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思辉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何其芳的两次重庆之行

周思辉

（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01）

1944年，何其芳作为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被中共中央派往重庆宣讲《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抗战胜利后，又被第二次派往重庆开展文艺界的统战工作。在重庆期间何其芳宣传《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受阻，但仍写作了大量的杂文、报告文学，努力践行着《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积极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并与胡风等作家就创作问题展开激烈论争，他也因此逐步由一个唯美主义作家转变成对革命忠诚的文艺战士。毛泽东在鲁迅艺术学院成立一周年之际曾作“抗日的现实主义，革命的浪漫主义”的题词，毛泽东的号召得到了何其芳的热烈响应，何其芳在重庆成为了一名真正的革命的浪漫主义作家。

何其芳；《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重庆；宣讲；文艺界统战；思想转变

1942年延安文艺座谈会后，何其芳的思想发生重大改变，努力按照《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下简称《讲话》）精神“改造思想、改造艺术”，成为延安知识分子改造的好典型。1944年，随着延安整风运动的基本完成，国统区的文艺工作也迫切提上日程。鉴于何其芳曾经是知名的“京派”作家，同时也是当时整风运动中思想改造的典型和代表，选其作为使者赴重庆宣讲《讲话》和从事相关文艺工作，从中共中央的角度看具有合理性。抗战胜利后，何其芳再次被派往重庆，积极从事文艺界统战工作。1944年4月至1944年7月，何其芳两次被派往重庆，他在《星火集续编》后记[1]和《关于现实主义》的序言[2]1中都有清晰的交代。何其芳等在赴重庆之前，《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并不广泛，而且新华日报社内部也有一个争论，这些都引起了中共中央的注意，何其芳此行与两者关系密切。

一、《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与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

1944年4月，何其芳受中共中央委派去重庆做文艺方面的调查工作[3]102。对此，何其芳说，1944年4月，他和刘白羽一起去重庆做文艺方面的调查工作，调查结束后，二人合写了一份调查报告。赴渝之前，新华日报社内部曾有过争论，他们也对此进行过调查。回延安后，中央宣传部安排他向毛主席汇报[3]102。何其芳就这样极为简单地描述了延安文艺座谈会后自己第一次被派去重庆的情况。他只说是去重庆做文艺方面的调查工作，并未明确道出主要目的。其实何其芳此行旨在宣讲《讲话》，并协助中共南方局开展整风及调查因乔冠华等人的文章而引起的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研究者黄文翔在《在重庆开始特殊之旅》中说，何其芳1944年4月到1945年1月间来重庆有两个任务：“一是传达延安文艺座谈会的讲话精神……为了使大后方进步文化界全面了解《讲话》的内容，领会《讲话》的精神，中共中央委派参加座谈会的何其芳、刘白羽到重庆进行传达，并协助中共中央南方局开展文艺整风。”“二是郭沫若在重庆主编的学术刊物《中原》季刊，在1942年6月的创刊号和1944年3月的第3期上，刊载了乔冠华以于湖的笔名署名的《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和《方生未死之间》这两篇文章。由于作者作了背离马列主义的分析，引起了重庆一些大学生的注意和有些革命干部的反对，在新华日报内部也引起了激烈争论，何其芳来重庆要具体调查、了解争论情况。”[4]135要洞悉何其芳第一次重庆之行的原委，牵涉《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①对于《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研究成果较多，有代表性的研究文章有：蔡清富：《〈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国民党统治区的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1980年第1期；章绍嗣：《〈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和影响》，《中南民族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2年第3期；郭建玲：《论1945年前后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内部整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7年第3期；熊飞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抗战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2页；刘忠：《〈讲话〉在解放区和国统区的传播与接受》，《文艺理论与批评》，2012年第2期。对《新华日报》社内部的争论钱理群在《〈论主观〉引发的风波》一文中也有涉及，可一并参阅，见钱理群：《〈论主观〉引发的风波》，陈子善主编，《中国新的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年。。

（一）《讲话》在国统区的传播

在何其芳等1944年4月去重庆以前，《讲话》主要通过《新华日报》在国统区传播。1942年6月12日，《新华日报》转载萧军1942年5月15日发表于《解放日报》的《对于当前文艺诸问题底我见》一文，将延安文艺座谈会召开的消息最早传到国统区。

1943年3月2日，《新华日报》刊登一则延安讯，其中提到在1943年3月13日《解放日报》刊登的关于中央文委和中央组织部召开文艺者工作会议的情况。这次会议的指导方针和文艺运动的总方针是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讲话“结语”部分提到的“文艺应为工农兵服务”，这则简讯第一次明确提到《讲话》的核心内容。

1943年11月11日，《新华日报》发表社论《文化建设的先决问题》。这是《新华日报》为对抗国民党“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所发的一篇社论，也是贯彻落实《讲话》精神发表的第一篇社论。社论提出，文化建设是“为人民大众，为中国人民大众是我们的前提”，要熟悉群众、贴近群众感情，置身群众之中，努力创作出清新泼辣的“中国人民大众化了”的文化，呼应《讲话》精神。

1944年1月1日，《新华日报》副刊刊登了总题为《毛泽东同志对于文艺问题的意见》的三篇文章：《文艺上为群众和如何为的问题》《文艺的普及和提高》《文艺和政治》。据研究者披露，这是《新华日报》副刊为躲避国民党的文网查禁而采取的“化整为零”的策略。三篇文章共2万余字，基本上是《讲话》的全文②关于《新华日报》副刊这次采取“化整为零”发表《讲话》的情况，见郑之东《回忆〈新华副刊〉》，《新华日报的回忆》，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79年。。

1943年10月19日，《讲话》在《解放日报》全文发表后，同年10月20日《新华日报》副刊刊文说要以毛泽东在文艺座谈会上提出的意见作为《新华日报》副刊今后工作的基本方针，所以之后不断发表周扬等阐述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文章和解放区作家的作品。这是《新华日报》对《讲话》传播的积极接受与推动。

对于《讲话》中提出的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针，国统区左翼文艺界并不十分认同。起初中共南方局在内部传达《讲话》精神时就遇到阻力，胡风就提出异议。胡风认为：“战争已经促使作家深入生活，可事实上创作却出现了两种不好的倾向：一是冷漠被动地对待生活的‘客观主义’，一是依据一种理念去造内容或主题的‘主观主义’。克服这两种倾向，就是要发扬‘主观与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5]胡风这一提法按其自己理解是以《讲话》为依据的，他说：“毛主席还指出了‘根据地的文艺工作者和国民党统治区的文艺工作者的环境和任务的区别’，当作‘实际存在的不可否认的事实’之一，‘要在这些事实的基础上考虑我们的问题’，指出了‘有许多同志……不大能真正区别革命根据地和国民党统治区’。我以为，这是为了要我们区别出在‘无产阶级的革命的新民主主义的社会’下的具体任务和在‘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统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下的具体任务。环境不同，任务也不同；任务不同，问题的提法和斗争途径也就一定不同的。”[6]133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按，即著名的《胡风三十万言书》）中胡风便揪着“解放区”和“国统区”情况不同就应该采取不同的文艺策略不放，而且在《讲话》中找到了符合自己想法的依据。所以，对于《讲话》，胡风在一定程度上是抵制的，这也预示了以后将爆发关于“论主观”、关于“现实主义”等一系列论争。胡风在国统区文艺界地位很高，在重庆文艺界影响很大，被称为“中国的别林斯基”“东方卢卡契”“鲁迅传人”，他的态度也影响了国统区一部分文艺工作者，导致《讲话》的传播与接受在国统区受阻，这也是中共中央派遣何其芳等去宣讲《讲话》的原因之一。

（二）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

何其芳赴重庆的另一目的，是因乔冠华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方生未死之间》而引起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也牵涉与《讲话》精神的冲突问题。1944年4月，胡风在《关于创作发展的二三感想》《现实主义在今天》等文的基础上又发表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体现了他的重要理论主张，即强调作家要发扬“主观战斗精神”。这篇文章强调“主观与客观真理结合或融合的‘现实主义’的观点”，遭到黄药眠的反对。黄药眠发表《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认为胡风“过分强调作家在精神上的衰落，因而也就过分地强调了目前文艺作品上的病态”[7]，又说此文“不是从现实的生活里得出来的结论，而是观念地预先想好来加在现实运动上的公式”[7]，这是对胡风的“主观战斗精神”严厉的批评。黄药眠是1928年夏加入中国共产党的老党员，抗战爆发后一直积极从事抗战活动，他反对胡风的观点在左翼文化界具有代表性，说明胡风的思想与左翼主流意识并不一致。

就在胡风的观点引起争议前的1943年6月，郭沫若主编的《中原》月刊创刊，乔冠华在《中原》创刊号发表《论生活态度与现实主义》。1944年3月，乔冠华又在《中原》第1卷第3期发表《方生未死之间》，提出与胡风相近的观点，特别强调生活态度的重要性，认为“生活本身就是目的。到处都有生活，不管是前线和后方，当前问题的重心不在于生活在前线和后方，而是在于生活态度”[8]。何其芳说：“强调什么‘生活态度’，在理论性质上，是和胡风提倡的什么‘主观战斗精神’大同小异。”[3]109-110乔冠华的“到处都有生活论”再加上稍前陈家康在《群众》发表的《唯物论与唯“唯物的思想”论》一文提出的“自然生命力”的观点，引起中共南方局和《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潘梓年、华西园等强烈反对乔冠华和陈家康的观点。“才子集团”（当时陈家康是周恩来的秘书，《新华日报》和《群众》刊物的负责人之一。陈家康、乔冠华、胡绳等人在党内都是著名的知识分子，被称为周恩来身边的“才子集团”）本身的出发点是想响应延安整风运动反对教条主义，但他们强调“主观生活态度”“强调心的作用”“提倡人道主义，主张把人当人”，倡导“自然生命力”，与毛泽东思想背道而驰。在1943年11月21日《中央宣传部关于中央宣传部关于〈新华日报〉、〈群众〉杂志的工作问题致董必武电》，电文中说：

现在《新华》、《群众》未认真研究宣传毛泽东同志思想，而发表许多自作聪明、错误百出的东西，如《群众》“论民族形式”、陈家康“论生命力”、姚雪垠（国特）“论深刻”等，是应该纠正的。中共宣传部要求南方局作详细检查与具体改革计划①转引自熊飞宇：《〈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抗战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32页。这份电文现存中共重庆市委党史研究室，南853号，熊飞宇据此录出电文全文，以上所引只是熊飞宇所录全部电文的一部分。。

就是说陈家康等的观点已经受到严厉批判，何其芳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已经召开过的一九四三年，而且是毛主席的《讲话》早就在重庆出版的一九四四年，乔冠华还狂热地鼓吹资产阶级那一套，不能不说是令人吃惊的”[3]109。与延安整风运动主导精神不符，自然成为乔冠华所发文章引起争论的根源。派何其芳等人去调查新华日报社内部的这次争论，其实也有督促国统区党组织整风的意图。总体上说，何其芳等去重庆宣讲《讲话》和调查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都跟延安的整风运动有关，特别是跟《讲话》的传播有关。

二、第一次重庆之行：宣讲《讲话》

何其芳曾说“一九四四年四月我曾到重庆去过一次，一九四五年一月才回延安”[1]230，这就是何其芳被中共中央选为使者第一次去重庆的回忆。何其芳带着党组织的重托兴致勃勃地来到重庆，开展宣讲《讲话》和调查文艺工作。这次重庆之行的情况在他以后的文章中少被提及，或许与宣讲《讲话》受阻有关。至于宣讲《讲话》所遇挫折，何本人并没有交代过多细节，但从相关资料可以看出，宣讲《讲话》受阻与胡风等人不无关系。胡风在回忆录中透露了当年与何其芳、刘白羽刚接触时的细节。胡风在1944年5月底进城奔走《希望》创刊的事情，一天晚上去曾家岩50号看望徐冰，见到了刚来重庆的何其芳、刘白羽，并听了二人关于延安情况的谈话，之后胡风出面主持了一场欢迎会。在欢迎会上他们（按，胡风、冯雪峰等人）对何其芳意见很大。胡风回忆：

他俩来重庆，当时帮助徐冰领导文艺的。在我的地位上（文协研究部主任），有责任创造些条件以帮助他们进行思想工作。我用文协研究部的名义召开了一个欢迎会。他们报告的内容是延安整风、作家的阶级性和思想改造。这是根本原则问题，但他们的报告却引起了反感。梅林在会后发牢骚说：“好快！他们已经改造好了，现在来改造我们了！”我也觉得他们没有注意“环境与任务的区别”，但又没机会再开会了，这是我的工作没做好。[9]328

在胡风回忆中，这次欢迎会上胡风等对何其芳、刘白羽的报告反感，对何其芳尤其抵制，如果对比胡风在《关于解放以来的文艺实践情况的报告》中关于这次欢迎会的情况，问题将更加清晰。胡风在报告中说：

一九四四年，何其芳、刘白羽同志到了重庆。我用文协名义约了一批比较进步的作家为他们开了一个小会，请他们作报告。何其芳同志报告了延安的思想改造运动，用的是他自己的例子“现身说法”的。由于何其芳同志的自信的态度和简单的理解，会后印象很不好。何其芳同志过去的情况还留在大家印象里，但他的口气却使人只感到他是证明他自己已经改造成了真正的无产阶级。会后就有人说：好快，他已经改造好了，就跑来改造我们！连冯雪峰同志后来都气愤地说：“他妈的！我们革命的时候他在哪里？”[6]256-257

胡风以上两段关于同一场欢迎会回忆的主要内容相似但互有补充。胡风开始还是尊重延安的代表的，积极组织报告会。但当何其芳以“现身说法”的方式讲述延安思想改造运动，这种“过来人”的神情和身份引起胡风等的反感。在胡风们心里，何其芳以前是一个远离现实政治的唯美主义作家，思想上是落后的，不革命的，这本身就招致他们心理上的抵制。由此，何其芳在胡风们眼中是不能服众的，也就产生了讥讽嘲笑的言论。

胡风对何其芳“现身说法”更是心有怨言的，把何其芳和刘白羽称为“黄马褂”“钦差大臣”。当何其芳宣讲“作家要熟悉工农兵和写工农兵”时，胡风说：

由何其芳到国统区来宣布这一条，也好像不大适合。他从《画梦录》的北平到了革命根据地延安，而且马上成了党员。应该是得到了熟悉他心目中的工农兵的最好的机会了。但据我所知除了写过一两首依然是少男少女式的抒情诗以外，好像什么也没有写，更不用说工农兵了。用挥拳头喊口号“帮助”小资产阶级作者以致“国特”“日特”作者改造过思想以后，又远征到国统区来指示小资产阶级作家应该到他心目中的工农兵中间去熟悉工农兵生活，写工农兵了。[10]706-707

这是多年后胡风在狱中写的最后一篇思想汇报《从实际出发——再检查对〈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态度问题》中的话，明确地表现出对何其芳的不屑态度，同时还提到了对整风运动的一些不满情况。胡风在欢迎会上听完何其芳的发言后，说当时只觉得何其芳太单纯了而已，但无话可说。用胡风自己的话说，思想改造是一个庄严的非接受不可的课题，不能以嘲笑的方式使其庸俗化，就写了《置身在为民主的斗争里面》一文。这是“为了从民主斗争看文艺实践，为了说明作家在实践过程中不能不是一个自我改造过程，想至少把由于何其芳同志所引起的使人嘲笑思想改造的心理抵消一点。那里面所说的‘从人民学习的课题或思想改造的课题从作家得到的回答就不会是善男信女式的忏悔’”[6]256-257。“善男信女式的忏悔”本身也是一种嘲讽，讽刺对象就是何其芳。上文也讲过，当《讲话》传到国统区的时候，胡风以解放区和国统区情况不同，文艺为工农兵服务的方式也就不同为由刻意保持与《讲话》的距离。何其芳的到来与表现更令胡风懊恼，确切地说胡风是国统区进步文艺界不同声音的代表。胡风以这样的方式应对何其芳和刘白羽的到来，也预示了以后何其芳将与其支持者爆发关于“主观主义”与“客观主义”“现实主义”等问题的一系列论争。

何其芳对这次重庆之行宣讲《讲话》情况没有过多细节的披露，我们可以借助当年与何其芳有过直接接触的胡风回忆来获取其中细节，胡风说：

1944或1945年，何其芳从延安来到了重庆，宣传《讲话》，在报上主持批评，于是发生了一些琐碎情况，不能详述。他的理论主要有这几点：

1、文艺为工农兵服务——他叫做“文艺为工农兵新方向”。

2、政治性和艺术性——文艺应该以政治性为第一。

3、到工农兵中去，写工农兵。

4、作家的小资产阶级思想应该改造——当时他只提小资产阶级思想。因为，到延安的作家都是左翼的和追求革命的，没有反动的或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的。所以毛主席着重地提到小资产阶级作家的思想改造问题。[10]688

由胡风的总结可以看出，何其芳是把握住《讲话》的核心精神的。尽管胡风后来认为他有些地方片面理解了《讲话》，但作为在延安参加过整风审干运动的何其芳，深知延安整风的目的和意义。这些却遭到胡风的抵制，甚至胡风都不屑于与他正面交锋。胡风说他也没有向何其芳说过对《讲话》表态的话，原因是感到对何其芳无从说起。从后来的情况发展看，很可能何其芳以为他不拥护，甚至看不起《讲话》[10]689。胡风有此说是因为何其芳等于1944年7月22日又约胡风谈话，试图劝说胡风接受《讲话》精神，但又遭到胡风拒绝。何其芳后给中共中央写了一份报告，建议在国统区文艺界整风，并在之后发表了一系列针对胡风一派的言论。

何其芳此次重庆之行任林伯渠的秘书，住红岩村八路军办事处，分管重庆《新华日报》副刊，并开展了文艺调查方面工作。尽管宣讲《讲话》出师不利，但依然没有减弱何其芳宣传延安整风和《讲话》的热情。当时在重庆，周恩来是国统区进步文艺界的领导，负责两个联系系统：“一个是郭沫若、阳翰笙的‘文工会’，管创作方面。一个是南方局的文化组，徐冰管统战，夏衍管新闻，后者到得较晚。”[11]443何其芳在重庆参加文艺界的整风就是在后一个组。这里特别要提及的是沙汀，他也在这时从乡下被召集到重庆参加文艺整风及整风文献学习，与何其芳同组。何其芳在这之前曾经给沙汀写过一封信，这封信后被易明善以《何其芳致沙汀的一封未刊书简》为题发表在1987年《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第4期上。易明善在同期又发表《读何其芳的一封未刊书简》对这封信进行解读，这封信的一些信息有助于理解何其芳“贯彻党的文艺方针和延安文艺整风精神的主动性和自觉性”[12]。此信写于1944年9月，信中除热情地邀请沙汀尽快赴重庆参加整风和学习整风文献外，还披露了以下重要信息。

一是何其芳自身在整风运动前后的变化。他说：“别后这几年，起初也忙得并无多少结果，但最近这两年来自我学习却似颇有进境。”[13]“别后这几年”当指1939年何其芳和沙汀从前线返回延安后，沙汀在当年11月离开延安，到1944年9月差不多快五年。“忙得并无多少结果”“最近这两年来自我学习却似颇有进境”是指的整风运动前后的变化，整风运动后“似比过去许多看法更明确了一些”[13]。二是卞之琳认为何其芳的“意见较偏”。何其芳在信中说：

听灿兄说，你接季林信感到我的意见较偏，不知季林向你转述了我的什么意见。因此次不能见着他，我就写信与他讨论一些问题，开头也许我写得不完全，不周密，彼此在文艺见解上相距颇远，但经我再正面说明我的见解后倒比较接近了一些。两地分处数年，各人环境及思想发展俱有不同，欲与他求完全一致想亦不易，但我的目的也不过使旧日朋友如他者了解我的变化，不至

他日分歧很远而已。[13]

信中“灿兄”指的是叶以群，“你”是指沙汀，“季林”指的是卞之琳。卞之琳不能来重庆，就写信给他，结果卞之琳认为何其芳“意见较偏”。何其芳也明白与卞之琳延安一别，几年的时间环境与思想发生了变化，必然产生冲突，得知卞之琳有反对意见后，就多次与他写信沟通。尽管在“文艺上见解”“比较接近了一些”，但“求完全一致想亦不易”，只是希望他等能理解自己的变化。其实这里面原因很简单，卞之琳作为“京派”文人，当年和何其芳、沙汀一道赴延安最终却执意离开，就是考虑到自己的文学观与创作无法践行延安的文艺方针。三是除卞之琳对何其芳的转变不理解外，朱光潜更明显。何其芳说：“朱老先生未与他通信，因听那边来人说，他似不太愿与我通信，不知是由于架子吗还是别有原因。你来后我们谈谈，看是否还是应由我先去信恭候一下。”[13]“朱老先生”指的是朱光潜。朱光潜这时在四川乐山武汉大学任教，他不愿与何其芳通信原因很多，一是怕与1938年关于“周作人事件”的论争有关；二是不想接受何其芳的“传教”。因为何其芳整风运动后思想已经发生很大变化，政治气息越来越浓，朱光潜这个“京派”代表人物反感自然可以理解。这封信除披露以上三点信息外，何其芳多次催促沙汀来重庆参与整风学习《讲话》，沙汀也不情愿，即使何其芳“极想详谈、多谈，使我们在文艺上见解一致”[13]，但最终沙汀也没有完全接受《讲话》，这在1939年他执意离开延安时就已注定。尽管何其芳的观点“旧知”都不怎么接受，但可以看出他支持整风运动和《讲话》，也迫切想通过自己的改变来积极影响其他文艺界人士，进而认同《讲话》精神。

这次重庆之行，何其芳除参加整风和宣传外，自己也开始着手创作杂文，发表多篇“自由太多屋”丛话来讽刺国民党的腐败与黑暗。发表《谈写诗》《关于艺术群众化问题》等文艺论文来宣传《讲话》；发表《人情》等散文来宣传解放区的进步。在进步文艺界，何其芳因受到胡风等的阻挠，《讲话》的传播并不顺利，但他自身的工作热情却得到了认可。1944年12月，日军攻占贵州独山，威胁重庆，南方局提出文化人向四川乡镇疏散的决议。中共中央提出要何其芳返回解放区时，作为重庆方面负责人之一的王若飞却执意留何其芳在重庆，这就是何其芳回延安汇报此次重庆之行时，毛泽东特意提到说重庆要留他的事情，也说明重庆方面对何其芳工作的认可。1945年1月，何其芳回到延安，作为代表向毛泽东汇报了重庆之行及调查新华日报社内部争论情况，并建议在重庆进步文艺界开展整风运动，也算是为这一次重庆之行画上了句号。

三、第二次重庆之行：文艺界统战

何其芳说：“一九四五年九月，日本投降以后，我又到重庆去工作，一直到一九四七年三月被国民党反动派强迫撤退为止。”[1]230这是抗战胜利后中共中央第二次派何其芳去重庆，主要是做国统区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相比于第一次重庆之行的拘谨，何其芳的第二次重庆之行从容了许多。这次他积极有策略性地开展文艺界统战工作，撰写了大量杂文、报告文学、笔记体散文配合南方局开展文艺工作，并大力宣传延安和《讲话》精神，与胡风等所持与《讲话》精神相悖的文艺思想进行激烈的正面交锋。

对于这次派何其芳去重庆工作还有一个小插曲。当周恩来当面通知他去重庆做文艺界统一战线工作时，何其芳脱口而出说：“我最怕做统一战线工作”[14]486，原因是他认为在延安和有些非党作家关系处得不好，做统一战线工作是麻烦的、不好做的。周恩来则严肃地批评他说：“共产党员怕做统一战线工作，还行？”[14]486遭到批评后的何其芳，再不吭声，而是连夜整理行装，第二天一早携妻儿奔赴重庆。周恩来的批评对他的影响很大，延安领导集团对何其芳思想转变产生过重大影响[15]，此刻周恩来也开始对他思想转变发生影响，以致他在多年后的回忆中说：

恩来同志这次的批评指导了我以后在重庆的工作。在以后的统一战线工作中我也有这样那样的缺点，但总的来说，我还是努力作到谦虚谨慎，没有犯什么大的错误，和重庆文艺界的党内的同志和党外的朋友都处得还可以。这都是因为我当时常想到恩来同志这次的教育的缘故。[14]485-486

周恩来的批评提醒了何其芳，也使他改进了统一战线工作策略，这从胡风多年后的指责中也可以看出。胡风认为何其芳在重庆为显示自己是毛泽东文艺思想的正确解释者和执法者，在要求国统区的作家熟悉工农兵和写工农兵的过程中只仅仅针对“胡风小集团”几个作者而已。对于其他有文坛地位的作家，虽然他们从未去熟悉过何其芳的工农兵，甚至有的对自己生活周围的工农（至少是农民）和知识分子也不写一个，但何其芳却是满面春风地结识交往，给以全面肯定。胡风说自己也多少懂得一点统战的要求，但还是认为不能颠倒黑白，失去原则[10]705。胡风的看不惯，恰恰反映了何其芳领悟了党的统战工作策略，注重团结和斗争，而主要注重团结，或许是“和重庆文艺界的党内的同志和党外的朋友都处得还可以”的主要原因。

在国统区文艺界开展统战工作的阻力较大。因胡风、舒芜的主张与《讲话》精神相龃龉，虽然何其芳试图努力用《讲话》精神去“同化”他们，却显得困难重重。钱理群认为胡风、舒芜“他们就在最关键的地方违背了党和毛泽东的意志；强调启蒙、个性解放、主观战斗精神，就是在坚持‘知识分子中心主义’；而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的整风运动，其核心意图就是要求知识分子放弃五四启蒙传统，变‘知识分子中心’为表面的‘工农兵中心’，实质是‘党中心’‘毛泽东中心’。胡风、舒芜设想的以个性解放为中心的‘自由王国’，更是和毛泽东与延安所要建立的未来新中国的高度集中、统一的党化思想、文化、文学秩序，背道而驰”[16]328。这也是何其芳一再与胡风等进行论争的原因所在。

周恩来从延安回到重庆后，于1945年11月连续召开三次文艺座谈会贯彻《讲话》精神。第一次在重庆召开的文艺座谈会在天官府街郭沫若家里。周恩来的讲话对何其芳的触动很大。周恩来说他过去对毛泽东思想学习和认识都不够，更不能在工作中很好地运用。在延安经过整风学习和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他才对毛泽东思想有了进一步认识。周恩来建议文艺界都要认真学习毛泽东思想，以此检查自己过去的文艺工作并有所改进。何其芳说，周恩来此次讲话的主要观点之前在不同场合已经多次或长或短地讲过，这次在重庆文艺座谈会上特意提出来，显然是周恩来想以自己的诚恳的自我批评态度来启发党和非党的作家，希望他们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来对自己的思想和工作进行自我批评。同时，周恩来在这次会上还谈到了郭沫若和茅盾的作品，肯定了郭沫若五四运动时期的新诗，认为具有革命浪漫主义色彩，对青年影响大。但对茅盾的《幻灭》《动摇》《追求》有批评之意，说这个三部曲对当时的革命形势反映得不大正确。周恩来对郭、茅的评论，何其芳认为是周恩来想带头进行相互之间的批评，启发党和非党的作家，以毛泽东思想为武器，展开相互之间的批评。何其芳的观察是细致的，从周恩来的发言看，他已经察觉到文艺座谈会并非只是单纯的文艺问题，而是充满政治性的，这是延安整风运动在重庆的继续，这也是何其芳第二次来重庆的目的之一。周恩来的话也影响了何其芳，使他更明白，自己以前的那种“旧我”（浪漫唯美感伤的情调）已经没有生存空间了，连茅盾的作品都受到批评，这不能不引起他的警惕，也必将影响他的文学观和创作。

在后两次会议中参会人员批评了胡风一派的舒芜的论文和路翎的小说。批评舒芜的论文宣扬主观唯心主义，反马克思主义；批评路翎的小说歪曲和丑化劳动人民，鼓吹自发论。会上还批评了当时有些进步作家的作品中表现出来的灰色的精神状态[14]489。何其芳是站在批评一方立场的，尤其批评胡风等人的文艺思想，这孕育了之后他与胡风等直至建国后的论争。

1946年2月，《新华日报》刊发了何其芳的论文《关于现实主义》，这篇文章以参与《芳草天涯》与《清明前后》的讨论为切入点，在宣传毛泽东《讲话》思想的同时，批评了王戎、胡风等人的观点。其他发表于该报的文艺论文还有《大后方文艺与人民结合问题》《关于实事求是——舒芜先生〈论实事求是〉的商榷》等。其他著文与何其芳讨论“现实主义”与“客观主义”的还有王戎和吕荧①讨论现实主义的有王戎的《从〈清明前后说起〉》与《“主观精神”和“政治倾向”》。何其芳与吕荧通信讨论客观主义问题，历时近三个月，何其芳将与吕荧之间讨论通信整理发表。吕荧《艺术与政治》（《萌芽》创刊号）、《吕荧先生的第一封回信》（1946年6月10日）、《吕荧先生的第二封信回信》（1946年7月22日）、《吕荧先生的第三封信回信》（1946年8月30日）；何其芳则有《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给吕荧先生的第一封》（1946年5月25日作，载1946年11月15日《萌芽》第1卷第4期）、《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给吕荧先生的第二封》（1946年6月30日夜作，载1946年11月15日《萌芽》第1卷第4期）、《关于“客观主义”的通信——给吕荧先生的第三封信》（1946年8月18日）。，代表的依然是胡风的文艺理论思想，争论的焦点其实还是胡风文艺思想与“毛泽东的《讲话》和中共的整风运动”“核心意图”的冲突问题，在论争中何其芳扮演了这种“核心意图”的捍卫者角色。

总之，何其芳的两次重庆之行，使他在思想上更加倾向革命，在行动上不再是那个充满唯美感伤的“画梦者”，成为了一名真正的富有浪漫气息的革命作家。

[1] 何其芳.星火集续编[M].上海：群益出版社，1949.

[2] 何其芳.关于现实主义·序[M]//关于现实主义.上海：海燕书店，1950.

[3] 何其芳.毛泽东思想的阳光照耀着我们（一名《毛泽东之歌》）[M].征求意见本（内部发行），1977.

[4] 黄文翔.在重庆开始特殊之旅[M]//巴蜀芳踪.武汉：长江出版社，2012.

[5] 熊飞宇：《讲话》在战时首都重庆的传播[J]//抗战文化研究.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

[6] 胡风.胡风三十万言书[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2003.

[7] 黄药眠.读了《文艺工作底发展及其努力方向》以后——对文协五理事的参考论文质疑[J].民主世界，1945（2）：13-17.

[8] 乔冠华.方生未死之间[J].中原，1944，1（3）：1-11.

[9] 胡风.胡风回忆录[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3.

[10] 胡风.胡风全集（6）[M].武汉：湖北人民出版社，1999.

[11] 吴福辉.沙汀传[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0.

[12] 易明善.读何其芳的一封未刊书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63-64.

[13] 季风.何其芳致沙汀的一封未刊书简[J].四川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7（4）：62.

[14] 何其芳.回忆周恩来同志——《中国交响乐》第一乐章的一些断片[M]//何其芳全集（7）.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0.

[15] 熊飞宇.何其芳的佚简《致范用》及其解读[J].重庆三峡学院学报，2016（1）：52-54.

[16] 钱理群.《论主观》引发的风波[M]//中国现代文学编年史——以文学广告为中心（1937-1949）.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责任编辑：张新玲）

He Qifang’s Two Visits to Chongqing

ZHOU Sihui
（school of Chinese, Guizhou Normal University, Guiyang, Guizhou 550001, China）

In 1944, He Qifang was sent to Chongqing to preach the spirit of 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Art and Literature (hereafter “the speech”) as a good example of reconstruction of intellectuals. After the war, he was sent to Chongqing again to carry out a second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 of the united front work. During his stay in Chongqing, He Qifang’s promotion of “the speech ” was blocked, however, he still wrote numerous essays, reportages, and strive to practice “the Speech”. He was really active in the arts united front work and fiercely debated with Hu Feng and the other writers on literature creative problems. “Anti-Japanese realism and revolutionary romanticism”, What Mao Zedong inscribed for the first anniversary of the Lu Xun Acdemy of Fine Arts, was perfectly reflected in He Qifang’s behaviors, he was a real revolutionary romantic writer in Chongqing.

He Qifang；Talks at the Yan’an Forum on Art and Literature；Chongqing；preach；the united front in literary and art circles；ideological transformation

I03

A

1009-8135（2017）04-0075-08

2017-05-18

周思辉（1983—），男，河南周口人，贵州师范大学副教授，文学博士，主要研究中国现当代文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抗战高校西迁对西南地区文学发展的影响研究”（13BZW147）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