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方

浙南温州山重水复，交通不便，20多年前还有“汽车跳、温州到”的民谣，而今天贯通浙江南北的甬台温高速路开通，动车与高铁沿海运行，让温州迅速成为区域的交通核心；但即便如此，温州向南贴海而行，路还是难走。从观美收费站出来，一头扎进连绵的鹤顶山，山不高路却弯，于高低起伏的丘陵盆地间行进35千米时才能到马站镇。四下矮山一下子收住了陣势，出现大块面朝大海的平整土地，新建的楼盘巍巍峨峨。马站地处浙闽交界，为当地经济强镇，人烟辐辏，熙熙攘攘。

数百年前，相信只有蒲门而没有马站这个名字。这偏僻的海湾一角，因潮汐涨落、泥沙冲击，逐渐生成一片沃土；又因蒲苇丛生、芦花飞舞，而入唐人诗篇。陆续前来围垦滩涂的人们就地取材，编织蒲苇为门，“蒲门”作为家园象征的同时也成为地方称谓。鉴于海防战略位置的重要，洪武二十年（1387）年初，明廷置金乡卫，二月置蒲门、壮士、沙园3个千户所；后因壮士所为倭寇所毁，并于蒲门所，人们通称为蒲壮所。

大明海防卫所城的最后留存

明初，为了巩固边防，太祖朱元璋废省路、立都司，废县府、立卫所。卫所实行屯田制，“三分守卫，七分屯田”“寓兵于民，守土卫疆”。《明史·兵志》载：“（洪武）十七年，命信国公汤和巡视海上，筑山东、江南北、浙东西沿海诸城……移置卫所于要害处，筑城十六。复置定海、磐石、金乡、海门四卫于浙……又置临山卫于绍兴、及三江、沥海等千户所，而宁波、温、台并海地。”万历三十年（1602）编纂的《两浙海防类考续编》统计显示，到嘉靖年间，仅浙江就有北起乍浦、南至蒲门的11个卫城和31处所城。时光飞逝，300多年之后，当年如此多的海防卫（所）还有几处留存呢？

明史专家顾诚先生在《隐匿的疆土——卫所制度与明帝国》一书中说过：“明中期以后，武备废弛，不少卫城、所城已出现民化的趋势，部分卫城和所城有的改为州、县治所，有的则任其废圮。” 2000年左右，顾先生研究全国卫所城遗址后发现：“随着现代化进程的不断加速，土木繁兴，城镇面貌日新月异，明代卫、所遗迹已寥若晨星。由于没有见到普查资料，我所知道的只是靠近福建的浙江有一个地方目前还保存着完整的所城，但城内的建筑也已面目全非。”从实地考察来看，泉州永宁卫仅有残存建筑，厦门中左所早成遗址，苍南金乡卫没了城墙，乐清磐石卫遗址建起了发电厂；仅有蒲壮所城垣齐整，军事机理清晰，相信就是顾先生言下的所城。

今天的蒲壮所城墙依旧结实厚重，高约5米，墙体为石块砌成，通体较暗，数百年风雨印记历历在目。所城北靠鹤顶山，依天险向南修筑。东南西分设三门，三门都筑有瓮城和城楼，形成北圆、东南西方正的“天圆地方”格局。南门威远门上齿形垛堞为1987年重新修复，形制与规格遵循旧制，风采依然。城内主街呈“田”字形，排列整齐，小街巷于大“田”字内继续划分，并向四条街“回”形扩散，联通中心街与环城路，组成所城内部密密斜织的道路网络。城内现代建筑与传统木屋共存，视觉上略显杂乱，但街巷布局未变，宽街相连，窄巷相通，块石、卵石铺就的地面磨洗出百年光华。

登上城墙，只见墙头平直，适宜快速奔跑作战，宽约6米，可供十余人并排前行。厚墙外护城河环环相绕，水质较清澈，由北而南汇入蒲河，最终流入大海。所城人口口相传的“一亭二阁三牌坊，三门四巷七庵堂，东西南北十字街，二十四井八戏台”的所城建筑，至今仍能觅其踪迹。社仓巷、铁械局、马房巷听来就是军需装备区；五显巷、张道台巷俨然是官家居所。西南城墙内侧的跑马道宽阔平整依旧，那是城内驻军往返各城门的必经之路。所城内修复城墙的方法保持传统，人们还是就地取材，选用当地山石，先于墙两侧拼缝垒砌，中间填充沙土或碎石；后于墙顶硬化三合土封顶，并在墙头两侧筑坡防水，这种方法称作“干砌毛石”。清乾隆《平阳县志》所记载的“蒲门城周围五里三十步，高一丈五尺，趾阔一丈二尺，城门三座，垛六百十一口，敌台六座，窝铺二十二座”，与游客眼见无多差异。

不仅城垣齐整，当年蒲壮所城外围的巡检司、瞭望台、烽火遂等军事设施都相对保护完好。龟峰巡检司、大隔巡检司遗存清晰，南堡烽堠、小竺瞭望台、分水隘烽堠等依旧挺立山头。1998年出版的《温州市志》记录了自明嘉靖二十七年（1548）至万历十年（1582）期间壮士、蒲门7次有规模的倭寇犯境，其中嘉靖三十二年（1553）最烈，倭寇突袭，兵临蒲门城下。所幸借助所城完备的防御体系，将士们奋勇杀敌取得完胜，寇不入城，让蒲壮所城太古之色得以留存至今。

三个世纪的蒲门悲歌

从所城向南仅仅数里之遥就可到达海湾的雾城村，扬帆出海非常便利。中亚热带海洋季风气候送来充沛雨水，让这片土地稻花香且柚子甜。兼得海陆之利的蒲门，自古就是理想的栖居之处，素有“浙南小昆明”的雅称。唐代诗人陈陶作诗《蒲门戍观海作》，称这里“廓落溟涨晓，蒲门郁苍苍。登楼礼东君，旭日生扶桑。毫厘见蓬瀛，含吐金银光。草木露未晞，蜃楼气若藏”，好一派优美的海上风光。

宋元时期我国海上丝绸之路最为繁盛，当时东方三大港口明州（今宁波）、泉州、广州日夜繁忙，享誉世界的青花瓷从丽水龙泉窑起运，沿水路一路往东再往南运往瓯江下游，在温州港小船转换成走海运的大船，再运到宁波后换上远洋大船，途经马六甲海峡，运至东南亚各国，或越过印度洋最后到达欧洲各国。在漫长的海贸线中，温州港一直都是明州的供给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重要支线。地处温州与泉州之间的蒲门海湾也一定能看到帆影连连，一定有眼福先饱览异国他乡的珍奇异宝。

和平时期得山海之利，海患频仍时必然受其所累。终明一朝，除却郑和下西洋的回光返照，“防海”与海防始终不断并重复地进行。明初为了防止沿海居民与海上反明势力勾结，敕令“寸板不得下海”，逆海洋时代潮流的政策很快招致更严重的倭患，沿海地区一时狼烟四起，大规模卫所建设和海防性军事移民随即展开。《明史·兵志三》说“洪武四年十二月，命靖海侯吴祯籍方国珍所部、温、台、庆三府军士及兰秀山无田粮之民，凡十一万人，隶各为军”，其中蒲门设千户等官14员（正千户一员、副千户二员、百户十员、镇抚一员），旗军1232名，加上后来壮士所合并的兵丁及家属，蒲门短期内涌入超过5000人。史书轻轻一笔，但强制性军事移民所引发的背井离乡的哀伤，新移民与土著不可避免的生存资源纷争悲剧，今天的我们可能已无从体味。

清初，为了抗击台湾郑成功的沿海袭扰，朝廷下令浙粤闽沿海军民迁界，以坚壁清野，“令滨海民悉徙内地五十里，以绝接济台湾之患。于是麾兵折界，期三日尽夷其地，空其人民”。政令很快抵达温州，副总兵张思达率大军进驻沿海，插木为界，界外房屋全部燒毁。“严限七日内尽行迁徙”，一周之内，4万人家园被毁，百姓流离失所、妻离子散。优美安祥的海湾、富饶肥美的大地哀嚎声不断，饿殍遍野。迁界之后的蒲门地区长期权力真空，社会动荡不安。

以保护国家为名的迁界，的确在当时取得了积极效果，加速了清廷统一台湾的脚步。但简单粗暴的迁界却造成沿海民众久难愈合的身心创伤。亲历这场灾难的平阳诗人项元生“聊托鸟语向三春以哀鸣”，以飞禽身份作诗《十禽言》10首，描述这场远去的人祸。其五《不如归去》“家在昆阳尽头处。为海氛，罹播弃，哀鸣中露无家计。南鸟焚巢归北林，羽毛零落飞何树？谁敢说，不如归去”，描述了失去家园的无奈与痛苦；其六《行不动也哥哥》“山路羊肠多坎坷。含羞耻，逐奔波，鞋弓袜小越关河。深闺不出涉远道，当此流离怎奈何？实行不动也哥哥”，再现了迁界中女性跋涉的尴尬与艰辛；其八《咳苦苦》“这村不住搬哪都？没柴米，缺韭蔬，仰面告人颜先无。冷暖世情通相似，患难谁肯来相扶。徒自，咳苦苦”，简直就是对上天的哭号！

直至清康熙九年（1670），清廷才下令“展界复井”，恢复界外地，允许居民回到沿海家园耕种。蒲门因其地理位置的重要性，却延迟至康熙二十三年（1684）台湾收复后才复界。一代人的年华，随着30多年的迁界而彻底改变。上层统治者偶发的“恐海”基因，300多年的国家“防海”锁国政策，造成了多少沿海居民的悲剧人生。

百年所城的精神传承

每逢春节，马站镇水泄不通，镇里过年的氛围正浓，前往蒲壮所城的乡道上会突然涌出一队人马，敲锣擂鼓兴高采烈地前行。行列中间的人一字排开，抬着数尊木刻的神像，那神像面堂乌黑，浓眉横髯，仪表威严，头戴绣球冕旒，衣着蟒袍，外披红绸，气势不凡。那锣声紧急，鼓点密集，分明是战斗之前的集结号令。神像所到之处人车自觉避让，不少人家燃起爆竹迎接。

这就是所城的新年民俗——“抬晏公”。传说晏公原是海上一只法力高强的怪物，后被妈祖降服，成为统领水阙仙班、保护海上船夫的神灵，在沿海地区有非常多的信众。所城居民以戍边的军士为主，晏公信仰在此衍生出令人血脉贲张的“拨五更”习俗。每年正月十五午夜，全城灯火通明，人们抬起城北晏公殿里的神像，伴着喧天的锣鼓，以最快的速度在大街小巷奔跑，于人声鼎沸、群情激昂中祛邪纳福。

在城中行走，可发现不少神庙横陈。晏公庙、城隍庙、天后宫、文昌阁、东林寺、西竺寺等都人来人往，香火旺盛。所城居民复杂生动的民间信仰一览无遗，不同族姓、阶层之间彼此尊重、相互支持的和谐场景愈加清晰。天后宫供奉着妈祖娘娘，她是护佑渔民安康的神祇。在这“防海”厚重的城墙之内，天后宫香火中必定也包含着世代蒲门人冲破“防海”桎梏、自由扬帆海上的生活憧憬。

所城里的后英庙最为特殊，这里供奉着一位所城的普通陈姓樵夫。当年他入山砍柴时发现倭寇来袭，为使城中百姓避免遭殃，他一面派人通知大家，一面借有利地形与敌人展开厮杀，终因寡不敌众而牺牲。由于他的英勇作战和情报及时，所城组织了有效抗击，成功击退贼寇。人们感激于他的英勇，为他立庙供奉，祀为神明。后人评价说：“使神遇寇时稍自顾虑，势必奔避不暇。即爱护乡里，计亦惟先归号众，使各为备，亦足以为德于里人矣！”

后英庙不设祭坛，仅有一尊持斧而坐的神像。神像表情自然，衣着朴素，宛如所城街巷中走动的任何一人。院落一处清代石碑上写道：“明至中叶，兵备废弛，武弁多怯不任战，往往遇贼辄逃，而寇焰益张。一时封疆之吏，方且拥兵观望，缩纳退沮，以酿成其祸。故东南数千里地，蹂躏焚掠之惨，蔓延数岁而不克殄。使神得提一旅，为国效命。吾知其身先士卒，催锋制胜，必能与俞大猷、戚继光诸公争烈。”坚城厚堡，养兵千日，大难当头还得靠生于斯长于斯的百姓自己，这也许是底层民间对明清海防最贴切的评价。

毋庸讳言，这处明末所城留存至今的文化密码绝不只是斑驳的城墙，而是所城内人家对大海的向往、对传统勇武果敢的文化认同。我们知道，2012年6月中国设立三沙市，同年9月中国首艘航母“辽宁号”列编中国海军，2014年竖版中国地图问世发行，拥有7000多千米海岸线的中国终将走向深蓝。而今，当我们漫步于粤闽浙漫长的海滨，面对那一处处已经消失或正在消失的明代海防卫所遗存时，久远之前我们对大海提防、恐惧、拒绝的意识是否已经真正走远？眼前这座卫所孤城是否能成为我们真正挥别“防海”的物证呢？

【责任编辑】王 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