陆威克

摘 要： 《战长沙》作为一部由小说改编而成的电视剧，于2014年播出后火爆荧屏，口碑极佳。本文对影视剧《战长沙》中的叙事策略与艺术手法做了简要评析，包括家国叙事、历史叙事、男主人公形象、女性视角、大时代的小人物群像等。

关键词： 《战长沙》 叙事策略 艺术手法

1.《战长沙》的叙事策略

1.1叙事意蕴：窥斑见豹的家国叙事

中国社会的一大典型特征是家国一体。国的微观构成是家，家的推而广之是国，国事即为家事，家事即是国事，国之不幸可以说是家之不幸，家的不幸又与国之不幸紧密相连。国在家中，家国二者几乎同质同构，统而言之，这是极具中国特色的典型文化形象。

在中国传统文化理念中，“家国同构”源远流长。“家国同构”可以解释成“家庭-家族与国家在组织结构方面的共同性”[1]。“家国同构”滥觞于中国古代宗法制度，即维系国家存在的基本单位是家庭，成为中国古代宗法社会的显著特征，反映出血缘关系对古代社会产生了极其深远的影响。而维系人们的关系则需要一套严密的儒家伦理道德规范，即儒家所建立的以“仁”为核心的“礼”与“孝”。通过这样的伦理道德规范，将对家族宗亲的孝亲逐渐推广到对国家的忠君。古代中国讲究严格的伦理秩序，如“三纲”，即君为臣纲、父为子纲、夫为妻纲。国家中的君臣关系如同家庭中的父子关系、夫妇关系，这是封建社会运转两千多年的基本秩序。如此，人们对家的认同逐渐延伸为对国的认同，家族关系可以放大为国家政治的关系。因此，家国同构的社会结构决定了儒家士人修齐治平的伦理原则。孟子“天下之本在国，国之本在家，家之本在身”即能体现这一点。家与国的关系变得紧密而不可分割，家是国的基本要素和支撑，而国则通过家的伦理道德实现对国家每一个角落的统治。伦理化倾向成为家国同构这一政治结构的一种典型特征。君父同伦，家国同构，宗法关系因之而渗透于社会整体，甚至阶级关系、等级关系都被其掩盖，形成中国伦理政治化和政治伦理化的传统。

家族文化除了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占据极其重要的地位外，在中国古代社会政体的结构形态中也扮演着不同寻常的角色，因此，家国叙事成为我国文学创作中一种较为常见的主题。如《红楼梦》，在这部被誉为中国四大名著之一的作品中，曹雪芹用巧妙的笔法以四大家族的荣辱兴衰唱出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没落的一曲挽歌。当时光的列车驶向近现代，家国叙事的作品仍屡见不鲜。如巴金的“激流三部曲”通过描写封建家庭的腐败与罪恶揭露封建家族制度的虚伪；茅盾的《子夜》以民族资产阶级吴荪甫的从商经历反映当时中国复杂的社会性质，昭示了只有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群众革命，才能拯救中国人民于水深火热之中；林语堂的《京华烟云》以曾、姚、牛三大家族的离合悲欢与情仇恩怨，还原中国从义和团运动到抗日战争时期的历史风貌；老舍的《四世同堂》、叶广芩的《采桑子》等文学作品亦能体現家国叙事这一主题。

同样，在中国电视剧中，家国叙事时有表现。这类作品以一个家庭或者一个家族为核心，借助这个家族的变迁史折射和反映出当时所处的历史与社会环境。家国叙事较早见诸影视剧的作品当属《四世同堂》，作品通过对祁家四代人形象和性格的刻画，给观众展现出的是面对国难时不同人物的不同选择，是对抗日年代人们于夹缝中求生存的真实写照。

《战长沙》同样运用家国叙事的手法，在家国同构的文化语境下，家与国是相互融合、互相关联的关系，发生在家中的故事折射出的是关于国的民族寓言。家庭生活的演绎和国运的风雨飘摇彼此交织、平行存在，呈现出一种相互烘托的关系。《战长沙》故事的主要镜头集中在抗日时期长沙城中的胡家，无论是文夕大火前胡家安逸闲适的生活，还是大火后战争的残酷逐渐肢解了胡家人原有的幸福，使他们走向最后的悲剧，人物的命运都和国家的命运同振。电视剧以真切而深沉的历史感与时代感深刻地描绘了长沙会战期间中国社会的历史原貌，将人们的生活境况与社会关系隐含于家庭的波折变动之中，并在一定程度上还原了当时人们的政治理想与革命抱负。

剧中角色面对国难的选择亦符合家国同构的文化体系下人们的自然选择。女主人公湘湘的父亲，胡长宁，是一个典型的懦弱知识分子，平时不管家务事，对政府总是在口头上谩骂，并无实质性的作为，一心沉醉于喝点小酒、听点小曲的自我人生之中。当日寇的铁蹄践踏自己的家园，威逼他就任维持会会长时，他并没有向日寇屈服，用中国传统戏曲唱出了对侵略者的愤懑，也唱出了一个有良知的中国人身上的血性。似乎在庞大的国家面前，一个家庭的倾覆只是一个微乎其微的悲剧，但胡长宁用自己的行动践行了舍生取义的中国传统价值理念。

1.2意识形态：开放姿态下的历史叙事

革命历史题材影视剧肩负着一定的社会责任，具有浓厚的意识形态色彩，它与国家政治理念共荣共生，同时展现了当前国家意识形态不断开放与进步的过程。

2005年，胡锦涛同志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60周年大会上首次将“正面战场”与“敌后战场”相提并论，并在排序上将国民党组织领导的正面战场放在共产党所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前面，足以体现一个成熟的政党的自信和包容。中国共产党以国家利益为政治诉求，超越党派争斗的政治隔阂，为中华各族儿女谋福祉和增强两岸同胞的民族认同感，走出历史性的一步。2015年9月，习近平在会见参加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纪念活动的连战等台湾各界代表人士时，指出正面战场和敌后战场相互配合、协同作战，都为抗战胜利做出了重要贡献，抗战中涌现出一大批气壮山河的抗战英雄，历史将永远铭记为抗日战争胜利英勇献身的先烈们[2]。《战长沙》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拍摄的。在影视剧《战长沙》中，主人公是一位国民党军官，国民党所领导的抗日军队走到了聚光灯下。它以一种开放的姿态对当时历史条件下国军面对数倍于己的敌军做出英勇的回击和抵抗给予了赞誉。

2.《战长沙》的艺术手法

2.1独特的男主人公形象

《战长沙》的亮点在于塑造了独特的男主人公形象，且这个男主人公顾清明是由当红台湾偶像演员霍建华所饰演。

霍建华所扮演的男主人公顾清明出身于高官家庭，毕业于德国军校，有勇有谋，是一个典型的国军战士，他的立身行事所体现的是一个有血性的中国人的高尚品德。面对国难，他一心希望奔赴前线实现自己的理想抱负。在部队里，他从严治军，对扰乱军心者按军法处置，绝不姑息；他以情带兵，对于牺牲在战场上的英烈，积极做好其家属的善后工作。

顾清明的独特还在于他呈现出的是一个理想的爱人形象，符合广大女性观众心中男性伴侣的完美标准，她们能够从顾清明身上找到现实生活中难以实现的精神寄托。顾清明出身高贵令人羡慕，除相貌与才能俱佳外，对恋人的委婉体贴与对爱情的至死不渝，无不令人动容。同时他不是一个好勇斗狠的莽夫，虽然铁血，却有柔情。如他在薛君山的指点下，通过耍赖达到了上前线的目的，但在妻子的温情感染与战争的血腥残酷中，渐渐明白了在战争中存活下去保存力量对于家人和民族的重要性，渐渐体会到了父亲长久以来的良苦用心，最后就有了观众所看到的在衡阳会战中他劝阻方军长自杀成仁的那一幕，由此我们看到顾清明对处理个人与家庭、个人与国家二者的关系有了前后不同的诠释，人物形象变得更饱满与鲜活。

和以往抗战影视剧不同，《战长沙》剧组选用了台湾当红小生霍建华饰演顾清明，为这一角色的塑造添了奇彩。霍建华长相英俊，拥有极好的女性观众缘。在《战长沙》中他一改之前白面小生的偶像剧主角形象，将军人的英勇与果敢表现得淋漓尽致。本剧大胆地采用原声配音，但观众却丝毫听不出霍建华原有的港台腔调，演员的努力与付出可见一斑。除了配音外，霍建华在剧中的眼神与肢体语言也十分传神，与剧情的发展、人物内心活动相契合。因此有媒体评价《战长沙》是最对得起霍建华颜值的一部好剧。《战长沙》采取偶像派与实力派共同出演的策略，扩大了受众的年龄层次与范围，保证了该剧赢得良好的收视与口碑。

2.2微观细致的女性视角

以往抗日题材影视剧大多采用男性视角展现战争场面的宏大及战事的惨烈，体现的是一种宏观视角下的战争观和历史观。而《战长沙》则反其道而行之，采用此前在抗战剧中较少出现的女性视角，带领观众领略和审视宏观叙事所观察不到的场景，因此能够更细致传神地表现战争动乱年代之下小人物的曲折命运。

《战长沙》由女主人公胡家小女儿湘湘充当故事的叙事者，一改男性作为权威叙事者的传统，令观众从一位普通女性的角度了解那段宏伟的抗战历史。观众通过胡湘湘解说的声音，不仅看到了顾清明、方先觉等一个个有血有肉的英雄人物，也看到了战争中其他人物可歌可感的言行。通过湘湘的观察，我们发现剧中的胡十奶奶是个坚毅的女性，她与湘潭老家产生嫌隙后，纵有千万般困难，依旧靠着自己一身好的手艺养活了一大家人，由此可见胡十奶奶的独立与坚强。

另一个角色薛君山在参军前是个不折不扣的地头蛇，欺压商家与百姓，攫取大量不义之财。参军后的薛君山则是有勇有谋、战死沙场的民族英雄。电视剧在塑造薛君山的形象时很多时候是透过其妻子胡湘君的视角，让观众们看到薛君山另一个形象：他是一个万分疼爱自己妻子、凭一人之力撑起整个家庭生活起居的丈夫。为了妻子，他愿意接纳整个胡氏家族；为了妻子，他为小姨子的婚事奔波忙碌。即使在遭受意外丧失幼子与妻子失去生育能力的双重打击下，他依然愿意携手陪伴湘君共度余生，不离不弃。在湘君的眼中，我们看到的是另一个薛君山，一个重情重义的薛君山。女性视角的加入，使得人物形象的塑造更立体和饱满，同时更富有人性的光彩。

2.3大时代的小人物群像

《战长沙》的精彩在于它演绎了一系列小人物的跌宕命运。这些人虽非大英雄，但他们丰满鲜活、活灵活现，给人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电视剧镜头聚焦下的长沙胡家是个极具象征性和代表性的家庭。胡十奶奶是一位独立顽强又和蔼慈祥的老人；父亲胡长宁在笔者看来是个懦弱且不谙于家事的知识分子形象；姐姐胡湘君勤懇和善，是一位遵循中国传统三从四德的女性。妹妹胡湘湘性格稍显泼辣而不失天真烂漫；弟弟小满时而胆小怯懦，时而追求不切实际的目标。家族中的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性格弱点，并没有展现出英雄的特质或者潜能。可就是这群性格迥异、平凡到不能再平凡的普通人，在战争炮火的洗礼中渐渐褪去稚嫩，一步步成长、成熟。在整个家庭危急存亡之时，胡十奶奶运筹帷幄，救人救己；父亲胡长宁面对日本人的威逼利诱，用京剧唱出知识分子的民族气节和良知；姐夫薛君山和弟弟小满先后走上战场，虽没有立下赫赫战功，但也牺牲在保卫家园的战场上，算是死得其所。他们不是人们传统印象中的战斗英雄，却因民族气节和爱国情怀给我们带来不少感动，正如剧中的一句台词所述：“青山处处埋忠骨，何须马革裹尸还。”

《战长沙》在人物的设置上有一个细节可谓用意颇深。姐夫薛君山是家中的顶梁柱，一个人支撑起一个大家庭的吃穿住用行，但其钱财却取之不义，是长沙城中有名的“地头蛇”。作为保安队长的他有两个小跟班，一个叫小弟，另一个是小黑。两人具有不同的性格特征和人生轨迹，象征着大哥薛君山的正邪两面。文夕大火后，长沙城陷入火海，多少人家的家产、家庭一夜间付之一炬。薛君山一改之前剧情中的流氓地头蛇形象，带领小弟不惜牺牲自己的性命挽救那些平日里被收保护费的乡里乡亲。而小黑则利用职位之便，做起了军托的买卖，再到后来成为彻头彻尾的汉奸、民族的败类。正与邪的强烈对比，给人以强烈的情感冲击。这样的人物设置，使薛君山的人物性格特征表现得淋漓尽致，更突出人物的复杂性，同时升华该剧的主题。

一部优秀的影视剧，英雄人物的形象塑造固然重要，但小人物发挥的作用却不容忽视。我们透过荧屏，除了看见英雄人物身上闪耀出的光芒，剧中诸多小人物形象凭借演员精湛的演技而入木三分，令观众拍手称赞。正是这群平凡的小人物，使剧情发展更生动、更具立体化、更有层次感。

参考文献：

[1]张法.中国文化与悲剧意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

[2]习近平.在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J/OL].人民网，2015-9-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