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朋

一场难以扭转世界杯预选赛出线格局的胜利，一场接近于全民狂欢的公共话题，一场媒体挖空心思春秋笔法的舆论建构……3月23日，中国男足在主场长沙1：0战胜同组对手韩国队，赢得2018俄罗斯世界杯亚洲区12强赛的第一场胜利。性情中人的长沙球迷甚至在赛后举着国旗小范围游行，大声唱起了歌曲《浏阳河》。一场足球比赛，如何成为喜遍神州的盛事？

赢了韩国还是韩国队？

3月23日，中国足球界其实有两件大事，一件大事当然是中国男足第一次在正式比赛中战胜韩国队（上一次是东亚杯四强赛），另一件大事是中国足协发布《中国足球协会2020行动计划》。从事件意义来讲，显然行动计划更为深远，但是中韩单场比赛的刺激性和轰动性，又显然盖过了这个行动纲领。所以，除了专业体育类媒体之外，其他媒体鲜有深入报道这一消息。

根据《中国足球协会2020行动计划》，足协方面并未对男足提出2018年世界杯的任何要求，而是在2020年提出了“力争参赛资格”。无论是从足协的要求角度来看，还是从目前国足在亚洲区12强赛的出线形势来看，一场比赛的胜利，似乎不足以造成如此轰动的效果、占据如此多的报纸的头版头条，覆盖如此多的电视台的播出时间。但是，比赛意义决定了这场比赛的非竞技地位——对手是韩国队。

此前，中国男足曾经30多年不胜韩国队，但这并未让中国球迷对韩国这个国家造成负面印象，反而中国男足历史性第一次在世界杯预选赛阶段战胜韩国队，中国球迷和中国媒体给予的重视程度远超单场比赛的意义，而且矛头均指向了韩国而非韩国球员。

比如，《重庆晨报》在比赛次日刊发的头版头条为，“@所有中国人，我们赢了韩国”，而且两篇稿件占据了整个头版；《重庆商报》的头版含有半版广告，但是把剩下的半版全部给予国足战胜韩国队的新闻，头条标题为“赢回尊严”；《武汉晨报》的头版配图，选择了以图片新闻形式体现国足的胜利喜讯，他们的标题为“解气”，而且这两个字着重使用大红底色、白色字体，效果颇为醒目。

为何一场足球比赛的胜利，会让部分媒体选择使用“尊严”“解气”之类带有鲜明情绪色彩的词汇？其实，《成都商报》的头版报道标题可以回答这个问题，“国足扬眉，一脚踢走‘恐韩症”。

值得玩味之处在于，很多报纸的标题在叙述中国队战胜的比赛对象时，均使用了“韩国”而非“韩国队”。个中差别，只可意会不可言传。尤其，在中韩两国存在重大地缘安全分歧的时刻，足球比赛的胜利，具有了别样的象征意义。

这，才是本场比赛的额外含义，更是如此众多媒体在赛后不惜笔墨、不惜版面予以宣传的深层原因。

培养立志必胜的傲慢情绪

《南方都市报》足球记者丰臻在赛后写道，“高洪波爱说我们最弱，里皮爱说我们最强。”足球比赛就是这样，如果甘拜下风，还不如不参加。

中国男足主帅里皮在赛前曾说，“中国队在亚洲范围内不应惧怕任何对手”。的确，亚洲足球以东亚区为最强，西亚区虽有伊朗这种强队，但是其实力在欧洲球队如德国队、法国队、西班牙队面前仍不堪一击，所以亚洲足球内部的实力差距，本不应该如此巨大的体现在国足身上。

令人印象深刻的是，中韩比赛的直播过程中，画面多次切换到韩国球迷落寞的表情，更给韩国队一名下场球员以面部特写镜头。这种镜头切换效果，在新闻传播学中即被称作“视觉语言”。镜头画面当然不会说话，而未出镜的足球评论员也没有点破画面的意境，但是任何观看到这一画面的观众，都可以自行感受到这一系列画面所营造出的“视觉语言”——中国队征服了韩国队。

在3月24日出版的《重庆日报》头版，该报为中国男足战胜韩国队配发了一张图片新闻，标题为“面对韩国，国足终于争了一口气”，其中前半句为肩题，后半句为主题。尤其，照片选取的比赛时刻为冯潇霆与韩国队19号球员发生身体冲撞的瞬间，照片冲击力十足。再联想标题内容，这张图片新闻一目了然地反映出谁是比赛胜者、谁是比赛失败者，而且彰显出中国男足球员的性格张力。

赛后还有另外一张照片流传较广，那是中国男足队长郑智在赛后扬起一面中国国旗准备披在肩上的瞬间。这张照片，具有多赢的情景建构——结合了国家符号、英雄肖像、性别彰显（雄性）、国族认同的混合体。

此类体育爱国主义照片的经典，是美联社在1984年洛杉矶奥运会上拍摄的弗洛伦斯·格里菲斯·乔依娜。后者曾在其15厘米长的指甲上涂上了美国国旗的图案，所以当乔依娜夺取200米银牌、披着美国国旗、伸出左手向观众示意的时刻，美联社记者抓住了这个强烈象征性的瞬间。

澳大利亚西悉尼大学文化与社会研究所教授大卫·罗（David Rowe）指出，“体育人的身体通过震撼人心的图片被仔细地观察，这些图片不仅通过动作的戏剧性，而且通过把图片化的身体与更广阔的社会议题及身份相联系来汲取力量。因此，体育图片中的身体总是被赋予更广阔的表征任务。”

中国男足球员既然享受了一次这种感觉，就要记住这种全民营造出来的“傲慢”，并且把它用在后面的世預赛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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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话背后的足球记者

在这场体育爱国主义场域的制造过程中，很多人都忘记了文字背后、镜头背后的足球记者。在这场体育神话的制造过程中，足球记者其实与场上球员处于同等重要的地位，电视镜头和报纸文字给球员戴上了“王冠”，不断确认着其英雄般的地位，完成了整个体育产业链和体育爱国主义的场域。

只是，体育记者的可悲之处在于，其重要性以“群体”为单位而体现，而球员的重要性以“个体”为单位而体现。这一点，恰恰决定了球员的薪资收入百倍于体育记者，且前者的职业美誉度无限大于后者的职业美誉度。简单来说，记者的“无冕之王”属于一个虚构的职业共同体，而球员的“有冕之王”属于在场上拼搏的每一位个体球员。

如果说，过去这些年，中国男足的声名一度狼藉，那么作为中国足球一部分的足球记者，则同样惨遭池鱼之殃，职业声誉同样直线下滑。足球记者具有一种职业矛盾——行业内部较有竞争力的薪资收入、自身面临的专业困境和职业污名、媒介受众的期待与鄙视，构成了这个行业的三大矛盾点。

对于一般正规媒体而言，体育记者是报社、电视台内部收入中等偏上的岗位，这令单位内部的其他部门忿忿不平。这一点并不仅仅存在于中国，而是世界范围内的常见现象，英语中甚至把媒体单位中的体育新闻部称为“新闻媒介的玩具部”。

但是，足球记者一方面写出了读者人数较广的报道，却较少被人尊重。英国著名作家、电影编剧尼克·霍恩比曾在其作品《极度狂热》中写道，“体育记者和空想的科林斯信奉者（热爱体育）就好像亚马逊印第安人一样，他们知道好多我们不知道的东西——不过从另一个角度看，他们知道的又太少了。”

的确，足球记者很难通过其“专业性”来确立其职业权威——拼足球技战术知识，足球记者肯定不如教练员和球员；拼写作技巧和语言运用，足球记者又难比职业作家。

正如一位党报足球记者在中韩之战后发出的感慨：“做纸媒体育记者真是太累了，不仅要像网站记者一样抢实效做客户端，又要像电视记者一样采访提问，等别人都差不多忙完了，自己还得冷静下来思考如何在报纸上写出不一样的主题。然而，输了太难写，平了太窝火，赢了太兴奋……好想做回一个纯粹的球迷。”

可是，足球记者依然是乐此不疲的，因为他们爱国如你，并且让你更加爱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