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志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浙江 杭州 311231)

人民币升值的西方话语操纵渠道因子研究

丁志明

(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浙江 杭州 311231)

西方话语操纵是分析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新切入点，可通过构建人民币升值的语料库，运用生存模型对影响人民币升值的话语渠道因子进行深入研究。研究不仅检验了三组渠道因子的人民币升值推动效应，且进一步通过控制外交话语、学术话语和新闻评论话语三组变量，寻求推动人民币升值的关键性话语渠道因子。此研究为中国决策者运用媒体话语对人民币升值进行反干预提供了理论依据。

生存模型；外交话语；学术话语；人民币升值

自2005年中国进行汇改以来，人民币汇率累计上升约35%，与美元、欧元、日元、英镑相比，人民币升值幅度都是最大的。2012年11月人民币升值的速率最快，人民币对美元即期汇率在22个交易日内更是有20天触及涨停，连创新高。巧合的是，同是在11月，美国议员声称：中国操纵汇率行为对美国经济产生的影响已严重到了无以复加的程度；中国坚持将其货币维持在贬值水平等于是给中国企业提供了补贴，这对处于劣势的外国竞争者是不公平的；人民币贬值使已经很严重的美中贸易逆差进一步恶化，中国的汇率失调将会威胁到全球金融体系的稳定性。这些来自美国的人民币升值话语，对人民币升值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2013年10月，美国政府运作政府关门事件，美国两党最终达成协议提高债务上限、为政府拨款。通过表面无可奈何的方式允许美国再次开启印钞机，事实上这一行为话语直接导致人民币汇率，自2013年10月10日开始惊现突破性走势，7天之内直抵6.09关口。可见，话语时时刻刻，无所不在地影响着地球人的思维方式和价值观，从而影响着一个国家的金融安全。那么，究竟各种话语是如何影响人民币汇率波动的，话语对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权重是怎样，中国又该如何应对话语的这种深远影响呢？

一 批评性话语分析的国内外研究现状

批评性话语分析(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CDA)是基于批判的视阙研究社会结构和话语之间关系的话语分析方法的总称。Fairclough提出了话语事件、话语文本和社会实践的三个分析角度，并指出这三个视角是相互联系、不可分割的，研究者可以根据不同的目的和需求决定自身的独特分析维度。Fairclough引领了社会科学研究向微观语言分析的转向，构建了新的话语分析框架，即融合了宏观社会分析，文本分析、生产、分配和消费(Fairclough，1995)[1]。Guillem从社会认知角度分析了话语活动对社会政策变迁的影响(Guillem，2013)[2]。Van Dijk认为个人和社会知识信仰在文本阅读和理解中的影响权重很大，人的认知模式与年龄、性别、文化、教育背景等因素相关程度高。Van Dijk从语境角度分析文本结构生产的认知和社会因素等，进一步研究他们的经济语境、文化语境和历史根源(Van Dijk 1983)[3]。Wodak的语篇—历史维度的批判话语分析是从文本生产和文本理解两个层次进行研究，结合了人类文化学的研究方法来探究话语与社会结构间的联系(Wodak，2006)[4]。Kenzhekanova 研究了公众媒体发表的政治话语对公众意见形成的影响(Kenzhekanova，2015)[5]。

国内学者的研究分为三类：

第一类侧重于对各种媒体话语、教育话语的研究。施旭从多元文化的视角研究中国的媒体应积极运用各种话语形式抗衡美国西方的霸权主义，从而追求文化权势的平衡(施旭，2006)[6]。董又能、王晶晶分析了新闻报道在报道事实的同时隐含着意识形态和价值观，指出在阅读国外的新闻报道时需要从批判话语的分析角度进行分析(董又能、王晶晶，2012)[7]。陈瑜敏、黄国文从社会符号学出发，探讨了同一符号资源在不同语境下体现的介入意义不同，同一介入意义可以由不同的符号资源来体现，从而得出教材编写中应合理运用多模态符号资源(陈瑜敏、黄国文，2009)[8]。

第二类是对国外批判话语分析的理论的脉络梳理以及为国内研究者提出新的可能的研究范式，代表性的著作有：黄国文的《语篇分析概论》[9]，程雨民的《英语语体学》，胡壮麟的《语篇的衔接与连贯》，朱永生的《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10]。

第三类侧重于话语构建、话语权力的研究。庞超伟通过运用伊拉克战争前后的布什对伊战争话语的语料库对比研究，探究了布什在战后语境中是如何构建战争合法性这一意识形态的(庞超伟，2013)[11]。林莺研究了新闻话语和文化、经济、政治间的相互影响以及话语生成机制，揭示了拥有不同新闻话语权的新闻媒体对话语权构建的影响(林莺，2013)[12]。席晓青通过研究《红楼梦》中王熙凤和贾瑞之间的话语与权力的逻辑关系，论述话语的控制作用(席晓青，2011)[13]。常微、毛浩然阐述了权力话语在多民族话语语境中的作用机制，提出理性构建多民族语境与权力话语关系的方法(常微、毛浩然，2010)[14]。

Van Dijk融合文本生产的意识形态、社会实践和宏观社会环境的分析范式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理论元点。Van Dijk认为强势群体通过控制公共话语和沟通，即通过控制社会事件的“思维范式”间接来影响弱势群体的思想。强势团体所具有的话语权越大，控制其他群体大脑和行为的机会就越多(Van Dijk，2008)[15]。

国内文献对话语权力、话语操纵机制深层次的定量研究尚处于空白阶段，国外的相关研究也多数停留在定性的层面解释某些社会、文化和经济等现象，这些尝试对社会变化的客观解释力不够。本文主要通过研究西方强势群体的话语渠道因子的影响度，来分析强势群体如何运用有利的模式使得弱势群体受话语渠道的影响，并从定量的视角去研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影响机制，同时引入创新的分析范式进行话语分析研究。

二 研究方法

(一)数据收集及人工语料库的建立

经过文献研究，笔者先收集自2005年中国汇改以来至2013年9月30日为止的各大媒体和学术期刊有关人民币升值RMB Appreciate，RMB Should Appreciate，RMB Appreciation或者RMB Had Appreciated的所有话语文本，这些媒体和期刊包括路透社、华盛顿邮报、卫报和宏观经济学杂志(Quarterly Journal of Economics)，并且将上述话语分为外交话语、学术话语和新闻评论话语三个组别，且构建了Appreciation Corpus(AP)专用语料库，共含353万词次。同时记录自2005年7月21日至2013年9月30日人民币每个交易日的人民币兑美元的汇率波动。2005年7月21日，中国人民银行发布公告，我国开始实行以市场供求为基础、参考篮币进行调节、有管理的浮动汇率制度。人民币汇率不再盯住单一美元，形成更富弹性的人民币汇率机制。这一天标志着人民币汇改正式开始，因此从这天开始记录人民币汇率波动对研究更有意义。

(二)语料库数据挖掘研究

首先，笔者对AP的词频进行统计，RMB Appreciation在AP中出现了7835次。然后将RMB Appreciation作为研究切入点，用生存模型来检验人民币升值话语是否对人民币升值存在正向推动效应，用以确定深入研究的可行性。生存模型比Logit回归方法更有优势，这在于生存模型可以研究人民币升值概率受逼迫升值话语传播时间长短的影响，但由于数据计算量相当巨大，为顺利完成估计，笔者只是引入了外交话语、学术话语、新闻评论话语这几个重点关注量，其他的变量考虑较少。最后，通过分别控制三组话语渠道变量的方式来进一步研究，分别确定这三组不同来源的话语变量对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推动效应的影响。

三 话语渠道推动升值效应的检验

研究采用生存模型来研究话语渠道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效应。运用威布尔分布的生存函数可以估计话语被媒体传播第t天时，人民币汇率波动的条件概率，即为危险函数(Hazard Rate):

h(t,BPIt)=θλtθ-1exp(βBPIt+εt)

(1)

公式1中BPIt的含义是，话语被媒体公开后，到第t天人民币汇率的波动状况。如果BPIt=1，表示逼迫升值话语被传播，假如是其他情况则为0。β是BPIt的回归系数，当β>0时，则表示敦促人民币升值话语传播时人民币升值的概率就会上升，逼迫升值话语存在升值推动效应。在公式1中右边是升值话语传播状况BPIt和传播后的天数t; 公式2的左边是升值话语被传播后的t天后人民币升值的指示变量，当人民币没有升值时，变量等于0，当人民币升值时这一变量等于1。

为了检验话语被传播状态下人民币汇率是否存在升值效应，本文用公式1进行回归分析，回归过程使用了上面经过整理的原始交易数据，回归结果反映了人民币是否升值的情况。表1呈现了回归结果：

表1 话语推动升值效应的检验

表1的(Reg1)回归1，呈现了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t的回归系数。回归系数的含义是：当回归系数小于0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概率随着自变量的增加而减小；当回归系数大于0时，表示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条件概率随着自变量的增加而增大。在回归1中，BPIt的回归系数值显著大于0，数值为0.4157，这表明当升值话语被传播时，基于危险函数估计的基准升值概率显著高于人民币实际升值的概率，人民币汇率升值的概率将会上升52%(0.52=exp(0.4157)-1)，即升值话语对人民币升值存在正向推动效应。

四 不同话语渠道的推动效应差异分析

(一)变量研究方程

为研究不同类型话语在对人民币升值影响的效应差异，笔者将引入不同的控制变量，下面以学术话语为例加以说明。引入学术话语变量后，回归方程为：

h(t,BPIt,AD)=θλtθ-1exp(βBPIt+β1AD+β2AD·BPIt+εt)

(2)

公式2中的AD为学术话语指示变量，如果话语的表述者是中国经济学专家，AD=0；如果话语的表述者是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专家AD=1。交叉变量AD·BPIt的回归系数β2，体现了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和中国经济学家表述的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差异。如果β2大于0，表明在逼迫升值话语被传播时(BPIt=1)，中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升值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正向推动效应比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发表的升值话语的影响概率小。

(二)话语因子回归分析

本文将外交话语(DiplomaticDiscourse)、学术话语(AcademicDiscourse)、新闻评论话语(NewsDiscourse)这三种变量和传播指示变量BPIt组成交叉变量引入回归中，用以检验不同外交话语、不同学术话语、不同新闻评论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差异。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体现的是这三种变量和人民币升值的关系。然后通过控制其中几个变量进行回归分析，用以检验不同话语渠道对人民币升值概率的影响是否存在差异。

表2 不同话语渠道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效应分析

注：***、**、*分别表示1%、5%、10%水平上显著。

表2分析了不同话语渠道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差异。经过分别单独检验学术话语、外交话语和新闻评论话语与人民币升值效应的关系后形成了回归一、回归二和回归三的数据，回归四是综合考虑这三种控制变量形成的结果。

1.学术话语渠道因子

回归一中的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和学术话语变量AD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值为0.5049。回归四中控制了外交话语和新闻评论话语后，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和学术话语变量AD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大于0。这意味着在升值话语传播时，中国经济学家所提出的升值话语(NPNO)平均要比西方经济学家发表的升值话语(NPYES)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概率低61%(0.6088=Exp(0.4755)-1)。这一结果表明学术升值话语被传播时，西方发达国家的经济学家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比中国经济学家话语的影响力更大。

2.新闻评论话语渠道因子

回归二中的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和新闻评论话语指示变量ND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大于0，值为0.0519。假如不控制学术话语和外交话语，在升值话语传播时，美国新闻评论话语(NDUSA)比非美国新闻评论话语(NDNON)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程度大，然而在控制了学术话语和外交话语的回归四中，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就不显著了。也就意味着美国新闻升值评论话语和非美国新闻升值评论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程度无明显差异。因此，新闻评论话语与人民币升值的关系不显著。这一结果与笔者的预期研究结论不一致，但是定量论证了新闻评论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实际推动影响并不显著。

3.外交话语渠道因子

在回归三和回归四中，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和美国外交话语指示变量DDUSA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都显著大于0。这说明在升值话语传播时，通过美国总统、美联储主席以及美国议员等渠道表达的升值外交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比非美国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所表述的人民币升值话语的推动效应大，这会使人民币升值的概率增加36.60%(0.3660=Exp(0.3119)-1)。 但是在回归三升值话语传播指示变量BPI和非美国外交话语指示变量DDNON的交叉变量的回归系数显著小于0时，值为-1.1571。不过在回归四中这一变量的回归系数仍然显著小于0。这意味着相比美国外交话语而言，在升值话语传播时非美国的其他国家领导人所表述的人民币升值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推动效应相对较小，这一升值推动概率的概率下降67.05%(-0.6705=Exp(-1.1099)-1)。综上所述，美国的人民币升值外交话语之所以对人民币升值的推动效应更大，这可能是由于美国在经济和军事上长期处于领跑地位，同时美国作为美元的主权货币国家，其要求人民币对美元升值的外交话语的影响力是其他国家难以匹敌的。

五 结论与启示

本研究以不同的话语渠道因子作为研究对象，运用生存模型通过控制变量分析了三类话语渠道因子对人民币升值的推动效应。经科学研究得出如下结论：美国外交话语对人民币的升值推动效应比其他国家的外交话语推动效应大，西方发达国家经济学家的学术话语和媒体公开评论比中国经济学家所发表的话语对人民币升值的影响力大。上述研究结论也证实了弱势群体在使用社会符号和处理社会符号所构建的社会现实时会不知不觉接受强势群体的东西，强势群体则通过操纵人的长期记忆，即操纵人的知识和态度等相对稳定的方面，来修正甚至重塑弱势群体对重大事件的态度(VanDijk，2008)[16]。

美国一方面通过学术话语的影响力为逼迫人民币升值提供理论依据，另一方面运用外交话语逐步施压人民币升值，导致人民币兑美元升值35%，话语渠道因子升值推动效应显著。面对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列国运用话语操纵术迫使中国人民币汇率不断升值的策略，中国政府可从以下两方面进行话语操纵渠道干预：

第一，针对美国通过总统、美联储主席以及议员等渠道反复表达的人民币应该持续升值的外交话语，中国政府应该摆出人民币无需升值的事实依据，及时通过国际媒体明确指出美国要求人民币升值的理据站不住脚。中国政府及时的话语操纵干预可以影响国际投资者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从而达到阻止人民币升值预期的实现。

第二，中国经济学家的话语操纵力相比西方经济学家相对较弱，中国政府应出台针对性的专项扶持政策，鼓励提升中国经济学家的理论研究能力和实践应用能力，奖励中国经济学家在国际性的权威期刊发表论文，有理有据地质疑西方经济学家传统经典的经济学理论，从而构建中国经济学家的国际学术话语权势。

在学术话语渠道因子和外交话语渠道因子合力推动下的人民币的渐进升值，会让人民币升值预期再次被放大，热钱将以惊涛骇浪之势加速流入中国，不仅会进一步助涨中国的资产泡沫，而且会让通货膨胀加剧，资产泡沫和通货膨胀变得更加不可控制。且中国作为原材料、大宗商品的进口大国，人民币升值也会令全球大宗商品价格上涨，外贸将受到进出口的双重打击。因此，中国政府和专家应在各类话语渠道上提出针锋相对的话语，来遏制人民币的升值预期，从而减轻人民币升值压力。

[1]Fairclough，Norman.Criticaldiscourseanalysis:Thecriticalstudyoflanguage[M].London:Longman，1995.

[2]SusanaMartinezGuillem.Constructingcontexts,(re)definingimmigrants:Mentalmodelsandsocialrepresentationsinimmigrationpolicydefense[J].Discourse&Society，2013，(2).

[3]VanDijkTA，WKintsch.Strategiesofdiscoursecomprehension[M].NewYork：AcademicPress，1983.

[4]WodakR.Mediationbetweendiscourseandsociety:assessingcognitiveapproachesinCDA[J].DiscourseStudies，2006，(1).

[5]KuralayKenzhekanova，MagulsimZhanabekova，TolkynKonyrbekova.Manipulationinpoliticaldiscourseofmassmedia[J].MediterraneanJournalofSocialSciences，2015，(6).

[6]施旭.媒体话语中的文化制衡——中国理论与实证分析[J].新闻与传播研究，2006，(3).

[7]董又能，王晶晶.英语新闻的批判性话语分析[J].湖北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2).

[8]陈瑜敏，黄国文.话语多声互动的多模态构建方式解析[J].外语电化教学，2009，(11).

[9]黄国文.语篇分析概论[M].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8.

[10]朱永生.多模态话语分析的理论基础与研究方法[J].外语学刊，2007，(5).

[11]庞超伟.伊拉克战争合法性的话语重建——一项基于布什伊战演讲语料库的评价研究[J].外语研究，2013，(4).

[12]林莺.言说权力和新闻媒体主体性话语权力构建[J].东岳论丛，2013，(5).

[13]席晓青.话语游戏中的权力操纵——《红楼梦》对话赏析[J].辽宁工程技术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1).

[14]常微，毛浩然.多民族语境中权力话语的和谐通道建设初探[J].民族论坛，2010，(9).

[15][16]VanDijkTA.Discourseandpower[M].NewYork:PalgraveMacmillan，2008.

(责任编校：简小烜)

Research on the Factors of Western Discourse Manipulation of RMB Appreciation

DING Zhiming

(Department of Foreign Languages, Tourism College of Zhejiang，Hangzhou Zhejiang 311231, China)

Western discourse manipulation is a breakthrough perspective for studying fluctuation of RMB exchange rate. It analyzes the discourse channel factors of RMB appreciation by using survival model based on the appreciation corpus. The research not only proves that three kinds of factors positively stimulate the appreciation of RMB, but also finds out the key factors accounting for RMB appreciation by controlling three variables separately, diplomatic discourse variable, academic discourse variable and news discourse variable. This research offers a theoretical principle which helps Chinese leaders put intervention on the RMB appreciation by using influential media discourse.

survival model; diplomatic discourse; academic discourse; RMB appreciation

2016-12-10

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人民币汇率话语操纵因子的大数据研究”，编号:16NDJC320YBM；浙江省社科联研究课题“基于人民币汇率波动的经济话语操纵研究”，编号:2015B079。

丁志明(1979— )，男，浙江杭州人，浙江旅游职业学院外语系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话语分析、语言经济学。

F822.2

A

1008-4681(2017)01-002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