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冬艳

94岁的冯端院士和90岁的夫人陈廉方携手相伴62年，唯一不变的，是二人牵手微笑的温暖，是诗歌传情的浪漫。

一个理科生的浪漫

1954年秋天，南京大学物理系组织游栖霞山，大家在栖霞寺里喝茶。坐了一会儿，冯端约陈廉方出去走走。栖霞山满山红叶，陈廉方想要采一片鲜艳的，无奈够不着，冯端便纵身一跳，摘下了一片红叶。两人在山中随意漫步，走到一个池塘边，陈廉方看到水中的枯荷梗上栖息着一只翠鸟。两人悄悄地走近几步，想要再仔细看看，谁知翠鸟十分警觉，蓝光一闪展翅飞走了，只留下一抹绚麗的倩影。“栖霞红叶艳，清溪翠鸟鸣。”冯端把那只蓝色的翠鸟当成两人爱情的吉祥物，在往后的岁月中，这只翠鸟在书信和诗句中不断被提及。爱情历久弥新，60多年后，为了纪念钻石婚，两人合写了一首《钻石颂》，其中就有“秋赏红叶漫栖霞，翠鸟惊艳荷枝头”。

相恋第一年的冬天，南京格外寒冷，气温创下了最低纪录，滴水成冰。陈廉方到冯端的单身宿舍去看他。“有一段时间没有见面了。”他提出来，“去玄武湖玩玩吧。”那天下了大雪，玄武湖上也结了厚厚的冰，白茫茫一片。两人便在玄武湖旁的樱洲长廊上聊天、休憩。冬游玄武湖不久，冯端就写出了“休云后湖三尺雪，深情能融百丈冰”（后湖即玄武湖）的诗句，恋人间炽热的感情喷薄而出。

结婚后，每逢重要的节日，冯端都要写诗庆贺。一年的夏天，陈廉方带两个女儿到北京小住。冯端和二女儿留在南京，白天二女儿到工厂上班，只有冯端一人在家，不免感到寂寞，因而用文言文翻译了许多西诗。因为工作的需要，冯端出国访问，为了表达对妻子的相思之情而写出的诗句就更多了。一次在美国访问期间，思乡情浓，便写下了“异域风雨夜，客枕相思涌。遂令闺中妇，潜入游子梦”。1978年，陈廉方被查出罹患癌症，因为发现得早，手术做得很成功，故化险为夷。为此，冯端大喜过望，诗兴大发，竟吟诗10首以贺。

62年里，文学造诣颇高的冯端给太太写下了不计其数的情诗，陈廉方则用一只大红色的小皮箱，完好地保存了先生的所有作品。

冯端深厚的文学功底源自他家庭氛围的影响。冯端的父亲冯祖培是一位文人，诗、词、书法都很好。在上个世纪之初，他像多半旧文人一样，不赞成五四新文化运动，但又无力阻挡时代潮流。他唯一能做的，就是不将自己的爱好强加给孩子。父亲生前从未教过冯端诗词，甚至没有谈过诗词，教冯端读诗的反而是母亲。母亲目不识丁，但记性好。小时候，冯端就坐在母亲的旁边，母亲常常喃喃自语地背诵一些唐诗，听多了，冯端也就会背了。不过，母亲是安徽人，背诵唐诗时用的是方言。上小学的第一天，老师让学生自我介绍，表演节目，冯端就背了一首唐诗。“他在苏州读的小学，学校的师生多半是苏州人，听完后，大家面面相觑，都听不懂。”陈廉方说。

时常想起第一次约会

已经94岁高龄的冯端院士，身体有很多毛病。早晨吃第一口饭的时候，就要吃降血糖的药，然后是保健品。冯先生听力下降，每天都要佩戴助听器，下楼要坐轮椅。陈廉方说：“他白天要人陪着他，我就等他睡觉后，给他清理助听器，清洗假牙，药要每星期配一次，并提前配好，省得服用的时候手忙脚乱。”天气太冷，两人已经很少下楼活动了，等天气暖和了，陈廉方打算陪冯端到南大鼓楼的校园里转转，带点报纸和书，在校园里晒晒太阳。

一起走过了62年的岁月，陈廉方回忆两个人第一次正式相识，还是在1953年的秋天。当时，南京大学物理系举办文娱活动。陈廉方的高中同学王业宁，也是南大物理系的老师，把她也带到了活动的现场，并介绍与冯端认识。当天的活动，有人唱歌，有人跳舞，冯端在打桥牌，王业宁就把陈廉方带到牌桌前，搬了一张椅子放到冯端旁边，让她看他们打牌。“其实那次见面，是业宁想要撮合我和冯端特意安排的。”陈廉方说，“趁着冯端起身打招呼的时候，业宁转身走掉了，我就坐在冯端身边听他叫牌。”

其实，两年前两人就曾有过一面之缘。当时全国高等院校进行院系调整，南大物理系和金陵大学物理系要合并，两校的青年教师便组织了一次联谊活动。“那天正巧，我去看望王业宁，她就拉着我去参加了联谊会。解放后，穿长袍的男士不多，那天，冯端身穿一件深色长袍，戴着一副眼镜，温文尔雅，与众不同，他给我留下的第一印象，仅此而已。”陈廉方说。

相识后，冯端邀请陈廉方到他小粉桥的单身宿舍去玩。为此，冯端请人事先代为整理了房间，还特意买了一包水果糖。“没有益放糖果的碟子，冯先生就把糖果倒在了桌子上，还为我泡了一杯茶，不过因为水不热，一直到我走茶叶都没泡开。”提起那次的见面，陈廉方记忆深刻。她还记得用来泡茶的玻璃杯，看起来好像是一只磨砂玻璃杯，后来去宿舍的次数多了才了解到，原来冯端只有一只杯子，刷牙、喝水、待客全用它，而上面的磨砂只不过是牙膏渍。

1955年，冯端与陈廉方缔结良缘。

陈廉方为冯端购买羊毛衫裤、棉衣、皮外套，还买了火炉御寒。同宿舍的同事就开玩笑说：“陈廉方来了以后，冯端完全变了一个样子！”两个人的婚礼也特别简单，没有什么特别的仪式，就摆了两桌酒席，一桌请了南大物理系的同事朋友，另一桌请了南京市三女中语文组的同事朋友。陈廉方说：“我们家到现在，对于一般的习俗也并不是那么看重，3个女儿结婚都没办婚礼，我们说不要男方的彩礼，全是旅行结婚。”

他就是我的钻石

自上个世纪50年代相识以来，两个人的爱情历经岁月和风雨，一路走了过来，靠的正是彼此的搀扶与陪伴。

1957年，全国范围内开展“反右”运动，当时在南京市第三女子中学任教的陈廉方，因为心理的恐惧和身体的孱弱，严重失眠以致精神濒临崩溃。冯端在校系里颇受器重，陈廉方害怕影响他的前途而不敢告诉他，自己便主动要求离职养病。

从教师岗位下来后，陈廉方觉得自己应该为冯端做点事，她首先挑起了全家7口人的生活重担。3年困难时期，物质匮乏，买粮食需要粮票，买布需要布票。为了给一家7口人做饭，陈廉方天不亮就要起来，去新街口、丁家桥买菜。接着，陈廉方开始为丈夫做笔头工作。60年代，冯端著《金属物理》时，便为他誊稿画图。那个年代，没有电脑，只能凭手写笔绘，冯端论著严谨，往往数易其稿，陈廉方也就一遍一遍地誊抄。至于代写通知、回执等无关紧要的信件，更是不在话下。

“文革”时，冯端被下放到溧阳农场，住在农民的蚕房里，中午吃饭则要步行到老河口，往返一个小时。有口难辩的冤屈让冯端对生活失去了信心。他曾策划在这一小时里到树林中上吊自杀。“他后来告诉我说：‘你已失去了工作，没有了收入，如果我不在了，一家老小如何活命？想到了我和3个女儿，他才放弃了自杀的念头。”陈廉方说。

不过，苦难还没有结束。1971年的“一号命令”，要求知识分子参加拉练，一个月时间走1000里地。那时候冯先生已经年近半百，在拉练队伍里是年纪最大的。临走的时候，陈廉方给他买了一双新解放鞋和一卷胶布，并叮嘱他穿鞋前要在脚上贴上胶布。一个月的拉练，别人常常被磨起泡，冯端的脚上却一点都没有磨起泡来。

之后的岁月里，冯端也想要给陈廉方补上一枚钻石戒指，但被她拒绝了：

“他本人在我眼中就像钻石一样闪亮，我哪里还需要其他的钻石。”

（摘自《现代快报》） （责编 拾谷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