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愁，从元代文人马致远笔下的枯藤老树昏鸦，到当代诗人余光中诗里那枚小小的邮票，千百年来都诉说着游子对家园的眷恋。

对那些残存着乡村记忆的人来说，那一座座跨越百年、记录文化、散落郊区的古村落，同样承载着乡愁。然而随着传统古村落的加速衰败，甚至消亡，这份乡愁越来越“无处安放”。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冯骥才表示，在2011年前的十年里，中国每天消失80—100个村落。而随着相关工程的启动，如今我们国家的传统村落名录是4153个。

近几年来，随着产业资本的反哺农业，这些最为传统、甚至曾经是落后标志的古老山村，成了一个新的产业风口。被城市病困扰的人们带动了一种新上山下乡的潮流，他们衣锦还乡，逆城市化生存，用资本和情怀为武器，参与到新乡村建设中去。

长安回望绣成堆，青春作伴好还乡。京城省城居不易，在这三月春天到来的美好时刻，我们到那些古老的村庄里去，观察过去文明的遗存和不可避免的现代化进程。 （本专题12—25页）

中国人的归乡史：现代“世界”与“乡土”中国

在中国人的生命地理中，乡村永远是最为特殊的地标。它意味着故乡，意味着血脉，意味着古老文明秩序的传承。在城市化进程出现之前，挂冠归乡，辞官归故里，是知识分子们最为常见不过的举动。在家国的主题之下，故里山水、父老宗亲构建起了他们的精神家园。

工业革命让城市与乡村的二元对立更加清晰起来。现代“世界”与“乡土”中国的文明碰撞前所未有的激烈，接受了新文化洗礼的知识分子们将乡村视为中国的缩影，视为现代社会的敌人。他们由此开展了一系列的乡村运动。这场运动伴随着整个20世纪的中国史，“五四运动”先驱们的“新村运动”是第一代，30年代共产党人的土地改革与梁漱溟、晏阳初的“乡村建设运动”是第二代，40年代延安的知识分子与工农兵相结合的下乡运动是第三代，五六十年代“到农村去、到祖国最需要的地方去”是第四代，“文革”时期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是第五代。

与此关联的一个现象是，尽管每一次到农村去，都产生了不同程度的影响，但是这些影响大都是“雨过地皮湿”。于是，幾乎每一代人的下乡，都要面对与前一代人几乎相同的问题，即中国农村的政治、经济、文化的全面落后与贫穷状况没有发生根本的改变。“到农村去”成为一代代知识分子“知其不可为而为之”的道德心结，又为什么每一次对于乡村的想象与构建都失效了。

改革开放后，随着城市化、工业化进程的加快，资源快速地从农村向城市流动。延续了几代的乡村运动实际上被中断了。乡土中国的经济方式、生活方式迅速改变，传统文明的美学结构和道德基础迅速瓦解。乡村成为了面目全非的遗弃之地。

在工业化和城市化急剧扩张之后，再一次“到农村去”显得尤为迫切。而这轮乡村建设热潮，也在很大程度上开始抛弃以往对现代性的追求，形成一种后现代语境下的“新乡村主义”——重新思考乡土，思考农业文明，它们不再只是被启蒙、被改造的对象，而是亟待被寻回的精神根源。

产业的风口：知识分子的情怀与商业的“抓手”

城市化的进程不可避免地将城镇周围的乡村变得越来越“现代”，这些村落里的民居与生活方式早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就已经被逐步改变。那些“原汁原味”的古老村落只能在那些交通不便、产业匮乏的地区还遗留着传统的面貌。这种传统，在过去，被视为落后的标志。

于是，当以市场的眼光重新审视乡村的时候，古村落和老房子被遮蔽的价值就开始显现出来。更自然、更人文、更贴近情感记忆，这是古村落的文化价值与商业价值。在大城市居住久了但还保留着农村记忆的人们，需要在农村中找到与城市生活不同的特质，找到现代人与土地的关系。这是中产们的精神诉求，既拥抱物质世界，又要找到精神田园。

资本和知识分子开始下乡。农家乐和民宿成为这一轮乡村开发的主题。在地方政府的各项规划中，农家乐和民宿也是打造旅游产业的重要“抓手”。然而，在资本与政策的推动下，我们可以看到，与中国城市建设的进程一样，民宿与农家乐建设也出现了“千村一面”的状态。过往的人们急匆匆来，急匆匆去，吃饭、拍照、看几样老农具，体验一下农耕，仅此而已。这便是古村落开发中的模式化通病。

而参与这一运动的知识分子们，往往只凭借“情怀”做事，无法寻找到一种可持续、能够为村民带来实际利益的模式。他们需要寻找到一种有温度的商业模式，从而从根本上打通城乡之间的情感通道与资源通道。

乡村里的中国：基层、乡贤、村民

对城市人而言，古村落聚集着他们的乡愁，而对居住在古村落里的人而言，他们的“城愁”也同样重要。他们渴望离开闭塞的山村，到大城市寻找真正的现代机遇。实际上，也正是因为这些古村年轻人的离开，某种程度上保存了古老村居的风貌——他们不准备回来，也就没有必要去翻新、重盖这些房子。

基层的现实往往非常复杂，知识分子们的田园牧歌想象，在各种利益面前，也会变得一地鸡毛。比如诗人欧宁在碧山的乡村实验，他的很多设想，屡屡遭遇村民的利益诉求和乡村的粗粝现实，几年过去，很多设想都停摆了。

乡村建设的最根本之处还是要带动农民增收。因此，不掺杂任何商业行为的乡村建设，往往不会受到村民的欢迎。而在过度开发与原生态之间，原住民、建设者以及游客之间的诉求也在不断博弈。

不过，有些变化也正在发生。参与碧山实验的左靖举例说：“比如我们在碧山的经验，第一年我们叫村民搬一个桌子，村民要收我们10块钱。第二年我们做百工展的时候，村民主动把自己家的东西拿给我们，让我们去展览。这些变化都在慢慢地呈现出来。关键看你到这个地方来，是捞一把就走，还是真正为村民做事。”

新的归乡运动也正在重塑一个新的群体。一个消失许久的名词正在被重新提起，那就是乡贤。

乡贤可以是回乡创业的企业家，也可以是愿意根植当地的知识分子。他们的作用在于唤醒村民们的文化自觉。冯骥才说：现代乡贤指的就是村落中有经济实力、道德影响力和文化情怀的人，村落保护可以由他们牵头。只有当老百姓成为村落保护的主体，保护才能真正有效并薪火相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