谢志辉

(长沙大学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22)

生态翻译学视角下的译者主体性

谢志辉

(长沙大学外语系，湖南 长沙 410022)

“译者为中心”是生态翻译理论的重要观点。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需要对译文进行能动的选择，其选择与适应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性。但是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是绝对的，而是会受到翻译生态系统其他因素的制约。译者主体性的彰显与制约都是为了翻译生态环境的平衡与和谐。

生态翻译学；译者主体性；制约

近年来生态翻译学研究在国内译界蓬勃发展，一批中国学者对该领域进行了深入的研究，产生了较大的影响。生态翻译学从生态学的途径研究翻译，是一项具有跨学科性质的交叉研究。该研究从生态学视角对翻译进行综观的整体性研究，以达尔文进化论中的“适应/选择”学说为指导，探讨“翻译生态环境”中译者适应与选择行为的相互关系和基本特征，论证和构建一个以译者为中心的翻译适应选择论[1]。生态翻译学强调译者的中心地位，认为译者是翻译过程中一切“矛盾”的总和，并关注译者与翻译生态环境的关系问题。那么，在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下，译者的主体性是如何凸显的，又受到何种制约呢？本文将结合生态翻译理论的观点探讨译者主体性。

一 生态翻译学与译者主体性的彰显

生态翻译学是在翻译适应选择论研究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翻译生态系统与自然生态系统存在着某种程度的关联性、类似性和同构性[2]。“自然选择”、“适者生存”的自然生态理念也适合于翻译生态，只有适应了才能生存，不适应的就生存不好，或遭到淘汰。而在与翻译相关的各因素中，只有译者才具有适应能力和选择能力，译者为了不被淘汰，就会尽可能做出各种选择，这些选择就是为了适应真实的生态环境所做出的反应，或采取的具体方法和技巧。因此从适应与选择的角度来看，译文就是译者适应与选择的产物，没有译者的适应与选择就不可能有译文。胡庚申教授[1]甚至将翻译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该定义明确地体现了“译者中心”的理念，彰显了译者在翻译活动中的功能和地位。

在翻译过程中，译者一方面要对所处的翻译生态环境有明确的认识，要意识到翻译生态环境决不只是语言环境，更涵盖了社会、文化、意识形态等现实世界的方方面面，并能够进行有效适应。另一方面，译者在选材、翻译策略、译文等层面作出选择，迎合翻译生态环境的需求，为之服务。可以说在翻译过程中，适应中有选择，选择中有适应，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是译者有意识的、能动的参与，是由译者判断和决定的，是体现译者主体性的主体行为。

首先，为了适应翻译生态环境，译者常常会对翻译对象进行有意识的选择，他们掌握有主动权，体现出主体意识。例如，在晚清时期，中国政府接连惨败于西方列强之手，中国处于亡国灭种的危急关头，为了适应当时的社会要求，以梁启超为代表的一批思想家和文学家纷纷极力推崇翻译日本和西方的政治小说，因为他们认为要开启民智、干预政治、抵抗列强，翻译是最佳途径，希望通过翻译来宣传西方的启蒙思想，从而影响社会，所以爱国和救世成了当时译者翻译选材的首要考量。还有一些译者所选择的翻译对象和自己个人经历、知识结构、审美品格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而译者本身也是翻译生态系统中重要的一个因素。如冰心翻译亚非文学、张谷若翻译哈代的“乡土文学”[3]，都是译者自身主动选择的结果，译者在选材上的取舍理所当然体现出了主体性。

除了翻译对象上的选择，译者的主体性也体现在具体的操作层面。译者在翻译策略、原则、译文语言等方面也会作出某种有意识的选择，而所有选择的动机都在于适应。生态翻译学将翻译方法和具体操作简单地概括为“三维”转换，包括语言维、文化维和交际维的适应性选择转换，也就是说，译者在翻译过程中既要对语言形式进行适应性选择转换，又要关注双语文化之间的传递阐释，还要关注双语交际意图的适应性选择转换等。

翻译就是不断选择的过程，译者在翻译过程中进行的归化、异化、增删、改写、有意误读等都是其有意识的主动选择。许多世界名著在中国有多个完全不同的译本，这正是不同译者进行了不同的选择与适应，是不同的译者主体所导致的。而《红楼梦》、《水浒传》等中国古典名著的书名也有完全不同的英语翻译，同样体现了译者迥异的翻译策略和风格，以适应不同的翻译生态环境。我们再以美国小说《飘》中的主人公Scarlet O’Hara和Red Butler的人名翻译为例。傅东华上世纪40年代翻译该小说时将他们译为“郝思佳”和“白瑞德”，颇具中国风味。译者的这种有意选择是为了适应当时特定的历史文化背景，让较少接触西方小说、文化的中国老百姓读来更加亲切。这种适应翻译生态的选择起到了预期的效果，傅东华所译的《飘》译本广为流传，正说明了选择适应才能生存。同理，几十年后，当其他译者重译《飘》时，翻译生态环境起了较大的变化，读者更希望读到原汁原味的外国小说，因此译者选择了更为洋气的“斯嘉丽”和“巴特勒”来翻译两位主角的名字，也是为了适应变化了的环境。

综上所述，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先要“适应”翻译生态环境，又要根据生态环境的需要对译文进行“选择”，可以说，翻译即适应和选择，两者相辅相成、不可或缺，无论是适应还是选择，都体现了译者的主体意识。一切适应与选择行为都是由译者作出决定并实施操作，没有译者就没有译文，离开译者翻译就无从谈起，译者在翻译中的主体性体现无遗。

二 生态翻译学与译者主体性的制约

在生态翻译理论看来，译者是翻译过程中名正言顺的“主宰”，可以充分展示自己的适应能力、判断能力、选择能力和创造能力[4]。译者会主动地选择和适应，而不会一味追求对原文的绝对“忠实”，但是我们也不能片面强调、过度凸显译者的主体意识，这同样是由整个翻译生态系统决定的。

翻译生态系统和自然生态系统具有类似性，自然生态系统是一个极其复杂的整体，生物与生物之间、生物与生存环境之间相互作用，相互影响，形成了一定的生态平衡。翻译生态系统也如此，自然生态系统中的平衡性特征，翻译生态系统也同样具备。翻译生态系统包括作者、译者、读者、原作、赞助人、目的与社会环境、翻译研究者等多个因素，各个因素之间、各因素与外部生态环境之间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相互依存，形成了一个动态平衡系统。在这个平衡系统中，译者是中心，因为他既是原作的理解者和阐释者，同时也是译文的创造者，影响着整个翻译生态系统，居于系统中的核心位置。在翻译过程中译者能发挥其主体性，对翻译的各个环节进行能动的选择。但是其主体性的发挥不能忽视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要考虑到译者与生态环境及其他因素的互动、交往与融合，这样才能更好地构建和谐的翻译生态系统。否则，翻译生态系统的平衡就会被打乱，其结果必然是被“淘汰”。

我们仍然以译者的翻译对象选择为例。前文讲到译者在选材方面能表现出主体性，但是这种主体性不是绝对的。比如在解放初期，译者的翻译选材就不能按个人的意志来进行，因为意识形态是影响译者主体性发挥的一个重要因素。新中国的意识形态与欧美差别很大，外交政策也是“一边倒”，在这种形势下，中国译者只能被动地选择与主流意识形态相符合的苏联文学，而对于欧美文学，只能选择那些进步革命的、有积极现实意义的作品，如袁可嘉译英国宪章派诗歌、王佐良译苏格兰农民诗人彭斯的《彭斯诗选》、以及美国黑人诗歌在中国的流行等，均是由于这些诗歌能揭露帝国主义的黑暗统治，反映被压迫人民的反抗。此类翻译明显留有意识形态的痕迹，而意识形态当然也是翻译生态系统中的要素之一，译者无法超越意识形态的需要，其主体性受到制约。从中可以看出，翻译生态环境有时会彰显译者选择与适应的主体性，有时又会制约其主体性的发挥。

翻译生态环境中的读者因素也是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时要充分考虑的。译者对原文理解得再好，译文译得再漂亮，如果得不到读者的接受，翻译工作还是没有做好。因此译者在发挥主体性时应根据原文所面对的读者层次，把自己当成读者，考虑自己翻译的文字能否被理解和接受。比如说，译者翻译的是一部儿童文学作品，那么他就要设想自己是一个儿童读者，发挥创造性，考虑针对这样一位读者应该采用什么样的文字。

当然，译者主体性首先还要受制于原文。所谓生态翻译就是“从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出发来对拟翻译作品进行选择，并且在翻译过程中依循原作固有的生态结构来在另一种语言中进行再现”[4]。就这一点而言，翻译应当是屈从于原文，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可能是绝对的，在很大程度上摆脱不了原文的限制。对原作的尊重是译者基本的伦理规范，译者只有尊重原文内在的生态结构，通过对原文的仔细阅读和深刻理解发现其内在的可译性，才能实现译者与作者、文本之间的平等对话与交流。在翻译过程中，我们可以将原文当作先于译文的自然存在物，译者可以根据它本来的内在结构使它更加美好，即尊重原作者和原文，而不可以从根本上改造它，因为脱离原文进行主观臆造，严格来说，不可能“创造”出真正优秀的“译文”，其下场是受到历史的淘汰。翻译过程中应尽量使原文本在目的语中保存其生态平衡，要兼顾译者与原文之间的平衡，任何过于强调一方面而忽视另一方面的行为都会对译文及译语世界的生态平衡有所影响。

生态翻译理论还提出了“事后追惩”的理念，指出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可以能动地进行选择，但是在“选择”之后，也就是翻译过程完成以后，其选择的结果会受到评判和仲裁，最终的译文有可能不同形式和程度地被“淘汰”，这同样也是“适者生存”、“汰弱留强”生态法则的体现。这种“事后追惩”的法则理所当然会制约译者的主体性选择，译者为了不被“惩罚”或“淘汰”，在发挥主体性的过程中，就会尽量考虑翻译生态环境的其它因素，其主体行为就决不是为所欲为的。

总之，生态翻译理论强调翻译生态系统的动态平衡，译者主体性的发挥不能以打乱生态系统的和谐为代价，必然要受到翻译生态系统中其它多种因素的制约，因此王宁曾指出，生态翻译学的崛起对于过分强调译者主体性的尝试也许是一个反拨[5]。

译者主体性的彰显或制约，都是为了翻译生态环境。翻译生态环境是一个平衡、动态、关联的系统，与翻译相关的各因素形成了互动、和谐的关系，“它既是制约译者最佳适应和优化选择的多种因素的集合，又是译者多维度适应与适应性选择的前提与依据”[4]。要使译文融入翻译生态环境之中，我们应关注翻译活动主客体之间、翻译活动主体与外部环境之间的相互作用、相互影响。译者是翻译的中心，他应站在翻译生态系统的角度，正确理解原文作者和原文文本，充分发挥主体性和创造性，恰当处理原文与译文的关系，建立原文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沟通，但是也要充分考虑翻译生态系统中的其他因素，不可盲目凸显自身的主体性，应与其它生态因素形成互动、和谐的翻译生态环境。

[1]胡庚申.生态翻译学解读[J].中国翻译，2008，(6)．

[2]胡庚申.翻译生态vs自然生态：关联性、类似性、同构性[J].上海翻译，2010，(4)．

[3]谢志辉.哲学阐释学和阐释者的主体性[J].求索，2014，(7).

[4]胡庚申.生态翻译学的研究焦点与理论视角[J].中国翻译，2011，(2)．

[5]王宁.生态文学与生态翻译学：解构与建构[J].中国翻译，2011，(2)．

(责任编校：余中华)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translatology

XIE Zhihui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 Changsha University, Changsha Hunan 410022, China)

Eco-translatology accords a centrality of place to the translator. In order to adapt to the eco-environment, the translator will select the most suitable translation, and both the adaptation and selection reflect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But the subjectivity, constrained by different factors in the translation eco-system, is not absolute at all. The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and the constraints are both for the balance and harmony of translation eco-system.

eco-translatology; translator’s subjectivity; constraint

2016-10-25

湖南省教育厅科研项目“主体间性视角下的翻译伦理研究”，编号：14C0109；长沙市产学研合作资金专项“传播学视阈下的长沙非物质文化遗产英译研究”，编号：ZD1601080；湖南省普通高校教改项目“以培养翻译能力为目标的翻译"过程教学法"研究”，编号：2014-530。

谢志辉(1976— )，男，湖南望城人，长沙大学外语系副教授，硕士。研究方向：翻译理论与实践。

H0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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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4681(2017)01-0103-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