肖 祎刘海鸥

（1．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20）

（2．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四川成都 610017）

“一带一路”媒体话语中的文化表达式翻译策略

肖 祎1刘海鸥2

（1．重庆三峡学院,重庆 404020）

（2．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四川成都 610017）

“一带一路”倡议是对“中国梦”精神的继承和具体实现方式。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媒体话语承载着向外界介绍中国特有文化及其内涵、重塑中华文化名片的重任，对媒体话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成为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梦”精神的重要支撑。文章从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的定位和对中国文化特色表达式的结构安排入手，对部分文化负载词的现行翻译手法进行剖析，指出文化喻体的翻译重在保留隐喻认知模式，而在表达式的结构方面可以根据中文表述习惯选择相应的翻译策略，以直（音）译或直（音）译加阐释为主。

一带一路；媒体话语；中国文化表达式；翻译策略

文化词汇具有国别性、民族性、地域性，是对事物的认识方式、价值判断、历史典故、生活经验等方面在语言中的体现，体现了由一系列价值观念、态度取向、行为方式和生活方式组成的文化场域的历史沉淀及深层认知构建。汉语中文化词汇的种类和数量尤其庞大，如常用的典籍、四字词、歇后语以及具有中国特色的表达式等，这些高度浓缩的语义整体，是中国文化特有的浓缩和沉淀。这些负载着文化含义拥有文化喻体的词汇在中国提出“一带一路”的倡议中多有体现，成为传播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梦”精神的重要途径。因此，“一带一路”对外宣传的媒体话语承载着向外界介绍中国特有文化及其内涵、重塑中华文化名片的重任，对媒体话语中的文化负载词的翻译就成为对外宣传中国传统文化和“中国梦”精神的重要支撑。近年来，对社会现象（事件、概念等）的媒体话语表达式（media discursive representation）的研究得到了大量关注，如美国主义（Americanism）的概念构建[1]，“911”中的媒体话语特征[2]，以及穆斯林的话语表达式[3]等。“一带一路”作为对“中国梦”精神的继承和具体实现方式，其媒体宣传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值得关注[4-6]。文化喻体关键词的翻译不仅具有文化内涵的独特性，也应考虑其宣传推广的主导方针。本文以国家发展改革委、外交部、商务部于2015年联合发布的《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7]（“一带一路”倡议）一文中的中英文对照译文为例证来源，讨论“一带一路”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翻译策略。

一、中国文化表达式

“文化负载词”是指语言系统中最能体现语言承载的文化信息，反映人类社会生活的词汇[8]74，反映语言文化的系统性差异以及词汇的语别特征。陈海燕提出“中华思想文化术语”这一概念，将其明确地定义为：“固化为一定形式的，由中华民族主体所创造或构建，凝聚、浓缩了中华哲学思想、人文精神、思维方式、价值观念的概念、命题和文化核心词。”[9]13本文将包含文化负载词的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和中国特有的表述形式统一称之为中国文化表达式。这些文化表达式的共同特征是语义高度精炼、隐喻程度高，具有较强的不可译性。

从语义的精炼度来看，汉字虽然在 20世纪经历了“文言文—白话文”的演变及汉字简化改革，由单音节词向双音节词改变，但总的来说，汉语仍是凝练的语言，字面相对简单，语义内涵却丰富饱满，典型的如包括成语在内的四字词、典籍用语、歇后语等。因此，必须在相关语境中仔细推敲领悟原文的内涵，并如Nida和Taber[10]所说，“用最自然、切近的译入语再现原文信息”及其文化意象、文化内涵。

从隐喻程度上看，为了使描述的事物鲜活生动，表达简洁有力，汉语常常用一种事物暗喻另一种事物。由于喻体在语言传播过程中被广泛接受，其含义逐渐固化为一种文化形象，隐喻程度较高。在文化表达式的可译性方面，不同语言背后呈现的是不同的文化惯习，即由于历史、文化、习俗等原因在特定文化场域中形成的“思维惯习和行为惯习”，很多汉语文化词汇是通过抽象提炼概括出具象或具事的内在涵义，并将其所指及含义在语言使用传播过程中固定下来后形成的习惯表达，因此在翻译这样的文化喻体关键词时，便具有较强的不可译性，这种不可译性主要体现在语内和语际两个方面。

在源语言内部，必须注意到语言本身不是一成不变的，无论是词义的内涵和外延，还是语言表达形式，都处于动态变化之中。某些文化喻体关键词在数千年的语言演变和文化传承的过程中，语义范围逐渐扩大，在原始意义的基础上形成多层意义，在源语本身就存在多个诠释文本。而一些术语甚至在学术界都没有统一、规范的定义。王国维对此就颇有感触：“若译之为他国语，则他国语之与此语相当者，其意义不必若是之广，及令其意义等于此语，或广于此语，然其所得应用之处，不必尽同，故不贯串不统一之病，自不能免。而欲求其贯串统一，势不能不用意义更广之语，然其语意愈广者，其语愈虚。于是古人之说之特质渐不可见，所存者其肤廓耳。”[11]46另外，一些文艺方面的术语不仅是不同时期文学家们的个人心境和感悟，对读者而言，也是“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个人感知和阅读体验。

在语际转换方面，很大一部分文化喻体关键词在目的语中找不到意义相符的对应词，甚至在目的语文化中都没有对应的文化标的，即语义空缺现象较为普遍，文化的差异性所带来的语言符号的陌生化（文化信息缺失）和异质化（交流的文化之间存在相对的文化标的，但不一致，存在非对应性）导致在对文化喻体关键词进行翻译的过程中不可译因素增多。

二、媒体话语中的文化喻体关键词翻译

翻译是一种跨文化交际活动。在传统文化传播的过程中，更多的是弱势文化中的译者主动将强势文化译入自身文化当中，而由宗教目的驱动的文化传播则可能呈现相反的趋势。然而，在互联网时代，话语表达式的可能性进一步增加，“一带一路”媒体话语中的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的宣传和推广是建立在“中国文化走出去”的基础之上，其翻译应当同时体现中华文化的复兴与各种文化平等共存的理念。

在Bassnet和Lefevere归纳的三种翻策略模式中，贺拉斯模式（Horatian model）和施莱尔马赫模式（Scheleiermacher model)对文化喻体关键词的翻译策略选择有很大的启迪作用。前者认为“译者倾向于忠实于他∕她的客户，即目标读者”；而后者则“强调为目标读者保存源模式的异他性（the alterity of the source model)”[12]xii。“一带一路”倡议作为实现“中国梦”的有机组成部分，决定了其媒体宣传话语的翻译有两个任务并实现相应功能：一是介绍功能，将中国文化及其特有视角介绍给世界，让世界了解中国；二是提升功能，通过媒体话语的推广，能够有效提高中国文化理念在国外的接受度，扩大中国文化的影响力。

因此，如果为汉语所独有的文化喻体关键词进行全息翻译（保留译文读者完全陌生的文化喻体加上解释性翻译）在一定程度上为译本读者获取深层次新信息、了解与自身文化相异的文化提供了可能性，更能提高读者对译本的兴趣和喜爱度，从而加速汉语文化的传播。就这一维度而言，应采用施莱尔马赫模式，保留源文本的“异他性”。相反地，贺拉斯模式翻译策略指导下的译文更贴近译入语的语言习惯，能够让读者产生熟悉感和亲切感，易于读者接受。在对文化相关表达式翻译策略的讨论中，部分学者[13]90认为汉译英是弱势文化向强势文化的输入，当涉及到文化关键词的翻译时，应该采用归化策略，即直接将文化关键词进行归化处理：或是改变文化喻体，或是直接省去文化喻体，用阐释性的文字对文化喻体的深层含义进行解释说明。然而，对文化意象的翻译也被视为重要的文化博弈，另一部分学者[14]74则指出不能将中国文化典籍完全地现代化和西方化，因为中华文化作为一种特殊的文化系统，其种种精义已被封闭在其疆界之内。在翻译过程中，应将文化介绍功能提升至重要地位，否则译犹未译。但值得注意的是，不管是接受美学还是读者反应理论，都是站在译文读者视角阐释整个翻译活动，对源文本和译者因素有所忽视。因此，源文本的目的性和译者的权利及主观能动性就应当在协调这两种模式之时得到体现。

很多文化词汇因为语义来源的本土化使得它们只在本文化中存在并被理解，能指所指以及能指所指间的相互关系对于其他语言、其他文化来说是完全陌生的。

例1．千百年来，“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丝绸之路精神薪火相传，推进了人类文明进步……

在本句中，“薪火相传”一词在《庄子·养生主》一文中便有记载，指“穷于为薪，火传也，不知其尽也”。原意是即便柴烧尽了，火种仍然可以留传，古代用这个词比喻形骸有尽而精神不灭，而后用来比喻学问和技艺代代相传。在有道电子词典中查找“薪火相传”一词的英译，会看到有“1. Pass the flame；2. Passing the torch；3. Pass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4. Circle of fire”等翻译版本，在“一带一路”的宣传介绍官方译文中，译者采用了意译的策略，将该句译为：“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Silk Road Spirit –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 has been passed from generation to generation, promoted the progress of human civilization.”[7]

官方译文为了突出新的海上丝绸之路与古丝绸之路之间的内在联系，采用了精神上的传承这一抽象意义，而去掉了与具象的flame相关的意象。与此同时，部分文化词汇由于在宣传过程中负有体现中国特色、推广中国文化的功能，在翻译的时候可以选择保留具体喻体，如：

例2．推动共建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愿景与行动。

Vision and proposed actions outlined on jointly building Silk Road Economic Belt and 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7]

在例2中，“推动共建”和“丝绸之路”都是具有中国特色的四字表达式，但在翻译手法的选择上却不尽相同，前者因为并非该句的核心文化载体，为了减轻读者的认知负担，避免使用译文读者不熟悉的表达式，因此仅保留了中心词“共建”（jointly building）。但“丝绸之路”是整个社会事件得以存在和进一步推行的前提，是由中国提出的“一带一路”倡议的基础，其在整个社会事件中具有不可动摇的核心地位，因此，必须如实地翻译并保留文化喻体。“丝绸之路”，简称丝路，一般是指陆上丝绸之路，广义上看又可以分为陆上丝绸之路和海上丝绸之路，是连接古代中国与中亚、西亚，并连接地中海各国的陆上通道的总称，其最初的作用是运输中国古代出产的丝绸，后来发展成为对外交通贸易和文化交往的主要渠道。古代中国是丝绸最早的发明者与使用者，将丝绸之路直译为silk road能够体现中国特色，推广传统中国文化。而丝绸之路经济带（Silk Road Economic Belt）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21st-Century Maritime Silk Road）两个概念都是在这一核心概念基础之上的时间和功能概念的叠加，因此也采用了直译的方式进行处理。

在文化喻体关键词的翻译中，最重要的是处理好文化喻体的翻译，即为了更直白清晰地理解另一事物，或出于修辞的需要，所举出的具有明显特征的熟悉的事物、形象。文化、传说、习俗等使人们通过联想将具有相似性的两种事物联系起来。带有文化喻体关键词的典故类成语采用何种翻译模式，很大程度上是由可预测的读者接受度、文化传播的目的（在某些情况下与话语权相关）及译员行动主体性等因素共同决定的，不可一概而论。同时，文化喻体也有一般文化意象和典型文化意象之分，一般文化意象属于非典型性文化场域，可以改变或舍弃文化喻体。而典型文化意象则需要予以保留，为保护和发展特定文化场域起到推广的作用。作为意义表达的主要符号系统，语言本身就具有包容异质文化的能力，因此对于中国文化喻体关键词，可以采用基于同一准则下的多样化的翻译手法，重点在于对文化喻体内涵及其对应的隐喻认知模式的保留。

三、媒体话语中的中国特色表达式翻译策略

Newmark和Peter在其语义翻译理论中指出：“译者在目的语语言结构和语义允许的范围内，把原作者在原文中表达的意思准确地再现出来。”[15]5除了在词汇层面对具有中国文化喻体的关键词进行有选择地全息翻译之外，在小句排列结构方面也应做到兼顾中式表达特色。如：

例 3．中国政府倡议，秉持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进务实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

The Chinese government advocates 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 It promotes practical cooperation in all fields, and works to build 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destiny and responsibility featuring 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7]

在源文本中，有三处具有中国特色的话语表达式结构，一是“和平合作、开放包容、互学互鉴、互利共赢”，重点强调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译文用了“peace and cooperation, openness and inclusiveness, mutual learning and mutual benefit.”这样对应的并列名词性短语结构来体现语言结构特色和地位的平等；二是“政治互信、经济融合、文化包容”译文也直接译为带限定成分的名词性短语“mutual political trust, economic integration and cultural inclusiveness”对应中文的偏正短语结构；三是“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这样的语言安排强调利益、命运和责任的一体性，所以将“共同体”提取为共用表达，译为“a community of shared interests, destiny and responsibility”。与之类似的还有：

例4．抓住交通基础设施的关键通道、关键节点和重点工程。

We should focus on the key passageways, junctions and projects.[7]

汉语以字为基本意义单位，工整的四字词是中国式简要表达的主要载体，但在英文中却很少能够以词对应，除例3以结构排列进行对应外，增译也是一种针对非典型中国文化表达式的有效方式。如：

例 5．以政策沟通、设施联通、贸易畅通、资金融通、民心相通为主要内容，重点在以下方面加强合作。

They should promote policy coordination, facilities connectivity, unimpeded trade, financial integration and people-to-people bonds as their five major goals, and strengthen cooperation in the following key areas.[7]

在例5中，可以看到，中文政策性表述通常以祈使句为主，缺少主语，且多以具体项目罗列为主，而在翻译过程中，考虑到译文读者的接受度，按照英文习惯增补了主语（they, their）和总结性数字（five major goals），使行文结构更加清晰。

总的来说，中国作为“一带一路”的发起人和倡导者，其态度的话语表征也通过对媒体话语的翻译传达至各个相关国家。在对媒体话语中的中国特色表达式进行翻译的过程中，可以采取以下几种翻译策略：

（一）文化表达式直译

传统的东方文化（如中国文化，阿拉伯文化，印度文化等）在西方人眼中是充满异国情调的。复杂精美的比喻和句式结构，如同东方精巧繁复的雕塑与建筑，成就了东方语言的独特魅力。在面对极具东方文化色彩的表达时，采取文化喻体直译的手法可以保留原语意象，迥异于英语常规的搭配方式将审美对象“陌生化”。对于中国文化背景先在知识不足的他语读者而言，经过陌生化处理的文本是一个充满着各种潜在因素的结构框架，有待于读者在阅读活动中加以具体化和充实化。形式上的认知难度的增加，弱化了“能指与所指之间”符指过程(semiosis)的透明度，延长了译文读者的审美过程，对于非汉语读者来说，是新奇有趣的，能激发阅读兴趣，增加阅读享受。文化喻体直译，不仅能超越译文读者的期待视野，满足读者对异域文化的探索心理，还能在一定程度上填补源语与目的语之间的文化差异。因此，文化喻体直译的翻译手法尤其适用于源语与目的语中的对应词的喻体形象、字面意义和比喻意义相同或相似，能在读者中引起相同的联想意义。某些文化词汇本身就直观形象，通俗易懂，再加上语境的烘托，其含义很容易准确传递给读者。

（二）文化表达式直译/音译+解译/注释

对于容易引起歧义从而导致理解误差的中国特色表达式，则不宜采用此种方法，而应在其后加注，对其内涵意义进行进一步的阐释和说明。对于这样的词语翻译，文化喻体直译和内涵解译两部分缺一不可，因为这些成语里的文化喻体有多重含义，对内涵意义进行限定性阐释，这样的解译是“译者根据原文的语境和文化背景知识给予寓意提示，是追加出来的文化内涵信息”[16]55。

在体现形式方面，Appia指出：“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采用添加脚注、注释、评注等方法，以便将文本置于具有丰富文化内涵的文化和语言语境中，进而使被文字遮蔽的意义和译者的意图相融合。”[17]394因此，注解可体现为文内插入内涵解释，加脚注或尾注。解译的过程在客观上对源文本中的隐含信息进行了译者视阈的明示化处理，帮助译文读者排除语义干扰，这样的翻译策略可以更清楚地体现原作者的真实意图和具体态度，适用于直译易引发理解失误的情况。但这种方式在“一带一路”的背景介绍文本中多有出现，在本文所选语料来源中较少出现，因为该文本为正式的说明文语类，本身就控制了具有多种语义可能性词汇的使用。

除此之外，随着中国软实力的逐步增强，中国文化话语权也进一步提升，体现为音译或“音译+解译”的翻译方式日渐增多，如 “Yin”（阴）、“Yang”（阳）、“Tao”（道）等具有中国哲学意象的抽象词汇或是指代有中国特色的具体词汇。这些词汇的音译能够促使译文读者对具有文化特色的表达式进行整体接收，并通过加注的方式进行理解，有利于中文表达习惯的扩大化。因此通过音译，或者音译+解译的翻译手法也不失为介绍中华文化表达式的有效方式。

四、结 语

“翻译在文化传播过程中，体现出对文化的理解、表达，从而塑造相应的文化形象。正确的理解与表达，塑造真实、客观的文化形象；反之则造成文化的误读、误解，甚至冲突。”[18]7文化特色表达式包含了特有文化意象和文化象征，“代表了某种文化的精神或其真正的形象”[14]73。文化特色表达式实则是隐喻认知模式的一种表现形式，是人类认知事物、表现事物的独特方式。从意义的转换方面来看，文化喻体关键词中的文化负载词是传统文化意象的体现，省去文化喻体进行意译的同时也省去了隐喻认知结构，转而用平实语言代替，从而损失了其原有的文字表现力和审美情趣，但从语篇目的性来看，所有细节意义的翻译都是为了实现语篇的整体功能而存在的，部分文化喻体的省略能够更好地体现语篇的整体性。因此在翻译过程中不应一概而论，而应当权衡保留文化喻体与凸显文本功能之间的关系再做判断，在实现语篇功能的大前提下选择不同的翻译手法，尽可能保留其中的文化表达式所独有的文化内涵。中国大力推行“一带一路”倡议的过程，是中国文化与他国文化不断交融的过程，要对中国文化进行推介，媒体宣传文本中的文化喻体的翻译关键还在于保留隐喻认知模式，直（音）译及直（音）译加注的方式基本保留了通过喻体映射本体的隐喻认知模式，应当成为翻译文化特色表达式的主导翻译手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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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郑宗荣）

An Analysis of Translation Strategies Toward Chinese Cultural Expressions in the Media Discursive of “The Belt and Road”

XIAO Yi1LIU Haiou2
(1. Chongqing Three Gorges University, Chongqing 404020, China)
(2. Sichuan Southwest Vocational College of Civil Aviation, Chengdu, Sichuan 610017, China )

The Belt and Road Initiative is described as the inherit as well as the re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Dream spirit. In the background of the Belt and Road, media discursive carries the responsibility to introduce the world the special Chinese culture and its connotations, which will in turn strengthen the reputation of China. Thus it is an important way to represent Chinese tradition and Chinese Dream with the translation of Chinese cultural expression in media discursive. The paper aims to analyze the translation strategies of Chinese cultural expressions both in the word level and in the syntactic level. It turns out that, in order to keep the Chinese culture image and tradition, the key to translating cultural charged vehicles is literal translation with or without illustration.

the Belt and Road; media discursive; Chinese cultural expressions; translation strategies

H059

A

1009-8135（2017）04-0097-06

2017-04-15

肖 祎（1983—），女，重庆永川人，重庆三峡学院讲师，博士，主要研究功能语言学及语篇分析等。刘海鸥（1988—），女，重庆万州人，四川西南航空职业学院教师，主要研究翻译理论与实践。

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培育）项目“基于语料库的‘中国梦’舆论引导功能研究”（2014PY41）；重庆市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文化全球化视野下的‘中国英语’与中国文化输出研究”（2011QNWX37）；重庆市教委教改项目“应用型高校英语专业文化类课程教学改革与实践:以学生中国英语能力培养为中心”（143046）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