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松奇书法

社会学碎碎念

（一）杂记

“我上节课布置的录像研究你做了吗？”

“没。”

“没？”

“没做。”

社会学老教授以一种每位老师看坏学生时独有的谴责目光看着我，仿佛等我继续解释或是道歉。可我没有，只是坐在那里看着他，没心没肺一般。

我不是真没心没肺，只是太久没被老师谴责过了，突然遭遇这出儿，一时间不知该如何回应而已。

“你的论文写得很好。”看我没有再表示什么，老教授决定以一句迫使我自责的表扬打破沉默。

然而我也没有自责，只觉得自己通体散发的呆滞似乎令这位老人很尴尬，于是赶紧将对话收尾。

“谢谢，我回去会把录像研究补上的。”

其实从开学到现在这节社会学课只讲了一个概念：成年人在社交中所有的行为特点都是对儿时社交模式的互动。自我社会形象的树立是对儿时监护者形象的重塑，虔诚投身信仰是对儿时所感知的父爱母爱的追溯，人格中的频频不安或过于冷漠来自于儿时父母对自己不安或是冷漠的抚养方式，云云。

是的，教授原话即“所有的行为特点”，非常绝对，不是部分，不是大多，所有。

所有使我们自甘被动的交流对象都是父母的替代品，所有使我们愈发主动的交流对象都是子女的替代品，人生只是一场对家庭关系的无尽复制，他如是说。

听来极端，套到实际现象上发现道理还是有几分的，比如为何同龄美国人看待朋友往往轻于中国人看待朋友？以前文逻辑，独生子女一代的我们把无血缘关系的同龄伙伴视作了兄弟姊妹的替代品，才会形成朋友间相互的高度依赖关系。

当然，并非所有朋友都会变成手足替代品。每个人的朋友一般分三层，最外层是见面皮笑肉不笑的表面朋友、交往意义仅在于玩耍的酒肉朋友，与尚未深层沟通的其余熟人；中间层则属于有过深入交流并相互较为理解的聊友，以及曾肩并肩共同经历过低谷或变故的革命友谊；至于最近一层，不会超过三个人。因为这一层的朋友看过、接受并支持一个精神与思想上一丝不挂、毫无保留的你，这样的朋友才是兄弟姊妹的替代品。或许你与他们不常联系，但当生活状态孤立无援、精神状态陷入不稳定时，只有他们会对你伸出援手。

不巧的是，大概也因我们过于轻易将初相识的陌生人视为骨肉，闺蜜和兄弟成了日益廉价的词汇，人们也愈发划分不清这三层朋友的界限。有些人看你受伤会心疼，你却将酒肉朋友与对你吹牛拍马的抱腿侠视作至亲，这种情况在我身边似乎一日比一日更常见了。

我在罗村的一个小兄弟是经济系的一朵花，不仅成绩优异，种种学术概念也倒背如流，很得教授青睐。顺理成章，就有很多人来向他请教学术问题，大多是出于考试时想多拿点分的心态，但他也一一解答，从不抱怨。直到后来一天，他突然和我说，现在的人真虚伪。我说怎么了，他说他以为那几个人认真和他交朋友，不料都是趁考前来找他讲题、考完试就高冷走开的货色。我听完也觉心寒，只得拍拍他肩膀，劝他理性接受自己作为学霸的社会角色，虽然这种遭遇其实本应在预料之中。

另一种划分不清朋友界限的方式，来自儿时没有从家庭关系里得到充分爱护、或者刚刚脱离亲密家庭关系转去陌生环境生存的成年人。这两个人群往往对无血缘伙伴产生更大的依赖倾向，也更粘人一些。然而粘人是颇有贬义的，也确实令人厌烦；除非两个人都缺爱，互粘，皆大欢喜，否则指向有误的依赖很容易使另一方产生对亲近本身的恐惧感（Fear ofIntimacy）。

几年前有个男性朋友，因偶然的原因和我关系相处得不错后，就开始愈发不计细节地向我亲近。渐渐地，我们的关系变成了由他单方面促成的形影不离，甚至到了上厕所也要一起的地步。然而这种距离过近让我很不舒服，久而久之他也没有辨别出我的反感，我只好找理由抽身出来、冷处理他，千方百计地一次次拒绝他的社交提议。虽然这样看来很不地道，但不然自己难受；大概，是我自私成瘾。

后来想想，他真的什么也没做错，只是当时才来我们学校，心里比较没底，才对身边的人产生了自然的依赖欲，仅此而已。

有些人虽然看似孤独，但每每陷入孤独其实都会心中暗爽，自得其乐，比如我。有些人虽然看起来心思简单，不需要太多复杂养分就能活，也从不抱怨生活的寂寞，但一旦脱离人群，就会系统性丧失意义、生理上自我混乱、生活彻底崩溃。

统而言之，老教授认为这一切现象都是一个人对他成长阶段中家庭关系的折射，并执意如此认为。以上大概可以conclude我在初接触社会学这门学科后的一些笔记。

后记

每次当老教授讲到这理论时都会一反稳重寡言的形象，语气变得异常慷慨激昂，眼神坚定不移，让我又想起《白鲸记》里的Ahab船长。我不禁好奇地想知道，他曾经经历过什么样的人生际遇，以至于对于学术与生活的态度如此截然不同呢。

我曾同几个心理系的朋友就此事交流了一番，他们一致认为这位老人的确很固执，固执于几十年学术经验在他心中建构起的那一套雷打不动的理论，固执于老年人通常热衷于传授晚辈的所谓智慧。我想，这理论是他不能舍离的信仰与精神寄托，并非理论本身的合理性不能被推翻，而是一旦推翻，老教授的生活也不再有意义，大概也会系统性崩溃了。

再往深了想，大概，人在老去、父母不在后，会把事业的回馈当做父母的替代品吧。

也可能只是我脑洞大开。

2016.10.30

（二）人就是作

罗切斯特二月的夜晚，偶尔也会月明星稀，方才下车后潘俊威调侃说：“石头，我们去看星星吧。”我说：“没那个心气了。”虽然距离上次观星过了也就一年多。

现在的我认为，带着对生活的不满或盲目期待去仰望星空，是一种“一作到底”的行为。作当然本非罪孽，年少不作，枉为少年，但成长即作着作着，就累了。说得冠冕堂皇些，是謂妥协；说得直白明了些，是谓人一大脸皮就厚了，脑子也钝了。

社会学老教授的招牌理论就是他的Hype r s t r u c t u r e，我不知怎般翻译最恰当，遂不轻举妄动。大意是，人与人之间彼此的社交行为都是依照Hyperstructure的：在两个俱备感情基础的人之间，离合是一种周期性运动，且该倾向属于人脑与生俱来的激素周期，而非后天所生。

人基于Hyperstructure的社交行为最早可见于婴儿对于母亲。假定一开始母亲是抱着婴儿的，那抱久了婴儿自然会厌烦怀抱，遂哭闹着要去地上自由奔跑、探索世界，于是母亲放他下去，任他自己玩；然而欢腾久了婴儿自己又怕了：我离开我妈妈太久了，这让人心慌啊，于是又哭闹着要妈妈抱抱，回到这个运动的起始点，由此循环。这个例子很通俗，却足矣套到所有成人社交问题上了。

为什么突然说这个，因此理论不仅通用于各种人际琐事，且很大程度上诠释了“人就是作”。若可以理性地接受“人就是作”，那大多利益纠纷之外的人际矛盾也迎刃而解了。

记得初二时学校曾请来一位自称有心理学学位的体育老师，至今难忘他在年级大会上发表的一篇演讲，开场一句话已然煽瞎了我：“不要以为我这个年龄的人不懂你们这个年龄的人。我清楚得很，你们心里只有两件事：一，我爱的人在哪里？二，我爱的人，他爱不爱我？”此话一落，台下顷刻掌声雷动，一众青春期少男少女纷纷起立叫好，再一看演讲台后，几位古典学究派、一看面相就知是反早恋的年级主任站得愈发不自然，一脸三观破灭的惊恐。

多年后想起这件事，不由归出两个结论：一，情爱问题对于很多人的困扰在初中时代后不但不会偃息，反而会愈发恶化，宛若肿瘤伴人一生；二，煽动一群初中生其实真的用不到心理学学位。事实上，这篇演讲只要换几个更高明的措辞，把一群成年人煽动到泪流满面也是易如反掌，没有自我省过能力的人都是越活越作的，这种作体现在频频令旁人感慨“你的脑子呢？”之上。

如何解释有人愈发心态安定，有人愈发焦躁脆弱？我通过个人愚笨的观察，认为形成“作”之本质的一大因素即作为一种社会遗传物的家庭环境更迭，与基因无关，而是通过相似家庭环境的代代传递而生。不难理解，成长时的家庭环境对人之影响举足轻重，依稀记得在先前的社会学笔记里有写，一个成年人的社交行为大抵是对儿时在家庭里社交习性的复制与花式衍生。换句话讲，如果小明爷爷与小明奶奶婚姻不幸福，那小明爸爸会有更大几率和小明妈妈关系不好，而小明成家后同样会有更高几率背离婚姻道德。

当然，话都不是说死的，但成长中的儿童与少年不可能对客观因素的影响免疫。

所以愈发感到，许多犯罪之人之所以三观有问题，并非在某一时刻他们就从善病变为恶了，更合理的解释是他们成长期间所接触的环境已不可逆地塑造了深植入心的病态三观。这些病态观念纵然可在社会准则之下被隐藏，但若偶然雨水充沛，仍难免破土而出。

在所有社会关系里，情爱又恰好是最逃不脱的牢笼。“遇见个好男孩/女孩真难啊”这种感慨我已听同龄人讲到耳朵生茧，这个问题何尝不是个社会问题。成长中家庭存在矛盾的朋友，他们的hyperstructure作用往往会被夸张地放大或缩减，于是导致他们患得患失、也擅得擅失，最终往往与关系密切的人或重或轻地暴露出交流障碍。我无意从主观角度对任何身边人开炮，这个现象有相当的理论支持。

我自己的家庭氛围一直较为和谐，在少年时代便产生了“家庭幸福理应是民生常态”的错觉。大了后才发现不是，父母不和谐是这一代年轻人家庭生活的主基调之一，当中不乏诸多家庭支离破碎者。在各种实例中我亲眼所见，后者的两性观念与社会准则往往有几分格格不入，而他们的数量意外庞大，以至于已有形成自己的独立文化的倾向。

以上概括了近期的一些想法。再一次，话都不是说死的，尤其，人的理性是个好东西，可以把成长环境所给予的一些负面作用力踩在脚下，从而维持健康的社交状态。我写这么一篇主要也是总结一下本杂乱无章的各种论文读后感，枪口不对准任何人，自己别迎枪口而上。

科学理论大多都只是参考物，而非自然规律的真实面目。在“人就是作”这个问题上，诸位还是应当培养强大的理智约束力，毕竟人不能一辈子都看着星星掉眼泪，更充分地了解自己和人性特征总体来讲是件积极的事儿。

2017.3.7

（三）社交的两重意义

M u r r a y B o w e n博士在学术论文Chronic Anxiety and Defining a Self里提到一个名为Level of Differentiation的概念，此词目前并无标准的中文翻译，直译为“分化度”，我将之更通俗地译为“独立抗压性”。顾名思义，独立抗压性即一个人独自消化压力的能力。人最寻常的解压方式分两种：一种是向一个或多个倾听者倾诉，以达到疏导负面情绪的作用；另一种是通过一些刺激阿片肽释放的活动来达到自我调节的效果，其中后者涵盖的活动形式包括运动、饮酒、进食、打游戏等。此类解压活动在应对正常水平的压力时通常不会极为剧烈，但若个体承受的压力过大，亦或是倾听对象过少或效果不佳，它们则可能进一步恶化为自虐性剧烈运动、酗酒、暴食、沉迷游戏等，久而久之，往往会对身体与个人生活造成不可逆的危害。

人，尤其是刚刚脱离家庭温室、步入成年社交圈的年轻人，都会面对诸多压力山大、濒临崩溃的时刻，而一个人的独立抗压性决定的是他的临界点在哪里。换句话讲，独立抗压性强的人兴许可承受千斤之重，然后在一千零一之际心理防线崩溃，而独立抗压性弱的人可能几百斤的负担就能将之压垮、令其哭爹喊娘了。

基于独立抗压性这一概念，我个人得出社交的两重意义：一为积累社会资本，直白讲叫搞关系，即维持一个尽可能庞大的人际网，以在事业或生活有不备之需时有贵人可及时相助。二则为维持心理健康，即人们所言的深交，为的是悲戚时有根壮硕大腿可以趴在上面哭。

介于前者更贴近于所谓“功利型”社交，其所形成的人际链接必然比后者要弱许多。这种关系放在中国人里面类似于点赞之交，就是朋友圈互点赞、心情好时甚至评论你几句，然而一旦线下见面，双方立马是果断而默契地低头不语、擦肩而过。每每这种情況出现，你甚至希望当初没给对方点过赞，否则也不会如此难言缘由地尴尬。

经营微信朋友圈其实深有讲究。人與人互不了解时往往会有偏见，若要避免这种情况发生在别人口中的自己身上，最好方法就是给朋友圈里所有人点赞。点赞这一功能看似没什么含金量，实际上极为关键：你不点一个人的赞，而那个人如果又恰好对你第一印象不佳，且你还点别的他认识的人的赞，那他八成就会觉得你看不惯他，哪怕事实并非如此。反之，若你把所有看见的朋友圈都赞一遍，至少没有人会怀疑你讨厌他，由此可避免偏见的诞生以及其“滚雪球”。对于此现象我不只是说说，因为亲眼见到一些八卦一传十、十传百时不知不觉就被传播者依个人口味添油加醋了，而有时人一多疑、再一大嘴巴，就能滚出杀伤力很强的雪球来，尤其在一个封闭性较强的偏僻校园里，更是恶劣。

尝试跟通讯录里所有人成为点赞之交不能阻止丑事外扬，但能有效抑制它在传播中被恶意夸大，直至最后你跳进黄河洗不清。

回到社交的第一重意义，有时会听到一些人批评这种广泛建立人际弱链接的行为，称这种为积累社会资本的社交为“虚情假意”、“跪舔”等。我个人认为能说出这种话的人，一半是出于嫉恨。其实任何社交都是双向的资源交换，你弱贴你的人少，你强贴你的人多，岂不是很合情合理的社会法则？以这一现象论证人心虚伪的成功人士，通常对人际交往时的强链接、弱链接之别认识不够充分。“别看我平时朋友那么多，真遭遇重大挫折时，有几个愿意关心我呢？”这句常听到的怨言放在一个强弱链接分明的社会学思维框架里去看，于是就显得异常肤浅。

事实上，社会学家Ronald S. Burt在Brokerage and Closure一书中介绍道，大多有成效的资源交换都是通过人际弱链接，而非强链接产生的。为什么？因为关系属于强链接的两个人往往有大量的交集，你朋友就是我朋友，最后大家都是好朋友，由此逐渐形成封闭的人际圈子。而圈子这一社交概念，其最大特点就是高频度资源共享，导致一个圈子内大家能互相提供的很快就全提供过一遍了，于是达到资源交换的上限，很难快速擦出新的火花来。这种情况下，一旦圈子内某位成员产生了其余圈内成员无法满足的社交需求，成员们所拥有的圈外弱链接的价值就凸显出来了：“虽然我不能帮你，但有个以前和我一起上过暑校的同学好像能帮到你，我去问问他看。”于是乎，弱链接在两个封闭社交圈子间创造了资源传导的新桥梁，也同时提高了两个圈子资源整合的上限。

统而言之，朋友是要多交的，而即便是弱链接的朋友也要真诚对待。以上是近期读过的一些社会学文献的再整理。

2017.3.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