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占美，杨 文

（山东英才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述评

宋占美，杨 文

（山东英才学院 学前教育学院，山东 济南 250104）

文章论述与评价了当前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儿童问题行为是儿童特征（例如语言功能、社会技能、依附状态、认知能力，性别等）、父母特征（惩罚、母亲焦虑、抑郁等）以及（与贫困有关的）社会人口风险因素（种族、家庭不稳定、家庭冲突等）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处境不利儿童的行为问题主要是由贫困引起的，对这些问题的早期发现与研究是很有必要的。倡导对不同文化语言背景家庭的儿童的问题行为的研究，并对这些儿童综合而实际的预防与干预。

处境不利儿童；儿童特征；父母特征；风险因素

处境不利儿童（disadvantaged children）是指处于经济状况、社会地位、权益保护、竞争能力等方面相对困难。处于不利境地的生存和发展状态中的儿童。目前，约有3%－6%的幼儿存在着普遍的行为问题（Achenbach＆Edelbrock，1981）[1]，而出现行为问题的学前儿童很可能导致未来出现更严重的行为问题、社会技能缺陷以及学习困难。实验研究表明儿童期的同伴拒绝与童年早期出现的行为问题有关，并会在青少年期导致更加严重的问题。Qi＆Kaiser（2003）根据对教育学与心理学数据库的系统搜索发现与行为问题有关的风险因素包括儿童特征、父母特征以及社会经济特征，当这些特征一起出现时便会导致处境不利儿童的行为问题高发。[2]Sameroff＆Chandler（1975）关于发展的相互作用模型认为，儿童发展是儿童特征、父母特征以及环境影响之间动态相互作用的结果[3]。Qi＆Kaiser进一步扩展了这一模型，认为儿童问题行为是儿童特征、父母特征以及社会人口风险因素之间相互作用的结果。

一、儿童特征

儿童特征包括依附、气质性格、认知发展、语言能力、社会技能以及性别。

（一）依附

一般地讲，在高风险样本中婴儿缺乏依附安全与后来的外化问题行为有关。Shaw et al（1996）的研究表明婴儿在12个月时无组织依附分类可以预测5岁时的攻击行为。[4]另外，12个月的婴儿具有无组织的依附状态，他们的母亲很难在第二年发现这些状态，这些婴儿与只有一种风险因素的婴儿相比表现出更高的攻击问题。

（二）气质性格

Keenan et al（1998）的一项纵向气质研究结果表明对于女孩，12个月和18个月的坏脾气差异地相关于其36个月时存在的内化问题行为；对于男孩，18个月和24个月的坏脾气差异地相关于其36个月时存在的内化问题行为。[5]对于外化问题行为，24个月的女婴的不依从预测了其36个月时的外化问题行为，24个月的男婴的早期攻击性预测了其后来的外化问题行为。Harden et al（2000）研究了155名开端学校儿童，结果发现儿童气质的一些具体方面（情绪、注意、镇定、不良调节）相关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也就是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与负面情绪存在着显著正相关，外化问题行为与注意以及镇定之间存在着显著负相关，情绪不良调节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以及内化问题行为存在着显著相关。[6]

（三）早产

始于婴儿期的一些预测研究探讨了一些生理风险因素，这些研究将早产出生与较高的学前问题行为联系起来。Rose et al（1992）的研究结果发现50%的早产学前儿童在3岁时具有显著的问题行为，在6岁时继续表现出高水平的问题行为。[7]Duncan et al（1994）使用纵向研究数据探讨了经济剥夺与儿童发展之间关系，结果表明早产（出生的体重小）可以显著地预测滞后的IQ但是不能预测问题行为。[8]

（四）认知

研究者探讨了处境不利学前儿童问题行为的认知相关因素，结果表明这些儿童常常具有较低的IQ。Lavigne et al．（1996）的研究发现儿童较低的IQ显著地相关于较高水平的行为问题。[9]Owens et al研究处于风险的18－72个月的男孩，发现较高水平的儿童智力可以最好地预测入学后较低水平的外化问题行为。[10]IQ解释了儿童行为的显著变异与风险类型或者行为问题形式无关。半年以后教师们发现当控制了SES以及其他社会家庭风险时，5岁半儿童的较高智力分数预测了更好的课堂行为以及较少的心理病理症状。

（五）语言发展

学前儿童行为问题的相关研究也探讨了语言能力。语言困难是儿童外化问题行为的共同特征，语言滞后导致学前儿童产生行为问题的风险的增多（Beitchman et al．，2001）。[11]根据教师的报告，Fagan＆Iglesias探讨了65名父亲与其开端学校孩子的交际交互作用，也探讨了在上学早期与晚期父亲与孩子的交际技能与孩子问题行为之间的关系，结果发现在入学之初具有较好语言技能的儿童会在学年最后具有较少的行为问题。[12]Kaiser et al（2000）发现与没有问题行为的男孩相比，具有问题行为的男孩更可能具有更低的语言分数。[13]对于女孩，这个研究没有发现高水平问题行为与低语言能力之间存在着差异。

（六）社会技能

研究表明，行为问题与缺乏社会技能有关，Bain＆Pelletier（1999）通过对96名开端学校儿童的研究发现，正常发展的儿童具有良好的社会技能、没有明显的捣乱行为以及能够主动帮助他人。[14]Harden et al（2000）的纵向研究探讨了具有高水平外化问题行为的一组儿童，结果发现在教师评定社会能力与教师评定三种行为问题（敌意－攻击，焦虑－恐惧，活动亢进－注意分散）之间出现了显著关系。[6]Kaiser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具有较高CBCL得分的儿童具有较低的社会技能。对于男孩与女孩，社会技能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相关，而外化问题行为与社会技能之间不存在显著相关。[13]

（七）同伴相互作用

Olson（1992）在开端学校观察了60名4－5岁儿童，探讨了成人评定问题行为和儿童与同伴相互作用之间的关系。[15]其研究结果发现在学前始末，目标儿童的负面挑衅行为相关于同伴与教师度量的拒绝行为问题。不适应同伴的儿童比其他儿童更容易发起攻击性的社会交流包括以身体和语言攻击他人、抢东西以及撕碎玩具或者猛掷玩具。

（八）性别差异

Kazdin（1995）和Campbell（1995）的研究都表明男孩比女孩具有较高水平的问题行为，也就是说男孩比女孩具有更多的外化问题行为，具有更多的问题行为以及更多的攻击性破坏行为。[16][17]但是Duncan et al（1994），Lavigne et al（1996）和Kaiser et al（2000）的研究发现关于内化问题行为男孩和女孩没有显著性别差异。而Spieker et al（1999）的研究表明男孩比女孩表现出较高水平的破坏行为。[18]Eiden（1999）在高风险低收入的61名少数民族儿童的研究中，从父母CBCL报告中发现，女孩比男孩具有较高的行为问题得分。[19]

这些结果表明在学前时期儿童特征与行为问题之间存在着预测关系。行为问题与语言滞后之间关系以及行为问题与性别之间关系的一些研究结果都是不一致，低语言能力是否会一致地预测行为问题以及早期行为问题是否存在着显著差异，这些问题目前还没有解决。

二、父母特征

Stormont（1998）的研究表明父母特征（父母紧张、母亲抑郁、严厉）与儿童行为问题有关。[20]与没有问题行为的儿童父母相比，具有问题行为的儿童父母更可能由于日常琐事困扰而抑郁紧张以及更可能使用严厉的策略。紧张的家庭生活事件，如离婚与母亲抑郁、母亲较高评定幼儿的行为问题有关（Fergusson et al，1984）。[21]

（一）父母焦虑

具有行为问题的儿童的母亲体验了更多的焦虑生活事件（Beautrais et al，1982），母亲焦虑显著地相关于较高水平的儿童行为问题（Gross et al，1999）。[22]Leadbeater et al．（1994）和（Shaw et al，1998）的研究表明，父母焦虑可以预测幼儿的行为问题。但Lequerica＆Hermosa（1995）发现少数民族处境不利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以及行为总分并没有显著地相关于焦虑的家庭生活事件，这是小概率事件但是非常重要。总之，焦虑的生活事件常常与贫困有关，会影响孩子的父母也会间接地影响孩子的行为。

（二）母亲抑郁

Black et a（l 2002）和Harden et a（l2000）的研究表明，体验了虐待以及母亲具有抑郁症状的儿童，在CBCL外化子量表上获得了最高分，没有体验风险的儿童获得了最低分。负面感知自己搭档关系特征的母亲更可能出现抑郁症状，更多地提出自己孩子的外化问题行为与内化问题行为。这些研究者在另一项纵向研究中发现外化问题行为最多的儿童生活在三代同堂（奶奶－妈妈－孩子）的家庭里。与此相反的研究结论是对于少数民族儿童，外化问题行为、内化问题行为以及全部问题行为的分数并不显著地相关于母亲抑郁（Lequerica＆Hermosa，1995）。

（三）母亲教育

一般地讲，与中等社会经济状态背景的儿童相比，低社会经济状态背景的儿童的母亲具有较低的教育水平。Duncan et al（1994）的研究发现，接受较多的学校教育非常显著地正相关于儿童的外化问题行为与内化问题行为。[8]

（四）低社会支持

家庭成员的社会支持与儿童的内化问题行为、外化问题行为以及共现的外化与内化问题行为呈现负相关。Leadbeater et al（1994）发现与母亲一起生活以及接受了较高水平情绪支持的青少年具有较少的儿童行为问题。Shaw et al（1998）发现，1．5岁儿童的社会支持负面地相关于其3．5岁时的外化与内化问题行为；2岁儿童的社会支持负面地相关于其3．5岁时的内化问题行为。

（五）严厉惩罚

除了探讨儿童行为问题与父母心理病理问题之间相关之外，许多研究者还将母亲的惩罚风格作为相关因素进行研究。许多证据表明，学前时期父母的严厉惩罚显著地预测了随后几年的儿童攻击行为，而且母亲使用一些负面控制策略的儿童具有更多的破坏性行为问题。基于少数民族母亲报告的CBCL分数表明，外化问题行为分数显著地相关于使用训斥以及打耳光（Spieker et al，1999）。与欧美儿童的母亲相比，非裔美国儿童的母亲更加显著地相关于过度反应的惩罚策略或至少相关于放纵的惩罚（Gross et al，1999）。[23]

总之，这些研究结果一致表明处境不利儿童在学前时期具有更多的行为问题。由于家庭支持可以改善儿童的问题行为，所以在少数民族小样本中呈现支持系统会解释焦虑家庭事件、母亲抑郁以及行为问题之间的联系。值得注意的是母亲抑郁也相关于感知与评定儿童行为的负面偏向，与独立于儿童的观察者相比，抑郁的母亲趋向于报告较高水平的儿童问题行为。

三、社会人口学风险因素

社会家庭环境也影响儿童的发展，生活在贫困家庭中的儿童倾向于表现更多的行为问题。少数民族地位、国内暴力、家庭不稳定以及其他风险因素一起负面地影响着家庭中以及学校中的儿童（Duncan et al，1994）。

（一）种族

研究者发现行为问题与种族显著相关。Leadbeater et al（1994）根据父母报告发现，与欧美母亲的男孩相比，非裔美国母亲的男孩具有更多的行为问题；与非裔美国母亲的女孩相比，欧美母亲的女孩具有更多的行为问题。Gross et al（1999）发现拉丁美洲的父母比非裔美国父母更容易将自己及其孩子评定为更麻烦、更笨拙、更认真以及具有更多的行为问题，而且日常琐事焦虑、抑郁程度更深，更可能使用气愤与强制的惩罚策略，具有较低的父母教养自我功效。

（二）家庭不稳定

家庭不稳定因素包括居住迁移、亲密保姆关系的变化以及最近负面生活事件。Ackerman et al（1999）研究结果发现家庭不稳定与内化问题行为和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在儿童6岁时家庭不稳定与内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共现关系。男孩比女孩更容易受到当前家庭不稳定因素的影响。Dawkins et al（1995）发现与单身的未结婚的儿童相比，父母离婚的儿童获得较高行为问题分数。

（三）家庭冲突

家庭环境也相关于儿童行为问题。Dawkins et al（1995）发现家庭冲突负面地影响了儿童的行为。Harden et al（2000）也发现了类似的结果：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与家庭冲突正相关。

（四）社区暴力

Linares et al（2001）和Harden et al（2000）发现社区暴力、母亲焦虑以及早期儿童行为问题具有显著相关，尤其是较低社会经济地位的母亲和接受公众救助的母亲。Randolph et al（2000）探讨了性别在社区暴力与行为问题之间关系，结果发现在居住于暴力社区的儿童中男孩比女孩具有严重的内化问题行为，而女孩比男孩具有严重的外化问题行为。

总之，处境不利儿童行为问题与高水平的家庭焦虑和社会家庭风险因素有关，也就是说家庭冲突、婚姻失调、家庭不稳定、负面的父母教养风格以及社区暴力都可以预测未来儿童的问题行为。与经济不利相关的许多风险在早期的行为问题中已经表明，这很有可能是贯穿一生的情况。因此，在学前时期早期甄别与发现儿童的问题行为非常重要，当儿童进入学校之后早期的干预会防止问题出现。[24]

四、讨论与评价

处于贫困的学前儿童比处于较高社会经济地位的学前儿童具有更大的风险产生行为问题。虽然报告的普及率存在着差异，但是与总体上会出现行为问题的3%－6%儿童相比，处于低社会经济地位的大约30%儿童出现了行为问题。这强烈地表明了需要甄别与干扰计划以及需要加强早期干预对高风险儿童影响的研究。上述研究结果表明，儿童、父母以及社会经济特征会让处境不利学前儿童产生与承受行为问题，但是没有研究直接探讨它们的相互作用。

1．方法学问题

综上所述我们发现，当前许多研究使用了评估、多位信息者评价、详细描述人口信息以及年龄范围比较狭窄的被试者的明确标准。所有的研究包括了具有良好信度效度的行为评定量表，有些研究包括的信息源于许多方法（行为评定，观察）、许多来源（父母、教师、研究者）以及许多背景（家庭，学校）评估儿童行为以便产生可靠的诊断，有些研究使用了观察法发现了可以接受的观察者一致度与效度。上述许多研究完全依赖于行为评定量表以及信息提供者的会谈来评估行为，将评估儿童行为依赖于单一度量指标的一些研究更可能嵌入了偏向，而且信息提供者的特征非常相关于估计普及的儿童行为问题。使用独立的观察者与可靠的观察方法可以提供高风险幼儿行为的客观和精确程度。

使用观察法作为唯一度量指标存在的问题是用于表明行为状态的一些标准，特别是当用于增加标准化评定量表的信度时，这些研究一开始都没有形成次数和时间的标准来说明问题行为，但是研究者都利用行为观察比率和报告度量指标的分数来说明不同信息提供者的一致性。

在行为观察与行为报告之间形成对应关系也具有一定的限制性，因为评定量表仅仅提供了问题行为呈现的信息，例如许多行为评定量表计分时使用了“很少”“有时”或者“通常”的词汇，这些“锚点”的功能定义留给了信息提供者来解释。在行为评定量表上计分为“通常”的儿童也许会表现出不同的次数与类型，在结果度量指标上就会获得相同的分数。另外，研究者在不同的研究中对于相当不同的一些“锚点”使用了不同的行为评定量表，各种不同的评定量表度量相当不同的行为概念，每个概念又包括了许多不同的项目。

在这个领域方法学影响了具体的结果。首先，比较不同研究的行为问题发生率就是一个难题，因为行为问题的比率随着用于研究的方法不同而变化。其次，许多研究用于表明问题行为水平的标准不一样，有的研究使用1SD或者2SD，有的研究则使用用于临床水平的或者子临床水平的问题。第三，父母和教师报告儿童行为问题的一致度很低（Cai et al，2003）。母亲比教师报告了更多的行为问题。第四，目前还没有评估体现在标准化行为报告中的文化偏向与文化合适性。第五，在信息提供者报告或者观察研究中还没有分析背景效应。目前需要在家庭与学校进行更多的观察研究来直接评估与行为观察共现的背景以便补充教师与父母的报告，增加这些观察的可靠程度。

2．未来研究趋向

期望研究者与特殊教育专家编制有效用的处境不利儿童的甄别工具，特别是编制适用于少数民族儿童的一些工具，这些工具必须是无文化偏向的、可以合适甄别与诊断行为的观察系统。已有的工具必须重新检验，新编制的工具与标准必须再精炼，因为儿童源于不同的文化与语言背景（Lopez et al，2000）。纵向研究检验儿童出现行为问题的长时间过程，应该包括儿童、家庭、以及社会人口因素，这些因素与儿童行为结果有关。性别、儿童脾气、父母教养技能应该作为风险因素与保护因素来进行研究。纵向研究也应提供机会来探讨共现的语言问题、行为问题以及社会技能问题，这些问题会影响儿童的不良发展结果。

未来研究除了使用行为评定量表之外还要使用观察方法来探讨处于高风险的、处境不利学前儿童的行为问题，以便描述具体的行为从而进行干预以及评估干预的效果，需要获得家庭与学校的正常范围问题行为的数据，还应该提出符合信息提供者的度量指标的观察策略。另外，将观察的问题行为与环境的显著特征联系起来的研究也有助于严格的儿童行为观察。

对于因为贫困导致行为问题风险增加的学前儿童必须进行预防工作。在学前时期发现存在高风险儿童时，应该进行有效而合适的干预以便防止以后进一步出现行为问题与学业问题，这样的干预应包括提供更加有趣的支持性的家庭与学校环境以及增加儿童的语言发展与社会技能。干预要增加父母与儿童之间积极的相互作用，包括改变父母的严厉惩罚方式、增加孩子与其父亲的交流时间。对儿童的其他支持需要公众政策的改变以及更大规模的环境干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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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校：黄晓伟］

G61

A

1002－3240（2017）05－0129－06

2017-03-11

本文系国家社会科学基金“十三五”规划2016年度教育学一般课题“基于多模态信息技术的留守儿童发展评估和教育促进研究”（课题批准号：BHA160085）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宋占美（1976－），山东东营人，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杨文（1960－），山东济南人，山东英才学院学前教育学院教授，硕士生导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