆盖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主要领域。作为应用型高层次人才的重要供给，专业硕士研究生教育定位于服务实际生产性活动中应用型人才的现实需求。相较于学术硕士，其课程内容从学科基础研究转向专门化职业技能，能力要求从传统学术研究转向应用导向下实际问题的解决。

在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背景下，潜在的受教育个体是其结构优化得以实现的政策参与主体，是具体教育产品的直接投资者和受益者。周其仁指出，劳动力市场对技能要素稀缺性的价格信号或激励，是潜在受教育个体决定其人力资本投资方向和强度的重要依据，是当事人在价格信号下做出投资决策的关键环节。不同于本科教育。研究生教育具有鲜明的专用性，雇主为其所需的专用性人力资本进行成本分摊以及转移支付。卢晓东认为，发达国家研究生教育的经验与我国研究生教育学费分摊机制的推行，实质已经指明其具有典型的私人产品属性，私人收益成为受教育者及其家庭进行教育投资的主要激励动因。因此，可以认为潜在受教育个体投资专业硕士学位教育，更强调谋求劳动力市场特定行业或岗位的工资回报。那么，相较于相同学历层次的学术硕士研究生，个体接受专业学位硕士研究生教育。是否显著为其在劳动力市场中获得更高的工资回报？其潜在的工资差异的机理又是什么？就研究生教育“提高质量”而言，劳动力市场的要素价格既是高等教育供给“质量”的重要市场指标，也反映了当下产业结构调整背景中高等教育人才的配置状态。二者的工资差距的结构特征又能否反馈产业结构演进中劳动力要素需求？能否为优化研究生教育产品结构提供微观证据。从而验证研究生教育改革的市场成效？

研究生教育作为国民教育序列的顶端，肩负着“高端人才供给”和“科学技术创新”的双重使命，对各级各类教育具有引导示范作用，在教育现代化中应当走在前列。回答这些问题也有助于我们了解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并为“经济新常态”下继续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提供重要的经验证据。

二、教育产品选择与工资回报的理论分析

已有的关于教育回报的文献都大量考察了国民教育序列中不同教育产品对于城镇居民工资收入的影响。尽管人力资本理论为高等教育发展提供了基于总量的政策依据，然而，现实中出现的就业结构性矛盾对个体的高等教育回报产生不利影响。诸如“就业难”“专业不对口”和“脑体倒挂”等现象，都反映出具体教育产品与市场技能需求的不匹配。李晓曼和曾湘泉指出，众多研究主要以不同学历层次或受教育年限作为教育产品的纵向划分，继而视之为人力资本度量，并将之简化为“计算外壳”得出教育回报率及其工资效应，扭曲了人力资本形成的过程，客观上掩饰了大学生就业中结构性矛盾的成因。使得其成为研究中的薄弱环节与现实中较难以解决的深层次问题。单以时间或等级学历等均质增量度量人力资本，解释个体在劳动力市场中的工作搜寻、匹配与工资差异，忽视了个体对高等教育具体专业、学科以及产品的选择，具有过度简化的倾向。尤其在分析转型期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时易陷入無效率的困境。

微观层面上，高等教育各层级中均存在着明显的冷热门专业，反映了雇主通过要素价格释放出的稀缺性信号，并给出了配置人才供给过程中易于观察的结构剖面。因此，对于结构性矛盾研究更多应通过教育产品内部横向比较，聚焦于其对市场实际技能需求的真实反馈。

具体教育产品作为就业能力与特定职业技能的间接转移，暗含着与受教育者预期职业或从事行业的内在联系，进而关系着劳动力市场的技能需求和行业分割。反映了教育结构与经济结构之间的匹配联系。个体接受教育。事前必然会选择与其预期工作有关的学科、专业或特定教育产品。就预期工作而言，个体必然会对与其相关的职业或行业进行信息搜索，从而通过后续教育获得该职业或行业所需的差异化技能累积。Betts认为，一定受教育水平下，个人会因其选择的学科或专业不同，对于工资回报期望也显著不同。个体对未来从事职业或行业有着各自的偏好和预期，影响着其具体教育产品的选择、专用性人力资本的积累以及为之付出的沉没成本，从而进一步锁定了事后可能从事的职业或行业。因此，面对劳动力市场不断分化的需求结构，技能要素的价格信号激励个体进行后续教育投资决策时，不仅仅包含以等级学历文凭度量的纵向数量决策，还包括以技能溢价中具体职业或行业为依据的横向结构决策，并通过二者的结合以获得个体高等教育投资利润最大化。

Mortensen认为，传统人力资本工资方程解释了单个工人工资方差相对较小的一部分。存在更大系统的行业差异，反映了行业之间未被观察到的工人能力差异，而自选择行为在其中扮演了重要的作用。个体的行业选择并不是随机配给，投资教育产品的沉没成本对其行业选择产生影响进而形成行业分割。苏丽锋和陈建伟‘加按不同学历层级划分，受高等教育者的行业集中度又存在显著的差异，大专和本科毕业生就业分布的不均匀程度较低，而研究生的行业分布却更为集中并加速提高。这一现象一方面源于研究生教育自身相对本科与大专的教育所具有的深度与专用性；另一方面，在于受教育者为此支付更为昂贵的机会成本，使其在就业搜寻中更加注重工资回报或具有更高的保留工资，而行业的工资信息搜寻难度又远低于具体职位的搜寻，使得其更加倾向于进入平均工资较高的行业。

行业间显著存在的工资差距被广泛证实。行业分割作为劳动力市场多重分割现象之一，不同行业工资决定机制存在较大差别。教育产品与行业的内在联系成为个体行业自选择得以实现的关键因素。由此，在同一学历层次下，个人通过对教育产品的选择直接产生与行业选择及分割相关的工资效应。

人力资本通过具体职位所需的技能转化为现实生产率以及与之匹配的工资率，都阳认为，受教育程度不是对技能的直接度量，而适配的有效技能则是生产率的背书。以应届本科生为主体的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正是这一过程中演化出的新教育产品，具有世界研究生培养模式的普遍特点。而尽管学术硕士在学科设置上与劳动力市场的行业分布具有一定联系，但其形成的科研型人力资本如果不继续攻读博士研究生，就不能有效服务实际生产中行业或职业技能需求，这也是现实结构性就业矛盾的写照。

综合上述分析，笔者认为，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具有非学历等级的横向人力资本差异。表现为二者于现实生产中劳动力市场具体技能需求的满足程度。专业硕士通过接受的针对特定岗位专用性人力资本培训，形成更高生产率与更低职位匹配成本，从而影响二者的教育回报。同时，专业硕士的专业设置所对应的行业限定于为数不多的几类现代服务业中，导致了专业硕士毕业生的从业分布与学术硕士相比具有显著差异，个体通过二者的选择实现了对预期行业的事前锁定，进而产生行业分隔，而行业间客观存在的工资差距进一步影响了二者间的教育回报。

三、数据与模型

1.数据来源与描述性统计

本文使用的数据来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大學毕业生就业质量与政策研究”的部分调研数据。该调研是一项针对大学生就业质量现状、问题以及影响因素的全国性调查，于2014年7月开始，历时半年。调查地域涵盖我国东、中、西部地区共15个省/直辖市。调查的对象覆盖了高等教育阶段各学历层级。调查样本抽样框采用地区与行业分类结合的思路，以2008年中国第三次经济普查数据库名录为基础进行构建。采用樊鸿康和张凤敏提出的等价于PPS抽样的二阶混合抽样技术。依据本文研究目的，截取其中最高学历为硕士的调查问卷。样本行业分布参照国民经济行业分类标准（GB/T4754-2011）进行了划分。问卷中工资定义包含了基本工资、奖金、津贴和其他劳动相关收入。有效研究样本共计1163份，细分样本如表1所示。

表1中专业硕士的平均工资高出学术硕士约13.132%。从总体样本的行业分布来看，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行业分布具有明显差异。专业硕士就业的行业分布高度集中于金融业（23%）、租赁和商务服务业（21%）。学术硕士则集中于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14%），教育（13%）以及制造业（12%）。有理由认为二者之间存在明显行业的分隔与选择差异。制造业，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是硕士研究生就业的重要承载体，但求职者尤其是专业硕士仍倾向于选择具有较高平均行业工资与门槛的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对于专业硕士而言这也是其学科设置与培养目标所决定的。分行业样本中，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平均工资大幅高于其他行业，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子样本的平均收入最低。就样本分行业平均工资而言，与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15年城镇就业人员平均工资中反映的行业工资差距相契合，进一步验证了混合抽样方案的有效性。

2.计量模型与方法

笔者的目的是估计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之间工资回报的差异程度，并探讨其构成机制。

均值分解作为研究群组间工资差异的基础方式，自Oaxaca衍生出众多分解方法。考虑到本文研究着眼于因教育产品选择导致的行业分隔，而对于行业间的工资方程估计涉及行业选择等内生性问题，选用Appleton等的方法分解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工资差距的影响因素与程度，其优点是对于Brown等的指数基准问题和行业选择性偏差问题都有良好的解决。

四、估计结果与分析

1.教育产品与行业分布差异

基于上文介绍的行业选择因素，利用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混合样本进行Multinomial Lonit估计，得到式（6）混合样本下的个人无偏好的行业选择方程系数。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群体各自行业选择概率进行预测，得到式（7）的无偏好情况下的行业分布。表2给出了具体实际和纠正选择偏差后的估计分布结构。

从估计的行业分布来看，印证了苏丽峰和陈建伟。关于研究生就业主要集中在第三产业，且存在产业内显著行业集中。然而，不同于苏丽峰和陈建伟纵向比较专科、本科和研究生的集中度，笔者发现尽管硕士研究生集中度较高。但就其内部而言，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在第三产业内各行业集中度又存在明显的不同。样本的实际分布与式（7）在控制个体特征变量得出的行业预测分布存在明显差异。尤其是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教育以及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中，二者的比例有着较大变化。如果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的行业选择机制一致，那么，学术硕士在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就业比例会提高7.125%和8.233%。同时，学术硕士在教育与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的就业比例会下降5.702%和8.407%，并与专业硕士在其中的分布比例接近。因此，可以认为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存在行业选择并导致分布上的差异。

究其原因，笔者认为有如下两点：（1）尽管硕士受教育者都存在获得行业工资溢价的动机，但是由于二者在学科布置与行业针对性上的较大差异。使得专业硕士进入金融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的概率更高，在总体样本一定条件下，则必然会出现此消彼长的关系，加剧了分布的差异性。（2）由于学科布置与行业针对性等产品信息对于潜在受教育者是公开透明的，对二者的选择更多地反映了个体的风险偏好，由于本次调研期间获得的专业硕士研究生样本人员大多是2009年教育部推动全日制专业硕士政策试行者，对于相对陌生的专业硕士产品投资而言，其充满了巨大的不确定性，需要当事人具备相当的非从众心理与风险偏好，而风险又与收益并存，个体倾向选择与高收人行业相关的专业硕士产品。由此，结合表1中各行业的平均工资水平，通过行业分布的显著差异与客观存在的行业工资差异，使得二者的工资差距扩大成为可能。

2.教育产品与回报差异

教育产品的选择带来了潜在的行业选择行为。为此需要估计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群体因行业选择所导致工资差距的具体程度，笔者将行业大类作为虚拟变量（以制造业为参考组）纳入工资方程，对样本进行了回归试图发现影响二者收入差距的因素。回归方程中包括年龄、工作年限和硕士毕业学校背景，综合反映了个体可观测的人力资本因素。此外，还控制了性别、地区和单位类型等虚拟变量，如表3所示。

表3进一步报告了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各自细分的样本构成。从表3可以看出：（1）专业硕士中，毕业于原“211”学校的比例明显高于学术硕士，相比对达到1.724，远高于学术硕士的1.045。这是由于在研究生教育改革初期，全日制专业硕士的试点工作一般集中于具有优质教育资源的部属院校，客观上增加了其所占比例。（2）专业硕士就业迁移和就业目的地中地级市约占14.9%，与学术硕士的31.8%形成明显对比。这一现象可能源于全日制专业硕士教育开展时间较短，地级市劳动力市场对其的低认同度，在某种程度上将专业硕士倒逼至一线城市，而专业硕士学科设置与现代服务业紧密挂钩，导致专业硕士一般集中于现代服务业较为发达的地区，这些地区又多为经济较为发达的一、二线城市。（3）单位类型的分布中，专业硕士更加倾向就职于民营企业和外资/合资企业，累计为74%，而学术硕士则在政府/事业单位和国有企业中就职相对占比较高，累计为75%。考虑到前者更有经济动机接受以技能为培养导向的专业硕士，后者则受国情等综合因素影响，薪资制度计划经济色彩较重，从而形成明显的选择差异。

利用表3变量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群体对数工资进行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表4的结果表明，纳入行业的工资方程回归系数在二者间存在显著的差异，反映了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在行业间和行业内都存在回报差异。就行业方面而言：（1）电力、热力燃气及水生产和供应、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业以及教育，只在学术硕士中具有显著的正向工资回报。而建筑业、批发和零售业只在专业硕士中显著。在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以及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二者工资都具有显著的正向回报，但系数差异较大。专业硕士在金融业、租赁和商业服务业中的回报更高，而在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中的回报则低于学术硕士。二者在房地产业和文化、体育和娱乐业中均获得显著的回归系数。（2）公共管理、社会保障和社会组织对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都具有显著负向工资效应，且均为分行业中最低水平，分别为-0.152和-0.191，由于该行业所对应的相关单位类型普遍为政府机关或所属事业单位。相对于一般性企业而言，等级性行政薪资架构等非市场化因素导致人力资本的报酬率贴水，形成报酬洼地，但可能存在社会声誉等非货币收益作为补偿。（3）分行业收入系数中差距最大的是租赁和商务服务业，专业硕士高出学术硕士10%，由于专业硕士中的会计硕士和法律硕士与该行业联系甚为紧密，相比于各自行业中的学术硕士，学制上的差异使得其从事业内诸如会计师、律师以及商业咨询等高负荷、高激励的职业而言，带来的年龄或时间优势更加突出，而这一现象在金融业回归系数中也有类似的体现。

其他控制变量方面，笔者发现专业硕士有助于减少性别歧视，不同于学术硕士，其工资回归方程并未观察到显著的性别工资差距。笔者认为在研究生教育改革窗口期能够选择专业硕士学位教育的女性一般具有较强的政策阅读与自主决策能力，有助于其在职场中获取更好的收入，从而缩小性别歧视带来的工资收入差距。年龄、工作年限对于工资回报的正向作用，符合人力资本理论对于年龄和经验的基本认识。二者年龄和工作年限系数的差异，证实了专业硕士学制上的差别使得专业硕士更具有时间优势，而且这种优势是贯穿行业、所有制以及地区等各类劳动力市场的分隔。无论是专业硕士还是学术硕士，原“211”学校硕士毕业生的工资回报显著高于其他院校的硕士毕业生，这符合预期，也与其他研究发现一致。

值得注意的是，省会、计划单列市以及北上广的工资回报显著高于地级市，尽管符合我国目前地区间客观存在的经济发展差异，但反映了大城市发展对于发挥人力资本的外部性，提高人力资本回报的显著效果。近年来推行的国有企业薪资改革使得其工资更加贴近外部劳动力市场的工资水平，民营企业与国有企业工资回报差距并不显著。没有观察到國有企业部门中存在非市场因素带来的支付不足现象。

3.Appleton分解结果

为了进一步估计行业选择对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工资回报总体差距的影响程度，按照式（8）和式（9）的分解方法对工资差距进行了分解。表5分别给出了实际工资差距与带自选择修正项的工资差距的分解结果。

从表5中可以发现：（1）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实际对数工资差距为0.121，在纠正了样本存在自选择问题后缩小到0.105，Lee两步法有效抑制了样本自选择问题，改善了个人禀赋特征的差异对于二者工资差异的解释，由原先的20.661%提高到32.381%，但其仍不是解释二者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2）无论是实际差距还是修正后的具有反事实性的工资差距，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之间差距主要来自行业间，分别占到85.124%和72.381%，而行业内部因素对于二者工资差距影响较小。就行业内而言，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回报接近，在工资回报方面并不支持存在专业硕士受到歧视的潜在证据。（3）专业硕士的行业选择无论在实际工资差距分解中还是带修正项的差距分解中都是所占比重最大的因素，分别占到57.025%和44.762%，结合学术硕士行业选择差异的分解值，可以认为行业选择成为解释二者工资差距的主要因素，也印证了表2中二者的行业分布差异性和表4中行业虚拟变量问的显著性水平。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由于专业硕士和学术硕士是两种具有不同培养目标、模式及体系的教育产品，对其各自投资个体产生了不同的工资效应，其产生的工资差距主要来自行业选择，而行业选择又是通过各自教育产品自选择行为得以锁定与实现。长期以来，我国硕士研究生教育主要是培养具有独立从事科学研究或教学工作能力的教学科研人才，其学科设置承接大学本科教育的门类科属，致使学术硕士全学科谱系的平均覆盖，所联系的就业面更为广泛。而专业学位研究生学科的设置则是服务于劳动力市场对特定行业专门性高层次人才的需求，在学科门类上则集中于法学、管理学和经济学，具体到专业一般对应为法律硕士、会计硕士、应用统计硕士、审计硕士以及金融硕士，其所对应的行业多为具有技术密集型的生产性现代服务业。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就业分布之间的差异反映了个体人力资本投资策略，也是高等教育“服务需求”的本应具有的市场结果。

五、结论与建议

笔者通过对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工资进行Appleton分解，发现二者在行业选择导致的就业分布上的差异是造成这一差距的主要原因。专业硕士相对于学术硕士有着更高的工资回报，二者真实工资差异的67.769%是由行业选择造成的，通过Lee两步法对样本自选择偏差进行修正后，行业选择仍然是工资差距的主要原因，并通过行业间平均工资的差异进一步加剧了工资的差距。造成这种行业选择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专业硕士教育产品反映并服务了技术密集型产业对人力资本的需求。二者的工资差距反映了劳动力市场的价格信号对于高层次应用型人才的激励方向，揭示了我国产业演进对人力资本投资的新需求，也从侧面为解决大学生就业结构性矛盾提供了微观证据。

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工资差距作为反映市场资源配置的效率指标与价格信号之一，肯定了研究生教育改革“服务需求、提高质量”的初步成果，但现行专业硕士与学术硕士的培养仍存在一定的不足，在下一步深化研究生教育改革中应当引起政策制定者足够的重视。

第一，相对于专业硕士培养目标的明晰，短时期内大量流向劳动力市场中，从事一般性实务工作的学术硕士定位有待明晰。應进一步推动博士研究生招考的“申请一考核”机制，统筹安排硕士，特别是学术硕士与博士培养联系，适当引导学术硕士攻读博士学位，从而提高有限教育资源的配置效率。

第二，专业硕士对于高端制造业的人才支撑不足。高端制造业是实现以工业4.0为核心的“制造强国”和“创新大国”的政策目标的硬通货，德国和美国的研究生教育为此提供了丰富的经验。高等教育尤其是研究生教育和教育部关于专业硕士各专业设置解释、本文的研究样本的实际行业分布以及制造业相对于其他行业的工资系数来看，专业硕士过于集中在金融、商业服务业等现代服务业。尽管为个体带来更高概率的行业溢价，但对高端制造业的支撑不足，值得引起政策制定部门的重视。

第三，职业化分越来越细，职业的技术含量和专业化程度越来越高，应加速推动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与职业资格认证衔接。职业资格认证与专业硕士培养目标具有逻辑上的一致性，是其培养内容的客观要求，是政府及相应监管认证机构、行业协会、高校和企业形成集成化的合作培养体系的连接节点，也是专业硕士教育实现质量标准化的必由之路。同时，职业资格认证也可以减少劳动力市场供求双方的信息不对称，促进人力资本的区域流动，降低个体接受研究生教育的投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