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玲玲，石平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中美两国女性青少年成长障碍比较研究
——以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为例

朱玲玲，石平

(蚌埠学院 外国语学院，安徽 蚌埠 233000)

作为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中美两国文学巨匠，沈从文和福克纳在作品中深刻而全面地展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障碍。处于同一时代的美国南方与中国的女性青少年在成长中都遇到了战争、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新兴价值观念的不利影响、物质资料的缺乏等一系列的障碍，但是由于历史文化背景的不同，她们的成长障碍存在巨大的差异。探究这些异同，可以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女性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借鉴。

沈从文；福克纳；女性青少年；成长障碍；全球化

1 问题的提出及研究意义

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的成长，混合了自身价值观的不稳定性、旧的社会道德的逐渐瓦解、新兴价值观念的兴起以及动荡的社会环境，这无疑给青少年的成长设置了更多的障碍。作为关注人性的人本主义作家，沈从文和福克纳敏锐地看出了这一点，并在作品中做了深刻的展现。“沈从文的作品……甚至写出了二十世纪人物的生存困境”[1]。而在福克纳的小说里，青年人的异化感“扩展到所有处于传统与变革的撞击中的青年人身上，成了他艺术地探索和表现处在历史性变革时期的美国南方和整个西方世界的核心问题之一”[2]35。

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里指出：“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强则国强，少年独立则国独立，少年自由则国自由，少年进步则国进步。”[3]关注人类生存和发展的两位文学巨匠沈从文和福克纳，在描绘处于社会转型期的青少年成长时倾注了大量的人文关怀，他们深刻意识到青少年成长的艰难，而由于长久以来的旧观念、旧道德的束缚，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遇到的障碍更多，因为“女性长期处于政治上受压迫、社会上受排挤、经济上受贫穷、文化上受男性专制教育、思想情感上受压抑的状态”[4]494。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遭遇在沈从文与福克纳的作品中得到了深刻而全面的展现。

2 文本提取与实证分析

论文提取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的女性青少年人物以及她们的成长经历作为研究素材，分别从相同的战争背景、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新兴价值观念的不利影响、物质生活资料的极端缺乏等四个方面探究她们在美国南方和中国不同的历史、文化背景下成长障碍的异同, 从而为全球化背景下的中国女性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提供借鉴。

2.1 相同的战争背景

“文学具有表现客观的必然性特点”[4]312。作为经历过战争并深受战争影响的作家，沈从文(1902—1988)和福克纳(1897—1962)的一部分作品就是以战争为背景的。

沈从文在作品中呈现了半殖民地、半封建时期中国女性青少年的成长以及她们遇到的障碍。鸦片战争(1840—1842)后，近代中国历经帝国主义列强的经济、军事侵略以及辛亥革命、北伐战争、国民党“清党运动”、抗日战争、国共两党内战等，战争频仍，外有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内有内战和严酷的政治环境。在战争的背景下，柔弱的女性遭遇了很多成长的障碍。

(1)她们作为军人家属，承受着战争的严酷。当父亲、兄弟上战场后，她们一方面为亲人担心，一方面承担起养家糊口的重担。《静》中的军人家属岳珉一家在战乱中逃难，后因父亲牺牲、母亲病重，岳珉内心焦虑、寂寞，想要承担家庭的重担。

(2)一些接受了教育的女大学生，意识到了“国家兴亡，匹夫有责”，作为女子也应当和男子一起承担起保家卫国的重任。《懦夫》里以荆淑明为代表的女大学生们虽然不能亲自上战场杀敌，但是通过大量的宣传、演习来鼓舞、教育身边的人们。

“尽管妇女对前线起到了重要的支持作用，但是这些经历经常是隐藏的，以免她们使战争的高贵形象失去光辉。”[5]215注重人性书写的沈从文，敏锐地意识到了战争对女性的伤害和女性在战争中的担当，形象地刻画了岳珉、荆淑明等女性青少年面对国家危难时的焦虑和对家庭、国家的责任担当意识。

沈从文所处的民国时期，中国人民除了经受帝国主义列强的入侵，还有军阀混战、北伐战争、清党运动、国共两党的斗争等。“中华民国(1912—1949)是一个历史时期。这个时期是中国社会性质发生剧变，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走向资本主义和新民主主义社会的过渡时期，也是社会内容既丰富多彩又复杂多变，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纠结交替，现代国家在建设和战争中曲折前行、走向崛起的重要转型时期。”[6]1927年，蒋介石发动“4·12”政变，进行“清党”反共。1927年7月，汪精卫集团举行反共政变，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7]140。沈从文在作品里呈现了当时中国的女性青少年在国内严酷的政治斗争下做出的牺牲。雷卿在《除夕》里执行暗杀警察的任务中牺牲；《若墨医生》里的若墨医生夫妻二人为了人类的幸福，牺牲了年轻的生命，独留下不满半岁的小女儿；《菜园》里，共产党员玉少琛夫妇在清党运动中被杀害。这里的雷卿、若墨医生的妻子、玉少琛的妻子都是共产党员，在严酷的政治环境中，她们巾帼不让须眉，在追求理想、追求信仰的路上与自己的朋友、家人互相扶持，直至光荣牺牲。

《长河》里的夭夭是没有参与政治斗争的普通的乡下女子的代表。因为母亲的管教，她“健康能勤，做事时手脚十分麻利”，“性格畅旺，为人和善而真诚”，“心性天真而柔和”[8]。女性象征着旺盛的生命力和繁殖能力，同时还兼有祖国的形象，夭夭作为一个普通的女性，在社会动荡、世事艰难中把日子过得有声有色，展现了作家沈从文歌颂的中华民族不屈不挠的旺盛的生命力。

福克纳的作品涉及的年代从南北战争前期到20世纪初，包括美国建国以来的唯一一次内战——南北战争。《押沙龙！押沙龙！》里的罗莎、朱迪思都经历了战争。但是美国南方女性受历史和文化的束缚，被安排在战争的后方。因为南方妇女“被认为是男人的附属品，天生弱质，逆来顺受”[9]。“妇女需要保护，这个神话一直都在流传，而且同时以矛盾的方式在流传：一种说法是，妇女太宝贵了，不能让她们去战斗；另一种说法是，如果号召她们去战斗，那她们肯定不行，也靠不住”[5]214。因为战争，罗莎在婚配年龄阶段找不到合适的男人结婚，同样因为战争，她成为孤儿，独自一人生活在父母逝世后留下的房子里，靠着别人的施舍过日子。当父亲、兄弟、未婚夫全部上战场，家里的黑奴全部逃跑时，朱迪思和同父异母的黑奴克莱蒂撑起家，并照顾病弱的母亲。虽然生活拮据，但她还和镇上其他白人女性一起照顾伤兵。朱迪思是坚强的南方女性的代表。南方战败后，苦熬中的朱迪思满心期待与邦成婚，却只等到未婚夫被哥哥枪杀在家门口。

对比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战争背景下女性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可以发现有以下异同。相同之处在于，中美两国的女性青少年都在战争来临时坚强面对，承受战争的苦难，展现了顽强的生命力。不同之处在于：(1)中国民国特殊的历史环境。中国不仅有帝国主义的入侵，国内还有国共两党的抗争。所以，中国女性青少年相比美国南方女性承受了更多，有些甚至直接参与到斗争中去，以柔弱身躯实现国富民强、解放劳苦大众的理想。(2)由于中国女性参与抗争的正义性，所以虽然成长障碍重重，甚至牺牲生命，但是她们把自己的成长与国家、民族的利益结合起来，是十分有意义的。相比较而言，美国南北内战中，南方参战是为了维护奴隶制度，因而具有非正义性。在这期间，美国南方的女性青少年在成长中遇到的障碍，是南方败落的一个表现。

2.2 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

在社会转型期，旧传统、旧道德已经瓦解、崩溃，但是它们并没有退出历史舞台，它们的影响力还在，仍然对身处其中的人们产生影响。由于自身的敏感特质，成长中的女性青少年更容易感受到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沈从文和福克纳分别在作品中呈现了民国时期、南北战争前后中国和美国南方女性青少年的成长经历，她们不可避免地分别受到中国封建社会和美国南方的旧传统、旧道德的影响。

民国时期的中国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中国的封建王朝已经灭亡，但是封建思想的糟粕仍然影响着人们。“从明清之际到民国初年，内忧外患接连不断，民族精神备受蹂躏，生命智慧昏睡不醒。这期间人文语境虽有章回小说的写作与评说，但总体上是意义的困惑、道德的悲剧和理想的幻灭。”[10]作为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代表作家，沈从文深刻认识到封建糟粕对女性青少年的摧残，他的作品从被腐败社会侵蚀、深受封建妇道观的束缚两个方面呈现了民国时期女性青少年在成长中遇到的障碍，深刻揭露了封建制度的罪恶。

“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社会历史，长期的封建社会形成了深厚的历史积淀。”[11]这种封建主义的积淀并没有随着封建王朝的灭亡而消亡，深处其中的人们仍然深受其影响。在沈从文作品里，一部分女性青少年被封建主义的残留侵蚀，深受其害。《男子须知》里的大妹妹和一个被招安的土匪头子“幸福”、“光荣”地生活着；《绅士的太太》里绅士家大小姐爱打牌、爱打扮，唯独不爱学习，毫无追求；《都市一妇人》里的妇人染上了娇奢、不负责任的恶习，之后逐渐堕落成为妓女。这些女性青少年都被封建主义残余思想侵蚀，爱享受、无追求，成长为社会的寄生虫，对社会毫无贡献可言。

秉承着“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古训，再加上长久以来的重男轻女的思想，中国大部分青少年女性无法接受教育，这种状况在农村尤盛。《萧萧》里的萧萧是个童养媳，被人引诱失身怀孕、生下儿子，儿子12岁时又娶童养媳。萧萧12年里生命过了一个轮回，却仍然糊里糊涂。“在旧中国，夫为妻纲，封建礼教要求妇女对男人绝对顺从。”[12]文盲女性青少年对自己人生的成长与发展都处于一种懵懂的状态，无法对自身的处境作深入的思考，自然就没有对男子的反抗，做到了“对男人绝对顺从”。沈从文对萧萧类的女性青少年的无知持否定态度，给予了深切的同情。《巧秀和冬生》里巧秀娘年轻守寡，不甘寂寞和人相好，族长因一己私利和脸面，把她沉潭。在封建社会的伦理道德中，女子的贞洁十分重要，丈夫死后，妻子需要为他守寡，这是妻子的义务，也是夫家和娘家的荣耀。它不仅是一个家庭的事情，更是族里的大事。封建族长利用特权沉潭淹死不贞、不守妇道的女性在封建社会里是常有的事。沈从文批判了封建社会女子畸形的贞洁观，控诉了它对青少年女性的身心摧残。

封建迷信在金凤的遭遇里得到了体现。《贵生》里杂货铺老板女儿金凤漂亮、自重，坦然面对自己“八字重、克父母、压丈夫”[13]的迷信说法。她喜欢憨厚能干的贵生，可是贵生却一直不敢提亲。无奈之下，金凤做了五爷的姨太太。在金凤的婚事里，金凤却没有发言权。封建礼教压制女性青少年的个性，金凤无法“发声”，体现了她的被动地位，被动地被评判、被选择、被婚娶。这也是民国时期尤其乡下女性青少年的集体“失音”。因此，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对以孔子学说为代表的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旧礼教、旧道德，发起了猛烈的攻击，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口号”[7]13。

福克纳同样在作品里深刻揭露了南方旧传统、旧道德对女性青少年的成长束缚。相对于男性青少年，女性青少年承受了更多的“进退维谷的精神状态和命运”，因为她们不仅要承受“历史性变革时期”[2]153带来的创伤，还要承受来自男性的压迫。福克纳的作品中南北战争前后的南方女性青少年，在成长中主要受到种族主义的戕害和南方旧道德的束缚。

《八月之光》里，伯顿一家人深受南方白人的憎恨，因为美国南方“重建后，种族势力也再度抬头。南部各州相继制定一系列法律，致使黑人选举权名存实亡。种族隔离也日趋严重，使黑人的处境雪上加霜”[14]37。而伯顿一家在杰弗生镇从事解放黑人、支持黑人获得选举权的工作。乔安娜·伯顿继承了家族的解放黑人的事业，遗传和环境使得她在思想和行为上更像个男人，过着苦行僧般的孤独生活，深受南方种族主义的戕害。《押沙龙！押沙龙！》里，朱迪思爱上了可能有黑人血统的查尔斯·邦。“白人自视为优等种族，黑人则是劣等种族，为了保证白人血统纯正，严禁黑人男性染指白人女性”[15]99，而“与黑人男性发生关系的白种女人在黑奴时代将会被处死”[16]161。因此，哥哥亨利在婚礼前夕枪杀了邦，害得朱迪思一生守寡，孤苦无依。这种缺憾和痛苦使得她饱受成长的困惑，并在困惑中反思南方奴隶制度的罪恶。

凯蒂(《喧哗与骚动》)、爱米丽(《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谭波儿(《圣殿》)、尤拉(《村子》)的贞洁与家族的名誉紧密相连。“在男性控制下的社会，女人的身体与性属于男人和家庭，是他们不可侵犯的财产，男性主体身份的稳定性是靠女人的贞节来构筑和凝聚的。因此，女人的贞操高于一切，一个女人的失贞不仅使自己蒙羞，更将祸及家族的荣誉。”[15]124凯蒂、尤拉的家人极力压抑她们女性青少年的正常需求，却又无法作出正确的引导，她们的命运正如希腊神话中的达芙妮(Daphne)、克吕提厄(Clytie)、普绪喀(Psyche)般，“女性对自由的渴望、对爱情的追求和对知识的追寻往往被无情地扼杀在摇篮之中”[17]。“长期以庄园经济为基础的南方农业社会滋生家长制，同时，以加尔文主义为核心理念的清教又从宗教的角度维护父权制”[15]117。父权制下，爱米丽无法表达对自己婚姻的意见，只能被动地听从。谭波儿是南方社会公认的家世背景良好的“淑女”，可她却在南方的男权社会里毫无地位可言。“坦普尔(即谭波儿)出生在一个男性化的清教家庭”，“她家庭完全按南方传统的妇道观来要求她。在他们眼里，她不是一个人，而是一座由南方妇道观升华出来的神圣的殿堂(正如她的名字Temple所暗示的)。她必须遵守一切妇道规范，不得越雷池一步”[18]。她的妓女行径是她对家庭、对社会的反叛，仅是为了证明自己的存在。

《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里，爱米丽深受父亲的影响,成了南方旧传统、旧道德的执行者和捍卫者。福克纳在作品里真实地呈现了南方社会的贵族后裔面对新的社会环境的无所适从。“使福克纳成其为一位艺术家的，则是现实的核心。……这个现实就是显贵的衰败；他们对周围世界不能适应，也无法挽救自己”[19]124-125。爱米丽不想融入新的社会环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她无法适应新的世界，更不能救自己。

2.3 新兴价值观念的不利影响

由于帝国主义的军事、经济侵略，政府腐败、赋税过重打击民族工业，国内战乱不断，中国新兴资本主义在发展上先天不良。“1914年至1918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由于欧洲几个主要帝国主义国家忙于战争，暂时放松了对中国的侵略，中国民族资本获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7]7。但是，“即使在这期间，中国民族工业也没有摆脱帝国主义的控制和封建势力的束缚”[7]9。民国时期的民族工业在两面夹击中艰难发展。

由于中国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不健全，新兴的资本主义价值观念和封建主义残留思想、帝国主义奴役思想相结合，形成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特有的道德沦丧、物欲横流等价值观念，中国社会原有的美德、礼义廉耻道德观念逐渐散失，人与人之间感情淡薄，人们更看重金钱、权势这些物质上的东西。这些都影响着都市里的青年人，呈现出中国特有的国民的现代性。“当注目于都市文化的现代性发展的时候，他无法容忍种种人性扭曲和道德沦丧。”[20]沈从文在作品中对城市知识分子进行了辛辣讽刺，在他的笔下，这些知识分子软弱、自私、虚伪，他们代表了民国时期的大部分中国民众，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独裁政府的压榨，表现得懦弱、无用，逆来顺受，却不知道反抗。

《一个女剧员的生活》里的萝骄傲、聪明、虚伪，过着中产阶级的富裕生活，却看不起为她提供这种生活的舅舅。她利用自己青春的美享受着被众人爱慕的虚荣，却不敢承担真实生活的厚重。《蜜柑》里的男女大学生们把对学校发展献言献策抛在脑后，热烈追求蜜柑等口腹之欲和爱情。《一个晚会》里，男女青年听众苦等洪先生发表演讲，却不知他因为外貌、衣着早被驱逐出会场了。《老实人》里，两个女大学生因为自宽君衣着、外貌的不体面误解他行为失当。

“在沈从文的笔下，都市生活中的一切都已失去生命的亮色，为虚伪的道德礼法、物质利益、知识理性等所束缚，生命的质感已经全无，整个人生处于一种严重的异化状态。”[21]正所谓“爱之深，责之切”，作者希望知识分子在深刻认识到自身问题与缺陷的情况下，能够痛定思痛，改过自新，抛弃自身的精神糟粕，重绽生命力，同时给当时的中国带来活力，以图国家和民族的自强，从根本上改变国家贫弱、人民贫困的命运。

南北战争以前，占据南方经济主要地位的是奴隶制庄园主经济。“封闭的农业社会和传统的生活方式是南方文化的精核，也极大地促成了南方人保守主义的文化特征。正是由于这种保守主义，南方人对现代化、对资本主义工商文明似乎怀有一种恐惧和仇视的复杂心理。”[15]66这种复杂心理在那些深受新兴资产阶级价值观伤害的女性青少年身上得到了充分体现。

尤拉和凯蒂失贞后，都被家人安排嫁给了毫无感情可言的新兴资产阶级代表人物。尤拉成了丈夫斯诺普斯往上爬的跳板；凯蒂更惨，被丈夫赶出家门。这里，凯蒂和尤拉都得了“失语症”。“个体在经历困境式的失语症时，她无法决定自身的经历，也不能与其他人互动。她仅仅是他人对话中的一个客体”[19]53。她们无法决定自己的经历，也无法决定自己的命运。

对比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新兴价值观念下的女性青少年成长经历，会发现不同之处：沈从文主要从国民的现代性角度观察了在帝国主义的经济侵略、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影响下，都市女性知识分子青年的异化，从而深刻揭露民国社会的堕落；在福克纳的作品里，女性通常作为受害者出现，“生活则是朝着资本主义对全人类有价值的东西进行掠夺性的毁灭的方向走去的”[22]。所以，新兴资本主义工商业侵入南方，象征着自然、原始生命力的女性被资本主义工商业侵害甚至毁灭。

2.4 物质生活资料的极端缺乏

一个人顺利、健康的成长离不开一个稳定的生活环境。这个环境需要提供充足的精神和物质食粮满足一个人的成长需求。所以，物质生活资料的充足或者起码是不缺乏对一个人的成长是十分重要的。可是在沈从文的作品中，中国处于外有列强侵略、掠夺，内有军阀混战、政治严酷的历史阶段中，整个国家疲弱不堪、积重难返，处于其中的中国人每天都面临着温饱的问题，给自己、家人糊口是头等大事。成长于这个历史转型期的女性青少年感受了严酷的生存压力。

《一日的故事》里的大学生太太好性格，还看新书，因子女过多、丈夫薪金微薄，承受着生活的重压。《冬的空间》里的玖为生存所迫，感到生活的压力与屈辱。她冬天没钱买保暖的衣物，操心学费，又担心哥哥的身体。《不死日记》里的九妹为生活费、学费、妈妈的医药费发愁。这些女性青少年承担着生存的压力，在艰难的生活中顽强成长。

福克纳的作品也涉及了南方战败后随着新兴资产阶级工商业的涌入，南方经济凋敝、民生困苦等内容。“重建后南部农业中盛行的谷物分成制和工业经济的畸形发展，使南部对北部垄断资本的依赖性不断增强，并在不同程度上妨碍了南部经济的发展”[14]37，南方社会陷入贫困之中。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女性青少年经历了生活的艰难。

爱米丽(《献给爱米丽的一朵玫瑰花》)在父亲死后，继承的全部财产就是她住的房子，十分贫困，甚至连应纳的税款都交不起，孤苦无依的她身边只有一个黑人男仆照料。《我弥留之际》里的杜威·德尔草率地与别人苟且，怀了身孕，被迫到镇上打胎，可是最终她用来打胎的10块钱被爹爹抢走安了假牙。

对比沈从文与福克纳作品中物质资料极端缺乏下女性青少年的成长，可以找出不同点。沈从文主要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出发刻画了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都市里有理想、有追求的知识女性青少年的生活困顿。她们代表了国家和民族光明的未来，却在现实生活中遭遇生存之痛。而福克纳在作品中主要刻画了陷入生活困境的女性青少年，她们作为南方芸芸众生的一分子，在严酷的生存压力下愈加渺小。作者用弱小的女性形象象征了南方社会无法抵御工商资本主义的入侵。

3 结语

作为生活在同一时代的中美两国的代表作家，沈从文和福克纳分别在小说里呈现了处于社会转型期的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障碍。本论文通过文本细读，探究了中国和美国南方女性青少年成长遇到的战争、旧传统旧道德的束缚、新兴价值观念的不利影响以及生活的困顿四个方面的阻碍。探究它们的异同，有助于我们更深刻地认识中国和美国南方历史、文化语境的差异。当今社会先进技术的广泛应用、国与国之间的经济文化交流的日益频繁，都促使了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全球化进程的加速刺激了文化认同的进程，中国文化面临更大的挑战，如何应对全球化的挑战，确立自己的位置以及中国文化的未来等问题，是知识分子必须面对的。”[23]可以说，当年沈从文的焦虑仍然是我们当代知识分子的焦虑。这种焦虑在青少年成长上更为迫切， 因为青少年是国家和民族的未来，青少年能否顺利成长决定了一个国家和民族是否能够长期、繁荣地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女性青少年的成长与发展对国家和民族的命运至关重要，因为她们不仅作为个人承担着复兴国家和民族的重任，还是未来孩童的母亲。德国教育家福禄培尔说：“国家的命运与其说掌握在当权者手中，倒不如说是掌握在母亲手中。”母亲对孩子的智力、意志、情感、品性等方面的发展有难以估量的作用[24]。而“青春期是一个女人非常关键而困难的时期”[16]149，女性青少年能否在青春期顺利成长，决定了她们能否成为一个合格的母亲。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分析归纳美国南方和中国同时期的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障碍，可以对当代中国全球化背景下女性青少年的成长阻碍研究提供一个有价值的借鉴，具有一定的现实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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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柳 克

ComparativeStudyofGrowthObstaclesofFemaleAdolescentsinChinaandAmerica—TakingtheWorksbyShenCong-wenandFaulknerasaCase

ZHU Lingling，SHI Ping

(College of Foreign Languages, Bengbu College, Bengbu 233000, China)

As literary masters of China and the United States who have paid attention to human survival and development, Shen Cong-wen and Faulkner demonstrated profoundly and comprehensively the growth barriers of female adolescents in the period of social transformation in their works. The female teenagers from American South and China in the same period encountered some obstacles, such as constraints from old traditions, disadvantageous effects from new values, wars and poverty. However, there is a huge difference in their growth obstacles because of different historical and cultural backgrounds. The study on the differences and similarities of growth obstacles of female teens from American South and China in the same historical period can provide references for the growth and development of female adolescents from China in the era of globalization.

Shen Cong-wen; Faulkner; female adolescents; growth obstacles; globalization

I207.42；I712.074

A

1009-3907(2017)11-0054-06

2017-05-26

安徽省高校省级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重点项目(2013SQRW071ZD)

朱玲玲(1981-)，女，江苏宿迁人，讲师，硕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和比较文学研究；石平(1963-)，男，安徽蚌埠人，副教授，主要从事英汉互译理论和英语教学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