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甲午战后海南岛未沦为法国租借地背后的英法博弈

2017-04-25

关键词:海南岛海南法国

肖 玮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甲午战后海南岛未沦为法国租借地背后的英法博弈

肖 玮

(海南热带海洋学院 人文社会科学学院, 海南 三亚 572022)

近代以来,英法两强在中国南部直至印度支那半岛的广大地区激烈角逐。中法战争之后,法国彻底征服越南,开始垂涎隔海相望的海南岛。甲午战争之后,为扭转和英国竞争中所处的劣势,法国派人考察海南欲行占领。英国出于维护自身在南中国的巨大利益不受法国威胁的目的而对此提出反对,清廷也并没有妥协,法方最终只得作罢。海南岛最终未落入法人之手,决定性的因素乃是英法之间的相互制衡。

海南岛;法国;英国;相互制衡

海南岛面积与台湾相差无几,地扼南海通道,战略地位极为重要,但近代以来中国两大岛命运殊异。台湾明末即被荷兰、西班牙殖民者霸占,幸得民族英雄郑成功收复。至19世纪后半叶,法国曾在中法战争期间进犯台湾;甲午战争中国战败之后,被迫签订《马关条约》,将台湾割让与日本。海南岛虽早在16世纪即为西方人所知,后尤为法国人所觊觎,但最终并未如台湾般被外人侵占,其中原委不可不查。中法战争之后,越南被法国殖民者彻底征服,邻近的海南岛战略地位凸显,引得法人垂涎三尺,志在必得。甲午战争之后,中国颓势尽显,四面楚歌,列强蜂拥而至欲行瓜分豆剖之事,法国于是迫不及待地向清廷勒索海南。当时清朝国力衰弱,根本无力与西方一等强国对抗,海南有沦为法国租借地之虞。但由于英国的势力范围从香港向西扩张,海南的地理位置处于法、英两大殖民势力中间,若落入法国之手必将破坏二者之间的战略平衡,英国绝不会坐视不理,这和暹罗的(今泰国)情况类似。暹罗未沦为英、法殖民地的原因,并非以它的实力能够对抗其中任何一个强国,而是英法力量博弈所致。如英国地理学家道比(E.H.G. Dobby)的名著《东南亚》(SoutheastAsia.)一书中所言 :“在邻近地区都遭到欧洲人殖民奴役之际,泰国是东南亚地区唯一维持独立的国家。但在这个普遍受奴役地区,泰国独立的意义,表面大于实际,因为它原是作为印度支那的法国殖民地利益与在缅甸及马来亚的英国殖民利益之间的缓冲国而存在,它的独立是受到殖民者的‘容忍’,而不是依赖自身力量的支撑。”*[英]E·H·G·道比 :《东南亚》,赵松乔、侯学熹、徐成龙译,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8年,第267页。

无论是传教抑或考察探险,本质上都是受占有之心的驱使;法国人觊觎海南岛的目的,实为欲夺取战略支点,在与英国人的对决中占得先手;但法国最终能否如愿以偿,还要看与老对手英国的博弈结果如何。当然这只是大英殖民帝国和法兰西殖民帝国全球争霸的一个局部,除了远东格局,中东、近东、非洲,甚至是万里之遥的欧洲局势都会影响它们的相关战略决策。笔者试从西人对海南岛的了解开始,进而回顾法人对海南岛的细致考察,最后剖析决定海南岛命运的英法博弈过程,侧面揭示晚清边疆危机后大厦将倾的危局。

一、早期西方人对海南岛的初步了解

史学家邵循正的代表作《中法越南关系始末》开篇即述 :“欧人在亚洲政治经济势力之前茅,厥为宗教。葡、西、法诸国与安南初期之接触,全赖罗马教士。”*邵循正 :《中法越南关系始末》,石家庄 :河北教育出版社,2000年,第3页。此结论同样适用于海南。据我们所知,第一个到达海南的西方人是一位耶稣会士,葡萄牙人加戈神父(P. Gago)。1560年他从日本赴印度,被风暴抛到海南三亚,他被带去见官,几个月后被送到澳门的同胞那里。*参见Claudius Madrolle, Hai-nan et la Cte Continentale Voisine, Paris : Librairie Challamel, 1900, p13,加戈神父1562年12月10日写于果阿的信件的译文。虽然他“到海南是因为风暴的缘故误入海南,他并没有在海南传教,并且当时中国沿海的禁教政策也不允许他传教,故可以排除他在海南传教的可能”*汤开建、袁国客 :《明清之际天主教在海南的传播、发展及兴衰》,《海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1年第12期。,但他还是留下了对海南岛的观察记录,比如“这块土地的原住民过着粗野的生活方式 :他们的服装短小,头上戴着两个角,有一个棕榈叶的长度,像公牛头上的两只角;他们把额顶剃得闪闪发亮。人们不知道这意味着什么,有人说守护神以某种动物的外形向他们显灵,他们采用这个象征向其致敬”*Claudius Madrolle, Hai-nan et la Cte Continentale Voisine, p13.。

1657年成功抵达的聂仲迁(P. Adrien Greslon)及傅沧溟(P. Jean Forget)神父是最早登上海南岛的法国人。全靠钦天监监正汤若望神父(P. Schall)的一封信,傅沧溟神父在1659年收回琼州的住宅,曾经命人占据房屋并放言再无归还可能的地方长官,被迫屈服。同一年,神父在同一地方建造了一座教堂,但他1660年10月9日去世。*这两位法国神父的情况参考了聂仲迁神父著作Adrien Greslon, Histoire de la Chine sous la Domination des Tartares, Paris, 1671, p275.事实上“这时的法国传教士隶属于葡萄牙所控制的耶稣会,因而他们并没有形成独立的势力”*李晟文 :《清代法国耶稣会士在华传教策略》,《清史研究》1995年第3期。,巴黎异域传教会(La Société des Missions Étrangères de Paris)成立于1659年,“它的创立得到了罗马教廷和法国的双重支持,除了以传教为己任外,这个全部成员皆为法国人的新组织也为法国的海外扩张服务”。*谢子卿 :《17世纪法国和暹罗邦交过程中的巴黎外方传教会》,《南洋问题研究》2015年第1期。至1850年派遣“马逸飞(R. P. Mailfait)在现今琼中黎族苗族自治县的岭门建立了天主教会。此后,随着法国在东南亚一带的殖民扩张,海南岛也成了法国天主教的重要工场,中心设在海口”*辛世彪 :《法国人萨维纳和他的〈海南岛志〉》,《新东方》2008年第12期。。

另外,法国神父拉伊尔(P. François Lahier)曾于1645年出版了葡萄牙耶稣会士嘉尔定(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日本教省纪事》(RelationdelaProvinceduJapon)的法译本,其中对海南的描述应该是早期法国人关于该岛的重要信息来源 :“中华大帝国的岛屿不可胜数;但依我看来海南岛是所有岛屿中最大的……它的长和宽差不多,直径50古里;正因为它好像是圆形的,所以舵手们以为它比实际上更小……它非常富饶、美丽和充满乐趣,但欧洲人对它了解得非常少;他们也很少对它做出评价。该岛十分盛产茂密阔叶的树木,特别高大;它全年都出产果实……土地出产大量的稻米……不论家养的还是野味的肉这里同样丰富……鹿、野兔、家兔、熊(其胆汁对于治愈炎症和消解脓肿极为有效)、母牛、公牛、山羊、猪和母鸡在此岛为数如此众多,我不知道世界上是否还有比这里更加富饶的地方。这里的海中满是所有品种的鱼,您可以说大海为它提供了所有种类以及异常丰富的鱼。人们在这里同样会捕到大小各异价值高昂的珍珠 :这里并不缺乏金银矿,但禁止开采,尽管如此,金粒流落到河里,人们由此推测山中有优质的矿脉。”*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Relation de la Province du Japon, traduction du P. François Lahier, Tournay, 1645, p115-117.作者认为海南岛是居民非常友善的人间乐土,“一位具有道台(Tutan)头衔的官员驻在这座城市(首府的),相当于总督,高于其他官员和军官,依照中国的法律和习惯进行统治”。至于居住在岛中部山区的原住民,同样有“他们的法律和他们的治理方式……大概他们像野兽一样生活在这些森林中,将花朵和稻米混合着吃,各种野生果实都吃,所有食物都用蜂蜜浸渍,他们在这些森林里有取之不尽的蜂蜜”。*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Relation de la Province du Japon, traduction du P. François Lahier, p118-119.作者相信,“在他们之间和以他们的方式,这些野蛮人是文明的。这个事实应该令欧洲读者高兴,文艺复兴的清风曾经拂过他们 :和在古罗马一样,海南的土著人尊重并服从年长而有威望的妇人的命令,如果这些野蛮人之间发生某些争吵和纠纷,必须要用武力解决,当一个女人遇到这种情形,会向双方下跪,他们被迫停止任何冲突;如果他们不这样做,这个女人就开始叫喊,所有人都聚集过来,扑向这些殴斗者,不断地冲向他们直至将其全部屠杀,由于他们没有遵从年长妇人的跪礼”。*António Francisco Cardim, Relation de la Province du Japon,traduction du P. François Lahier, p119-120.

综上所述,虽然早在明代西方人即已到过海南岛,但只是匆匆过客;明末清初之际西人已对海南岛有了一定程度的了解,尽管其中充满臆测和谬误;法国传教士在清初即登岛传教,至于得到法国政府支持的传教活动,则要等到19世纪中期才开始。

二、法国冒险家对海南岛的深入考察

法国殖民者占据印度支那后,自然开始垂涎隔海相望的宝岛海南。当时的法属印度支那联邦总督保罗·杜梅(Paul Doumer)“一贯奉行炮舰政策,信奉领土扩张……一心要实施遏制英国势力和扩大法国在华南影响的计划……不遗余力地要把法属印度支那打造成‘第二宗主国’”*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中山大学学者郭丽娜在文章中揭示 :“为达此目标,杜美(P.Doumer)……觊觎海南榆林,因为榆林正对南中国海,可以连接法属印度支那和中国大陆的海运,遏制英国殖民地香港。1896年,杜美和法国驻穗领事于雅乐(I.Huart)委托法国地理协会成员、著名探险家马德罗尔(Cl.Madrolle)赴海南勘测。”*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马杜勒(即马德罗尔)从海口出发,沿逆时针方向主要对海南沿海地区的土地物产、地形地貌、地质矿藏、水文气象、动植物资源、地方疫病乃至人文语言等方面进行了细致的调查和勘测,并进行了详尽而专业的记录。*马杜勒此次考察后所绘制地图的精细程度可见本文内附图。随后的一年,他发表了数篇相关论文和资料,如1897年1月,他在河内出版的《法属印度支那画报增刊》(Supplément illustré de l’Indo-Chine française)发表了这次考察所摄照片及所绘地图;1897年1月15日他在巴黎《科学总志》(Revue générale des Sciences)发表文章《海南及其外国影响》(Hainan et les Influences étrangères);1897年7月1日,他在《外交与殖民问题》(Questions diplomatiques et coloniales)杂志发表文章《海南,中国的殖民,从经济和外交的观点看该岛》(Hai-nan, la colonisation chinoise, l’le au point de vue économique et diplomatique)》。另外他还在1898年出版了一本专门研究海南人文语言的专著《海南岛及雷州半岛的人民及其语言》(Les peuples et les langues de la Chine méridionale, parlers de l’le d’Hai-Nan et de la presqu’le du Loui-tcheou),1900年在巴黎出版了海南的彩色地图。法国觊觎海南而不得,但马杜勒对海南岛的“兴趣”不减,以至在1907年再度踏足海南,对其东部地区及中部山区进行“探险”。其路线图参见 :Hai-nan. Trois Itinéraires de M. CL. Madrolle 1896-1907. (Signé : J. Hansen.), http:∥gallica.bnf.fr/ark:/12148/btv1b8444700t.r=Hai-nan.%20Trois%20itinéraires%20de%20M.%20Cl.%20Madrolle%201896-1907.%20%28Signé%20%20J.%20Hansen.%29?rk=21459.马杜勒在其1898年出版于巴黎的《海南岛研究》(Étudesurl'led’Hai-nan)一书中分析道 :

中日1895年条约,割让了中国的台湾岛,让海南成为天朝最后的海外领地,中国领土最令人垂涎的地点之一。日本成为第一个了解这个岛的重要性的国家,并且从1896年起它就试图用辽东(Leao-tong)交换海南。这个政治事件,在法国,当时人们不明白其全部的后果,幸好没有任何下文,法国在中国南部的扩张没有感到受制。……海南的战略重要性,其在东京湾和中国海的位置,邻近雷州半岛和富有的广东省,基于这些原因,此岛应该会在未来引起法国人的兴趣并且让它进入人们可以称之为“法国可能的势力范围”(la zone d’influence éventuelle de la France)。*Claudius Madrolle, Étude sur l'le d'Hai-nan, Paris : Société de Géographie, 1898, p3-4.

马杜勒1896年考察海南后绘制的地图及其局部细节*Claudius Madrolle, Étude sur l'le d'Hai-nan, p45.

他在1900年出版了《海南及邻近的大陆海岸》(Hai-nanetlactecontinentalevoisine)一书,在此书的一张扉页印刷着四行小字 :服务于在中国的法国势力范围的研究(Pour server à l’étude de la zone d’influence Française en Chine)。该书由殖民主义的狂热鼓吹者德·马尔格里(De Marguerye)伯爵作序,序言中说道 :

1896年他*指马杜勒。转向海南的海岸,在对这个几乎不为人所知的岛进行了长时间和一丝不苟的探索之后(此岛有法国一个大的地区的大小,比如布列塔尼,包括其五个省),他确信并不断地强调此岛对于我们在东南亚的殖民地的安全和发展所具有的多种优势。他还将这种优势非常生动地、一言以蔽之地概括为 :“海南,是印度支那之眼”。在好几个报告会上,在一些小册子里,他呼吁大家关注这个勉强被中国人控制但很容易落入到我们手里的亚洲海岸的珍宝。从1896年起,他委托地理协会在1900年颁发一个特别奖,希望其他人能够补充他的工作,提供关于中华帝国的这个部分的一些新的资料,包括海南和对面的大陆地区以及它毗邻的海岸,他认为让上述所有地区进入法国的势力范围是必不可少的。

马杜勒先生这样表示 :“人们绝没有想到在我们的印度支那附近存在着一个中国的大岛,英国人和德国人(甚至日本人)都对其虎视眈眈 :我要谈谈我刚刚走遍的海南岛;海南其卓越的战略地位可谓是东京(Tonkin)的钥匙;若其被其他强国占领则会对我们的印度支那帝国构成严重威胁。为此政府部门尤其是我们的同胞不要忽视东京湾、海南的海峡以及直至西江口的海洋围绕的这些土地,我认为鼓励法国人关注东京邻近的这些地区是非常有益的。《地理协会简报》(BulletindelaSociétédeGéographie)补充道 :‘为此马杜勒先生宣布他通过协会安排了一笔款子来创建一个特别奖,即所谓‘华南及海南岛奖’,将在1900年授予通过其工作或探索揭示广东省的南部所包括的地区(从西江右岸直至东京,从广西直到南中国海)的法国人’”。概括起来说就是马杜勒先生打算将这个计划发展成以其为首的一系列卷帙,其整体将构成关于海南及其周围的完整的研究,这些地方事实上是我们在印度支那的领地的稳定和繁荣的首要利益。

我们曾经相当迅速和差不多没有困难地(例如,在征服阿尔及利亚所付出的代价上)占领一片辽阔的领土,但千万不能躺在不费力的成就上睡大觉,这和一支军队一样,在其战略行动上,要将先遣部队和前进基地推远,殖民地也一样(否则就会被突然袭击、包围、与宗主国分离),应该受到稳固的基地的保护,这些基地得到当地资源的充分供应以便在它们的行动范围内自主行动。海南是印度支那的这种前进基地之一,如同广州是朝向西江湾的辐射中心,而川山群岛(lesles Saint-Jean)是守护香港的卫兵且其水道通向广州。可能考虑成为这些附属地区的主人与我们在云南的扩张并不冲突,但在占领这些遥远地区之前,应该先取得出口港,能够从政治和贸易上支配后方国家的港口,稳固地在沿海地带建立起来,从东京一直到广州附近。此外,不应该认为,因为英国人和德国人目前专注于中国的北方,他们就对这个辽阔帝国的南方地区不感兴趣,而且还应当重视另外一个强大国家的野心,美国,如果它以在菲律宾的殖民地为支撑,那么它在海南的介入可能已经发生。

因此,中华帝国最后的残余岛屿的拥有权仍然是悬而未决的。这是最严峻的问题之一,我们的当权者对其给予的关心应当甚于对他们通常擅长处理的国内困难的关心,而且所有善良的法国人应该感激马杜勒先生四年以来多次呼吁同胞们注意海南,并且指出其对于我们的殖民地利益的重要性。有非常充分的理由应当感谢和祝贺他已经着手在一部全面和长篇的著作中浓缩了其无畏和细致的探索以及自从他返回就不断地致力于其中的造诣精深的研究的成果。如果有一天,海南,变成法兰西的,确保了我们的亚洲帝国的稳固,如果我们在“摘星的进程”中因此攀登了几个梯级,人们将不会忘记这位年轻的探险家的名字,他曾经第一个说出 :法兰西,你应该到那里去!*Claudius Madrolle, Hai-nan et la Cte Continentale Voisine(Préface), pV-X.

事实上,尽管出于龌蹉的殖民主义占有目的,我们不得不承认,马杜勒对海南的考察极为专业,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上,有些方面甚至超过了当时的我国学者。由此可见,19世纪末法国殖民者不仅深刻认识到了海南岛战略地位的重要性,而且已经对海南的真实情况有了全面深入的了解。

三、法国殖民者觊觎海南岛背后的英法博弈

甲午战后,野心勃勃的法国殖民者急于在列强瓜分中国的盛宴中分一杯羹,这无疑是恃强凌弱、趁火打劫的帝国主义霸道行径。甚至还有这样一种强盗逻辑,如若此时不在羸弱的中国身上补一刀,则有失一等强国的颜面 :“在中国人被日本人打败之后,人们看到有或多或少依据的觊觎四处燃起。意识到自己的虚弱,中国不再试图抵抗。俄国已经获得正式让与它的特权,即在一个很长的期限内,满洲的占领权。一支3000人的部队已经在那里组建,火速推进的横贯西伯利亚的铁路工程,很快将在海参崴月台铺设最后的车轨。最后,它几个月以来占领了控制北直隶(Pé-tchili)的旅顺港和大连湾。德国已经占有了胶州,位于山东省北部,在那里有一支德皇威廉二世(Guillaume)的兄弟亨利王子指挥下的舰队。英国方面,它已经是香港和珠江三角洲的主人,在上海占有优势,急忙为其缅甸边境获得更加有利的划分,准备接受日本人的威海卫,以便同时威慑胶州和旅顺港。意大利提出对三门的要求;最后,日本要求租让在福建取得的一块领土,在台湾对面。”*J. Silvestr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由此“为了保持其强国的地位,法国以同样的名义向中国要求一个补偿”*Alfred Bonningue, La Franceà Kouang-Tchéou-Wan, Paris : Éditions Berger-Levrault, 1931, p7.。

在中国南部直至印度支那半岛的广大地区,英、法殖民势力争夺激烈,英国占有相对的优势,力图在远东从经济上和战略上孤立法国,把法国的印度支那领地关闭在一个从缅甸到广东的环形的英国势力范围之内。而法国也是不甘示弱,伺机而动。法国占据了印度支那,而英国占有印度和缅甸的广大殖民地,并经过泰国努力向湄公河上游和中国云南推进,与此同时,还在北京展开行动,从香港向广东西部扩张。英国1897年2月4日(光绪二十三年正月初三日)与中国订立《续议缅甸条约附款》,其专条有如下内容 :

今彼此言明,将广西梧州府、广东三水县、城江根墟开为通商口岸,作为领事官驻箚处所,轮船由香港至三水、梧州,由广州至三水、梧州往来,由海关各酌定一路,先期示知,并将江门、甘竹滩、肇庆府、及德庆州城外四处,同日开为停泊上下客商货物之口,按照长江停泊口岸章程一律办理。现在议定,以上所定中、缅条约附款及专条各节,应于画押后四个月之内开办施行……*王铁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北京 :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57年,第690页。

法方就此进行了解读 :“三水是位于北江和西江交汇处的一个重要贸易中心。江根圩几乎位于三水的对面,朝着西江,显示出胜于后个港口更加水深的优势。甘竹滩和江门处在西江下游,在三水和澳门之间。香港的船商们已经预先订造了江轮打算用于直通梧州的航行,以便6月4日一过,他们就打算在这条航线上运营定期开航的服务。他们希望马上获得南宁和百色的航行开放;但在梧州上游航行必需使用吃水非常浅的轮船。葡萄牙殖民地澳门位于西江主要出海口不到3公里,看来适合作为广东和广西省进出口海船和河船之间的换船港,尤其特别是甘竹滩,江门和三水各港。”*J. Silvestr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乍看起来此举似乎没有显示出什么可令法国人担忧的东西,他们能够看到的无非是中国进一步走向开放。但西江向外国开放贸易,这意味着和英国的贸易。因为西江全程流经和法越接壤的广西省,中英贸易协定将有可能打通其至广州和南海的全部运输,这是法国本来希望吸引到印度支那去的。这个协定将在1897年7月1日生效,会给法国远东殖民地的贸易扩张带来打击。

为了挫败英国的环形势力范围在东南经过广东和海南岛封闭起来包围印度支那的企图,一举扭转法国在博弈中的劣势,在南海方向,时任印度支那总督的保罗·杜梅在向北京寻求补偿的选择上提出 :“由于其岛屿属性及其地下的宝藏,距东京东南100海里的海南地区从两方面受到我们的注意,一方面为了在相对价值上能够媲美中国最近让与相关外国的租借地,另一方面为了确保从东京到中国的海路畅通。”*Alfred Bonningu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Wan, p8-9.英国出于维护自身在南中国的巨大利益不受法国威胁的目的而对此提出反对,“英国在洞悉法国的意图之后,通过英国外交部向清政府总理衙门提出抗议”*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英国暗地里让中国朝廷明白,这块地方对于我们来说太大了 :英国外交部决不允许出现一个距离香港24小时的法国的锡兰”*Alfred Bonningu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Wan, p9.。而且清廷也并没有妥协,法方最终只得作罢。然而它并未善罢甘休,转而强烈要求中国政府做出声明,向其保证不会将海南及其对面的海岸让与其对手,声称“中国和法国在南海的共同利益让我们有同样的责任务必在这个地区保持领土的现状以避免所有的威胁”*J. Silvestre,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清廷负责谈判的庆亲王很快以不容置疑的方式回答,法国可以安静了,不论是那里还是其他地方,中国都没有打算同意以某种形式出让,以免挑起其他的觊觎之心。亲王补充道,他的保证非常正式,不需要任何的书面承诺;但热拉尔三番几次地纠缠不休,最后在他的一再要求下,总理衙门于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十三日(1897年3月15日)撰写照会,大意如下 :

光绪二十三年二月初一日(1897年3月3日)接准来文,内开 :“法国因欲坚固与中国友谊邻邦之情,极盼中国国家永不将海南岛让予任何他国,不论久暂,作为停船趸煤之所。”等因。查琼州属于中国,中国国家有自主之权,何能让予他国?所称该地暂租外国一节,亦实无此事。用特备文照会贵大臣,即请查照可也。须至照会者。*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697-698页。

此后,法国外交部加快和清政府的谈判进程,达成一系列协议,企图迅速取得在印度支那东西两侧对英国的优势,其中最重要的是签订于1897年6月12日(光绪二十三年五月十九日)的协定 :

中国国家、法国国家按照和约条款,并以示和好情意,彼此一愿将中国与越南邻界、通商、来往便宜兴盛更明白详细,专订中国与法国前定约章内载数条办法。专以为此,本衙门与贵使署互议字样三节,开列如左 :

一、按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商务专条附章第五条,并二十二年四月二十四日费务林公司与同登至龙州铁路官局订立合同,及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一、五月十五等日本衙门与贵使署往返文牍,现即议定,一俟同登至龙州铁路筑峻,如果费务林公司办理妥当,中国令该公司接造往南宁、百色;

二、按照光绪二十一年五月二十八日商务专条附章第五条,现即议定,在广东、广西、云南南边三省内矿务,中国国家开采之时,即延用法国矿师、厂商商办;

三、议定,由中国于红江上游水道碍难行船处所修理疏通,并于河口至蛮耗、蒙自以达省城各旱路平垫修妥,以利贸易,定允准,自越南交界起,由百色河一带或红河上游一带修造铁路,以达省城,应由中国渐次察勘办理。以上各节,现在彼此互照备载作据,本衙门会同贵使署将两国国家相同之意恪遵,当即议明该节为定两国前订约章内载数条,并以两国一律均沾,互相信任,彼此欲尽美意、用作俾属成就,可也。*王铁崖编 :《中外旧约章汇编(第一册)》,第721-722页。

该项中法协议引起在中国拥有利益的英国大商人的强烈震惊。其前期准备秘而不宣,突然宣布所引起的反响可想而知。英国外交家杜弗林勋爵(Lord Dufferin)有一天在伦敦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发表如下讲话 :“印度的贸易额最多绝不会超过50亿。这个交易额怎么能和迟早有一天贸易量将达到约250亿的天朝相比?”*J. Silvestr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英国人一直确信,对于欧洲贸易来说深入南部中国存在重大利益,一份专业的英国报纸《中国邮报》(ChinaMail)在标题为《东京的政治自杀》的文章中曾这样表示 :“如果法国已经懂得利用其从天朝获得的特许权,如果它努力把它的铁路推进到广西,英国在这个省,在广东和云南的优势将会受到严重威胁,因为广西通向地下矿藏十分可观的云南,也通向四川的富饶领土。直到西江航道开放,我们的好处是法国继续其在东京的自杀性政治和经济方式,由于红河水道货运,不在乎放弃西江航道给其带来的损失。”*J. Silvestr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

至于向中国强索租借地方面,面对英国的外交压力,法国最终不得不退让 :“无论原因究竟是什么,总之北京向我们提供官方保证,海南岛和雷州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会让与一个外国列强。……基于这些文件的信用和保罗·杜梅先生迫切的意见,法兰西共和国政府在得不到海南岛时,选择了广州湾。”*Alfred Bonningue, 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Wan, p9.尽管法国殖民主义者对海南的领土野心并没有从此完全消失,但此后只能存在于宣传鼓噪的层面,法政府并未采取过任何实质性的相关外交行动。

综观法国租借中国领土的全部过程,考虑到当时中法之间综合国力的巨大差距,我们不得不承认,从战略上讲,保住海南岛、租借广州湾已经是清政府在据理力争、充分利用英法之间的利益冲突之后所能得到的最优结果。而法国侵略者总体上对只能得到广州湾的结果并不十分满意。在法国外交部方面,“法国外交部部长阿诺托倒不一定对广州湾感到满意,巴黎保守共和派报刊《小报》也曾指出‘广州湾的价值多体现于道德,而非实用’。 但是在阿诺托任内,英法在非洲上尼罗河地区因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严重冲突,阿诺托……不愿东亚再起纷争,因此支持杜美选择广州湾。……阿诺托的继任者德尔卡塞(Théophile Delcassé)在远东把广州湾‘当作遗产接受’,并决定予以‘冷落’,向英国示好”*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法国外交家方苏雅(Auguste Francois)这样评价广州湾 :“异想天开的海军上将博蒙(Beaumont)让我们选择广州湾,……没有任何军事和商业价值,这个海湾和一块没有丝毫前途的内地相接。”*Auguste Francois, Le Mandarin Blanc Souvernirs d’un Consul en Extrême-Orient 1886-1904, Paris : Calmann Lévy, 1990, p178.看来“广州湾族群成分复杂,宗族观念根深蒂固;盗匪成风,早已声名狼藉”*郭丽娜 :《2O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的情况法国人也是十分了解的。法国海军方面,实际上博蒙是“在未深入港湾进行调查的情况下,单纯根据地理位置判断广州湾十分理想,‘海湾扼住海南海峡,如果纳入法国势力范围,将成为东京湾的门闩’”*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然而“早在1896年,法国海军军官布戴(Boutet)已对广州湾的水文做过详细勘察,指出港湾主海道的入口处有一道沙坝,在当时的技术条件下不宜建设军港,法国远东舰队觊觎海南榆林或山东芝罘等更具战略价值的地点”*郭丽娜 :《2O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甚至博蒙也开始“强烈要求放弃广州湾”*郭丽娜 :《论广州湾在法属印度支那联邦中的“边缘化”地位》,《史林》2016年第1期。。总之,“在种种不足中,最致命的是法国海军早对广州湾不抱希望,勘界工作在海军准将高礼睿(Courrejolles)的主持下草草了事,边界问题的许多细节没有得到落实”*郭丽娜 :《2O世纪上半叶法国在广州湾的鸦片走私活动》,《中山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

与其他列强在中国强占的殖民地相比,广州湾面积其实并不算大。广州湾“陆地面积约518平方公里”*邱炳权 :《法国租借地广州湾概述》,政协湛江市委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 :《湛江文史资料第九辑(法国租借地史料专辑)》,湛江,1990年,第4页。,而其中东海岛 “面积286平方千米”*张泽南 :《中国第五岛 :东海岛》,《海洋世界》1995年第10期。,陆上范围是环海的狭长地带。其他租借地的情况是,1901年勘界之后,英租威海卫“总面积为640.5平方公里”*刘本森 :《英国租占威海卫研究(1898-1930)》,上海 :华东师范大学,2015年,第17页。;1898年英国强租“新界”,“总面积达975.1平方公里”*张元勋 :《不应忘却的民族耻辱——英国侵占香港述略》,《党史纵横》1997年第7期。;1898年德租胶州湾勘界时,德国实际控制“面积达到7600平方公里”*白云春 :《中德关于德国租借胶州湾的交涉始末》,《中山大学研究生学刊(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1期。;1898年俄租旅大,“把他的租借地从旅顺口、大连湾扩展到了整个辽东半岛”*王珍仁、王劲松 :《近代旅顺与大连城市发展状况管窥——以清末及俄治时期的城市建设为中心》,《大连大学学报》2012年第4期。。甚至巴黎政治学院教授西尔韦斯特(J. Silvestre)还厚颜无耻地对此自我标榜一番 :“依据前述的所有内容,我们有权利和义务对我们的政策得出高度赞颂的结论 :它是明智、慎重、有远见和有节制的。当其他国家贪婪地赶赴中国宴会时,法国从来没有停止在天朝的外交斡旋,仅限于确保已经获得的利益而且报偿高昂,中国人并没有那么对抗,他们非常了解我们政策的公正和节制,只是想要和我们融洽相处,反对贪得无厌和肆无忌惮的对手。”*J. Silvestre,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他的下述议论明显是为法国在同英国的博弈中处于下风进行开解甚至诡辩 :“应当承认法国的要求是完全合理和十分适度的;只要是公正的人,就会认识到我们在中国的政策一贯是多么正当和温和的 :针对我们对手们的进攻手段,法国仅仅采取了防御措施。事实上,我们注意到,我们的行动始终限于确保我们的印度支那及其势力范围。……作为广州湾的主人,法国控制着海南海峡和西江河口,而且能够防止敌人在大海南岛立足,因此能够在中国封锁我们东京的海路。……法国不需要在北面用海南来封锁东京湾 :有了中国不得将该岛让与别国的保证,海南不必成为法国的领地,拥有广州湾就足以掌握印度支那海北大门的钥匙,而且毋庸置疑的是,这把钥匙在我们手中比在英国人手中要好。”*J. Silvestre,La France à Kouang-tchéou-ouan, Annales des Sciences Politiques, (T.17), 1902.

结 语

笔者始终认为,阐释历史事件应当有历史之同情,应充分考虑到历史事件发生时的客观历史环境。中华民族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但客观上的确缺乏和其他各大文明充分接触交流的条件,最终导致了故步自封、逐渐远远落后于蓬勃兴起的西方文明的结果。当暮气沉沉的中国被西方的坚船利炮轰开自我封闭的大门之后,涅槃重生的过程才刚刚开始。由弱变强不可能一蹴而就,动辄用后世的逻辑来解释在这个历史过程中出现的事件,并不恰当。分析法国霸占海南岛的野心没能得逞,清廷同意向法国出让广州湾的前因后果,必须充分考虑到甲午战败后中国周遭虎狼环伺,边患蜂起,面临领土被瓜分豆剖的严峻局面,这是我辈应有之正确态度,惟其如此才能得出客观公正的结论。在那个信奉丛林法则、强权即是公理,弱肉强食的西方殖民扩张时代,弱国外交的回旋余地实在是十分有限,军力不足以恃导致外交成果的获得更大程度上取决于强国之间的博弈,即所谓弱国无外交;而如何在有限的空间内闪转腾挪,有效利用强国之间的矛盾,这是弱国外交家应当着重考虑的问题,也即弱国更需要外交。中法战争期间,在1884年爆发的马尾海战之后,“法国海军完全控制了我国东南沿海海域,造成各海口处处告警。尽管马尾丧师的原因很多,但有一点是不容否认的 :中国海军力量太弱,尚无力抵抗法国海军的侵犯”*闻陈捷、宋严萍 :《关于中法战争结局问题的再讨论》,《徐州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6年第3期。。15年后,经历了甲午惨败的中国海军与法国远东舰队的实力更不可同日而语,无力保卫孤悬海外的海南岛。因此,海南岛最终未落入法人之手,是孱弱的中国在英法两强之间灵活外交的成果,但人为刀俎我为鱼肉,决定性的因素仍是英法之间的相互制衡。“‘欧洲各国百十年来,由印度而南洋,由南洋而东北,闯入中国边境腹地,凡前史之所未载,亘古之所未通,此三千年一大变局也。’在这样的变局面前,任何无视现实的强硬作法,都可能带来更加不幸的结局。”*杨全顺 :《李鸿章和局思想与中法战争中国不败而败》,《湖北社会科学》2004年第1期。结合庚子国变来考量,李鸿章“三千年一大变局”的认识之清醒在当时是极为罕见的。当然再高明的弱国外交家也无法彻底摆脱这种被动局面,解决问题的根本办法只有民族自强一途。

(责任编辑 :胡素萍)

The Contention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Exempting Hainan from Being a French Concession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XIAO Wei

(SchoolofHumanitiesandSocialSciences,HainanTropicalOceanUniversity,Sanya572022,China)

Since modern times, the two powers Britain and France have competed intensely in the vast area from south China to Indochina peninsula. After the Sino-French War, France totally conquered Vietnam, and began to covet Hainan across the sea. After the Sino-Japanese War of 1894-1895, in order to reverse the disadvantage in its competition with Britain, France sent an adventurer to Hainan for investigation and had intention to occupy this large Chinese island. To safeguard its enormous interests in south China against the menace from France, Britain protested against such an act from France, and the Qing government made no concession, either, thus France had to give up. In the end, Hainan did not become a French concession, the crucial factor of which was the mutual constraint and balance between Britain and France.

Hainan Island; France; Britain;mutual constraint and balance

2016-11-18

肖玮(1970-),男,湖南湘潭人,海南热带海洋学院人文社会科学学院讲师,博士,研究方向 :法国史、中法关系史。

D829.12

A

1674-5310(2017)02-0087-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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