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丁坤(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评王笛的《街头文化
——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

于丁坤
(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一书，通过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城市改革运动对下层民众的影响和街头政治化等方面，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该书研究方法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史料的选录与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视角和崭新的“叙事”写作手法。作者在以上三点为后人开启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

王笛；街头文化；大众文化

王笛先生所著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下文简称《街头文化》)，是一部生动描述成都下层民众日常生活的历史画卷。作者采用微观史学的方法，自下而上地对清末民初成都下层民众与社会精英以及地方政治力量三方，在街头这一公共空间所进行的博弈进行了细致的描写，用富有文学性的话语描绘了整个街头的日常生活、大众文化的特征和魅力，刻画出一副副鲜活的历史面孔。《街头文化》一书展示了以街头为舞台的成都街头文化在各种政治、社会力量冲击和在利益矛盾冲突下的发展、变迁及转化过程，尤其是国家力量、社会精英、下层民众三者之间在大众文化上的合作、斗争和反抗的关系，从而揭示大众文化在20世纪初存在、发展和变化的状况。正如罗朝晖、王先明所说的：“从街头文化和下层民众的公共生活中揭示出充满各种诉求的利益阶层与地方政治之间互动的复杂性与不可预期性。”[1](P424)

《街头文化》共八章，作者将其分为“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三部分。这三大部分反映成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街头大众、社会精英及地方政治势力这三方面围绕着街头这一公共空间所进行的种种博弈。第一部分主要考察民众与公共空间的关系，说明街头这个“公共空间”是人们日常生活和谋生的主要场所。人们将街头作为市场、作坊、舞台、栖身之地和社会交往中心，从而形成了独特的成都街头文化，并成为成都城市文化中最重要的组成部分。第二部分的主要内容是：20世纪前十个年头成都进行的城市改革运动对成都下层民众的街头生活有着重要影响，并且作者通过城市改革运动来审视下层民众和社会改良精英们的关系。第三部分所着重揭示的是街头政治化这一问题，作者通过对民众的街头斗争的探讨，来看人们如何将街头文化转变为街头政治的，同时分析了民众为什么空前地介入地方政治之中。王笛先生认为在清末民初这段大变革时期，下层民众、社会改良者和地方政治势力这三方关系经常相互制约和相互影响。

《街头文化》一书自出版之后，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华中师范大学教授马敏认为：“王笛的新著是取‘小历史’或曰‘微观历史’的视角，给传统史学的范式加以变革创新。”[3]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教授张信指出：“《街头文化》一书是美国学术界关于中国‘公共领域’讨论之突破。”[4]南开大学罗朝晖、王先明指出：“王笛的《街头文化》给我们最大的启示是‘可以用西方经验引申出来的分析范畴去检视中国历史’。”[1](P424)。综上所述，前人对《街头文化》一书在学术史之地位已作出明确界定，但就此书研究方法所展现出来的创新之处，学界研究似乎还不够透彻，可继续深挖。《街头文化》一书其研究方法的创新之处，主要在于史料的选录与解读、自下而上的创新视角和崭新的“叙事”写作手法，作者在以上三点为后人开启了新的研究方法与研究路径，值得我们探讨与深思。

一、史料的选录与解读

通过下层民众视角研究下层民众生活，最重要的，也是最困难的要数选用恰当的史料。由于史料历来都由精英人士记录或书写，所以有关民众思想文字史料就有很多带有精英的思想特点，真实的下层民众的社会生活状态不得而知。面对这种状况，作者一直在思考，我们所知的“大众文化”是否是真的平民大众的文化，会不会掺杂了社会精英所书写的内容，历史的事实场景是否真的如此？对于这一问题，作者竭力避免单纯的摘抄史料，仔细地分析了全书每一条资料的来源和实际意义，力图鉴别大众自身的文化与精英强加的文化之不同，进而得到一些与众不同的答案。

傅斯年先生曾说过，史学就是史料学。扎实的史料功底是史学研究的基础。作者指出：“在资料的选用上，一般有四类资料可资利用，即：官方文本、大众传媒、调查统计和私人记录。”[2](P9)但更重要的是作者自报纸、文学和视觉资料中摘录了很多有关于下层民众的资料。

新文化史反对任何形式的历史决定论，要求从宏大趋势的规律探索转变为描述特殊人群、细小事件，在考据传统文献的基础上，注重搜集小说、画像等人类文化的“遗迹”，从事叙述性与通俗性相结合的历史研究。[5]作者采用调查采访的方法，广泛搜集大量的视觉资料和民间文学资料的做法正是切合了新文化史的特点。

民间文学资料主要是当时成都的竹枝词。在描述军营会操时，作者选取的竹枝词是：“锦城东南列营房，细柳新栽护较场。每当天光初擦粉，数声军乐最悲凉。”[2](P61)又如在描述会馆建成后演戏庆祝的场面时，作者选取了如此竹枝词形容：“会馆虽多属陕西，秦腔棒子响高低。现场人多坐板凳，炮响酉守神散一齐。”[2](P65)如此描述，在本书比比皆是。作者认为，历史研究并不是不可以使用文学资料，因为诸如诗歌与小说之中有许多对于市民大众日常生活的描写，问题的关键是如何运用文学资料。视觉资料主要是当时的老照片。多达一百多幅视觉资料可以让资料起到自己说话的效果，为研究提供了有力的证据。民间文学资料与视觉资料的综合使用，避免了干巴巴的语言描述，增加了文章的可读性，使得叙述画面感十足，一幅幅鲜活的图像跃然纸上，避免了使用传统所带来的缺陷。

通过大量原始资料的使用，翔实了书中内容，不仅增加了书籍的可读性，还得以观察到精英所未关注过的下层民众的生活状况。王笛先生对史料的独特的选录和解读，为其自下而上地观察下层民众提供了重要的史料支撑，亦是本书获得学术界诸多好评的重要原因之一。

二、自下而上的视角

《街头文化》一书的视角聚焦在大众的社会生活和社会文化上，特别是大众文化，关注点由精英转向到民众。街头民众的衣食住行成为作者的研究对象，并且还探讨了近代化对成都街头民众日常生活的影响。作者使用了大量原始资料，对所谓历史失语者的生活和工作状况进行了准确而又形象的还原，体现了其微观视角和下层史观。

书中第一部分“下层民众与公共空间”中，作者在使用档案、报纸等传统史料进行说明的同时，还使用了大量诸如传教士手稿、竹枝词等民间文学资料，系统地描绘了街头这个下层大众生活的舞台，考察了诸如小商小贩、工匠苦力、民间艺人、善男信女之类下层民众如何在街头这一公共空间生产、生活的。

如作者描写成都街头的手工工匠在街头工作的场景，“补瓷器和修米缸的手艺人就带着由五块黄铜片做成的工具，称作‘金圭’，其发出的声音很远都能听到。弹棉花的匠人总是在街头或者院子里干活，他们忙碌而有节奏，棉絮在空中飞舞，灰色而死板的旧絮，在他们手中变得又软又白。当铆匠修补破碗时，坐在一只小凳上快速转动他的钻头，钻出一个极小的洞打上铆丁。做伞的工匠在街头摆摊，他们把准备好的做伞架的纸伞盖涂成红色、蓝色或绿色……这些手艺人在街头工作，通过自己的娴熟手艺做广告，这实际上成了一种街头‘表演’。”[2](P108)又如作者描写说书人，“面前有一张小台子，那个方寸之地，便是评书先生风花雪月、刀光剑影、英雄恶徒、忠臣奸佞、妖魔鬼怪驰骋的大舞台，那些感天地、泣鬼神的悲壮历史，那荡气回肠、一波三折的情爱，都在说书人口中娓娓道出。”[2](P113)

在传统的研究过程中，研究对象一般是以精英为对象。而当研究视角由精英转变成为民众，从上到下的俯视研究变成了从下到上仰视研究之后，我们便能从作者笔下获得一种更加原始的真实画面，拓宽了我们的视野，使得历史还原的更加栩栩如生。毫无疑问，王笛先生其微观视角与下层史观在本书中体现的淋漓尽致，作者也在其结论中表明：“对于成都街头的研究，使我们能把视线集中在一个特定城市的特定领域，犹如在显微镜下把观察的对象放大，集中精力剖析社会、文化和政治的某一方面，从而得到宏观史学难以企及的对社会的细微理解和精准把握。”[2](P364)作者能在“无意义之处”发现有意义的内涵，展示了作者深厚的史学功力，同时这种独到新颖的研究视角是值得我们去学习的。

三、“叙事”的写作手法

本书开篇就提到“在目前的历史作品的表达中，无非有两种倾向。一种是把一些看似简单的问题进行复杂的分析，从而显示出作者深厚的理论功底和卓越的分析能力。这种方法我们常叫做话语分析(discourse),这些作品一般是写给在象牙塔中的专家看的。另一种是力图把复杂的问题分析得简单易懂，力图以比较明了、直接、清楚的方式来阐述自己的观点，尽量避免使用过多的理论和术语，其目的是不仅使本领域的专家，而且其他领域的学者和大众读者都能读懂。这种方法叫做叙事(narrative)的方法。”[2](自序P4)

很明显，王笛先生在《街头文化》所选用的写作手法是后一种。王笛先生的“叙事”方法，避免了传统的“话语分析”方法中所具有的僵硬、死板之感，呈现给读者一幅生动而又亲切、身临其境的画面。在作者栩栩如生的描绘中，上世纪初年成都城市面貌的变迁，及随之带来的成都街头公共空间的巨变，街头的公共空间由最初的高度自治到逐步受政府的控制，最后卷入到街头政治之中，市民与国家、精英之间的关系和矛盾冲突等这一幅幅生动的画面扑面而来，让读者感受到了传统成都街头文化的多姿多彩，又同时感受到了20世纪初近代化对成都街头的变动，在作者笔下，过去空泛、模糊的概念跃然纸上。

在书中第二部分“下层民众与社会改良”之中，作者使用“叙事”方法将精英与民众的行为描绘的惟妙惟肖。20世纪初在西方的影响下，城市精英试图通过创造新的公共活动领域来改变那些让他们不满的下层市民的街头活动。精英发起了一系列城市改革运动，使得城市面貌以及成都普通市民的日常生活都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与此同时，警察对诸如交通、公共秩序等社会的方方面面都加以控制。最终，成都由先前的传统自治城市，最终转变为由警察控制和密切监视的城市。作者在本部分描述精英与警察改造城市的过程中，并没有同以往的学者一样，罗列措施，末尾总结经验利弊，而是更多采用以实例为主体，对措施实施过程进行叙述描写的方法。“叙事”的写作方法是对传统死板的写作框架的重大突破，为后人拓宽新的写作手法，提供了新的参考。

综上所述，我们不禁佩服王笛先生扎实的史料功底，搜集了大量有关下层民众的资料，还对每一条资料进行甄别，观察其是否来自于大众自身的文化而不是精英强加给大众的，作者这种对史料求真的态度非常值得我们学习。作者采用的自下而上的视角更是让人耳目一新，在倾听大众“微弱的声音”中，作者王笛先生先拔头筹，扭转了以往历史学者习惯用他们的摄像机“高空俯拍”的情况，让读者亲身体验到大众真实的喜怒哀乐。

研究历史的真实目的，正如章开沅教授所指出的，是为探索历史的原生态，“历史研究的本身首先是求真求实，历史的真实就是历史对象的原生态……历史事件、历史人物的原生态,就是其本来面貌,就是它们的真实面相。”[6]王笛先生在《街头文化》一书中以成都的街头巷里为中心，选取真正可以体现大众的史料，使用“叙事”的手法，避免了文绉绉的专业术语，再加上作者深厚的史料功底做铺垫，及自下而上的视角，让读者既可体会到当时日常生活的丰富多彩，感受近代成都的原生态场景，也有助于最大程度地还原近代中国政治、经济和社会的历史原貌。

[1] 罗朝晖，王先明.日常生活图景的再现与深描—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J].中国社会历史评论,2007,(8):424.

[2] 王笛.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3] 马敏.追寻已逝的街头记忆—评王笛的《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J].历史研究,2007,(5):180.

[4] 张信.王笛著《街头文化—成都公共空间、下层民众与地方政治，1870-1930》[J].历史研究,2004,(2):188.

[5] 王亮.理论与方法的推陈出新——新文化史研究综述[J].史学月刊，2014,(9):30.

[6] 章开沅.商会档案的原生态与商会史研究的发展[J].学术月刊,2006,(6):135.

AReviewofTheStreetCulture:ChengduPublicSpace,theLowerPeopleandLocalPolitics, 1870-1930byWangDi

YU Ding-kun
(History Institute,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The Street Culture: Chengdu Public Space, the Lower People and Local Politics, 1870-1930 by Wang Di illustrates Chengdu street culture’s development, changes and conversion throughout all kinds of political, social conflicts by investig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people and public space, the impact of urban reform movement upon the lower people, and the politicization of street culture. The innovation of the book mainly lies in its selection and interpretation of the historical materials, its fresh perspective from bottom to top and its totally new narrative techniques. By means above, Mr. Wang Di paves the way for new research methods and approaches, which is worth of further exploration.

Wang Di; street culture; mass culture

C912.81

A

2095-2910(2017)03-0067-04

[责任编辑尤书才]

2017-06-22

于丁坤(1993-)，男，河北沧州人，河北大学历史学院2016级在读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