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厥云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济南 250014)

论《远山淡影》的创伤记忆和身份叙事

李厥云

(山东工艺美术学院 公共课教学部，济南 250014)

石黑一雄的处女作《远山淡影》展现了移民群体文化认同的愿景。而漂泊异乡的文化流浪者，皆因伦理价值观的剧变而承受文化传统的失根和对于新价值体系的认同缺失之痛。小说的创伤叙事则透露了作者对日本身份的迷茫和焦虑以及被迫激发的历史记忆。主人公悦子试图融合身份归属和创伤记忆的践行，超越了东方主义式的后殖民叙事，预示了作者对构建国际主义身份叙事的新尝试。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身份认同；庶民剧；创伤叙事

石黑一雄的早期作品戏仿日本经典庶民剧的结构，并将家庭成员之间的代沟与隔阂延伸至战后剧变的社会文化，深受当代影视艺术家诸如小津安二郎和成濑巳喜男等导演的启迪。面对不同文化价值观的冲突，作者将自我经历的创伤叙事融入连续性的创作主题，为读者呈现了史蒂文斯﹑小野和绪方等半自传性人物形象，成为关于日本的童年记忆﹑家庭教养和20世纪50年代经典电影的文化拼贴图。小说《远山淡影》中悦子母女作为移民家庭，将故国视为记忆﹑思绪和想象的混合物，但“从未曾并将永远不被融入陈旧的文化意识形态，因为他们不可避免地类属于彼此纠缠的多种文化和历史的衍生品，同时归属于多个而非认同于某一特定的家园”[1]。

1 移民群体的东方主义情结

当代小说家布雷德伯里认为戏仿所具有互文性和不调和性等特征被包含于结构主义和后结构主义的经典范畴，为读者呈现一个戏仿与拼贴﹑疑问与引用的文本拼贴画，并通过艺术形象与新的文本语境之间的差异或不协调而产生滑稽或者幽默的效果。小说《远山淡影》通过复调结构讲述了主人公悦子和密友佐知子令人尴尬的移民经历，而文本的互文性则戏仿了吉亚卡摩·普契尼的经典歌剧《蝴蝶夫人》及其东方主义式的身份叙事[2]。故事开篇，悦子孑然一身旅居伦敦郊区，不时回忆着故国的往事和游离不定的身份认同。小女儿妮基回家探望期间，悦子的思绪不时穿梭于长崎的生活场景。彼时，她怀着长女景子并与公公绪方、丈夫二郎过着平静的居家生活，而好友佐知子独自照料女儿万里子并渴望逃离乏味的生活现状。最近，长女景子的自杀则激发了悦子对移民生活的反思和审视。景子移民到英国后，疏离于英国的文化和生活之外，离家独居在曼切斯特。远离故国的传统无异于无源之水，注定将流浪异乡并承受认同危机。

鉴于身份认同的困境，景子的死亡引发了英国媒体针对移民的偏见，并受到了东方主义式的审视，认为日本民族拥有自杀的本能，却不知日本的文化传统虽喜爱夸张的庶民剧，但民众并不认同西方人假想的自杀情节。人们一旦被归档于某一文化类别，就被视作不同的生物种类，比如妮基和景子，即分别代表英国和日本的民族属性。悦子记忆的欺骗性逐渐被剥开，读者认识到，她携景子移民英国却未能帮助迷失的灵魂寻觅安适的港湾，而朋友佐知子母子的故事变身为不堪回首的自传。亲情的淡泊使妮基恐惧景子的鬼魂将在母亲的老宅里游荡，对姐姐自我毁灭的负疚感虽源自她葬礼的缺席，却验证着彼此文化身份的不可融合性。

我的两个女儿有许多共同点，比我丈夫承认的要多得多……我丈夫不知道小时候的景子是什么样的；他要是知道的话，就会发现这两个女孩在小时候有多像……一个长成了快乐、自信的年轻姑娘——我对妮基的未来充满信心——另一个越来越不快乐，最终结束了自己的生命。[3]119

妮基是悦子嫁入英国后生下的小女儿，是英日文化碰撞的产物。悦子因不想面对过去的创伤而坚持要给女儿起英国名字。悦子和丈夫谢林汉姆针对妮基名字的观念分歧，预设了景子难以相处的性格和身份认同危机并最终导致了她的自杀。在英国教育和文化浸淫下，妮基欣赏母亲的人生抉择，认为陷于家庭生活的泥沼的女性将会变得痛苦不堪，而自由和幸福应当成为每个人的权利。文化的差异阻碍了东方移民对西式传统的认同，并将他们置于焦虑与绝望的境地，而新的身份认同，则需要他们尊重和融合双重的文化遗产。

作为日裔移民，景子与继父和妹妹情感疏离，她甚至拒绝参加继父的葬礼，从未真正融入英国的家庭生活。时隔6年之久，她的卧室仍令母亲和妹妹毛骨悚然，而这缘于紧张的姐妹关系和母子关系的冷漠，并不时提醒读者，景子如此决绝地守护的私密空间如咒语般萦绕在未亡人的脑海。悦子梦中闪现的荡秋千的女孩，提醒她因忽视长女的幸福而承受的强烈的负罪感。游离于异国的文化之外，景子成为远离故土漂泊的浪子，甚至家庭亦失去了获取片刻慰藉的功用。

景子把自己关在那个房间里，把我们挡在她的世界之外。她很少出来……没有朋友，也不允许其他人进她的房间……当她偶尔心血来潮冒险到客厅里来时，大家都很紧张。她每次出来无一例外地都是以争吵收场……最后她又回到自己的房间里去。[3]63-64

得知女儿自杀的消息后，悦子开始反思并悔恨自己残忍对待景子的行为，幽闭的家庭生活丝毫未能纾解他者化的身份危机。文化与传统使人们彼此认同和谅解，否则将会迷失自我,而个体的身份意识亦会消散并变得脆弱和碎片化。景子虽身处西方文化的渲染之下，却因恪守东方文化和本土文化认同而被迫承担强制植入性“文化杂种”的“属下”身份，不仅丧失平等的文化交流和融合的可能，甚至遭受来自妹妹与继父等亲人的歧视和疏离。戏仿文本的自杀情结延续了巧巧桑因文化杂交而造成的无法言说自我的“失语症”，景子躲进自己的房间并将家人驱逐出她的生活，没有朋友可以交心，与她的戏仿对象巧巧桑幽居独院并断绝与家人的往来如出一辙。

作为第二代移民，妮基最终转变对东方的偏见，决定仔细梳理父亲留下的文档资料，以期重新审视家庭悲剧的缘由并弥补父亲曾经的过失。面对咫尺天涯的身份归属，移民他者却从未享受心灵的平静、品尝胜利的果实，而特定的族群文化将制约人们的行为并赋予其社会传统﹑文化价值和意识形态以意义。个体的身份栖身于我们日常生活中所讲述的言语和接触的文化传统,而唯有通过回忆过去的创伤，才能重构正常的身份叙事和认同。作为东西方文化的双重继承者，妮基象征了强迫性的或者自愿的战后移民潮现象，成为当前所谓的“后殖民”社会的国际主义身份叙事。而背负的流散身份使妮基能够置身于极端民族主义与喧嚣的文化偏见之外，安抚骚动的灵魂并认同乡村生活的安逸。诸如鱼塘喂食与修剪西红柿枝叶等家庭生活场景，象征了妮基对父亲欧洲中心主义的反驳和对东方式家庭观念的包容和谅解；庭院的破败暗示着纷乱如麻的家庭关系以及景子曾经被忽视和疏离的现状，激励她重新审视父亲和姐姐分别代表的民族文化类别，并对母亲嫁入异国他乡的行为作出了新的评价，成为作者倡导的新国际主义身份的代表，消解了悦子曾抛弃长女的历史记忆。

深受西式文化熏陶的妮基，赞同母亲不想陷入家庭和婚姻生活的泥沼的人生抉择，而这一日式的传统道德却成为西方人眼中滑稽的悖论和苟延残喘式的绝望。萨义德指出，东方的他者为获得融入欧洲中心主义的认同感，必须赞同“他关于东方的言论，毫无意外属于民粹主义﹑帝国主义，甚至几乎是种族中心主义范畴”[4]204。在姐妹俩的复调结构之外，作者通过另一组关系非常巧妙地展现了个人如何凭借他人的故事叙述自己不幸的过去。随着佐知子的往事娓娓叙来，读者意识到悦子和佐知子二者相似的人生轨迹和个性，以及同样的疏离于本民族文化的颠覆者形象。创伤激发的心理防御机制使叙述者模糊了行为主体身份的唯一性，并创造了抚慰伤痛后遗症的可行性，致使佐知子和万里子母女俩的行为举止“不像‘真正’的行为主体，而悦子可以借此转嫁因忽视和虐待景子而产生的负疚感”[5]。

在叙述者眼中，悦子和佐知子都因希望弃绝东方的身份特性而通过献祭女儿成为西方社会的一分子。悦子通过万里子的形象反思逗留长崎期间对女儿的忽视和对日本传统的厌弃,而萦绕在佐知子梦魇中溺死孩子的母亲意象，则预设了景子的自杀与母亲的失职不无关系。溺猫事件之后，佐知子变身为悦子安慰惊恐和愤怒的万里子，而随着话语中人称代词的替换、指涉叙事角色的转变，悦子与景子摇身变为故事的主角，而“是否移民异国”则成为母女冲突的聚焦点和东西方文化碰撞的具象化。

虽然旅居英伦多年，悦子仍旧喜欢沉湎于往事并仔细思量长崎生活的哀伤与喜悦，质疑当初抛家弃子移民他乡的明智性。伴随着长崎核爆的梦魇和战后的重建工作，人们的观念亦随之受到西式民主与自由风尚的影响，甚至浴室与厨房的风格也对欧式理念亦步亦趋。悦子深受时代剧变的渲染并开始厌弃她那恪守传统、刻板教条的同胞，艳羡欧美的言行举止，而传统的价值观诸如相夫教子的女性职责变得难以忍受，最终导致她拥抱西式价值，形成了“少数族裔的‘飞地’…… 内嵌于西方民族国家，导致了民族文化与民族身份的‘多元化’”[6]。摆脱记忆的创伤并构建真正的身份叙事，成为悦子的现实选择。通过佐知子的视角，主人公看似为景子规划了幸福的人生前景，却以民主的名义抛弃了家庭的责任以期寻觅自私的幸福。虽然对情人的行为深感失望，悦子仍衷心拥抱西方文化而厌弃故国的传统，直至景子因身份的边缘化而自杀才彻底惊醒，却已追悔莫及。悦子的记忆创伤伴随过去真相的展演和重现，逐渐恢复为正常的身份叙事，而故事的焦点亦转变为作为人类的个体而非可怕的事件引发的伤痛，叙说着幸存者绝望的思绪和对生活的新认知。

透过悦子晦涩的记忆迷宫，景子充满哀伤与悲痛的人生悲剧逐渐展现，而这种二元文化的碰撞和妥协将永无休止。记忆的碎片成为了现实生活的创伤性展演，象征文化认同和社会洞察力的缺失。“过去的魅力存在于对现状的阐释策略之中。它的迷人之处不仅在于对过去的真相和定义的分歧，也包括对过去是否已真正逝去﹑结束和终止的迟疑，或者它将继续存在，也许是以不同的形态”[4]3。置身于迥异的文化语境，小说中的流散个体遭遇着令人迷茫的﹑转瞬即逝的身份转变的多样性，努力构建超越了被殖民者愤怒﹑激昂和狂躁的情感而去关注细微的欢乐和对现世生活的忍耐与克制的新国际主义身份叙事。

2 个体他者化的创伤叙事

石黑一雄将传统文化的认同感以及移民话语身份的困惑置于历史事件的变革语境，而新的身份认同则成为移民个体必须踏上的新天路历程并将融入其他文化传统促进身份叙事的展演，并借用戏仿文本的他者化视角使悦子坦然面对她曾经的过失和对长女的忏悔，而角色的转换则使创伤叙事成为疗慰现实困境的心理防御机制，将故事的复调结构转化为滑稽的互文图式。面对美国大兵式的引诱，悦子和巧巧桑迥然不同的处世之道，为作者的身份叙事提供了东方主义的文本语境，而后者在《蝴蝶夫人》中流露的种族主义情结，则与戏仿文本所处的社会背景形成滑稽对比或不和谐感，造成了文本之间的影响焦虑症。

戏仿文本中的悦子因倾慕西式民主，而视移民为逃避生活窘境的唯一途径，虽厌恶举止猥琐邋遢的酒鬼情人，却毅然决然地选择嫁入异国。面对西方文化的强势，东方他者虽承受集体自卑情结的失语症，却谋求本民族意识形态的自主性，凭借杂糅的身份将民族特性与宗主国文化相融合，并转化为摆脱殖民统治的象征性语义群。此种文化的戏仿，借助殖民者的话语规范，形成对其统治体系的文化偏移与颠覆。但戏仿者屈从与反抗并存的矛盾心理，造成了文化身份的无所适从或凝固状态而进入了社会形态的整合期，或者说霍米·巴巴所倡导的“第三空间”。虽然渴慕逃离令她厌倦的故土，悦子却清晰地知道，她的浪漫爱情将被彻底背叛，导致了自己对移民异乡的犹豫彷徨。转瞬之间，她将女儿置于无人照管的境地而与美国大兵幽会，以期摆脱生存的现状。这种为实现人生理想而忽视母女亲情和责任的行为，象征着她认同了亚伯拉罕替罪羊式的献祭行为。

马尔库塞将弗洛伊德式的个体精神本能的压抑状态，提升为对社会文明层面意识形态的批判，并称此类单向度的社会个体为“物”的奴隶，而东方主义者对殖民地他者的压制并取代本土文化认同的过程，则将其置于边缘化的境地。美国大兵平克顿与谢林汉姆，凭藉其技术和文化优势将东方的恋人视为等待白人骑士拯救的柔弱天真的他者，而面对强势文明的侵蚀他者化的巧巧桑与悦子，则被迫改变身份归属而改变传统的行为规范和宗教信仰，并完全疏离于母国文化之外。巧巧桑痴迷于平克顿，并为此不惜与家人断绝关系，而且抛弃神道教而改宗基督教。但作为戏仿形象的悦子，也崇尚美式民权与民主，并且整日谈论洗衣机等家用电器和美式服饰：“美国人来了，不假思索地把这套体系废除了、粉碎掉。他们决定要把我们的学校变得像美国那样的，我们的孩子应该学美国孩子学的东西。”[3]79-80

当代东方他者的人生抉择，与明治时代的巧巧桑如出一辙，却化身为女骑士拯救美国大兵于生活的泥沼，并开始了穿越时空的异域冒险。而文本形象的戏仿性杂糅，将为读者展现文本内部互为启发与对话的复调结构。面对西方化的他者，戏仿文本的绪方恪守本土的传统价值，而与戏仿对象伯父和尚的顽固不化的神道教情结情投意合，深信纪律与责任感曾将日本塑造为强大的帝国，而质疑美国式民主损害民众对家庭、上司与国家忠诚度的正当性。和尚和绪方等他者化人物被塑造为愚昧与孱弱的时代落伍者，而与西方殖民者的骑士精神形成文本的“双声”结构，与经典文本形象比如克鲁索与星期五﹑罗切斯特与伯莎等遥相呼应，而构建了文本的影响焦虑症。文本的自我叙述本身具有精神分裂症的特征，因为叙述主体不能以第一人称“我”统摄自我意识，而是以佐知子作为第三人称的“她”指涉自我身份。心理学家弗洛伊德认为，心智障碍作为一种对自我无知的精神状态只需将对自我的了解讲述出来便会治疗创伤，但自我叙述能看穿过去的谎言的真相的话，那也是以牺牲叙事主体的自我意识为代价，确保理性的叙述者与不可靠的被讲述内容保持距离。文本通过叙事视距实现叙述者与读者的信息共享，并在叙事议论中实现价值评判，而被讲述的过去与叙述者的现在之间的时间距离构建了叙述者的自我意识，并赋予悦子通过佐知子母女的故事以第三人称来讲述作为东方他者曾经经历的创伤的合理性。

如果读者将悦子母女的人生历程置换为佐知子母女，那么化身为谢林汉姆的弗兰克与继女景子之间关系冷漠当属必然，而佐知子对待万里子的方式更像她处理一只肮脏的动物，结局只能是遗弃或死亡。悦子献祭女儿并利用佐知子的叙述视角将自己的过错转移至他人身上，通过此举纾解伤痛和负疚感。“如此清新、如此突兀而令人不忍审视，它的伤痛与愤怒唯有依靠叙说过去的创伤来表达，即使它属于别人”[7]。文本的自我叙述转换为第三人称，并因叙述内容与叙述者的时间间距而不时作出自我的道德判断，故而在悦子与佐知子的双重性背后，又建构了叙事主体与被叙述者之间的双重性身份，并因二者的逐次展开与相互碰撞，而将读者的聚焦点引向了文本叙事的身份危机。无论戏仿对象巧巧桑为儿子而自杀，还是戏仿者悦子抛弃家人而踏上移民征程，她们选择牺牲子女的幸福成就个人幸福，抑或是为家人而做的自我献祭行为，则成为了东西方预设性话语体系的差异性象征。

欧美殖民者眼中的他者化东方，实际上只是界定西方文明自画像的话语权和人为的想象物，而自我或者他者的身份更是包含了历史、知识权利与政治霸权等要素的话语权的竞争过程。宗主国文化对东方他者的文化杂交将其置于从属的地位并造成身份认同的集体自卑感，戏仿对象巧巧桑盲目迷信丈夫的骑士精神和救世主形象，宁肯质疑本土宗教的可信性与知更鸟迎春筑巢的东西方差异性，也未曾怀疑平克顿的露水情缘。她的痴心等待却换来丈夫携妻归来，她最终选择以死明志并保存他者的尊严。东方女勇士悦子为嫁入宗主国而披荆斩棘般诱惑怯懦的酒鬼情人，虽实现了由边缘至中心的身份逆转，却是以付出了女儿景子的幸福为代价，实际上并未除却民族身份的不平等偏见和隔阂，而是强势文化对他者化“属下”的入侵式杂种性。处于不同时代的悦子与巧巧桑，殊途同归地选择西方的民权与法律的正义性作为自我异化的屏障，却发现受到西方文明侵染的主体已然疏离于依存的生活环境，并试图实现对后者的完全替换，都决然地抛弃本国的传统与宗教而昄依基督和西式民权，摒弃对女性婚姻与个体幸福的庇护。作为戏仿文本，悦子母女的命运悲剧意象，则同样源自东方学家基于自我的意象而解释他者的先验性身份预设，而西方的意识形态霸权进而强行侵入东方他者的身份叙事，并导致主体意识的自我解构和文化的双重异化。

妮基在经历姐姐自杀的创伤之后，开始反思自我及家庭的移民身份，深感父亲对景子的偏见和歧视并应对她的生活悲剧负有责任。东西方的交往亦不是文明与野蛮﹑征服者与仆从之间的关系，而是试图在平等话语权的交流中构建国际政治叙事的身份认同。戏仿文本的他者化形象，实现了对普契尼的经典歌剧的双重编码，既将西方骑士精神和东方柔媚女性拉下了高雅的圣殿，又完成了东方女勇士回归话语中心的戏仿性征程和新“国际主义”身份叙事。东方他者们的记忆创伤，激励作者为异乡漂泊的移民群体构建“想像的家园”，而他们倡导的身份“第三空间”却正试图通过殖民话语的意识形态性以梳理东西方之间文明与野蛮的话语体系，克服身份叙事中徒劳的“修辞陷阱”和东方他者聊以自慰的文化皮影戏。

3 结语

战争的灾难性带给个人的创伤记忆使悦子对逃离故国的动机保持缄默，而戏仿文本对歌剧《蝴蝶夫人》的他者化形象的滑稽再现，则象征着年轻人逐渐敌视传统的权威性并自由表达批评意见，却也造成了悦子与景子等人身份意识的错乱。小说的文本叙事不仅陈述了悦子无法摆脱的伤痛，也呈现了长崎核爆之后民众的生活百态，而叙述的过去与叙述者现时的分裂赋予悦子与佐知子以身份的双重性，并在真相与景子的死亡出现的瞬间将文本叙事的可靠性击碎。叙事的时间距离与第三人称的自我指涉性，使叙述者倾向于选择“通过他人的故事讨论他们不能面对的情况。我正努力探讨……人们如何利用语言的自我欺骗和自我防御机制”[8]，而时间重合或身份无法保持的断裂性将造成叙事主体的身份危机。文本的自我叙述以创伤叙事的形式出现，并在叙述过去事件时放弃了自我意识以否认现时的叙述者在创造自我身份，而创伤记忆才会在绪方等人看来能保持传统的连续性，但反思传统意识形态的缺陷并有效防止历史悲剧的重演，将赋予多元语境下的民众新的身份意识。

[1] Gilroy P．The Black Atlantic：Modernity and Double Consciousness[M]．London：Verso，1993：362.

[2] Lewis B．Kazuo Ishiguro[M]．Manchester：Manchester University Press，2000：22.

[3] 石黑一雄．远山淡影[M]．张晓意，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1.

[4] Said E W．Culture and Imperialism[M].New York：Vintage Books, 1993.

[5] Shaffer B．Understanding Kazuo Ishiguro[M].Columbia：University of South Carolina Press,1998：21.

[6] Hall S．The Question of Cultural Identity[M]∥Stuart Hall，Tony McGrew．Modernity and Its Futures．Cambridge：Policy Press，1992：306.

[7] Yoshioka F．Beyond the Division of East and West：Kazuo Ishiguro’s A Pale View of Hills[J]．Studies in English Literature,1988，65(1)：74.

[8] Mason G．An Interview with Kazuo Ishiguro[J]．Contemporary Literature,1989,30(3)：337.

责任编辑：柳 克

TraumaticMemoriesandIdentityNarrationinAPaleViewofHills

LI Jueyun

(Public Courses Teaching Department, Shandong University of Art and Design, Jinan 250014, China)

APaleViewofHills,amaiden work of Kazuo Ishiguro, displayed the vision of cultural identification by immigrant groups. The cultural vagrants wandering away from their homeland all suffered from experiencing the root-losing of culture tradition and lacking of the new value system identification. The traumatic narration showed the confusion and anxiety the author has confronted and his motivated historical memories. The practice of the protagonist Etsuko’s efforts of combining identity belongings and traumatic memories transcended the oriental post-colonist narration, representing the author’s new attempt to construct the international identity narration.

Kazuo Ishiguro;APaleViewofHills; identification; plebeian drama; traumatic narration

I561.074

A

1009-3907(2017)11-0045-05

2017-06-22

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项目(14CWXJ51)

李厥云(1979-),男，山东济南人，副教授，硕士，现为牛津大学访问学者，主要从事英美文学与文化翻译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