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靖

摘要：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群体——智者派的形成、发展与没落有深刻的历史必然性。在古希腊时代，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为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但智者派职业教师队伍的形成与壮大更离不开智者群体的内部发展。作为一个群体，智者派内部个体之间的教学活动既有共性，又有差异。他们的教育目的一致，但是教学内容各有擅长，收费标准也不统一。当前，学术界对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研究已相当丰富。不过，学者在某些观点上并未统一观点，处于百家争鸣状态。

关键词：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教学活动的比较；学术界存在的异议

中图分类号：G519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674-7615（2017）04-0107-05

DOI：10.15958/j.cnki.jywhlt.2017.04.023

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群体可追溯到公元前五世纪以普罗泰戈拉为代表的收费授徒的智者派。然而，作为西方职业教师的鼻祖，智者在学术界对古希腊罗马文化的早期研究中只是配角，学者对其描述尽见批判。究其缘由在于因受到柏拉图、亚里士多德和色诺芬等人著作中所刻画的智者们负面形象的影响，大多数学者只看到智者消极的一面。近代西方哲学家黑格尔为智者派平反后，学术界对智者派的评价才有所改观，能够科学辩证地看待智者派[1]。与西方学术界相比而言，我国学术界对智者派的研究较晚，20世纪初才将研究重心转移至古希腊罗马，且对智者派的看法几乎沿袭了西方学者的观点，并无新创。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些有价值的哲学译著问世后，我国学者对智者派的研究才有新解[2]。因为智者几乎出现在哲学著作中，所以我国学者的研究焦点首先集中于其“哲学家”身份，侧重研究他们的哲学思想。直到七八十年代，我国学者对智者派的研究视角才开始转投于其“职业教师”身份，较大篇幅地介绍智者的教育活动。

当前，我国出版的西方教育史著述，如戴本博主编的《外国教育史》、吴式颖主编的《外国教育思想通史》、腾大春主编的《外国教育通史》等等，对智者教育的介绍都较为详细。学术期刊网出刊的介绍智者教育的论文数量也在与日俱增。这些著述和论文填补了我国智者派研究的空缺。深入分析當前我国对智者教育已有的研究成果，我们发现这些成果的研究视角主要关注智者派产生的历史背景；整个群体共同的教育特点；以智者派群体中个别出名的智者为典型等。学术界对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内部个体共性与差异的对比研究仍有空白之处。作为西方最早的职业教师群体，智者派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呈现怎样的发展走向？这个群体内部个体之间有哪些共性与差异？学术界对这个群体的研究存有哪些异议？本文拟对上述问题进行初步的探讨。

一、智者派群体在内外部环境共同作用下的发展走向智者派整个群体是在古希腊的社会环境与智者群体内部特征共同作用下形成、发展与没落的。从外部环境来说，智者派职业教师的出现、群体的形成有其历史必然性。希腊城邦在希波战争后工商业和对外贸易快速发展，经济空前繁荣，政体上实行奴隶主民主制。随着社会的发展和政治体制的变革，古希腊传统文化知识已无法适应时代的需求。希腊城邦的公民急需广博的知识以应对急速变化的社会，需要灵活的辩论技艺以使自己立足于民主制社会。上述的时代背景和社会需求为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形成提供了充足的外部条件。但智者派职业教师队伍的形成与壮大更离不开智者群体的内部发展。智者派被划分为早期智者和晚期智者，其中，早期智者为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发展与壮大作出了极大的贡献。他们在既继承又批判古希腊传统文化的基础上，探索出符合时代和社会需要的各种学问，这些学问成为智者派职业教师教学的主要内容。智者派职业教师队伍的不断扩大主要倚靠智者将学生培养为新智者以及智者间的相互学习。据史料记载，普罗泰戈拉是高尔吉亚的老师，高尔吉亚是阿尔基达马斯的老师，普罗泰戈拉与高尔吉亚同时又是普罗狄科和伊索克拉底等智者的老师。从上述关系可以看出，智者间的师徒关系是完全自由的，并没有受到“一个学生只能有一个老师”的限制。学生可以广博吸收不同智者的知识与学问。智者也会追随名声更大、更为优秀的智者，听他们的讲演和授课，向他们取经。在自由教育氛围下，智者的群体不断壮大，拜于智者门下的学生也不断增多。

智者派群体在内外部环境的共同作用下应运而生，不断壮大，但随着古希腊奴隶主民主制发展到极致，随着智者派辩论技巧泛滥使用，智者派群体走向了没落。智者派与奴隶主民主制政体是命运共同体。在奴隶主民主制政体下，公民有权通过演讲和辩论为自己的政治主张和利益作辩护。智者派正是根据公民的政治需求为其提供“三艺”（辩证法、修辞学和文法）的教学。伯罗奔尼撒战争（公元前 431-404）后，建立在奴隶制基础上的希腊民主制城邦出现了社会危机。战争完全揭露了潜藏在民主制下的社会矛盾。民主制发展到后期变相成谁辩论厉害，谁就有了决定权。智者派所宣传的“个人主义”、“相对主义”以及“怀疑主义”等原则被极度滥用，催化了民主制的衰亡。智者派所赖以生存的民主制土壤被摧毁了，智者派群体也就随之走向衰落了。

二、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内部个体教学活动的比较作为一个职业教师群体，智者派中的智者们之间的教学活动既有共性，又有个性。正是智者们的共性使其被划分在同一个教师群体内。我国学术界对智者派群体教学活动的共性研究已经很全面了。基于此，本部分试图从智者派职业教师个体的教育目的、教学内容与收费标准三个方面进行对比，通过内部个体之间的个性对比对智者派群体有更深入直观的了解。

（一）教育目的一致

最早的智者普罗泰戈拉认为其教育就是“教授政治技艺，许诺把人教成良好的公民”[3]，将其教育目的定为教人“学会恰当地照料他的私人事务和国家事务，这样他就能把自己的家庭管理得井井有条，也能够在城邦中成为强大的人，就国家事务最好的发言和采取行动”[4]。普罗泰戈拉从公共和私人两个角度来规定其教育目的，这与希庇亚的教育目的不谋而合。希庇亚将教育目的定义为教人学会“把智慧运用于生活的两个领域，即公共领域和私人领域”[5]。苏格拉底对希庇亚的评价也是“你的技艺确实在与日俱增，朝着把公共事务和私人追求结合在一起的方向前进”[6]。普罗泰戈拉和希庇亚之所以都从公共和个人两个角度来规定教育目的，主要取决于奴隶主民主制政体。在奴隶主民主制国家中，公民的个人利益与其政治活动、政治权利密不可分，公民一切私人利益都要通过政治斗争来获取。既然智者派是随着奴隶主民主制政体应运而生，那智者的教育活动必然围绕政治展开。伊索克拉底创办了固定的修辞学校，其目的就是培养演说家，善于从事政治活动的人[7]。智者们确立并教授“三艺”（辩证法、修辞学和文法）就是让公民学会在政治活动中维护自身的权利与利益。从上述分析看出，智者们在教育目的上具有共识，即教公民学会从事政治活动的本领，教公民学会维护自身的政治权利并获得个人利益。

（二）擅长科目和教学内容各有侧重

智者派教授科目广泛，除了三艺外，还包括天文学、物理、地理、自然科学和音乐等。尽管智者派整个群体教授的科目众多，但每个智者对这些科目并非全都精通。智者的擅长科目和教授知识各有侧重。

智者普罗泰戈拉擅长的科目是文法，他被誉为文法研究的奠基人。他所著的《论正确的演讲》是最早把文法作为学科的书。他对文法学科的创立和发展贡献极大。他第一个主张应按照词所代表的事物的性质来规定词性，将词性划分为“阳性”、“阴性”以及“属于无生物的词性”三种类型。在阿里斯托芬的《云》剧中，我们可以看到普罗泰戈拉对矫正词性所做的贡献[8]。普罗泰戈拉也是第一个区分了演说的类型。他把演说作出两种区分，一种区分是把演说的类型分为：愿望、问题、回答和命令；另一种则分为：叙述、问题、回答、转述、希望和号召[9]。

著名智者高尔吉亚则精通修辞学。根据高尔吉亚的方法，由智者们总结形成的对照法、句子的对称、结尾母音韵等修辞手法，影响整个古希腊、古罗马，甚至中世纪大学中修辞与辩论术的教学[10]。在高尔吉亚看来，修辞学“处理的不是这些体力活动，而是所有那些以话语为中介来完成的活动”[11]，“是一门通过语言来产生影响的技艺”[12]。在奴隶主民主制国家，修辞学的作用极大。掌握了修辞学可以“用话语去说服法庭上的法官、议事会的议员、公民大会的民众或其他任何公民集团”[13]，可以“给全人类带来自由，也给每个人带来控制他自己国家的其他人的自由”[14]。另一位精通修辞学的智者是伊索克拉底。他创办了古希腊第一所固定的修辞学校，为那个时代培养了众多的演说家和政治家。他因在修辞学方面建树颇大，被尊为“修辞学最伟大的教授”[15]。

智者普罗狄科师承普罗泰戈拉和高尔吉亚，在文法和修辞学方面皆有建树。其中，他最擅长区分同义词，教学生正确使用词汇。时常严厉批评智者的柏拉图高度肯定普罗狄科分辨词义的方法，认为这是极为有用的逻辑辩论的方法，是现代逻辑非常需要的方法[16]。在《普罗泰戈拉篇》中，柏拉图运用普罗迪科区分同义词的方式，区分“公正”与“同等”、“争论”与“讨论”这两组词的差别[17]。

除上述四位智者外，其他的智者也博学多才。智者希庇亚除了擅长记忆术外，在教授自然科学方面也颇有成就。柏拉图在《普罗泰戈拉篇》中就有描写到希庇亚教授自然科学的场景。绰号为“阿提卡的演说家”的智者安提丰不仅在演说技艺上出类拔萃，而且在物理学、和谐和政治学上也有所造诣[18]。智者克拉底鲁在名称论证上独树一帜。智者们各自擅长的知识和教授的科目百花齐放，古希腊公民可以在不同的知识领域中博采众长，这对古希腊时代的文化创新和文化昌盛作出了极大的贡献。

（三）收费标准不统一

之所以被称为职业教师，缘由就在于智者派开创了收费授徒的先河。不过在收费标准上，智者派却并未统一。无论是智者之间亦或同个智者的不同次授课，他们的收费数额皆没有固定。据传记家第欧根尼·拉尔修所记载，普罗泰戈拉第一个要求学生缴纳100明那的学费。柏拉图在《克拉底鲁篇》中记载听普罗泰戈拉一门完整的语法和语言课程需要50德拉克玛。苏格拉底觉得50德拉克玛太贵了，转而听了普罗泰戈拉一门1德拉克玛的课（1明那等于100德拉克玛）。不过，苏格拉底认为一个德拉克玛的课比不上50德拉克玛的课程完整。因而，尽管他听了1德拉克玛的课，但他仍不懂名称的真实性[19]。在肯尼思·约翰·弗里曼（Kenneth J.Freeman）看来，普罗泰戈拉是按照讲座的等级来收费的[20]。智者伊索克拉底收取学费的数额是1000德拉克玛。在与普罗泰戈拉同在西西里岛授课的情况下，智者希庇亚挣了一百五十多明那。而在伊尼库斯，他挣了二十多明那[21]。在现有的史料中能搜集到的智者收费的数据不多且较为分散，还未发现智者的收费金额被系统的整理和归类。因而根据当前史料，我们只能得出这样的结论：智者收费标准不统一。

三、学术界对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研究存在的异议在学术自由的环境下，学者们对智者派的研究和观点百家争鸣，对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的看法存在一些异议。异议主要集中于智者派职业教师的收入在古希腊时代是高还是低？智者派职业教师是否因收费授徒而垄断了学习机会？智者派名声败坏应归因于整个智者群体亦或归因于晚期智者？

（一）智者派职业教师的收入在古希腊时代是高还是低？

通过传记家第欧根尼·拉尔修和柏拉图等人的记载，我们大致知道智者的收費金额是多少。但是，这样的收费金额放在古希腊时代属于什么水平呢？属于高收入？亦或普通收入？学术界对智者的收入水平有两种看法，一种看法是智者的收入在古希腊时代属于高水平；另一种则认为智者的收入不算高。

学者苏振兴和彭艳芬认为智者的收入水平放在古希腊时代是不低的。他们在论文《古希腊智者运动的兴起与教育思想新探》中引用了《剑桥古代史》对古希腊时期所拍卖的奴隶价钱的一段记载，将男奴168德拉克玛、女奴147.5德拉克玛[22]与普罗泰戈拉收取学生10000德拉克玛、希庇亚在西西里岛挣了15000德拉克玛的数据对比下，智者的收入就显得属于高水平阶层的。学者刘开会则持相反观点。他在谈及智者收费问题时引用了柯费尔德（G.B.Kerferd）的论述，认为智者的收入水平不算高。柯费尔德在其《智者运动》（the Sophistic Movement）一书中转述了伊索克拉底对智者收入的评价：“总而言之，在已知叫做智者的人中，没有一个被发现积累了大量钱财。相反，一些人生活在穷困中，另一些只过着中等水平的生活。”柯费尔德还将智者收入数额和希腊普通工匠收入作对比，认为从智者的劳动性质来看，他们的收入并不是很多的[23]。

智者派因收费授徒的行为饱受同个时代哲学派的批评。其中，哲学派中苏格拉底、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对智者的抨击尤为猛烈。柏拉图在《智者篇》中还将智者定义为“经营与灵魂相关的各种学问的某种商人”[24]。学者肯尼思·约翰·弗里曼为智者辩驳，认为希腊三杰对智者派收费行为的批判有失偏颇。智者经常为城邦免费服务。如普罗泰戈拉为图里翁城邦制定了法律，高尔吉亚、普罗狄科和希庇亚等智者经常代表母邦前往其他城邦处理国家事务。智者的这些工作大部分没有任何报酬。他们的实际收入可能没有他们的对手哲学家多，因为后者可以获得僭主的友好捐赠[25]。学术界对智者的收入状况众说纷纭，还未统一观点。我们当前所能看到的记载智者收入的史料还不足以全面客观地论证智者的收入状况。学者们只能从浩瀚的史料中挖掘出更多更有意义的史实来论证智者的收入在古希腊时代到底是高水平还是普通水平。

（二）智者派职业教师是否因收费授徒而垄断了学习机会？

关于智者派职业教师收费授徒的行为对古希腊时代平民子弟的学习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学术界对此有极大的分歧。一些学者认为智者收费授徒的行为切断了平民子弟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另一些学者则认为该行为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给予公民更多受教育的机会。

柏拉图在《智者篇》中将智者定义为“猎取富家公子酬金的猎人”[26]，从而将智者的教育对象定位为富家子弟。有学者同柏拉图持相同看法。他们皆认为智者收费授徒的行为垄断了学习机会，剥夺了平民子弟接受更高教育的权力。学者曹孚直指智者派的教学对象就是“富有而显贵的青年”[27]。学者许苏认为智者的收费制度把穷人排除在教育之外，从而导致了阶级的分化，形成了不同的阶级文化[28]。

学者刘开会、刘应竹以及徐媛媛等人则认为智者收费授徒的行为打破了贵族对教育的垄断，给予公民更多受教育的机会。刘开会认为智者是代表希腊平民利益的职业教育家，称智者为“古希腊的平民教育家”。在他看来，智者们向公民提供的是一种开放式的教育。这种开放式的教育从根本上打破了上层奴隶主阶层的政治垄断和社会垄断[29]。刘应竹认为智者不以门第而是以钱财作为教学授徒的条件，扩大了教育对象的范围，促进了社会的流动[30]。徐媛媛认为智者在公共场合的演说“不自觉地实现了雅典精英阶层与普通公民之间的交流，有效地缓解了社会冲突，加深了公民对于城邦制度和民主制度的认识，从总体上提高了公民素质。”[31]

尽管当前学术界对智者收费授徒的行为是否造成古希腊时期学习机会的垄断仍有争议，但是值得肯定的是智者收费授徒的行为具有历史进步性，开启了教师职业化的进程。

（三）智者派名声败坏应归因于整个智者群体亦或归因于晚期部分智者？

两千多年来，智者派又被称为“诡辩派”，名声不是很好。有些学者认为智者派名声败坏应归咎于整个智者群体；有的学者则认为是晚期部分智者颠倒黑白的诡辩行为败坏了智者派的名声。

学者苏振兴以及彭艳芬认为智者派名声败坏并非晚期部分智者的诡辩行为导致的，而是智者派辩论术自身逻辑的走向带来的必然结果。智者们过于强调雄辩、语言和修辞的力量，醉心于玩弄词义和概念，忽略了事情有无道理、是否和事实相符[32]。学者刘开会在这个问题的观点上与学者苏振兴以及彭艳芬一致，他认为有的学者将智者分为早期和晚期，并将早期智者划分为真正教人知识的行列，将晚期智者划分为诡辩家的行列，这种做法需要斟酌。因为从史料记载看来，早期智者的主观主义、实用主义倾向不比晚期智者逊色，而晚期智者也并非一无是处，他们在修辞学等领域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33]。

学者戴本博、曹孚以及刘应竹等人则认为智者派名声败坏应归罪于晚期部分智者。在戴本博看来，智者兴起时，智者并没有恶名声。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智者在哲学、三艺等方面建树颇深。但随着希腊危机的出现，辩论术被运用到极致，晚期部分智者毫无原则可言，任意颠倒是非，“智者”一词也就变成了“诡辩”的意思。部分智者就变成了专门以辩术骗取钱财的缺德少才之人。至此，智者的名声江河日下[34]。曹孚认为智者派中的一部分人将雄辩术蜕变为任意诡辩的方术。这些人在希腊文化教育上的意义与整个智者派是不同的[35]。刘应竹将晚期部分智者称为“饶舌小人”，为了个人利益不择手段，随意滥用辩论术[36]。

笔者认为，以普罗泰戈拉、高尔吉亚等人为主的早期智者雖自创了辩论术，但他们是在道德的基础上对辩论术加以应用。普罗泰戈拉强调一个人要想从事政治活动，前提是这个人要有政治品德。而政治品德中最主要的因素就是廉耻和公正[37]。普罗狄科还是一位道德教师，教导青年树立道德观[38]。希庇亚斯写过一些道德方面的演讲稿，演讲时严厉批判了诡辩和邪恶的品行[39]。晚期智者继承了早期智者的辩论术，却将早期智者所要求的品德抛掷脑后。没有道德的限制，辩论术演变成了诡辩术。因而智者名声日坏的罪责不应让整个智者派来承担，应当由晚期部分智者来担责。

智者是西方职业教师的先驱，智者提供的教育也是西方高等教育活动的起源。研究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可以帮助我们深入地了解西方教师的职业发展历程以及西方高等教育的发展形态。尽管智者派距今已有两年多年的历史，但智者派对西方文化发展的影响不可小觑。在推动古希腊时代文化繁荣乃至西方的文化发展作用上，智者派功不可没。将智者派视为死敌且经常对智者加以嘲讽的希腊三杰有某些教育思想就是在既批判又吸收智者教育思想的基础上得以发展起来的。因而，研究智者派职业教师群体仍有极大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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