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院，陕西 西安 561000）

关学史著作之演变：以《关学编》为中心

李敬峰

（陕西师范大学 哲学院，陕西 西安 561000）

朱熹开启理学史上编纂学派道统著作的先例，后世学者延承此例，至明代中后期蔚然成风。冯从吾作为明代复振关学的重要学者，首撰《关学编》以彰关学道统，清代王心敬、李元春和贺瑞麟相继作《关学续编》扩展和增容关学史，至清末民初张骥作集大成之作《关学宗传》，形成以事迹、思想、著作和按语为框架的编写体例，使关学史趋于丰富和完善。他们所勾勒的关学发展脉络以及辑录的文献资料，对于推进关学的深入研究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对比分析这些不同时期的关学史著作，有助于透视和折射关学的演变和发展。

关学史；《关学编》；演变

关学是由张载始创，并在与不同时期思想流派的交流、融通中动态地发展的与张载学脉相承之关中理学。从宋代直至清末民初，在八百余年的时间跨度中，关学历经北宋的酝酿与开创、南宋金元的变革与低沉、明代的变异与中兴、清代的延续与总结，最终在清末民初牛兆濂那里终结。对于绵延八百余年的关学史，自明代关学大儒冯从吾编纂《关学编》进行系统的梳理和研究，后世学者在其基础补修不辍，形成五部关学史著作。然当今学界尚无对其进行系统性的研究，只是将其作为工具书视之，且多集中在冯从吾的《关学编》。因此，对比分析关学史上的五部著作，详剖各自特色，比较分歧差异，揭示演变轨迹，从而透视和折射关学在不同时期的演进路径和时代特征。

一、开山之作：冯从吾的《关学编》

冯从吾（1557－1627），字仲好，号少墟，陕西西安人，为关学在明代复振的重要传人，亦是明代哲学史上举足轻重的学者，被誉为“关西夫子”。李二曲评其道：“关学一派，张子开先，泾野接武，至先生（少墟）而集其成，宗风赖以大振。”[1]李氏认为冯从吾是关学得集大成者，门派学风赖其而重振。是时学界，编纂学派道统谱系蔚然成风①明代中后期的学界，理学与心学之争已成水火，且地域性学派遍地开花，在卫护道统和发扬地域学统信念的支持下，学者或编道统，或续编道统，如周汝登的《理学宗传》、朱衡的《道南源委》、程瞳的《新安学系录》、宋端仪的《考亭渊源录》、刘元卿的《诸儒学案》、黄宗羲的《宋元学案》和《明儒学案》等。，冯从吾以道自担，发凡起例，探隐索迹，立志为发源于关中地区的张载关学编写关学的道统谱系，他说：

我关中自古称理学之邦，文、武、周公不可尚已，有宋横渠张先生崛起郿邑，倡明斯学，皋比勇撤，圣道中天……迨我皇明，益隆斯道，化理熙洽，真儒辈出……余不肖，私淑有日，顷山中无事，取诸君子行实，僭为纂次，题曰“关学编”，聊以识吾关中理学之大略云。[2]

冯从吾认为关中自古就是理学之邦，文、武、周公起于关中，学术德行不可逾越，张载接续圣学，倡明此道，至明朝，此道日隆，大家辈出，然这段学术史零碎无传，故他择取诸儒之行事，编类成书，以使人识关中理学之源流。经数年之努力，冯从吾终在万历三十四年（1606年）编成《关学编》，是编特色鲜明：

1．只收录理学人物。冯从吾明确其收录范围，他说：“是编专为理学辑，故历代名臣不敢泛入”[2]，也就是此书对于名臣一概不取。同时也“不载独行，不载文词，不载气节，不载隐逸，而独载理学诸先生。”[2]且将关学源头追溯至孔门弟子：子南、子思、子从、子明四人。因四人资料不全，故只列小传于前，然后直接从张载开始编纂。

2．以时代为序编纂。为防止古今混淆，冯从吾按照宋、金、元、明的时代顺序编列学者。

3．以地选人，摈弃门户之见。冯从吾在择取人物上，采取地域为标准，只要是陕西籍的理学学者皆在其考虑之内，他认为学者虽门户不同，但“一脉相承，千古若契，其不诡于吾孔氏之道则一也”[2]，他收录阳明弟子南大吉便是明证。

4．只取盖棺定论之言。在资料择取上，他认为宋、元诸儒有史传可考，没有妄论，稍加编纂即可，而本朝儒者，则多妄论，文章之工，拙不可提，故对于本朝儒者只录其盖棺定论之言（只录已逝之人），不知者宁缺毋滥。

5．在人物选择上，不论升沉、不计尊卑，凡符合条件之学者，无不载焉。由此可见，在编纂原则上，冯从吾既有对以往学者的承继，更有创新。尤其是其在资料择取上的严格审慎态度，对后世影响深远。在编纂体例上，他首先置陕西籍的孔门四弟子于前，卷一录宋代张载、张戬、吕大临、吕大钧、吕大忠、苏炳、范育、侯师圣和刘愿；卷二录金代杨天德；元代杨奂、杨恭懿、萧维斗、同恕、韩择、侯均、五居仁、程瑁；卷三录明代段坚、张杰、周蕙、张鼎、李锦、薛敬之、王承裕；卷四录明代吕柟、马理、韩邦奇、南大吉、杨爵、吕潜、郭虢、王之士，共收录33位关中理学家，另外10人附小传。在为每个学者编纂之时，以事迹、思想、著作为框架，体系显明，内容清晰，易为学者把握。

作为勾勒关中理学道统的第一部著作，冯从吾的《关学编》受到后世学者的推崇，张舜典说：“书成，人无不乐传之。然则，是学也，是何学也？果何学也？诵是编而印诸其心”[2]，以此可见《关学编》的地位与价值。也正因此，后世学者对此不断补修，使其臻于完善。冯从吾的《关学编》虽有瑕疵之处，但作为一种尝试，其价值不可小觑。

二、创新之作：王心敬的《关学续编》

最早对冯从吾的《关学编》进行补修的是清初关中大儒李二曲的高弟王心敬。王心敬（1656－1738），字豕缉，学者称丰川先生，陕西户县人，一生志在关学，著述丰富。对于冯从吾的《关学编》，他论道：

关学有编，创自前代冯少墟先生。其编虽首冠孔门四子，实始宋之横渠，终明之秦关，皆关中产也。自秦关迄今且百年，代移世易，中间传记缺然，后之征文献者，将无所取证，心敬窃有惧焉，乃忘其固陋，去自少墟至今，搜罗闻见，辑而编之。既复自念，编关学者，编关中道统之脉络也……编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圣于孔门四子之前，并编伯起杨子于四子之后，合诸少墟原编，以年代为编次焉。盖愚见以为，必如是而后关学之源流初终，条贯秩然耳。[2]

在此自序中，可以看出王心敬编纂的动机和缘由，一方面是冯从吾的《关学编》编纂的不够全面；另一方面时过境迁，自明末儒者王秦关之后的这段关学史未曾梳理，故须重新编纂。除了遵循冯从吾以年代为编写次序的原则外，王心敬的《关学续编》较之《关学编》有以下相异之处：

1．增列道统人物。王心敬在冯从吾首卷的孔门四子之前又加上秦地的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六位圣人。冯从吾之所以不取此，乃在于他认为“文、武、周公不可尚已”[2]，也就是说文武周公四人地位崇高，世人不可逾越，无法尚习，故不取。另一方面，则在孔门四子之后加汉代董仲舒、杨震；明朝加冯从吾、单允昌等六人，又附以周传诵、党还醇、白希彩、刘波、王侣诸人；清代则断自李二曲及其弟子。可见，在篇幅上，王心敬的《关学续编》比冯从吾的《关学编》多出20余人。

2．分级排列。冯从吾的《关学编》采取的是不分尊卑高下，同等视之，而王心敬则推崇周敦颐的“士希贤，贤希圣，圣希天”[3]的人格层级，故以此来判别关学道统人物，他将伏羲、泰伯、仲雍、文、武、周公等六人之卷标目为“圣”；将孔门四子之卷标目为“贤”；而将自汉以后的学者则统称为“儒”。

3．地域标准宽泛。冯从吾严格按照以地选人的标准，非关中籍不列，而王心敬则采取相当宽泛的标准，将仅是死后葬在陕西的董仲舒（河北衡水人）亦收录进去。

4．增加按语、创新体例。冯从吾的《关学编》只是按照事迹、思想和著作的体例编纂人物传记，不加评论，而王心敬的《关学续编》则在人物篇后详加按语，点评事迹、褒贬人物。

可以看出，王心敬的《关学续编》较之《关学编》有诸多突破和发展之处，在经过明代中后期编纂道统著作之风盛行之后，王心敬可以站在更高的角度吸取和借鉴以往学者的经验，在编写体例上进行发展和创新。

三、增益之作：李元春的《关学续编》

李元春（1769－1854），陕西朝邑（今属渭南市）人，字仲仁，又字又育，号时斋。著述丰富，主要有《四书简题课解》、《诸经绪说》、《经传摭余》、《春秋三传注疏说》、《诸史闲论》、《诸子杂断》、《诸集拣批》、《群书摘旨》、《读书搜纂》、《图书拣要》、《拾雅》、《数记典故》、《左氏兵法》、《纲目大战录》等数百卷。李元春首先高度评价冯从吾的《关学编》，他说：“《关学编》，冯少墟先生所辑，以章吾关学，即以振吾关学者也”[2]，李元春认为冯从吾作《关学编》意在彰显关学道统和复振关学。李元春自述其续编缘由：

此编人皆知之，而后学或未能尽见。予不敏，未能自振，顾恒欲人之胥振于正学，往与同志订《文庙备考》一书，邑中雷氏刻之，思此编亦不可不家置一册，因与及门共订补入七人，续入十二人。[2]

吾邑赵廷璧先生尝刻之（《关学编》），而学师中卫刘先生得炯即以少墟补入，又入吾邑王仲复先生，意皆勤矣。[2]

李元春认为冯从吾此编人尽皆知，恐后学不能见，也为振兴正学之故，与门人共修此编，订补七人，续入十二人。李元春始终未提及王心敬的《关学续编》，这可能与其未见到此书有关，如果见到，必定不会只说刘得炯将冯从吾补入，而这早在清初王心敬的《关学续编》中已经收录，亦不会在周勉斋已经补入王心敬传之后，再另写王心敬传，造成重复。可见，李元春的《关学续编》是在冯从吾《关学编》的基础上直接修订，而非在王心敬的《关学续编》上改订。李元春的编纂原则较之冯从吾、王心敬更为宽泛，他说到：

圣门弟子材不一科，品不一等，圣人有予有斥，有未及论列，而既以圣人为师，承其传者，皆不可谓非圣人之学也。此编有待补入，少墟固自言之矣。[2]

李元春认为圣门弟子材质不一，品节不同，圣人有赞有贬，更有未列之弟子，既然这些弟子都以圣人为师，传承圣人，就不能说不是圣人之学。何况此编有待补入，是冯从吾本人早就说过的。李元春在此为自己补修此书之缘由追溯到创作者本人，之所以如此，乃是有人以为他修此书“将有僭妄之议”[2]，故不得不辩。以此宽泛之则，他将学人遗忘的张载门人游师雄补入其内，并详述道：

游师雄，受业横渠，载之《宋史》，学术几为事功掩，然事功孰不自学术来，此疑少墟之所遗也。他若在少墟前者，或未及盖棺，或与少墟同事同学及诸门人，少墟所不能入。[2]

李元春认为以往学者因游师雄事功杰出之故，不将其列入关学道统之内，殊不知事功皆由学术而来，因此他怀疑是冯少吾遗之。如果他在冯从吾前面，或未到盖棺之时，或与其同辈，冯从吾皆不会列入道统，这里他再次重申冯从吾的编纂原则，也可反衬出李元春裁断标准之宽泛，在这种标准之下，李元春又增加明代刘玺、刘儒、刘子诚、温予知、温日知、张国祥、赵应震、盛以弘、杨复亨等人，清代则增王茂麟、王建常、王宏度、谭建蕴、王宏学、王心敬、马域士、孙景烈和王巡泰等人。

除在裁断标准上更趋于宽泛之外，李元春《关学续编》较之冯从吾的《关学编》除了在人物上有所增加之外，其他并无有相异、突破之处，较之王心敬的《关学续编》，李元春的《关学续编》没有加按语，所加人物亦没有王心敬丰富。当然，我们不能因此判断孰优孰劣，他们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对《关学编》的增补。

四、绍述之作：贺瑞麟《关学续编》

贺瑞麟（1824－1893）是李元春高弟，字角生，号复斋、中阿山人、清末著名理学家、教育家、书法家。与山西芮城薛于瑛（仁斋）、朝邑杨树椿（损斋）并称“关中三学正”。贺瑞麟论道：

关学之编自冯少墟先生始，厥后王丰川有续，李桐阁有续。丰川、桐阁皆以关学自任，其编关学也，与少墟同一振兴关学之心，其人为不愧少墟之人，其书亦为不愧少墟之书。麟虽有志关学，而实于少墟、丰川、桐阁诸先生无能为役。惟尝于学关学之人如刘柏容以下七人，久爱之慕之，口诵而手录之，置诸案头，私自取法，以为择善思齐之资而已，非敢云续关学也。然七人者，固关学之续也。[2]

贺瑞麟高度评价冯从吾的《关学编》以及王心敬和李元春对其的续编之功。他自述其虽有志关学，却遗憾无法效劳于冯从吾、王心敬和李元春左右，故于1893年编写《关学续编》，将其爱慕之刘柏容、王逊功、李元春、杨树椿、史复斋、郑冶亭和张萝谷七人补入《关学编》。贺瑞麟的《关学续编》是在其师李元春的基础上增补的，其最大特点就是以“宗程朱之学”为标准择取，他与其师皆朱子学羽翼，李元春明确说：“予之学，朱子之学也”[4]，贺瑞麟亦说：“窃谓千古学术，孔孟程朱已立定铁案，吾辈只随他脚下盘旋，方不错走了路。”[5]正是师徒二人对朱子学的恪守，贺瑞麟所择七人皆为宗朱子学者。由此可见，关学发展至贺瑞麟，已背离冯从吾不择门户之宗旨，呈现出固守门户之见的趋势。

需要指出的是，贺瑞麟作《关学续编》的缘由除了本身志向关学外，另一外因乃是受柏景伟所托，柏景伟（1831－1889），字子俊，学名沣西先生，陕西西安人。柏景伟有意续补《关学编》，但因病困扰，故请贺瑞麟接手此任。柏景伟虽没有为之续，但却积极刊印，并对三人之书评价道：

丰川（王心敬）编，远及羲、文、周公，下及关西夫而下，非恭定（冯从吾）所编例，去之……盖统程、朱、陆、王而一之，集关学之大成者，则冯恭定公也。于是，二曲、丰川超卓特立，而说近陆王；桐阁博大刚毅，而确守程朱。今刊恭定所编关学，即继以二家之续，盖皆导源于恭定，而不能出其范围者也。因刊恭定所编关学，而并及丰川、桐阁、复斋之续，凡以恭定之学为吾乡人期也。[2]

柏景伟首先认为王心敬的《关学续编》违背冯从吾的编写体例，故在刊印中将其增加的道统人物一概删除。他认为冯从吾是综合程朱、陆王的，李二曲、王心敬之学则近陆王，李元春则恪守程朱之学，且认为几家之说皆没有突破冯从吾所定之规模。可见，柏景伟实际是以冯从吾的学术体系为裁断标准，但这种可以维护则容易忽视其他学者的贡献。从学术史的演变来看，王心敬、李元春的《关学续编》对冯从吾是有推进和突破之处的，并非不出冯从吾之规模。

五、集大成之作：张骥的《关学宗传》

张骥，字先识，虽为四川成都人，但常年寓居关中，推崇关学，广搜材料，查阅一千三百余种书，于“民国”十年（1921）撰成皇皇巨著《关学宗传》。他叙述作书动机道：

长安冯少墟先生旧辑关学编四卷，朝邑李氏、三原贺氏各有增益，蔚然可观。第诸儒学说都付阙如，后学问津茫无把握，关学之奥义未窥，邹鲁之渊源何接？又卷帙寥寥，搜罗未广，小子惧焉，爰仿周海门《圣学宗传》、孙夏峯《理学宗传》之例，辑横渠以来至于澧西、古愚，计如干人。本传为经，学说为纬，立传则以本事为凭，录语则以全书为据，俾关中学者于兹取裁，亦在关言关之意云尔。若濂、洛、新安，则遗书具在，源流别有可寻，不在本编范围之内也。茫茫绝緖，继续何人？吾寓关中，留心关学。以余所见，三水萧筱梅，坚苦卓绝似二曲，临潼郭希仁，明体达用类古愚。而所闻则有高陵白悟斋，蓝田牛梦周，恪守西麓之传，皆关学之晨星硕果然。窃不知此外尚有人焉否也？阳明子曰：“关中自古多豪杰”，其忠信沈毅之质，明达英伟之器，吾见亦多，安知不更有牛、白、郭、萧之俦耶？关学之兴替，大道之存亡，将于是编卜之矣。[6]

在这篇短文中，张骥认为冯少墟作《关学编》，李元春、贺瑞麟各有增益，但后世学者多有缺损，且搜罗不备，后学无从下手，不去把握关学宗旨，如何接续关学道统，故张骥效仿周海门的《圣学宗传》和孙夏峰的《理学宗传》的编写体例，辑录宋张载至清末刘古愚若干人，述其行事之概，兼附著述、语录，以成此书。张骥编纂《关学宗传》较之以往学者著作的特点如下：

1．以理学为主流，但不排除名臣如石渠、吏行如湭西、文学如太青等人，因为在张骥看来，此数人皆学术深純粹然，儒者当与圣门四科之列，故收录进去。张骥这一原则显然违背冯从吾的宗旨，冯从吾特意排除名臣之流，而张骥则一概收入。

2．以地域为限。张骥说：“俾关中学者于兹取裁，亦在关言关之意云尔。”[6]张骥严格按照陕西籍收录，以地编人，外地学者即使宣讲关学，如横渠再传，吕大临弟子周行己、沈彬老，二人皆浙江人，因非关中人士，亦不收录。张骥在此则与冯从吾相同。

3．在编写次序上，首先撰写人物传记，如果人物有正史，则据史直书，无关学术者则不取；若正史无传或传而不详，则博采诸书，择优增补；其次则附人物学说，若人物有完整著述，则全书录入，如果本人著述不可考，或散见于其他各家，则采集录入，如果无法编采，则宁缺毋滥，它日搜集，再为增补。由此可见，张骥态度之审慎。

4．不立宗派门户。张骥说：“是编不立宗派，节取众长，凡有关于身心性命、发明圣学者，得搜采之。”[6]张骥在人物择取上，不立门户之见，只要是发明心性之学的，皆搜集录入。从其收录的人物可以看出，他既收录学宗朱子的吕柟、冯少吾、亦收录倾向阳明学的南大吉兄弟，更不弃荟萃理学、心学的李二曲。

5．按语先加后删，力求客观。张骥在编写《关学宗传》时，认为诸儒学说，义理精微，但奥妙玄通，令人费解，故在《关学宗传》初稿中，他仿效全祖望的《宋元学案》之例，加上按语以便学者理解。后又感觉此举有强人认同之意，故一概删去，以使学者自己用心默认体会。

6．删除张载之前所有人物，新增二人。张骥采纳全祖望的观点，认为关学在张载之前，尚有申颜、侯可二人，故在编写《关学宗传》时，为审重之见，将其二人附在卷末，以求正于后人，可见审慎之态度。

7．重新编写人物传记。张骥的《关学宗传》并非是在前任基础上的续补，而是另起炉灶，搜集、查阅一千三百余种书，重新编写人物传记。这亦是张骥之作较之以往学者的最大特色。张骥的《关学宗传》共收录202人，在篇幅、内容上皆超过前任之作，为历代撰写关学史之最。

张骥的《关学宗传》在很大程度上承继冯从吾的谨慎、严格、细致的治学态度，汲取王心敬、李元春和贺瑞麟的编纂优点，终成为关学史上的集大成之作。

六、小结

自冯从吾开创为关学编纂道统史的先例以来，王心敬、李元春、贺瑞麟和张骥相继续编，使关学道统臻于丰富和完善。这些著作呈现出一些共同特征，首先，基本按照以地选人的标准择取人物，虽然在“地”的界定上，有所不同，但主流仍然是按照籍贯进行编选。其次，在编纂体例上，基本是以年代为序，按照事迹、思想、著作的框架进行编纂。又次，五部著作的总体趋势是不立门户之见，但凡从事理学（广义）研究，有志于身心性命之学的，皆在收录范围之内。最后，在资料择取上，皆体现出关学务实求真、兼取并包之学风，他们择取史料一方面取之正史，以求史料正确无误，另一方面扩大范围，广泛搜集，对比分析，力求材料可靠。总之，关学学者前仆后继的编纂关学道统史，使关学史日益丰富和完善，它反映和揭示理学在关中地区的演变和发展，它所呈现的关学发展脉络以及文献资料，对于把握关学源流，推进关学的深入研究是具有重要的价值和意义。

[1]李顒．二曲集（卷十七）答董郡伯[M]．北京：中华书局，1996．

[2]冯从吾．关学编（附续编）[M]．北京：中华书局，1987．

[3]周敦颐．周敦颐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0．

[4]李元春．四书心解序．（桐阁文钞）[M]．朝邑同义文会刻本，1884．

[5]贺瑞麟．答蒋少园[A]．清麓文集（卷七）[C]．刘转经堂，1899．

[6]张骥．关学宗传[M]．西安：陕西教育出版社，1921．

［责任编校：赵立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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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敬峰（1986－），河南洛阳人，陕西师范大学哲学系中国哲学教研室副教授，哲学流动站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