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建军

[摘要]《特选公理杂字》作为古代的字书，又属于明代的“讼师秘本”，保留了中国古代有关民间诉讼的重要史料，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迁变，宋元以来江西之讼风以及民间社会中的法律生活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特选公理杂字》一书的出现并非历史上的个案，而是前有所承，后有所因，是历史发展中的重要一环，因此，辨析清楚《特选公理杂字》一书的渊源，也具有重要的学术意义。

[关键词]《特选公理杂字》；法律史料；杂字

中图分类号：G929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7354（2017）02-0030-05

《特选公理杂字》不分卷，清红格钞本一册，不著撰者姓氏，半页八行，每行二句，句六字，分类、六言有韵编排成歌括之体。此钞本后附有呈文帖式，內有袁州府云云，当流行于江西及周边。公私藏所书目皆未著录，存世甚罕。现在的研究者皆未注意到此书，但此书对研究中国古代法律制度的变迁，宋元以来江西之讼风以及民间社会中的法律生活来说，是不可或缺的文献史料；此种书虽为清代钞本，考其源流，却甚长远，考察其内容方面的远承与近袭，对研究相应时代的法律与民俗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学术价值。

一、《特选公理杂字》的体式、内容及其时代

《特选公理杂字》分二十五类，涉及民间日常生活各方面，如田产、钱债、婚姻、税收、争斗等事，六言有韵，以常见的民间杂字的形式表现出来。第一类《出卖田产事》（题名佚去，据内容补），第二类《白昼打抢事》，第三类《负昧钱债事》，第四类《互争婚姻类》，第五类《纵牸傗侵害禾稼事》，第六类《侵谋田产事》，第七类《互争坟山事》，第八类《兄弟互争家产事》，第九类《盗砍树木类》，第十《居丧嫁娶类》，第十一《盗割田禾事》，第十二《盗挖芋头姜薯事》，第十三《买田不完粮事》，第十四《盗卖耕牛事》，第十五《重复差役事》，第十六《威逼人命民事》，第十七《房长下乡害民事》，第十八《窝藏逃军事》，第十九《棍下乡害民事》，第二十《恩男反义事》，第二十一《私宰耕牛事》，第二十二《争水殴打事》，第二十三《贼盗生发事》，第二十四《卑幼欺凌尊长》，第二十五《僧道违法》，后附帖式数种。为什么叫《特选公理杂字》呢？可能此书部类较多，作者选取了其中与人民生活相关的田产、婚姻、契约等，撮其精华，以便诵习。为了更好的展示其内容和体式，择要举例如第一类《出卖田产事》，原文作：

为被阴毒刁毫，捏故姤有侵包。克当甲首军徭，缺少秋粮钱钞。家贫无处擖借，将出田产几亩。坐落地名某处，开载四至界额。请托某人作中，来家求免卖欲。自心情愿立契，召我向首承买。当日三面言议，时值价银若干。一并两相交足，画字与我执照。所有税粮包纳，直待如遇攒造。即便照契推收，并无刁蹬阻挡。今被本人反目，百般诡计奸刁。架空虚情妄经，捏称价钱轻少。意要重典盗卖，挟制勒骗补找。切思彼时凭中，明白用价买到。现有中见契证，付与收执为照。若不从公明辩，委实本恶刁毫。平空违法辄侮，顿起负心番高。有此欺枉不甘，衔冤具状来投。

第二十五《僧道违法》，原文作：

原有厶处寺观，多无度帖为僧。专一贪淫恋色，混沌世俗反变。伏睹诏书有款，晓谕天下颁行。切见僧人违法，理合具状申呈。叠叠上司告示，清查僧道寺观。还近君丁長子，不许避差躲闪。只得借辦与他，仍前嗔恨嫌少。却后查勘黄册，岂被里书奸刁。挪移增减除作，不依原先供报。死者不与除减，生者不许增添。飞酒诡计亩分，税粮鑚添涨俵。若不查明告理，委被能幹书手。络绎在乡营求，充当年深月久。致被以生作死，埋没军匠丁口。私自晤闭收除，洗补黄册克扣。积言害民狡猾，理合具状申首。乞赐革除奸斃，庶使民无苦恼。

《特选公理杂字》，皆六字成句，属于杂字书的一种体式。属于中国古代的字书，这类书一般是分类，以四言、五言、六言、七言等形式，以韵语的形式连缀。如《宋会要》所载的四言“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明代汤沐所见到的《教讼者》之四字成句的书“标名《公理杂字》，皆四字成句”，应该都是四言的形式。这类书有一个重要的特点，就是取常见之物事编排，以通俗易诵之句式，为日常生活服务。作为字书的一个特殊体式，杂字书为古时初学识字用书，自先秦、两汉延绵至今，所用既广，其裔甚繁，溯自前代，《三仓》《急就》之流，罗列众物名与字，分类部居不杂厕。汉时许慎《说文解字》採其精粹，汇为大观，其流不斩，汉魏六朝以来，此类杂字书层出不穷，若敦煌遗书《开蒙要训》等皆取法于此。至今唯《急就篇》存焉，余者多佚而文献不足征。而《特选公理杂字》作为字书的一种，远承《三仓》《急就》遗意，近袭宋元以来杂字书之体式，所来有自，源远流长。笔者所见有写信的杂字，记账的《算法杂字》，务农的《庄稼杂字》，做生意的《买卖杂字》，成家立业的《创业杂字》等等，层出不穷，皆满足人们的日常需要。此类书与明清日用类书体式不同，取法有别，虽然它们用途可能一致，但不能即据此认为就是一类书。就像《邓思贤》一样，可以在村校之中授生徒，非如日用类书那样仅供翻检之用。

这类杂字书发展到后来，逐渐专业化，出现《特选公理杂字》这样专为写状纸预备的文本。发展到后来，根据诉讼要求，又出现《萧曹遗笔》《法家透胆寒》《法笔惊天雷》等直接以状纸为基础的分类活套，供剿袭抄写之用，完全是专业小类书，而非识字之杂字书了。笔者又见《诛语》一书，应是承袭《特选公理杂字》这类书而更加专业化，专为写状纸撮要案由时预备，后来演化为讼状的成规。

诛语，也叫硃语、主语、主意，有撮要案由，提纲挈领，使观者一目了然的作用。诛语，位于讼状之首，决定讼状的基调及主旨，故尤其重要。笔者所见清抄本《诛语》分吞租、吞债、吞产、吞骗、磊债、罩占越界、孤幼、孤寡、欺凌、奸情、拐略、诬良、盗塟、损祖、毁塚、降殴、偷窃、盗砍、贬磨、休弃、悔婚、逼节、重醮、贪谋、赌博、刦抢、人命、斗殴、窃贼、强盗、匪党、赌博、奸情、辩诉、拐略、假银、商贾、牙行、坟墓、田地、水稻、继立、婚姻、乡宦、生监、保长、承书、尊长、差快、卑幼、船户、佃户、僱工、账目、僧道、乞丐、架唆、和息等内容，后附吏条、户条、礼科、兵款、刑科、工条六类，共六十四类。末有按语云：“以上共六条，应六房之总，前列各款事情逐一分明投状，只照本写，倘不凑合，可以改头换尾，墨事而用，勿扯别款入内，亦当察其情而用之。”为便于认识到《诛语》一书的全貌，摘录一则，如“吞租”一条内容为：“为刁佃霸吞国课空输乞报法究事、为势佃吞赖国课无出急投报究事、为虎佃吞霸租客两陷急鸣呈究事、为租赖盗放大属不法业课两空事、为业踞苀害课食两空投论追还事、为吞租陷课乞呈究追事、为凌寡吞赖课食两陷事、为业踞吞租课食两空事、为朋骗踞陷课祀两陷事、为欺孤吞陷事、为吞租踞业事、为吞租陷课事、为吞租灭食事、为吞租灭祀事、为吞租霸业乞呈押交事、为虎棍吞踞乞交愿业事，为欺窎吞踞投鸣追交事。”可见，《诛语》与《特选公理杂字》相较，更加专业，也更趋于实用。

《公理杂字》《诛语》等书主要是为下层社会的人民提供法律的普及，以及如何维护自身的合法权益——怎么去写讼状，以及如何写讼状可以对自己有利。即如《诛言》后作者的按语所云：“以上共六条，应六房之总，前列各款事情逐一分明投状，只照本写，倘不凑合，可以改头换尾，墨事而用，勿扯别款入内，亦当察其情而用之。”察其情而用之，趋利避害，维护自己的利益，本无可訾议者，下层社会民众维护自身权益的一种表达，与儒家息讼之观念有悖，以是輶轩观风者多有诽议。所以其内容，方言鄙俚，分类编排，皆词讼语，实用性极强，便于翻检，就像《宋会要》所记载的“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明代汤沐所记“标名《公理杂字》，皆四字成句，如告人名则“斗殴伤杀”情事字样，田土、婚姻亦然”。

关于《特选公理杂字》出现的时代，根据第二十一《私宰耕牛事》中有“伏睹诏书一款，但有军民利弊，许令诸人直言”。《大明律》卷十二载：“国家政令，与军民利弊，应许所属之一定官员，直言无隐。内外大小官员对本衙门之不便事件，亦得明白条陈，实封进呈，即百工技艺之人，亦许其直至御前奏闻”。但明言“伏睹诏书一款”，则可知为引用诏书以自重，而非衍律条而成文者。“凡军民利弊，许诸人直言无隐”一句，乃明代皇帝即位诏书中的具文，见《皇明诏令》，故书中乐引之以自重。对清人而言，此已是前朝诏敕，自不敢有所引据，说明此书肯定不是清人所编。书末附状纸有雍正七年（1729）者，当钞自雍正七年之后。据此可知，此书当成书于明代，为清代人所钞写者沿用。又宋陈襄《州县提纲》卷二云：“近世风俗，大率初入词辄以重罪诬人者，不可不察。如白日相殴于路，则必诬曰劫夺；入其家而相竞，则必诬曰抢劫；与其妇女交争，则必诬曰强奸；坟墓侵界，则必诬曰发掘骸骨。”当知宋代既有此风，或亦有此种讼师秘本，以供日用。可见此类书渊源有自，自是一体。

二、《特选公理杂字》的远袭与近承

《特选公理杂字》一书作为杂字书的一种，远袭古小学书如《仓颉》《急就》的遗意，近承当时所流行的嚚讼之书《邓思贤》之类，流行在江西及其周边地区。《特选公理杂字》的产生与其所处的好讼环境有关系，江西好讼之风，在宋代就有表现，就像沈括所记“世传江西人好讼，有一书名《邓思贤》，皆讼牒法也。其始则教以侮文；侮文不可得，则欺诬以取之；欺诬不可得，则求其罪劫之。盖思贤，人名也，人传其术，遂以之名书。村校中往往以授生徒。”杂字书是村塾之中授课识字之本，《公理杂字》似乎也会在乡村塾师中流传，即若宋罗愿所说的“俗师俚童相教以嚚讼之书”。由此可知，这种《公理杂字》，模仿《邓思贤》而作，意宋代“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的书，或即此种。不过宋代所流行的这种《公理杂字》是四言、分类，为词讼服务，也用以教童蒙。《宋会要辑稿》载绍兴十三年（1143）闰四月，尚书度支员外郎林大声奏言：“江西州县有号为教书夫子者，聚集儿童，授以非圣之书，有如《四言杂字》，名类非一，方言俚鄙，皆词诉语。”《宋会要》又载绍兴十三年八月二十三日，礼部言臣僚札子上言：“江西州县百姓好讼，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皆词诉语，乞付有司禁止。”拿出《四言杂字》作类比，这类书在当时上参诏敕，下引律条，远取诸物，近取诸身，分门别类，编以韵语，是了解宋元以来民间法律制度的重要史料。明清流行的杂字书中多设有《诉讼》一章，教人以词讼之语。这种书宋元以来流行于江西，至明代犹盛行不衰。

明代初年，江西之地就流行有此种《公理杂字》，是四字成句，市肆之中书坊多有贩售，学舍中可以诵读。明张萱《西园闻见录》中记弘治進士汤沐所见到的《公理杂字》：“汤沐曰：‘旧闻教讼者之书，名曰《邓思贤》，必以其人巧辨谲诈，书有关节，故名然，未见其书也。予总宪江西时，廉其俗，狱讼烦兴，密遗人诣乡学中，缉取读是书者，后得一册，标名《公理杂字》，皆四字成句，如告人名则“斗殴伤杀”情事字样，田土、婚姻亦然，第不见编者姓名，意即模仿此书为之者。随拘其教读，讯而责之，并示焚书，肆不得市，学舍不得读。”明代张景也曾见此种之书，名曰《公理杂词》，明张景《补疑狱集》“虔校邓贤”条下注：“今古筠等府书肆有刊行《公理杂词》，民童时市而诵之。”此“虔校邓贤”条原钞自宋桂万荣《棠阴比事原编》，桂书此条下并无小注。所说的“今”，应是张景自注，应是指明嘉靖年间，《四库全书总目》谓其官监察御史时所编。

江西出现的这种词讼语的《特选公理杂字》，以教童蒙，和当地风俗、好讼的环境有关，应是当时流行的“教儿童之书有如《四言杂字》之类”的改编本。然而宋元时期所流行的这类书多不存于世，难见其概貌。今天所发现的《特选公理杂字》一书，应该与流行在江西地区的《公理杂字》、《公理杂词》等属于同一类书，是这些书的改编或重编。《特选公理杂字》一书，并非历史上的个案，上承宋元时期流行的四言《公理杂字》等书的体式，而又有所变革和发展，是历史发展中的一环，所以此书对了解宋元时期的讼师秘本、社会教育和风俗以及宋元以来民间社会中的法律生活等来说，具有极其重要的史料价值。在宋元时期及其以后，这类专业性的杂字书在社会上出现，实际是迎合大众的社会生活需要。在当时流行的杂字书里面，一般都有关于诉讼的类目，夹杂在其他社会生活类目之中，并非凸显而已。需要明确的是，《特选公理杂字》应不全是讼师秘本，而是民间大众诵习的书籍，用于维护自身权益，学习法律知识，练习写讼状技巧的相互传习之本，可能也有避免作词构讼恶讼师之反噬之用，或未可知。

这类字书，基本上都有有关诉讼的章节，与日用生活紧密联系，取诸实用。宋代的杂字书，如南宋张云翼所撰《重编详备碎金》，分四十类，第三十八为《争讼》。清代蒲松龄《日用俗字》有“争讼章”。流行于清代徽州地区的《精校音释分门定类启蒙全书》有“刑宪”、“律条”类，《重增释义徽郡世事通考元龙杂字》虽为清乾隆时人增订之本，但也基本反映了明清时民间对律法的接受与理解的情况，也有些当时俗用之语，此乃《大明律》《大清律》外直接的史料，非常可贵，其“讼狱类”罗列近二百种名目，可见一斑，其中所列举有：“五刑、桎梏、牢狱、囹圄、缧绁、监房、总铺、桚子、竹箄、手肘、脚镣、长板、辖床、木驴、凌迟、碎剐、处决、枭首、腰斩、抄札、籍没、斩罪、绞罪、充军、发遣、发配、笞杖、徒流、摆站、刺字、有力纳赎、稍有力做工、无力决杖、不合即不应罪、排衙、放告、投文、掣签”等。可以看出，专业性的杂字书是由社会上所流行的这类杂字书发展而来，并因为实际的生活需要，比如在好讼的江西地区及其周围，就出现仿照杂字书体式而编排而成的如《公理杂字》《特选公理杂字》之类的书。

杂字书属于小学类的教材，这种教材在民间长期流行，近取诸身，远取诸物，撰成习见之歌括之体，远袭《急就篇》，流行世间，在长期的中国民间生活中，和一些帖式大全之类的钞本一同长期流行，经久不衰。这类书的特色是将常见的生活日常事宜以歌括体形式表达出来，便于识字学习。又分类有韵，便于记忆和翻检，随时取用。故刘复评述此类书云：“于旧时语言、名物研究，尤为有用也。”但尤其注意《特选公理杂字》的是这一类的专业的杂字书中所包含的重要法律史料，于语言名物之外，也反映当时社会民情之一斑，使我们知道在明清之时，社会上所流行的不止有息讼劝善之书，也有这种教讼维权之册。将此类书与讼师秘本之《法笔惊天雷》《萧曹随笔》等及徽州、黄岩等明清文书比较，互相印证，应该别有意趣。我们应该扩大法律史料搜寻的视野，关注古代的字书，特别是民间的识字用书--杂字书中的法律史料，丰富我们对古代社会法律生活的认识，深化我们的学术研究。

（责任编辑：吴启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