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 红，郭书法

(蚌埠医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棕皮肤、白面具”
——论《半生》中殖民教育对亚裔文化身份的影响

唐 红，郭书法

(蚌埠医学院 公共基础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后殖民教育体系对于殖民地人民文化身份的影响，是后殖民研究中的显学。殖民教育的最终目的，是斩断本土知识分子与母国文化之间的联系，使之成为彻底的东方主义者。本文结合后殖民主义思想和福柯的权力理论来解读亚裔英国小说家维·苏·奈保尔的小说《半生》，探究了帝国霸权教育作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对于殖民地人民尤其是知识分子文化身份塑造的影响，揭示了殖民教育是造成殖民地知识分子“文化漂泊”的根本原因。

《半生》；殖民教育；文化身份

印度在历史上曾长期处在英国殖民统治之下。英语语言文学的教育在普及英国的价值观、推行帝国霸权方面起到了关键的作用。印度在19世纪就奠定了以英语为基础的教育体制，到20世纪初，整个帝国的学生所接受的则是所谓世界第一流的英国文学、西方的理性思维体系以及他们自己的文化是如何欠缺的。

殖民教育在印度造就了一批将殖民文化内化的本地精英。正如麦肯锡在1835年《麦肯锡会议纪要》中所述：“本地精英是殖民者和殖民对象之间的文化翻译者，他们只是在身体和肤色上是印度人，而无论在品味、观念和道德观念上都是地地道道的英国人。”[1]后殖民理论家弗朗兹·范农于1952年发表的《黑皮肤，白面具》用“黑皮肤、白面具”[2]来定义在西方殖民文化浸染之下且深受其影响的黑人本土知识分子，笔者试借用范农的观点，将印度本土精英定义为“棕皮肤，白面具”。

殖民教育一直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印度裔文学家维·苏·奈保尔的小说母题。从首部小说《米格尔街》至封笔之作《魔种》，奈保尔从未停止对殖民教育的关注和书写。有别于早期作品只聚焦英语语言殖民输出的单一视角，历经世事沧桑和写作水准几近巅峰的奈保尔，在《半生》中从文化身份到意识形态等多维视角以更加深刻细腻的笔触刻画出殖民教育对殖民地国家的深刻影响。《半生》讲述了印度男孩威利·詹德兰半生漂泊的故事。威利出生于印度异族通婚的家庭，自小只能在英国传教士开办的教会学校接受教育。中学毕业之后，他依靠获得的奖学金来到英国继续学业。而在西方霸权文化的长期浸染中，威利自觉内化了宗主国的文化观念和文化逻辑，他试图通过学习宗主国文化来塑造自己的文化身份，但并未成功。最终由一个土生土长的印度男孩，变成了彻头彻尾的东方主义者。

殖民教育宣扬的是二元对立的逻各斯中心主义知识生产谱系，并把它编码为东方系统的指示表述。接受殖民教育的殖民地知识分子会不断复制帝国主义对于东方的知识生产的霸权，从而对自身的文化定位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后殖民语境下的文化身份就是在宗主国文化和母国文化之间的文化选择。而受到殖民教育的对象，他们与母国的文化关联被斩断了，而作为文化“他者”的他们也无法真正被宗主国所接受，注定只能在寻找文化身份的道路上漂泊流浪。

1 教会学校(印度)和文化身份建构

殖民教育在霸权文化观念的海外复制和移植过程中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殖民话语主要是通过以学校为代表的公共机构将自己的殖民话语渗透到殖民地人民的思想之中，切断他们与本国传统的历史、社会和宗教关联，内化臣属的文化身份。结构马克思主义的奠基人路易·阿尔都塞认为：“学校(还有像教会这样的其它国家机构，像军队这样的其它机器)给人传授‘本领’，无非是以保障人们对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的臣服或者保障他们掌握这种‘实践’的形式进行的。”[3]他认为，相对于采用暴力实行统治的国家机构，学校则可以被定义为“意识形态国家机器”，“运用意识形态发挥作用”。阿氏的理论也被广泛地运用于殖民话语分析之中，阿尔都塞提出的“统治者”和“被剥削阶级”则分别对应殖民语境中的“西方”和“东方”。阿氏认为，殖民话语的海外复制实现的重要途径就是殖民教育，可帮助实现霸权意识形态对于“臣属”的“询唤”和“霸权统治”。

小说开始时的印度虽然开始爆发全国性的反殖民浪潮，但社会种姓制度依旧森严，且不同阶层之间禁止通婚。主人公威利·詹德兰的父亲为响应甘地的号召而“决定长久地牺牲自己”，他决定“找到一个身份最卑微的女人，娶她为妻”，这是他能做的“最高尚的事”[4]10。父亲的“牺牲”给幼小的威利带来的却是无尽的痛楚。威利因自身卑微的社会地位而饱受欺凌，他被剥夺了进入贵族学校接受教育的机会，只能在教会学校学习，而“那种学校的孩子大多出生低等种姓”[4]37。教会学校与帝国主义殖民紧密相连，具有浓厚的殖民色彩和宗教气息，是印度“他者”地位在文化上的体现。教会学校是封闭的、脱离印度本土文化的、旨在传播殖民话语和帝国文化的国家机器。殖民话语为完成“让被殖民国文化复制和照搬其文化的开化使命”，教导学生学习帝国殖民话语体系，并将自己的意识形态编码在文化机器中，强制性地灌输给第三世界的人们，导致本土人被异化、本土知识被抛弃，两者交织在一起，会使被殖民者对殖民者产生趋同心理，积极寻求殖民者的认可，逐渐丧失独立的文化身份。小说中，在加拿大籍传教士的教导下，学生们从“学校里人手相传的美国漫画上学来国外的生活细节”[4]39。在过于美好、民主的西方想象和本国悲惨现实的鲜明对比之下，威利开始贬低和厌恶本国文化，一心“向往加拿大”，甚至想着“皈依他们的宗教”。威利开始刻意迎合老师的喜好，他十分“明白外国人需要什么”[4]38。他毫不掩饰自己对于帝国知识的向往和对于母国文化的厌弃，并将理想中的文化身份和生活方式记录在自己的作文中，他模拟外国人的语言习惯称呼自己的父母为“爹地妈咪”，并逐渐开始虚构自己的家庭、本国的文化和传统，这恰恰符合霸权文化对于“东方”“文化臣属”的他者设想，于是威利的作文“得了满分，十分中的十分”[4]39。威利被打上了西方文化的烙印，是殖民文化生产线上又一件标准化的文化产品，以至于他在学校越受到老师的赞扬，就感觉“离自己的母国越远”[4]39。

除了文化模拟之外，为了培养本土精英的奴性，殖民教育将脱离现实的殖民话语强加在殖民对象身上，照搬英国本土的教学内容，未能做到传道、授业、解惑。小说中的教会学校曾播放过电影《苏伊士》，但在威利脑海中那“并不真切”，因为这“对他本人、他家人以及他的家乡毫无影响”。威利也听说过“纳赛尔上校”、“克里希那·梅农”，但他“仅仅知道他们的大名”，“知道他们是伟人”，却“不知道他们的事迹”。久而久之，“他养成了习惯”，觉得“没有什么事情值得留心和关注”[4]52，对于世界和知识缺乏了解、一无所知，浑浑噩噩地学习和生活，对外界发生的事情不闻不问。殖民教育旨在培养像威利一样的本土知识分子，他们对西方文化毫不质疑、全盘接受，丧失了独立思考和学习的能力，失去了改变认识论的基础和能力，这必然会导致他们对于本土文化的疏离。

虽然奈保尔本人接受的也是严格的英式殖民教育，但是他却毫不留情地批判殖民教育所带来的负面影响。《半生》中，学校教育的虚假性和误导性在威利初到英国时便暴露无遗。威利发现真实的伦敦和他想象中的景象有很大出入。在印度的传教士学校时，他被作家康纳文章中所描写的“一大片激进的、喧嚷的人群”的盛况所深深吸引，但是现实中他只看到“稀稀落落的几百个人百无聊赖地围着几个演讲者”[4]51。此外，君主以及王室是英国精神领袖也是其民族的文化象征。因此，为完成对被殖民国的精神奴役和文化殖民，小说中不管是学校的老师还是教科书，都在不遗余力地宣扬英国国王和王后作为统治者的高贵身份。但是，威利的伦敦之行却让他“隐隐觉得那些国王和王后都是骗子，是冒牌货”[4]51。他感到自己受到了欺骗，“并为自己的无知和幼稚感到羞愧”。现实与文本的巨大落差让威利觉得“十分沮丧”，让他感到“自己除了名字之外对伦敦一无所知”。然而威利在印度接受的教会教育还是使他对大都市文化有一种“奇怪的似曾相识感”，他努力克服实际生活经验和幻想中的英国不同而带来的摩擦碰撞。可是，后来接受的大学教育还是使得威利进一步落入殖民文化暴力的泥潭。

2 大学教育(英国)和文化身份建构

后殖民理论家爱德华·萨义德指出：“任何人自然接受西方话语划定的东西方差异，并自觉以此为参照来思考、工作和行为便是东方主义者。”[5]2大学生活进一步加剧了威利的文化殖民程度，使他彻底沦为东方主义者。大学本应是充满光明、自由和知识的地方，而奈保尔笔下的大学却成为“殖民话语轴心”，源源不断地输送着西方的“机构、单词、奖学金、殖民机构等”[5]2。威利在伦敦就读的学院是一所维多利亚风格的半慈善机构。在学校里，威利被理所应当地设定为来自于东方的野蛮人，他“原先了解的一切必须重新学习”[4]57。他必须学习“如何在公共场合进餐，如何和人打招呼，学会大学里古老的传统，学会搁置自己的怀疑，学会如何做一个骗子”[4]57。西方的知识框架和体系好似在威利的脑袋中安装了文化过滤器，他逐渐内化了西方的行为方式和价值文化取向，开始以一种“新的眼光”即西方的视角来重新审视自己的过去和现在，“老家的那些规矩”、家乡的风俗和传统。正如作者自己在小说标题中暗示的那样，威利一半是印度人，一半是英国人：他具有印度血统，但是他的文化身份、他的心理/主体性都属于另外一半。

来到英国之后，威利摆脱了母国森严的等级划分制度，他试图重新建构自己的文化身份。他意识到学校里没有人真正了解印度的宗教、文化和历史，他“能够随心所欲地塑造自己的形象，撰写自己的革命”，而且“丰富的可能性让他感觉到头晕目眩”[4]58。威利凭借文字游戏，开始“重新塑造自己、重塑自己的过去和祖先”，他甚至将母亲描述成属于“次大陆的某个古老的基督教团体，这个团体的历史和基督教本身一样悠久”。威利躲在自己编造的新壳之下，全新的文化身份令他“万分激动”，他感到自己“不再受到束缚”，不再是饱受欺凌的他者，甚至觉得自己“充满了力量”。而学校老师也在目睹了威利的巨大变化后表扬他“终于适应了英国的生活”[4]59。

萨义德认为，西方通过对东方和东方人进行文化编码，形成关于东方的集体观念、专业权威、话语体系，这实际是对东方的“妖魔化”和“东方化”。印度作为西方眼中遥远的想象，只是落后的、神秘的异托邦，是西方话语体系和东方主义者笔下可以任意涂抹的文化背景板。威利在一次波西米亚聚会上认识了在英国广播公司上班的制作人，此人对“古老的”、“隔绝的”印度相当感兴趣，在金钱的诱惑下，威利开始编写自己的家族史。为了迎合西方的文化想象和猎奇心理，威利从他所阅读小说或影视作品中汲取灵感，开始大肆渲染印度的“隔绝感”、“对于宗教的无知”。印度以一种想象的、扭曲的形式出现在威利的文章之中，失去了现实的贴切感，一切都是那样的浅薄，没有任何历史感。讽刺的是，西方的话语机构对他产生了极大的兴趣，鼓励威利继续写作，因为威利编写的字字句句都与东方话语的核心思潮不谋而合：印度本身就是一个异国情调的短语，一个能指符号和代码，是西方的黑暗的镜像，至于威利小说中所记叙的印度社会的真实与否则根本无人关心。

殖民作家在开始写作的时候，殖民理念就已经进驻其意识之中。萨义德认为：“知识分子在开始写作时已经存在着权利与影响的结构，对于知识分子来说重要的是在那些知识和历史之下，有着属于自己的观念和价值。”[6]福柯在《疯癫与文明》中曾表明：谁掌握话语权，谁就有说话和书写的权利。威利看似拥有了话语权，可是他将母国文化驱逐在外，使其成为了无声、不在场的“文化他者”，成为了西方文化殖民的帮凶，而这也正是西方殖民教育希望看到的结果。

建立在谎言之上的自由感和身份感，随着威利大学生活的结束也走到了尽头。他会“被从学校扔出去”，他在大学度过的开心时光“只是美梦一场”。此外，结束大学课程学习的威利，已经开始不自觉套用宗主国审视和评价事物的标准和伦理。范农认为本地知识分子的目标应该是“创造新的灵魂”，显然，威利的灵魂已经遭受到殖民主义的侵蚀，他母国的文化属性受到压制，导致“文化原质失真”。威利彻底脱离了母国文化，但是也无法真正融入西方主流文化。在任何情况下，殖民地的人即使进入白人学校接受教育，“他者”也终归不可能成为英国人。在伦敦的学习生涯结束之后，威利也开始了孤独的文化漂泊，而威利已经内化的模拟身份策略，也注定在其余生也无法真正找到自己的精神家园。

3 结语

殖民话语的输出体系主要依靠殖民体系中的文化机构，比如小说中提到的位于印度的教会学校和在英国的维多利亚大学。而逐渐被殖民话语体系影响的臣属比如主人公威利，逐渐丧失了传统文化身份，开始按照西方文化机构强加在他身上的殖民文化体系来思考、工作、行为。殖民教育对于殖民地国家人民带来的影响是毁灭性的。一方面使得殖民统治合理化和内化，使得以主人公威利为代表的主人公在英国教育的浸淫之中，成为了具有“白面具、棕皮肤”的伪精英和“东方主义者”；另一方面，印度本土文化和母国文化则被一再贬抑，这使得独立后的印度难逃英国无形的制约和宰制，而接受殖民教育的印度人都会成为无法寻找到文化之根的“漂泊者”。

[1] Ashcroft Bill, Griffiths Gareth, Tiffin Helen．The post-colonial studies reader[M]．London: Routledge,1995：2.

[2] 弗朗兹·法农．黑皮肤，白面具[M]．万冰，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3.

[3] 阿尔都塞.哲学与政治：阿尔都塞读本[M].陈越，编译.长春：吉林人民出版社，2004：325.

[4] 奈保尔．半生[M]．吴其尧，译．海口：南海出版社，2013.

[5] Edward Said．Orientalism[M]．New Dehli：Penguin Books，2003.

[6] 爱德华·萨义德.知识分子论[M].单德兴，译.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34.

责任编辑：柳 克

BrownSkinandWhiteMask—OnColonialEducation′sInfluenceonCulturalIdentityinHalfALife

TANG Hong，GUO Shufa

(Department of Public Course, Bengbu Medical College, Bengbu 233000, China)

The influence of the postcolonial education system on the cultural identity of the colonial people is the prominence of postcolonial studies. The ultimate goal of colonial education is to make the local intellectuals be complete orientalists by cutting off their connection with the motherland culture. This paper combines the postcolonialism and Foucault's theory of power to interpret the novelHalfALife, interprets the influence of hegemonic education as "a state machine of ideology" on the identity of colonial culture, revealing that colonial education is the root cause of the “cultural wandering” of the colonial intellectuals.

HalfALife; colonial education; cultural identity

I561.074

A

1009-3907(2017)11-0065-04

2017-05-27

安徽省人文社科重点教研项目(2014jyxm206)；蚌埠医学院校级一般项目(BYKY16116sk)

唐红(1986-)，女，安徽蚌埠人，助教，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郭书法(1974-)，男，安徽固镇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语教学法和医学英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