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燕侠

【摘要】人民日报社记者马跃峰采写的新闻故事《老郭脱贫记》以一斑窥全豹，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中国故事。故事源自中原大地，生动鲜活、接地气儿、带着泥土味儿，它是记者深入思考、深度挖掘、用心讲述的结果。其深受中国传统小说影响的中国式讲述，令报道犹如一篇精彩的小小说，散发出浓郁的中国味道。特别是全篇个性化、生活化的人物语言干净洗练，将人物的命运转折、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深刻的新闻内涵压缩在精短的篇幅里，令新闻主人公的形象饱满鲜明、跃然纸上，又能以点带面，以小故事见大主题。《老郭脱贫记》更能激发我们对新闻传播“守”与“创”的思考，中国式讲述尤需在“守”“创”的辩证关系中，实现报道手法特别是话语体系的突破和创新，构建多元、鲜活、生动的话语体系，以中国式讲述创作出更多的中国好故事。

【关键词】中国故事；中国式讲述；继承与创新

2016年12月25日，中央政治局常委刘云山批示肯定人民日报社记者马跃峰采写的报道《老郭脱贫记》（《人民日报》2016年12月25日，一版头条），网易、搜狐、凤凰资讯、半月谈网、东方头条、中国共产党新闻网等多家媒体转载了这篇新闻。的确，这是一篇用心写就的好报道，真正践行了深入扎实的采写作风和执着坚守的敬业精神，验证了好新闻源自基层、源自现场的真理。但是，这篇不足1000字的报道带给我们的专业思考远非于此。细读《老郭脱贫记》，觉得很有味道、很有中国特色。作品以一斑窥全豹的手法，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典型的、生动的中国故事，老郭脱贫的故事既浓缩了河南封丘模式，展现出贫困户“政府兜了底、致富靠自己”的脱贫决心，更能以点带面、体现出基层党支部的战斗堡垒作用，其中国味的故事、中国式的讲述也为当前新闻表达的创新提供了有益借鉴。

一、用心：遇见中国好故事

新闻写作作为“新闻学核心”，提供信息是它的基本维度。同时，新闻也是叙事和讲故事的艺术。经典叙事学认为，叙事要素并不仅仅是何时、何地、何事等人们熟悉的六要素或曰五个W和一个H。就叙事效果而言，在一个叙事过程中更重要的是讲什么故事、谁讲故事、如何讲故事这三个要素。其中，讲什么故事是叙事的基本素材和物质基础，谁讲故事和如何讲故事则是叙事的艺术和策略，新闻叙事也不例外。从新闻实践看，新闻的“故事化”讲述的确为新闻传播带来了新的思维，也给受众带来了清新的感觉，开掘故事因素成为优化新闻传播效果的有效途径之一。因此，新闻传播在一定程度上既是“找故事的艺术”也是“讲故事的艺术”，讲“好故事”和如何讲好“故事”成为记者在采访和写作时面对的重要课题。

“好故事”意味着好的选题，自然需要机遇，但更需要用心寻找，需要上下结合、吃透“两头”（政策精神和基层情况），《老郭脱贫记》正是记者深入思考、深度挖掘、用心讲述的好故事。它有两个重要的背景：一是《人民日报》2016年年底开设了新栏目《2016，我们脱贫了》，该栏目由人民日报社新闻协调部、地方部统筹。在编采互动中，要求承担报道任务的记者深入现场采访，确保内容真实可信，确认是否履行贫困退出机制流程，同时注重故事化讲述、努力提高稿件质量。二是2016年河南省委、省政府部署的扶贫攻坚战役进入关键时刻。《老郭脱贫记》即是诞生于这两大背景之下的一个“很中国”的脱贫好故事：

老郭叫郭祖彬，今年56岁，是河南封丘縣王村乡小城村农民。年轻时的老郭并不穷，开四轮，拉红砖，日子过得去。没成想，儿子3岁患病，摘除脾脏，手术费花了1万元。老郭把积蓄拿出来，勉强渡过难关。10年后，儿子再次病发，做心脏搭桥手术花了6万多元。这回，老郭借遍“村里一条街”，才凑够医药费。为了还钱，他到天津打工六七年，窟窿没补上，还落下脑梗病。

……

挖出一根弯弯的地黄，老郭算了笔账：4.5亩药材，纯收入1.8万元。自己在合作社干工，月工资1500元；老伴在合作社除草、浇地，可挣500元；儿子开车耕地，也能收入3600元。加上养猪，全家年收入5.6万多元，家里6口人年人均纯收入9300多元。

所谓“带入感”，也即尤金·罗伯茨所谓的“让读者看见，让读者在乎”。这样的故事和文字可以说非常“抓人”，表现出很强的带入感。《老郭脱贫记》为我们讲述的故事真实、典型、鲜活，带着地气儿、带着泥土味儿。老郭的故事和人生、辛酸和欢喜之所以能让读者有切肤之感，是因为故事源自多情的土地和生活的深处，是一个典型的中国好故事。有时，好新闻的温度是始于冰点的，小人物、草根群体的苦乐悲欢和命运转折会牵动读者心中最为深沉的情感，生长于中原大地的底层故事、中国农民历尽艰辛的悲苦人生总会让人唏嘘长叹，而中国农民的坚韧豁达又往往能逆袭命运的安排从而令故事充满戏剧性和喜剧感，令读者无比欣慰和心安，这正是典型的中国好故事应有的品格和特质。

与这样一个中国好故事的遇见，靠的是记者的用心发现和用情挖掘。记者接到线索批复之际，正是另一篇报道冲刺之时，时间紧、任务重、压力大。虽然记者曾三下封丘，对当地的扶贫产业发展、黄河滩区居民搬迁等情况都比较了解，如果到老郭家转转，也能写一篇可交差的稿子。但是，“想写好稿，要专注深入，半点偷懒都要不得”，记者坚持这一理念，果断改变了采访的顺序：县里安排先座谈再到乡里、村里，先看扶贫部署和产业培育再看党支部引领和老郭家致富——这样的安排从大到小、似乎很合情理，但好稿子必须有好细节，要想让稿子真实可信、有说服力，采访还需要从下到上、从基层和现场开始。记者唯有把每一次采写任务都当成“第一次”，察实情、动真情，才能写出更多有说服力感染力的好稿。于是，记者把采访顺序颠倒过来，直接来到老郭的家里、地里和猪棚里。提起脱贫，老郭一口气算了7笔“政策账”，又细算了“产业账”。从老郭如何脱贫，到党支部如何选产业，再到乡里、县里如何精准施策，拔“穷根”有了故事、有了细节、有了数字、有了点和面。记者和老郭聊了两个多钟头，又跟着老郭看地黄、看猪场。由现场激发而出的激情和灵感让记者文如泉涌，稿子一气呵成、一挥而就，成稿过程可谓酣畅淋漓、奔流而下。深入基层，再现现场，心到情到，和好故事相遇，让新闻牵动人心，让受众如身临其境，《老郭脱贫记》这一中国好故事再次印证了最基本、最朴素的新闻传播理念。

二、回归：酿出好故事的中国味

“好故事”还要“讲好”，才能实现内容和形式的高度契合，使新闻事实的传播效能最大化、最优化。若细细品味，这篇精短的新闻故事有如一篇精彩的小小说，竟是浓浓的、纯粹的中国味道。它独有的韵味以中国传统小说技法酿制而成，好似一幅中国水墨写意，快速勾勒、简笔描画，又如同剪影一般清晰有力，让人印象深刻。通篇读来，其白描手法尤其是个性化、生活化的人物语言干净洗练，将人物的命运转折、戏剧性的故事情节、深刻的新闻内涵压缩在不足1000字的篇幅里，新闻主人公的形象饱满鲜明、跃然纸上，又能以点带面，以小故事见大主题，做到用心还原生活、用情呈现真善美。

在叙事艺术方面，《老郭脱贫记》的一个鲜明特色就是故事推进速度很快、节奏感很强，这种节奏特色最直观地体现在形式方面。全篇生动典型的对话、富有特色的语言、精短的段落、简短的句子、有说服力的数字等形成明快跳跃的叙事节奏和干练简净的叙事风格，令新闻主人公的形象生动饱满、性格鲜明、个性突出，真正做到了“这一个”。这些都会让人不自觉地联想到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故事集《世说新语》，这部中国笔记小说的代表作和我国最早的文言志人小说集，涉及各类人物共1500多个，包括了魏晋两朝的主要人物如帝王、将相、隐士、僧侣等。其人物描写善用对照、比喻、夸张等文学技巧，或重形貌，或重才学，或重言行，或重心理，但都能追魂摄魄、抓住人物特点，尤能通过个性化的言谈举止写出人物的独特性格，使之气韵生动、活灵活现。鲁迅先生将其艺术特色概括为“记言则玄远冷隽，记行则高简瑰奇”。尤其是其语言的精练含蓄、隽永传神，正如胡应麟所言：“读其语言，晋人面目气韵，恍然生动，而简约玄澹，真致不穷。”《世说新语》这种洗练的语言风格最能契合当下新闻报道的快传播、高效能要求，形成明快的节奏和简约的文风，真正做到“文约而意丰”“增一字则多”。《老郭脱贫记》的语言炉火纯青，学习《世说新语》，具有特别的韵味：

贫困户吃低保，别人争得面红耳赤，老郭却总想让出去：“脱贫靠劳动，不能躺在‘政策温床上！”

乡邻们忧心地说：“老郭脱贫——猴年马月的事！”

老郭的老伴儿着急了：“万一出不来苗，地黄收不着，麦子也毁了。”

“村支书一心为咱，能把你带到沟里？”老郭坚持己见。

地黄出齐，一地绿色。老郭长出一口气：“心里石头落了地，我瘦了18斤。”

村支书郭祖良压力更大：“万一种不成，咋有脸见乡亲？”

这种味道也很容易让人联想到赵树理的“山药蛋”文学和他的泥土味，这也是中原大地、华北平原、广袤中国的气息。那种新鲜朴素的民族形式、生动活泼的群众语言、清新浓郁的乡土气息，也是最“中国”的。被称为现代小说“铁笔”“圣手”的赵树理作为大众风格的人民艺术家，其创作真实表达了农民的愿望和心声，深深打上了时代的印记。他成功的重要原因，就是植根于晋东南这片土地，深入农村，熟悉土地，热爱人民，表现出鲜明的民族特色，通过自己的审美加工，把混沌质朴的民俗变成活生生的创作题材，深刻反映了20世纪30年代到60年代太行山地区的农村生活，为读者描绘了一幅生动的农村风俗画卷。赵树理又能成功地借鉴民间文艺“讲故事”的手法，巧设环扣，引人入胜，使情节既一气贯通又起伏多变，这些都为新闻故事的中国式讲述提供了深厚的文化土壤和丰富的精神营养。

《老郭脱贫记》虽篇幅短小，却是运用传统技艺用心雕琢的佳作。记者在稿件写作中，不放过每一个环节，追求故事事件化、事件人物化、人物细节化、细节生动化，力求将故事讲得生动有趣、曲折动人。在表现人物、故事和主题时，记者敢于化繁为简、化多為少、化大为小，以微观叙事代替宏大叙事，果断舍弃边角废料，只截取精彩横剖面，重点表现故事、性格、矛盾、对话、细节、悬念、起伏、开合、转折等。比如，报道既然通篇讲的是贫困户的故事，那么最怕的就是人物、故事不够典型。典型是个性与共性的叠加，首先是个性、特殊性。记者采访时，敏锐地发现了老郭的与众不同：吃低保、安排公益岗位，按说是他该得的，可老郭提起来，搓手低头，笑得尴尬：“能让，我就让出去。”谈到种药材，他话锋一转，满含雄心壮志……这些都是最能凸显人物性格的生动素材和典型细节，老郭的憨厚、倔强、坚韧由此得以传神地体现。

好故事也尤其注重矛盾、冲突和人物的内心纠结、挣扎，注重戏剧性和转折内因，故事才会真实可信，人物才能立体丰满，主题才能获得逻辑支撑。记者写到老郭与命运的抗争时，着力突出“年轻时不穷——因儿子生病致贫——自己打工落下脑梗病——享受到扶贫政策——带头种药材致富”的曲折过程。写到种中药材，说说容易做起来难，突出老郭的内心冲突：“能不能种成？种不成损失咋办？种成了卖到哪儿？”一系列问题摆在面前，老郭的形象愈加饱满。若不把扶贫脱贫问题简单化、概念化、口号化，就不能回避老郭“坚持己见”与老伴担心失败的冲突、村支书倡导与贫困户观望的矛盾。矛盾既是现实生活的真实写照，亦是构成故事性、戏剧性的基本因素，矛盾的展现不仅使人物形象更加生动，也使故事更具魅力、更有味道。当然，赵树理创作的泥土味道也离不开其独具风格的语言。言为心声，一个人说什么和怎么说都蘸满了一个人的性格特征，特别能够表现人物个性，是塑造人物最重要的方法之一。被称为“中国最后一个纯粹的文人，中国最后一个士大夫”的当代作家汪曾祺甚至将语言提升到了本体论的高度：

语言不只是一种形式，一种手段，应该提到内容的高度来认识……语言不是外部的东西。它是和内容（思想）同时存在，不可剥离的。语言不能像橘子皮一样，可以剥下来，扔掉。世界上没有没有语言的思想，也没有没有思想的语言……语言是小说的本体，不是附加的、可有可无的。从这个意义上说，写小说就是写语言。[1]

汪曾祺的贡献在于将“日常生活审美化”，其语言更是纯粹的“中国味儿”。而赵树理作品的中国味和乡土气，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其大量提炼晋东南地区的群众口语，其作品语言通俗浅显而又极富表现力，表现出一种可贵的“本色美”。《老郭脱贫记》的语言特色同样是浓浓的“中国味儿”，其生活气息浓、风格独特鲜明，是典型化的生活语言和中国化的农民语言，很能够表现人物的性格和形象，散发出一股朴实清新的泥土味、麦香味。当然，从新闻客观化表达的要求而言，通过人物语言刻画人物的方式即要善于使用直接引语，这种典型的新闻专业化方法可使读者想象谈话者、富有戏剧性，可增强报道的感染力和可读性，增强新闻的深度，同时也使得新闻的信源更可靠、更明确、更可信。《老郭脱贫记》大量使用人物对话和直接引语，既可看出记者在传播策略方面的自觉意识和清醒选择，也离不开深厚的传统文化的底蕴滋养。可以想象，如果不是在田间地头和农民真诚地对话，如果不能将当代中国好故事、朴素的新闻报道理念、传统的讲故事艺术完美结合，是很难写出这样接地气的语言的：

4月，是种地黄的最佳季节。可这时麦子已长到腿窝，首批报名的50户农民看不到效益，谁也舍不得铲麦子。老郭的老伴儿着急了：“万一出不来苗，地黄收不着，麦子也毁了。”

半月后，地黄没出芽。村民议论，老伴数落。老郭一天到地头转几遍，悉心照料。40天，地黄出齐，一地绿色。老郭长出一口气：“心里石头落了地，我瘦了18斤。”

挖出一根弯弯的地黄，老郭算了笔账……

三、出新：中国式讲述的“守”与“创”

新闻姓“新”、贵在创新。人民日报社领导把《老郭脱贫记》这样生动鲜活的小故事拔到一版头条位置，体现的正是其不拘一格、鼓励创新的气度和胸怀。而《2016，我们脱贫了》这样的栏目名称，也让人倍感亲切：脱贫是“我们”的担当，而非一人一时的坚守，第一人称的表达使传播者和受众之间的距离感消失，体现出共担苦难的责任和勇气。当然，《老郭脱贫记》这篇报道带来的启示，也不仅仅是讲故事的艺术，更能激发我们对中国式讲述的“守”“创”关系的辩证思考。

习近平同志曾多次强调要讲好中国故事，中国故事需要中国式讲述。在风云激荡、新旧融合的全媒体时代和多元背景下，新闻人需要思考：新闻叙事如何与时俱进、报道什么和如何报道、讲什么故事和如何讲故事等一系列问题。当“质媒”成为所有新旧媒体的共同追求，新闻传播的内容依然为王，好新闻更需故事化讲述和中国式讲述。唐润华在第四届国家传播战略高峰论坛（2016年11月27日-11月29日，武汉）发表演讲，提出了讲好中国故事的三个维度：讲好中国故事的逻辑前提是做好中国事情，应扎扎实实做好中国事情，增强硬实力和软实力，把发展优势和综合实力转化为话语优势；讲好中国故事的基本原则是遵循传播规律，讲好中国故事是一种传播行为，必须按规律办事，真实、全面、生动；讲好中国故事的现实路径是重构话语体系，包括思想体系——突破自我设限（不敢说、不能说、不用说、不需说）、知识体系——突破生硬说教（丰富增量储备，盘活存量资源）、表达体系——突破刻板语态（重拾生动的表达系统，适应新的语言环境），构建融通中外的话语体系、思想认识的共同点、情感交流的共鸣点、利益关系的交会点。张昆则提出“生活化传播”，一方面，要“传播方式生活化”，以传播对象易懂的“大众化”话语为表达形式；另一方面，要“传播渠道生活化”，尽量使用目标受众接触频率最高、使用时间最长的传播路径。[2]

《老郭脱贫记》的成功启示我们，中国式讲述尤需在“守”与“创”的辩证关系中，实现报道手法特别是话语体系的突破和创新。话语，并不完全等同于新闻语言，而是一个新闻表达的系统，或曰新闻传播的修辞艺术。施拉姆指出：讯息应该引起别人的注意，如果不引人注意，什么事情也不会发生……对任何劝说性传播而言，注意力仍然是令人望而生畏的障碍。良好的传播效果要归因于一般人认为的“好的修辞”[3]。修辞，从宽泛的意义上而言，不仅仅是语言的问题。它是在先进传播理念指导下的语言艺术，它重视受众的价值和作用，关注传播技巧，包括讲故事的艺术、对话感、语言的修辞等。因此，中国式讲述的“守”与“创”，实则是以一种兼收并蓄的包容心态，汲取多种思想、理念、方法、艺术、技巧，以多种视角、多种方法讲好中国故事，包括《老郭脱贫记》这样巧妙化用中国传统小说手法，讲好中国的、时代的、百姓的好故事的典型案例。知其来处，予其新意。传统文化讲的是味道、是韵味，新闻记者若能对传统艺术心怀温情和敬意，用时代精神激活优秀传统文化生命力，更能深耕传统文化、传播时代精神，以中国式讲述讲好中国故事。

由此，傳统与时代的结合、政治宣传与新闻传播的结合、宏大叙事与微观叙事的结合，故事元素、传统元素、时代元素的叠加，生活真实、文学因子、中国文化的融会，成为新闻传播创新发展的原动力，构成中国式讲述的强大内核。中国式讲述既要坚守优秀的传统文化，又要吸纳最新的传播理念和经验，文化积累与时代机遇方能撞击出智慧和灵感的火花，实现新闻信息传播和文化传播的双重功能，使新闻报道更好看、更耐读、更有味道。当下，深刻理解新闻报道“守”与“创”的辩证关系，应是每个新闻人的自觉实践，秉持传统、不断创新，才是符合新闻传播规律的“出新”。要勇于突破自我设限，大胆改变刻板语态和生硬说教，构建多元、鲜活、生动的话语体系，才能以中国式讲述创作出更多传递政策精神、契合报道思想、百姓喜闻乐见的中国好故事。

参考文献：

[1]汪曾祺.汪曾祺文集·文论卷[M].南京：江苏文艺出版社，1993：2.

[2]明海英.向世界展现真实生动的中国[EB/OL].中国社会科学网，

http：//www.npopss-cn.gov.cn/n1/2016/1130/c219468-28912026.html，

2016-11-30.

[3]施拉姆.传播学概论[M].何道宽，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1：194.

（作者为中原工学院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

编校：郑 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