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重庆时期冰心参加国民参政会侧记

熊飞宇

（重庆师范大学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重庆 401331）

重庆时期，冰心曾“荣膺”国民参政会参政员，之所以被遴选，沈从文认为是宋美龄想借重其与司徒雷登的关系。而冰心参加国民参政会的具体情形，随着资料的挖掘，细节逐渐丰满。她的“参而不政”，一是源自中立的自由主义者立场，二是出于对党派政治的回避。

冰心；国民参政会；司徒雷登；参而不政

抗战时期，冰心曾以社会贤达身份担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共历三届，即二、三、四届。其之所以被遴选，关键在于宋美龄的提名，至于深层次的考量，则无人探究；而其参会的情况，大致也只是“参而不政”，但是具体的场景，因为资料稀少，很难再现与还原，这也为冰心的传记留下了通过想象去创作的空间。笔者曾有《冰心与国民参政会论略》一文，较为全面地做过考察；后在《冰心与重庆〈中央日报〉》中，也有相关史料的摘引，但仍是一种模糊叙事。随着对资料的不断挖掘，有较多的细节呈现出来，本文便以“集锦”的方式，献给有兴趣的读者。

一、沈从文关于冰心担任参政员原因的说明

冰心为什么会参加国民参政会？1982年冬，湖北江陵发掘马山一号墓。受荆州博物馆委托，王亚蓉回北京接沈从文鉴赏出土的极品丝绸。在由京南下的火车上，沈从文曾向王亚蓉谈到：“你像冰心他们在国民党时代是宋美龄的顾问，正是大骂孔祥熙专机带狗的时候，她也是宋美龄的专机把她送去的。他们是利用她和美国司徒雷登的关系，她是燕京的……”[1]234

先来看“她是燕京的”。

关于冰心与燕京大学，相关叙述并不鲜见，如许正林即有专文《冰心与燕京大学》。现据陈恕《冰心全传》所附《冰心生平、著作年表简编》，简单勾勒如下：1918年秋，“升入协和女子大学理预科”[2]496；1920年3月15日，“北京协和女子大学合并到燕京大学，称燕大女校”[2]496；1921年夏，“燕京大学理预科毕业。转入文本科二年级”[2]497；1923年夏，“以优异成绩毕业于燕京大学文本科，得文学士学位。同时获金钥匙荣誉奖”[2]498；1926年9月，“回母校燕京大学国文系任教”[2]499；“同年，任燕大委员会委员”[2]500；1929年6月15日，“与吴文藻博士在燕京大学临湖轩举行婚礼”；“8月，回北平，迁入燕南园66号新建的住宅”[2]500；自1930年起，便未继续在燕大任教；1948年3月，“被选为东京燕京大学校友会主席”[2]503。

再看抗战时期及其前后的司徒雷登。现据《中国革命史上的外国人物》龙士云所撰的《司徒雷登》，摘引如下：

抗日战争爆发后，北平沦陷。司徒雷登与北平日伪当局经过谈判取得“默契”，宣布燕京大学保持“中立”，保证不反日，日本占领军也不进校干涉校政。司徒雷登曾对一些不愿在日军占领下埋头书斋，要逃离日占区的学生给予过帮助。

太平洋战争前，日本为了诱降蒋介石，曾命令北平日军司令官与司徒雷登接触，企图通过他与蒋介石会晤。为此，1938年，司徒雷登借前往香港出席中华教育文化基金董事会之便，从香港乘飞机到汉口，会见蒋介石。经过密谈，司徒雷登把条件带回北平，交给日方，但双方未能达成协议。后来，司徒雷登又分别于1939年4月、7月，1940年4月，1941年4月，四次从日军占领下的北平到重庆去与蒋介石会谈，“调解”日蒋关系，但都没有什么结果。与日蒋会谈的经过，司徒雷登都向美国方面作了详细报告。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司徒雷登被日军逮捕。在日军集中营关了三年零八个月，直到1945年8月日本投降才被释放。

同年，重庆谈判期间，司徒雷登见到了毛泽东、周恩来。毛、周请他吃过午餐。10月间，他回到北平参加燕京大学在原校址举行了开学典礼后，即返回美国。

司徒雷登这次回美国逗留了四个多月，一面养病，一面为燕京大学募捐。1946年4月，他返回中国。7月，由马歇尔推荐，美国政府正式任命司徒雷登博士为美国驻华大使。中国共产党及第三势力曾对此都表示了不同程度的欢迎。[3]107-108

司徒雷登在抗战胜利后的重庆之行，其回忆录《在华五十年》（Fifty Years In China）中有这般追忆：

（1945年）9月1日，我们到了重庆。第二天，蒋介石主席举办了一场外交上的招待会，我在会上见到了很多老朋友。赫尔利大使就站在主办人的旁边，前段时间，他去了趟延安，跟共产党的领袖毛泽东一同回的重庆。毛先生看到我后，很亲切地打了招呼，并说在延安有很多燕大的学生。我笑着回答说自己对这个情况有所了解，并希望对那些学生的教育没有令人失望。几天后，周恩来邀请我和（傅）泾波吃午饭。那是在一个学生的家里，他们热情地进行了招待……

在结束了监禁生活后，我很高兴能在这里——抗战的临时首都，见到很多的老朋友和有趣的人。我也乐意接受他们的邀请，参加聚餐或是演讲活动，并从他们那里得到关于我归来的这个世界之前发生的事情。所有的这些都使我兴致盎然……

之后去成都度过的两天……回到重庆，数百个燕大的毕业生举办了一场特别的宴会，地点是在一个坐落在江边的美丽饭店里。来参见的人越来越多，虽然饭店经理一直忙着添加桌椅，但还是很多人没有座位，不得不离开。[4]124-125

至于冰心与司徒雷登的关系，就冰心方面而言，可见于下述事例。

《燕大友声》第二卷第九期（1936年6月24日出版），为“司徒校务长六十寿辰特刊”，目次中的《司徒校务长传略》，正文作《司徒雷登博士传略》，系包贵思女士（Grace Boynton）所撰，冰心“六，十夜，一九三六，译毕”。另有“校友撰文”，“以年级先后为序，年级同者，以离母校较远者居先”，依次是：陈其田、白序之、许光迪、谢婉莹、曹义、张铨、吕振中、董绍明、张天泽、罗学濂、胡庆育、薛澄清、杨肖彭、张德生、蒋荫恩、陈先泽。其中，谢婉莹的文章是《司徒雷登校务长的爱与同情》①该文在收入《我自己走过的路》（冰心著，人民文学出版社，2007年6月）和《冰心文选——佚文卷》（王炳根选编，福建教育出版社，2007年11月）时，末尾均有方锡德注：“原载1936年6月24日《燕大周刊》第7卷第6期，又载于同日《燕大友声》第2卷第9期”。三者相较，最早刊发此文的应是《人物月刊》。，署名“氷心”，作于“六，十二，一九三六”。而在此前，该文已见刊于杨开道主编的《人物月刊》第一卷第二期，1936年6月15日出版。同期亦以中英文双语的形式，刊载包贵思女士的《记司徒雷登先生》（A Brief Sketch of Dr. Stuart），其后有“编者附记”云：“包贵思女士是燕大英文教授，是司徒先生的好友，也是氷心女士的好友。包贵思女士曾把氷心女士的作品译成英文，氷心女士也想把本文译成中文。因为本刊出版期近，所以只好由编辑部译出，以飨不能阅读原文读者。我们不能刊登氷心女士的译文，是十二分的抱歉，不过这个译文曾经吴宓先生精心修改，虽不如氷心译文之佳，亦可告无罪于读者也。”[5]124

1941年3月29日，《燕京新闻》（北平燕京大学新闻学系燕京新闻社出版）第7卷第25期，有记者曾就冰心“外传逝世”一事，求证于司徒雷登校长：

本月廿五日北平各报及廿六日英文北京时事日报载前本校国文系讲师吴文藻夫人谢 氷心女士于昆明逝世之消息，实堪令人惊愕。据报章所载，此项消息系由北京大学某教授传出，谢因患肺病不治，于去年十一月中死于昆明。其中颇有难令人置信之处。本报记者为明 瞭真象起见，特访问司徒校长探询一切。据司徒校长谈称：报载谢 氷心女士逝世之消息绝不可靠，因校方最近曾接谢女士于二月十九日所发之信件。女士昔年虽曾患肺病，但经治疗早已完全告愈。再女士居于重庆，而此项消息谓其死于昆明，故与事实绝对不符也。即使女士确已逝世，则校方当早有消息，绝不致隔三月之久，方有消息；更不能北大已有消息而本校尚无所闻。故此项消息之子虚，无待证明矣。

又据校长谓：女作家谢 氷莹，身体亦不康健，此种消息或系以讹传讹之误，但谢氷莹亦系居于重庆，决不能死于昆明，故此项消息实令人迷离云[6]1。

据此可知，谢冰心在1941年2月19日，曾致信燕京校方。一方面，说明冰心与司徒雷登的联系，即便是战时，也未尝中断；另一方面，该信不知现在是否还存于燕京档案？如能重新觅得，对于冰心研究应不无助益。

1946年11月4日，《海涛》第35期刊有“言身”的一则短讯《冰心写司徒雷登传》，谈到：“现在她自内地来沪转北平，仍在燕京任教，不久将再度出国。她本是司徒雷登的得意门徒，现在司徒做了驻华大使，蜚声海内外，冰心女士预备替他写传记，这传记的内容将以司徒的教育事业为主体，预想不久此书出版时，又可轰动一时也。”最后还爆料：“此外，据说谢冰心还是司徒大使的干女儿呢。”[7]3“文化大革命”中，“冰心是司徒雷登干女”这一说法曾被再度抛出，但遭到冰心本人的否认。

对于司徒雷登，冰心讲过一段流传甚广的话：“司徒雷登帮过很多进步学生，好几个人都是坐着他的车才去了解放区。应该感谢每一个帮助自己的人，忘恩负义不好。”[4]封底

二、冰心出席国民参政会有关活动的报道与记载

（一）第二届国民参政会

1941年11月17—26日，国民参政会第二届第二次会议召开。冰心出席。同年12月出版的《湖南妇女》（编辑兼发行：湖南省新生活运动促进会妇女工作委员会）第四卷第六期，其【妇女描素】有《女参政员之声》云：

此次参政会，十五位女参政员里，只有曾宝荪病假，报到的有十四位，实际出席的有十三位，邓颖超自夏秋以来肺病复发，一直在打针疗养。

这十三位女参政员的中心提案与男参政员并无相异处，对于平定物价座谈会，她们最关心，但时间和市妇女会的招待冲突了，到底她们不愿辜负姊妹们的苦心，除张肖梅外，十二人一起出席了这个会。

也许是因为她们除了是参政员外，大半还是有儿有女的母亲吧，当然也是不能不管管油盐柴米酱醋茶的主妇，物价之对于她们，委实关系重大。

她们的提案中一致主张制止人为的物价上涨，惩治奸商和营私的□□员。……

她们进一步分析了奖励人口的八中全会决议案……

为妇女本身的切身问题，自然是职业妇女被拒用的许多实例。人们说女人心细，她们的提案中往往附有真凭实据：从报纸上剪下来的聘请职员的广告，那上面无不限于男性男性男性，甚至各种技术训练之门，也是对妇女掩闭着的。

……

谢冰心年来病肺，吐血太多，抱病开会，显得清瘦，有时吴文藻先生伴来。昔日见于她集子上的署名，现在可以在提案末尾见到，有些人不免怀了缅旧之思，愿这签名式再见于她的新集子上。[8]18

从报道前面部分可以看出，冰心曾参加“平定物价座谈会”。同样的报道，亦见于《浙江妇女》月刊（编辑兼发行者：战时儿童保育会浙江分会；地址：丽水大水门横街）第五卷第六期的《各地通讯：二届女参政员之声》（第23页），1941年12月30日出版。

除“市妇女会的招待”之外，有关方面的宴请，也不时见诸报端。如《新华日报》1941年11月25日就有报道：“（远东社讯）蒋委员长夫人宋美龄女士，定明（二十六）日正午十二时半，在某官邸招待女参政员，并请参政会王秘书长夫人作陪。”“王秘书长”即王世杰，夫人名萧德华，系音乐家萧友梅之妹。又：“（中央社讯）新运会妇女指导委员会日前与本市各妇女团体商定，于参政会开会后联合招待女参政员，现正由女青年会及妇指委会负责筹备中。”[9]不过，这次招待，很快便有了下文。27日下午，“重庆市各妇女团体”“假求精中学招待女参政员，到吴贻芳，史良，刘王立明，张肖梅，罗衡，陶玄，伍智梅，钱用和，吕云章等参政员，邓颖超同志以病未克出席，特函向各妇女团体代表致歉”。“各妇女团体到代表达百余人，济济一堂，会场充满着和谐的空气，会场墙壁上张贴着：‘拥[护]女参政员’‘团结就是力量’等各种标语。”招待会主席张霭（蔼）真[10]。

1941年2月21日，冰心曾作《为职业妇女请命》，表达自己对职业妇女的关切。在此次参政会上，“十一月十七日，是参政会揭幕的日子，女参政员们在这天集议着提案的中心，‘保障职业妇女’”[11]，“大会上唇枪舌剑，争个不休”[12]，最后，在24日下午三时举行的第七次大会上，“吴参政员贻芳等提，请政府明令各机关不得借故禁用女职员，以符男女职业机会均等之原则”[13]，“由于女参政员对保障女权问题的态度一致而得到了大会的通过”[12]。

此次“会议期间”，张澜“与张君劢、左舜生、罗隆基等民主政团同盟参政员，根据民主政团同盟的纲领，向国民参政会提出《实现民主以加强抗战力量，树立建国基础案》，参与联署的有张一麐、李璜、陈启元、常乃惪、余家菊、梁实秋、董必武、光升、沈钧儒、王造时、史良、陶行知、冷遹、黄炎培、江恒源、刘王立明、谢冰心、晏阳初、邓颖超共23人”。“提案要求国民政府做到以下10点：（一）迅速结束训政，实施宪政。（二）成立战时中央民意机关。（三）任何党派不得以国库供给党费。（四）政府一切机关，实行选贤与能之原则，不得歧视无党、异党之分子，不得强迫入党。（五）禁止在学校和文化机关推行党务。（六）保障人民身体、言论、思想、结社、集会、信仰自由。（七）停止特务机关对内之一切活动。（八）取消县参议会及乡镇代表考试条例。以便凡热心之公正人士，均有机会参与地方政治。（九）实行经济民主化之原则，确定人民最低生活之保障，严禁官吏利用政治权力实行垄断投机之商业行为。（十）军队国家化，停止军队中任何党派之党团组织。”[11]208-209对于这些主张，冰心作为提案联署人，至少是赞同并支持的。

（二）第三届国民参政会

1942年10月22—31日，国民参政会第三届第一次会议举行。会议召开前夕，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曾举行茶会，欢迎女参政员。10月16日，董镜桂在《女参政员素描》中，对此有过报道：

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为了欢迎这些妇女的代表女参政员，特于昨日三时假该会大礼堂举行茶会，欢迎词致毕，主席沈慧莲女士别出新裁地取消了词严庄义的讲演。这对于忙碌了三四天的女参政员确是一件适宜的措置。

出席的女参政员共有十一位，华侨妇女领袖黄淑云，保育专家熊芷均被邀到会。此外各机关女代表女记者参加者亦二十余人。

会场轩敞清洁，烟雾绕缭中，三三两两地攀谈着，女参政员更是新闻记者包围的对象。

大时代忙碌了一部分有知识的女子，广大的农村妇女，多半还听天由命地生活着，没听到全国总动员的召唤，因此怎样广泛地深入地动员农村妇女，成了十几位女参政员提案中的焦点。[15]116

谢冰心：福建籍，因为近年来的多病，清瘦了许多，有几位天真的姑娘们问她“为什么不多写点文章呢”？她说“等身体好点再写”，有人正大谈《寄小读者》，但她却因吴文藻先生等她匆匆地走了。[15]118

据侧面消息，关于法律上默许的“太太留到战区的男子可重婚”女参政员亦准备提出讨论。[15]118-119

这里“十一位女参政员”，据文中所述，指唐国祯（按：“祯”或作“桢”）、吕云章、刘王立明、陈逸云、罗衡、刘衡（按：“衡”多作“蘅”）静、吴贻芳、张邦珍、张维祯（按：“祯”或作“桢”）、陶玄、谢冰心，另有胡木兰、邓颖超、伍智梅三位未到会。关于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也有必要略作介绍。“1937年12月后，民众运动（包含妇女运动）曾短暂由军事委员会政治部负责管理。1938年4月，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第74次会议通过《修正中央执行委员会组织大纲》，对党中央的组织作了大幅度调整。在各部会处方面，取消民众训练部，改设社会部。社会部设有妇女科，协助各地妇女会进行工作。另外，社会部成立之初，即奉中央核准在汉口成立‘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作为指导发动全国妇女工作的机构。”[16]197-198“1940年12月，社会部改隶国民政府行政院。经第160次常会决议，妇女运动指导委员会改由组织部接管，更名为中央‘妇女运动委员会’，于1941年1月正式成立”[16]198。其主任委员，先后为沈慧莲（1938.5.12—1945.9.17）、宋美龄（1945.9.17—1945.10.29）、刘蘅静（1945.10.29—1949）[16]201。

22日，会议正式开幕。顾颉刚日记有载：“八时，乘参政会车到军委会，九时，开会。听张伯苓致开会词，林主席致训词，蒋委员长致词。选举主席团。在会晤孟真，君武，达浦生，周昆田，何子星，靳鹤声，魏元光，江问渔，王维墉，张香冰，程希孟，王晓籁，任之，仲仁，冰心，翁咏霓，冀野，孙伏园，马乘风，张道藩，顾一椎（引者按：当作‘樵’）等。与张维桢等同乘车至新运会吃饭，晤次箫，成舍我等。”“二时半，上车到会”，“听何应钦报告军事，傅秉常报告外交。七时出，到新运会吃饭”[17]752。

26日晚八时，蒋夫人“假私邸设宴招待女参政员，到吴贻芳、张邦珍、陈逸云、张维桢、刘王立明、邓颖超、谢冰心、胡木兰、伍智梅、唐国桢、刘蘅静、罗衡、吕云章、陶玄等十余人。宋外长，顾大使及王世杰夫人等被邀作陪。宋外长及顾大使□作简短之演辞。略[谓]盟国人民对中国五年来之坚持抗战，备极感奋，愿伸同情及援助之手。并谓中国国家地位亦由是日益提高。席间宾主对于妇女运动及妇女工作有所讨论及交换意见，至十时许始尽欢而散”[18]。据这一报道，谢冰心与邓颖超均参加了宋美龄的招待会。两人在同一场合出现，这应该是有明确记载的较早的一次。不过，二人究竟是在何时何地初识，即便冰心本人后来所写的文章，也有记忆方面的失误。笔者在《重庆时期冰心的创作与活动研究》一书中，曾以“冰心与周恩来、邓颖超的交往”专题讲述，兹不再引。

“中华民国三十一年十一月一日中央日报·扫荡报联合版 星期日 第五版”，有“本报记者布谷、岳兰”的《女参政员访问记【五】》，其中有关冰心的一则为“谢冰心女士：掩饰不住她的母爱”：

女参政员谢冰心，她的名字是不生疏的。早在她当选为参政员之前，从《寄小读者》《繁星》《超人》里我们已经知道她高远而恬静的个性，曾寄与自然，慈母，和童年以深挚的感怀和无限的赞美。她是已经连任两次的参政员，记者曾经访问过她三次，但记者所得印象，始终是和读她的作品所领略的一样作风。在前两次的访问里，她都是这样说，“不知谁把我的名字，提到参政员里面来的，我实在对政治问题不很感到兴趣。我希望你们千万别拿对于参政会的意见来问我，可是，欢迎你们常和我做个谈诗论文的朋友”。从这几句话里可以看出她的本色。

前数日，她又以第三届女参政员的资格，和许多位女参政员出现在一个会场上，引起了记者好奇的心理，想再作一次的访问，也许可以得到意外的收获，不料尽管记者提出许多问题再三请求她答覆，而她几乎连想也不肯想，只报以谦和的微笑。直到最后，她好像无法掩饰她广大的母爱和对儿童深厚的同情心，才对记者说，她只希望政府当局，今后要极力督促出版界，赶快改善关于儿童教科书的印刷问题，因为教科书印刷模糊，不仅有损一般儿童的目力，并且对于儿童们识字作文的兴趣和进度，影响实在太大了。

所访者另有“邓颖超女士：滔滔而谈妇女问题”和“胡木兰女士：一位革命元勋后裔”。报道中说，记者已采访冰心女士三次，但不知所谈为何。不过，从冰心所谓“不知谁把我的名字，提到参政员里面来的”，而且是借《中央日报》表明态度，可以看出，冰心出任参政员，确有可能是在不明就里的情况下的被动参与。

1944年11月，《时兆月报》①《时兆月报》，1943年1月复刊于重庆。主编苏醒之，编辑蔡玉坤，发行人简墨士，特约编辑刘启承、王震辉、姜从光、孟昭义，编辑部设重庆柏溪。辟有小言论、论坛、青年与教育、真理之光、圣经之研究、家庭幸福、农业问题、工商界、现代文选、瀛海珍闻、游记等栏目（王绿萍编著：《四川报刊五十年集成（1897—1949）》，四川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653页）。第二卷第十一期的《瀛海珍闻：女参政员趣闻》，也有关于冰心的逸闻趣事：“谢冰心在会场中，介绍其夫婿吴文藻博士，每日‘吾夫一官如豆’，不识轻夫耶？抑轻官耶？”[19]3所谓“一官如豆”，据《吴文藻自述》，自1941年2月，吴文藻开始任国防最高委员会参事室参事，其职责是“对边疆的民族、宗教和教育问题进行研究和提出处理意见”，同时还兼任“蒙藏委员会顾问和边政学会的常务理事”[20]405。

（三）第四届国民参政会

1945年7月7日至7月20日，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召开了第一次会议。《顾颉刚日记》第五卷中，附有“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六大会席次表”，分“院部会长官席”“中央委员会”和“特别来宾席”，谢冰心坐“特别来宾席”，座号为239[21]490。不过，“第六大会”一说颇可疑。第四届国民参政会只召开三次大会，何来“第六大会”？是否是“第四届第一次大会第六次会议”？抑或另有所指？又，7月7号，“早餐后，与格桑同到参政会。行开会式。听主席训词及周枚荪答词。选举主席团。与孟真谈。晤狄君武，陆幼刚，文藻，冰心，达浦生等”[21]494。国民参政会第四届第二次会议，于1946年4月2日结束。4日，顾颉刚曾“访冰心夫妇，并晤耀华夫妇”[21]635。不过，所访地点未记。时冰心已从歌乐山搬至曾家岩原端木恺的住所。

冰心在参政会上的表现，天行曾有一个较为令人信服的说明：“冰心是一位参政员，有人说她是参而不政的。实在她是一个中立的自由主义者，没有什么对国事主张。据说她在重庆每次开参政会时，虽然出席而不发一言，她对政治感不到兴趣，而对党派尤其头痛，所以她不肯说话，免得许多麻烦。”[22]64由此可见，冰心的“参而不政”，一是源于“中立的自由主义者”立场，二是出自对党派政治的趋而远避。这与胡适的“宁鸣而死，不默而生”，自是知识分子两种不同的生存方式。

[1] 王亚蓉.沈从文晚年口述（增订本）[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2] 陈恕.冰心全传[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11.

[3] 肖效钦，陈乃宣，谈方.中国革命史上的外国人物[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2.

[4] 司徒雷登.在华五十年[M].李晶，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15.

[5] 包贵思.记司徒雷登先生[J].人物月刊，1936（2）：115-124.

[6] 记者.谢冰心现安居重庆：外传逝世纯系子虚[J].燕京新闻，1941（25）：1.

[7] 言身.冰心写司徒雷登传[J].海涛，1946（35）.

[8] 记者.女参政员之声[J].湖南妇女，1941（6）.

[9] 记者.蒋夫人明日招待女参政员[N].新华日报，1941-11-25（01）.

[10] 记者.重庆市各妇女团体招待女参政员[N].新华日报，1941-11-28（01）.

[11] 绯英.回忆去年——上次参政会中女参政员的活动[N].新华日报，1942-10-25（04）.

[12] 萧波.向女参政员进言[N].新华日报，1942-10-25（04）.

[13] 记者.参政会第八日续通过提案廿余，各项提案均审查完毕[N].新华日报，1941-11-25（01）.

[14] 谢增寿.张澜年谱新编[M].北京：群言出版社，2011.

[15] 董镜桂.特写陪都[M].重庆：青年图书社，1944.

[16] 洪宜嫃.中国国民党妇女工作之研究（1924—1949）[D].台北：国立政治大学历史系研究所，2008.

[17]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2011.

[18] 记者.蒋夫人宴女参政员[N].新华日报，1942-10-27（02）.

[19] 记者.瀛海珍闻：女参政员趣闻[J].时兆月报，1944（11）.

[20] 高增德，丁东.世纪学人自述：第1卷[M].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0.

[21] 顾颉刚.顾颉刚日记（卷五）[M].北京：中华书局，2011.

[22] 天行.记老大姐谢冰心[J].上海文化，1946（11）.（责任编辑：郑宗荣）

The Sidelights of Bing Xin’s Attending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in Chongqing

XIONG Feiyu
(Research Center of Sino-Japanese War Literature and History in Chongqing, Chongqing Normal University, Chongqing 401331,China)

During the war time, Bingxin had been recommended as councilor of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in Chongqing. To investigate its background, Shen C ongwen once thought that it was because Song Meiling wanted to take advantage of her relationship with John Leighton Stuart. With the excavation and discovery of historical materials, the details of Bingxin’s attending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become more and more specific. As for her attending but not participating in political affairs, one reason is derived from her neutral liberal stance; the second is for avoidance of partisan politics.

Bingxin; National Political Council; John Leighton Stuart; to attend but not to participate in political affairs

K206.6

A

1009-8135（2017）04-0083-07

2017-03-18

熊飞宇（1974—），男，四川南江人，文学博士，重庆师范大学文学院、重庆市抗战文史研究基地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抗战文学。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抗战大后方文学史料数据库建设研究”（16ZDA191）阶段性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