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军杰

[摘要]近年来，“数字人文”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引起学界越来越多的关注，将群体传记学嵌入“数字人文”开展历史研究是一条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的新取径。以宋代处州家族为例，借助“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作为史料梳理工具，可以勾勒出宋代处州家族群体，继而发现处州流动人口较少，处州的发展具有“内生性”特点。此外，墓志作为地方史料，其中所承载的信息在区域史研究中具有很高的价值，我们可以借助“CBDB”对宋代区域人物墓志资料进行系统梳理，以人物墓志资料为基础，将宋代区域史研究推向深入。

[关键词]数字人文；区域史；宋代；家族；墓志

中图分类号：G05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2-0106-07

将家族史纳入到“中间层次地域个性”视角下作整体考察，是突破目前宋代家族史研究瓶颈的途径之一，“数字人文”技术的出现为这种研究实践提供了便利。将“中间层次”的考察范围限于宋代的“州”，在这样的空间范围内，借助“数字人文”技术对家族史资料进行细致的梳理是可操作的。本文选择以宋代处州家族群体为研究对象，试图还原区域家族群貌，继而从家族史角度对朱海滨教授提出的“处州文化最繁盛的时期是在宋代”等区域历史问题作进一步探析，并就宋代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墓志资料的整理及运用提供一点研究思路。

一、“数字人文”及区域史研究新取径

（一）“数字人文”运用于历史研究的概况

近年来，“数字人文”（Digital humanity）技术在历史研究中的应用逐渐引起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以汉学家魏希德（Hilde De Weerdt）创建的“古籍半自动标记平台—马库思”（Markus）以及在国内外已有很高知名度的“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hina Biographical Database Project，简称CBDB）为例，新型“数字人文”数据库在处理那些大批量、碎片化的史料数据时拥有明显的优势，研究者可以凭借着数据平台提供的“时间”、“地点”、“人物身份”等史料标签，发现一些被遗漏了的背景性知识，由此获得研究的新视角以及对史料文本的新理解。

凑巧的是，无论是CBDB始创者汉学家郝若贝教授（Robert M. Hartwell），还是新近Markus数据库的创建者魏希德教授，也或者是哈佛亚洲研究中心“数字人文”项目主持专家包弼德（Peter K. Bol）教授，三人皆为主治宋代历史的海外汉学研究者，他们在宋史研究的过程中逐渐引发创建“数字人文”数据库的构想，并付诸实践。较其他断代史而言，类似“CBDB”这样的新型“数字人文”数据库更适用于宋史研究，这与宋代传世文献处在“较为适中的数量范围”以及数据库创建工作的可操作性有关。三位汉学家，都很注重数据库在处理历史人物“人际网络”过程中发挥的作用。因此，有不少学者将此类数据库称之为“关系型数据库”。就笔者目光所及，“数字人文”在历史研究中的运用实例仍较少见，但类似讨论并非没有，例如：徐永明等通过对1794位有籍贯或省级行政区著录的《全元文》作者的地理分布进行了数据分析，并利用GIS地图制作软件对分析结果进行可视化呈现。就总体而言，“数字人文”技术在实际历史研究中的运用，仍处于起步阶段，研究的广度深度都还不够。

（二）“数字人文”与宋代区域史研究

新型“数字人文”数据库的价值远不止于以上所述，文本挖掘与历史研究、数字分析与社交网络、地理信息与人文空间等都是将数据方法运用于历史研究的视角之一。更多的研究视角，也仍有待于学者的发现。区域史研究学者鲁西奇就指出：“历史研究者研究一个地域（或区域、地方）的历史……长处是对历史过程的总体认识，短处则是往往落实不到具体地理空间范围内……”，他提出：区域史研究应“以人为本、落实到地、由古溯今”。将“数字人文”技术与历史人物群体传记学相结合，作为区域史研究的突破口，恰与鲁西奇有关区域史研究理论相互契合。学者周扬波也曾指出，应重视以家族史研究为视角，利用“CBDB”梳理史料的高效优势，对宋代区域家族群体进行研究，继而再延伸至区域人文地理特征等研究领域，这是一条区域历史研究的可行路径。例如，已有研究者就依此研究思路，运用“CBDB”，结合群体传记学的研究方法，对宋代秀州地区的望族群体进行了梳理，在此基础上发现了“秀州地区存在着两个‘地域中心，华亭县因突出的地域个性以及在秀州地区特殊的地位，使得其在进入元朝以后得以迅速成为一个单独建置的行政区域（松江府）”，从家族史角度对地域个性进行解读，并就所发现的华亭县行政区划发生变迁的内在原因作出解释。

“数字人文”技术给宋代区域史、家族史以及历史人物研究带来很大的方便。本文就是在这样的研究背景下，结合运用已较成熟的“CBDB”数据库，试以宋代处州家族群体梳理为切入点，探索处州家族及区域特点，为“数字人文”技术运用于历史研究尤其是宋代区域史研究提供一个新的案例。

二、宋代处州家族的历史踪影

需要说明的是，类似“CBDB”数据库史料检索功能的应用及群体传记学研究方法本身都需要研究者对研究对象作出明确的界定、对需要检索并作量化分析的史料进行标签。本文研究对象明确为三点：一是时间跨度为两宋之间（960-1279）；二是区域范围为两浙东路处州；三是研究对象具体为在处州“有影响力”的家族群体。

（一）研究区域界定

处州作为一个历史地名其建置几经变迁。《隋书》载“隋开皇九年置处州。”当时处州辖“括苍、永嘉、松阳、临海四县”。至唐大历十四年（779），州名改为括州，治所在丽水县，“领丽水、松阳、缙云、青田、遂昌、龙泉六县。”至南宋宁宗庆元三年（1197），处州人吏部侍郎胡纮亲撰奏章，他指出“处统县有六，龙泉距处之远，而乡之松源距龙泉綦远”，遂向宋庭请命置县。宋寧宗准其奏，并以年号赐“庆元”为县名，遂有“庆元县”。至此，宋代处州辖县、辖界最终确定。本文研究的宋代处州地区，即以此七县为区域范围。

（二）研究群体界定

在家族群体的选择上，具体有两方面的界定：一是该家族的户籍是否属于处州；二是该家族的“影响力”如何。户籍问题关乎该家族能否纳入处州家族群体作为本文研究对象。包伟民等指出“对宋政府来说，（户籍）却是与官员的选拔和管理，以及司法等行政密切相关的。宋代士人科举发解和官员差遣，认定籍贯均是第一步。”从多数宋人传记资料的撰写来看，宋人户籍是不能遗漏、必须记载的一部分，另外，宋人墓志铭之中也往往有关于家族源流的记载，这为宋人家族籍贯的确定提供了方便。在涉及“迁徙家族”时，则主要考虑其家族在处州时的状况。对于具体家族的选择，受限于史书典籍的作者及其书写的对象往往偏向于宋代士大夫家族及地方名人，因此本文选择以“官户家族”、“有影响力家族”作为研究对象，试图尽量涵盖包括官户以内的处州有影响力之家族。具体而言，特指向那些拥有“五服以内，三代以上为官户”的家族，官户地位是宋代有身份地位家族的象征之一。此外史料中能见到的，并不符合官户身份要求，但能确定其家族有较大社会影响力，也将其纳入选择范围。

除了凭借“CBDB”做初步的家族史料梳理之外，笔者更进一步依托《宋元墓志集录》、宋代处州人叶绍翁《四朝闻见录》、新校本《光绪·处州府志》以及《中国地方志集成》中有关处州的县志做进一步的补充梳理。据此，得到宋代处州家族群体如下表：

三、处州家族特征及区域墓志资料的整合

由上述梳理结果，可以直观地看到宋代处州家族群体面貌。在宋代处州7县之中，符合“有影响力”条件的家族数量达35个。以下依据上表，就处州家族的特点展开论述，并籍此就区域史研究依托人物墓志资料的整合作深入研究等问题进行探析。

（一）“内生性”与“时段性繁荣”：宋代处州家族及其区域特征

从这些家族在各县的分布看，丽水有10个、缙云有7个、松阳有5个、青田有5个、龙泉有5个，遂昌县与庆元县拥有的“有影响力”家族数相对较少，仅有2个。但据处州行政区划变迁史知道，庆元县建置晚至南宋末期，且庆元与龙泉关系密切，而遂昌则与松阳关系紧密，两县在历史上有多次合并与分置，几乎可视为同一县。因此，如果综合考虑上述因素，则处州家族群体的分布区域除了政治中心丽水较多外，在其他各县分布较为均匀，县域之间的差别较小。

除35个有影响力家族在处州各县的分布呈现均匀特征外。宋代处州家族的另一个特征就是具有“土著”背景的家族在处州家族数量上占大多数。在上述35个家族当中，由外地迁入处州的家族仅为7个，占總数的20%。同期，在两浙西路秀州地区，这一数字达到55.56%。而且，7个迁入处州的家族之中，来自于近邑永嘉（2个）、婺州（1个）有3个。这一结果与葛剑雄编《中国移民史》（辽宋金元卷）中所提出的“处州列表移民10人，是两浙路移民较少的州，但分布相当广泛，大多数县都有”这样一个梳理结果相符。而《中国移民史》由分布广泛而认定宋代处州存有普遍的移民人口，则并不妥当。“10人”数据，显然不能说明庞大的社会移民问题，至于再具体涉及到移民群体的分布就存在很大的偶然性。

由上述梳理数据的情况及与秀州的对比来看，宋代处州家族及其区域的发展有着明显的“内生性”特点。处州地区相对偏远，导致即使是在社会人口流动频繁的两宋时期，处州经济社会的发展仍较稳定，具体表现为：移民人口不多、世家大族以“土著”型为主、经济社会发展稳续性特征明显而不会大起大落。再看朱海滨教授提出的“处州文化最繁盛的时期是在宋代”区域历史现象出现的原因，朱海滨通过细致的数据梳理，对宋代两浙路各地进士数做了量化比较，他指出：北宋时期，处州为科举发达地区，登科士人较多，同时期的秀州为次发达地区；南宋时期，处州进士数为北宋时的2.84倍，但相较于温州、秀州、台州，其进士数占比下降。宋代以后，处州进士数在省内的占比开始一路下滑。因之，从古代士人文化的角度来说，处州进士数占比最高，处州士人文化最辉煌的时期是宋代，尤其是北宋，因此说“处州文化最繁盛的时期是在宋代”。这种“时段性繁荣”现象出现的背后，大概与处州较为稳定的“内生性”特点有关。宋代时的处州一直是处于延续而稳定的发展过程，且处州与“婺学”以及永嘉学派等学派中心相距较近，学风滋盛，在士人科举方面自然就占有了优势。但是，终因区位较差，其后以人文繁盛一时的处州逐渐为杭嘉湖宁绍等地区所超越。

（二）研究方法上的“新旧叠加”：宋代区域墓志资料的整合与运用

目前，国内已出土宋代墓志的数量并不多，但是却有大量的墓志藉由宋人文集的收录而流传下来，其中除了对志主事迹、政绩的叙述更为详尽外，也可从中发现其他地域关联，是今日研究宋代区域史、社会文化史、家族史的重要资料。因此，宋人文集中的墓志、出土碑志等受到宋史研究者的特别关注。例如，台湾“中研院”王德毅、梁庚尧、韩桂华等研究者十分注重利用墓志资料开展宋史研究，开设有宋代墓志碑刻研读课程，并曾有意创建《墓志研究资料库》（五代-宋），但限于无法达到有效率的、全面性的整理，相关工作搁浅至今。并且，王德毅专门就墓志铭的史料价值展开专题论述，他指出“宋人所撰的当代人神道碑和墓志铭，包括文武百官、王子公主、宗子宗女、社会贤者……不管学者研究哪一方面的问题，都要利用当时人的墓志所述，参以其他史籍之记载，然乎立言或申论，这一研究方向，将成为一门新学问，新课题”。

墓志资料对于宋史研究的意义，已成为学者共识，台湾宋史学界在这方面的关注较早。例如，吴雅婷通过墓志文本分析，从分家及其相关问题来看宋代家庭的困境。韩桂华通过宋人墓志铭探讨宋代官员的归葬问题。近年来，宋人墓志资料研究利用的频度、角度皆呈上升趋势。如仝相卿以北宋王安石以及张宗益分别撰写的孔道辅墓志铭进行对比分析，指出宋代墓志铭书写中的“政治因素”。胡昭曦以宋代成都范氏墓志材料，充实蜀学地域研究。邓小南利用南宋中期曾任执政的何澹及其家族人物的碑铭圹志及传世文献，进行南宋浙东地区家族史的研究，呈现出何澹在特定时期的“多面”形象。

总之，以墓志史料开展宋史研究，已成为宋史研究除《宋史》《续资治通鉴长编》等传统官方文献、宋元方志、宋人文集、家谱之外第五种史料利用途径。就现有的研究成果看，多数学者在墓志史料的利用上主要是针对某通墓志资料的考释展开，而墓志作为地方史料，其中所承载的信息如墓主与其所处地域的社会关系网络等没有得到充分的研究，在区域史研究越来越受重视的今天，从具体的地域入手全面搜集区域墓志史料很有意义。然而，目前类似宋人墓志史料整理成果却非常少见。近年，郭茂育整理出版有《宋代墓志辑释》一书，但该书实际仅收录以拓片录文为主的新出土墓志资料，且搜录不全。郑嘉励、梁晓华著有《丽水宋元墓志辑录》，收录宋元丽水出土碑刻墓志较为完整，但并未对文献中的墓志资料予以关注。

以“中国历代人物传记资料库”（CBDB）为代表的新型“数字人文”技术在历史研究领域的运用，有益于提升文献整理的效率。因此，研究者可以尝试着眼于宋代区域人物墓志资料的整理，借助对大批量墓志史料的解读，打开区域文化史研究的新路径。当然，墓志资料搜集工作需要极其细致耐心，且在方法论上需注意将传统人物传记资料的梳理方法与现代“数字人文”技术结合起来，在高效梳理的同时不失全面、细致。例如，在“CBDB”中设定准确合理的检索范围之后，将检索所得区域历史人物资料按照“州县”或者“时间”梳理归类，再借助人物传记资料索引搜查区域人物传记资料中的墓志资料。此外，研究者仍需通过对宋人文集尤其是本土及周边的士人文集、地方志、家谱资料进行检阅作为补充，则可初步获得较为全面的区域墓志资料。研究者依据这些墓志史料可以开展多方面的历史研究，对于区域史研究而言，其史料价值可以预想。

（责任编辑：吴树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