解读五面齐鲁汉镜

2017-03-18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山东青岛266061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7年1期

关键词：铜镜西汉铭文

朱纪（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解读五面齐鲁汉镜

朱纪（青岛科技大学艺术学院，山东青岛 266061）

铜镜纹饰的发展演变随着时代的进步在不断变迁，蟠螭镜、四乳四虺镜、四神博局镜、四乳四雁镜是汉代铜镜发展的谱系缩影；汉代的铜镜铭文也随时期变化有不同的主题内容；以铜镜主题纹饰划分地区类型，可成为工艺设计的专门领域，反映出典型的民族艺术形式。

汉镜；纹饰；铭文；山东

铜镜是历史的一面镜子，沉积在铜镜上的文化印痕是当时社会情形的一个缩影。铜镜的造型由外形、镜钮、钮座和谐搭配共同组成，镜背装饰在铜镜数千年的进程中极大完善了团形纹饰，并使其发展到了极致，铜镜铭文则直接反映了古人的思想意识。

一、关于汉镜

“汉镜是铜镜发展的鼎盛期，学术界细分为五至六期，其中三个大的阶段汉武帝时期、西汉末年王莽时期、东汉中期出现了重要的变化。”[1]10汉镜的产地至少有山东和关中、丹阳郡、广汉郡和蜀郡、武昌、吴郡、会稽等。

人们重视汉镜，不仅是数量多，它的造型、纹饰、技巧和意境都有明显的时代特征。时代的变化赋予铜镜题材以新的内容，而题材的演变往往起着主导作用，汉镜主题纹饰内容广泛、气势雄伟、视野开阔、情感强烈，天上人间、神仙世界、奇禽异兽，五彩纷呈。与战国铜镜相比，汉镜造型直径加大，镜体加厚，镜面变为凸凹形；铜质精良，合金比例适度；镜钮变圆，随年代至后而加大加高，镜缘变为外厚内薄，同时逐渐呈斜坡状，“镜缘上的锯齿纹、流云纹、辐线纹和内向连弧纹成为标志，纹饰中的乳丁纹年代越晚越多，四乳、六乳、八乳至东汉出现了带座乳丁。”[2]235纹饰中博局纹、柿蒂纹、连珠纹、神兽纹、画像纹亦别于其他时期，地纹逐渐消失，“镜铭文种类丰富，‘日光’、‘昭明’、‘上方’最为流行，由一圈铭发展为重圈纹，并出现丢字、错字、通假字、减笔字现象，字体由大变小，笔画由粗变细。”[3]镜铭文时期正是篆隶向楷书演变的时期，在汉字发展史上具有重要研究意义。

“奇禽异兽是汉镜最主要内容，西汉初年沿袭战国铜镜的传统，流行蟠螭纹、蟠虺纹、地纹衬托主纹，”[4]44最醒目的变化是纹饰双线式或三线式的表现手法，蟠螭纹多作缠绕式。如图：

图1：西汉早期蟠螭纹镜（径9．8cm）出土于汉不其城遗址，三弦钮，圆钮座，座外一周凹弧面圈带，外纹饰分为两区，内区为盘曲缠绕的蟠螭纹，涡状地纹，外区为十六内向连弧纹，素宽缘，缘边上卷，缘厚2毫米，镜面微凸，镜体很薄。

“西汉武帝前后及至西汉中晚期，铜镜纹饰中图案结构趋于简化，纹饰素雅，明快静洁，较为典型的四乳四虺镜不仅纹饰刻画简化，铭圈减少，而且纹饰的组合上也显得对称性强，”[1]26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四分法甚为流行。四乳四虺镜在四乳间配置四条粗壮的S形虺纹，是龙蛇形象在铜镜上盘曲蠕动，“地纹消失，主纹成为铜镜的单一纹饰，流行的四乳禽兽镜已不再使用地纹重叠相衬主纹的表现手法，标志着地纹与主纹重叠相衬的表现手法退出了历史舞台，也是判断汉镜中期以后的显著标志。”[1]26

图2：西汉中晚期四乳四虺镜（径8cm），出土于临淄齐故城遗址。圆钮、圆钮座，座外有四组回旋线条纹和一周凸弦纹，两周短斜线纹间的纹饰为四乳四虺纹相间环绕，四乳带圆座，四虺成钩形躯体，有首，尖尾，在身躯两侧缀有纹饰，宽素缘，镜缘厚4毫米，镜面微凸。

“王莽时期，铜镜纹饰有新的突破，题材中形象生动、姿态各异的禽、鸟、瑞兽成为主题纹饰，尤其是四神纹饰经常出现，这些源于生活又艺术夸张的形象运用于铜镜，四神、动物、禽鸟的造型构图精巧、生动活泼，极大地丰富了主题纹饰，改变了以往蟠螭纹等凝重神秘的现象，向现实生活迈进了一大步。”[1]27这个时期的铜镜边缘装饰流云纹、三角锯齿纹、双线波纹缘等配合着主题纹饰使铜镜充满了华丽的艺术效果。铜镜铭文种类繁多、内容丰富、排列灵活，镜铭“尚方”、“善铜”、“佳境”逐渐出现，记氏铭文如“王氏”、“朱氏”成为显著特征，铭文最常见的是祈祷高官、子孙繁昌、长生不老的吉祥语，集中地再现了当时人的世界观。汉镜的可贵之处就是把那么丰富多彩的理想追求，有机地融汇在了有限的空间里。“此时期最神秘的莫过于‘博局镜’，这种镜子一般为圆钮，钮座外置一方格，方格有的排列‘子丑寅卯辰巳午未申酉戌亥’十二地支铭文，方格四边各向外伸出一个双线T形图，与双线L形图像相对，方格四角又与双线V形图相对，将境内区分为四方八等分，四方青龙、白虎、朱雀、玄武各踞一方，配以羽人走兽飞禽，外区有的环绕一圈铭文带，边缘饰以三角锯齿纹、波折纹等，有的简化了图像，只保留TLV图纹，有的只列飞禽、走兽、怪神、羽人。”[4]54

图1 西汉早期蟠螭纹镜（径9.8cm）私人收藏

图2 西汉中晚期四乳四虺镜（径8cm）私人收藏

图3 新莽四神博局镜（径19.9cm）私人收藏

图3：新莽四神博局镜（径19．9cm），济宁出土。圆钮，变形四叶纹钮座，方座外方格内有十二枚乳丁与十二地支铭文，方格外为八乳及博局纹，四方八区内有瑞兽、青龙配凤鸟、玄武配羽人、朱雀配瑞兽、白虎配独角兽，其空间处填以飞鸟、云纹，外区有铭文，外一周流云边缘，铭文为“□沾佳竟子孙息多贺买家□大福宜，□□□□食长保二亲得天力传告后世乐无极”，镜面微凸，镜缘厚5毫米，修复。

图4 东汉博局镜（径10.3cm）私人收藏

图4：东汉博局镜（径10．3cm），临淄齐国故城遗址出土。圆钮，圆钮座，外为双线方框，方框四内角各有一变形柿蒂纹，方框四边中央各有双线T形纹与近缘处的双线L纹相对，方框四角各对一双线V纹，T纹两旁各有一圆座乳，空白处填以细碎线纹，近缘处有一圈短斜线纹，缘上有一圈双线波折纹，镜缘厚5毫米。

“汉镜主题纹饰的表现技法从西汉一直到东汉中期以前大都采用单线勾勒轮廓为主要表现手法，东汉中期以后，神兽镜、画像镜等采用了浮雕式的手法，主题纹饰隆起突出，高低起伏，形象生动活泼自然，这种浮雕式的技法使纹饰的视觉效果由线条式的平面变化为半立体状，开创了后代铜镜高圆浮雕的制作手法，”[4]83铜镜在纹饰布局上也突破了“心对称”式而产生了“轴对称”的布局新方式，根据纹饰的要求进行形式设计，使内容与形式更好地统一，达到了圆满的效果。

图5 东汉四乳四雁镜（径9.8cm）私人收藏

图5：东汉四乳四雁镜（径9．8cm），临淄齐故城遗址出土。圆钮，圆钮座，座外四枚带圆座的乳丁间饰以四只姿态不同的大雁，外两周弦纹，一周锯齿纹，近三角缘，镜缘厚5毫米。

以上蟠螭镜、四乳四虺镜、四神博局镜、四乳四雁镜是汉代铜镜发展的谱系缩影。

二、关于纹饰和铭文

“蟠螭纹出现于春秋，是一种变体的龙纹，以双线或三线盘曲折叠的龙纹多采用主纹和地纹相结合的构图方式，西汉早期蟠螭纹继续流行，并逐渐趋于简练，以粗线勾勒，显得明快简洁，”[5]39主要特点是蟠螭纹简化成C形，多有两个C形一反一正地相连，其特征是张口、卷尾，或两龙相交，或群龙交缠。

“四乳四虺纹镜持续的时间较长，在发展的过程中逐渐变形，并在腹背间点缀禽鸟或兽头，以致最终摆脱蟠虺纹的形象，形成四乳禽兽的镜类。”[6]

关于规矩纹的来源和寓意众说纷纭，“有人认为其是前期花纹演化而来的；有人提出规矩来源于占星盘，有人据日晷盘上有相似纹饰而认为有天文学意义，”[7]40LV是表示时间的图像，L表示夏至、秋分、冬至、春分，V表示四季的开始，T则含有空间的意思；更有规矩纹象征宇宙图式的观点，“镜钮代表属于宇宙中心的中国，钮周围方框表示大地，圆形的镜子表示天，T象征四方之间，V象征四海，L则是大地之门，钮座的八个乳丁表示支撑天的柱子。古人认为天圆地方，将它们配以规矩这种说法甚为流行，这些寓意虽然关于想象力，然却难为大多数人所接受。”[8]许多学者认为，规矩纹与六博图有关或来源于六博，将规矩纹镜称为博局纹镜，“规矩纹是博局戏上的符号，刻在镜上已演化成‘六博占’或‘博局占’，它较多地与表示方位的四神一起组成图纹，从具有这些图纹的许多铭文中出现的十二地支等几个因素来看，TLV在铜镜上的出现是与汉代谶纬学说、神仙思想、阴阳五行说的盛行有关，是占卜迷信、鬼神思想在铜镜上的一个符号标志。”[5]53

四神是汉镜使用最多的题材之一，《礼记•曲礼》说四神：“如鸟之翔，如蛇之毒，龙腾虎奋，无能敌此四物。”，可见它们象征勇猛和武力，四神既是传说中守卫四方的神灵也是驱逐邪恶、保卫人们升天的神物。

“常将铜镜铭文按时代划分为战国至西汉中叶、西汉末至东汉、隋唐、宋元四个阶段。西汉初期镜铭较常出现，只是作为主题纹饰的陪衬。武帝以后则出现了完全以铭文为铜镜主题内容的重圈铭文铜镜。”[1]30第二次变化期西汉晚期至东汉末，镜铭的内容逐渐丰富起来，归纳有以下数类：

“其一是神仙道家思想中长生不老、顺阴阳辟不祥方面的内容，这是王莽时期先后谶纬学说、神仙思想、阴阳五行说盛行在铜镜上的反映。铜镜上升仙和驱鬼镜铭占了很大一部分，如“角王巨虚日有熹，昭此明竟成快意，上有龙虎四时置，长保二亲乐无事，子孙顺息家福炽，与天无极受大福。”，在博局纹镜类的四神规矩纹镜多属此类；其二是祈求子孙兴旺、官运亨通、寿如金石之类的祝福语；其三是反映当时民族斗争的铭文偶有出现；其四述治镜过程，赞铜镜质量方面，如“尚方作竟佳且好，时而（如）日月世少有，上有仙人赤松子。”传达了铜镜走向商品市场的信息，“尚方”是汉代宫廷专设的御用器具制造机构，铜镜也属其管辖，民间私铸品也常盗用“尚方”镜铭以谋高价；其五，纪年铭东汉晚期大量增加，成为断代的重要依据；其六，其他反映兴学、举贤良，察孝廉内容的铭文偶有出现，与当时社会鼓励学子仕讲，追求功名富贵的社会风尚相一致。”[1]32-33

汉代铜镜铭文虽是社会思潮的集中反映，有“以物载道”的作用在其中，但主要的还是作为一种装饰而出现，从这一角度看，汉镜铭文中出现通假、减笔、错别、省偏旁部首字形、掉字、漏句、反写现象就不难理解，“铸造的工匠在制模时没有将铭文布置的位置准确计算好，以至于写到后来地方不够，就省略了事；”[9]“工匠们的主要技艺是其铸造技术，文字功夫并非专长，通假字也在所难免，汉字笔画繁杂曲折，在泥模上刻印时较难以下刀，即便精工细刻，制范时字也会开始模糊，浇铸成镜后易散漫难辨，这就不得不省掉一些不影响字义的偏旁（如‘佳’—‘作’、‘竟’—‘镜’）；”[7]61-63通假字是汉字成熟标准化的一个过程表现，不应算作错别字，汉镜铭文的字体在各个阶段并不同，如汉初以修长圆润的小篆为主，转角多带圆意；稍后字体变方，与汉印中的缪篆相似，到东汉后隶书日益成熟，镜铭虽用篆书也已大大简化。

汉镜铭文不仅寓意深刻，而且排列灵活，以环绕成圈的铭文最多，还有钮座及其外围加入的铭文，有的在纹饰间，有的在钮上下，都视图纹的需要，不拘一格，以文补图，以达到图纹并重的目的。汉镜铭文是理性审美观念，在汉代历史条件下的一种富于时代特征的表现形式，研究镜铭书体的演变、内容的变化是鉴别年代的依据也是了解书体演化规律、观察各历史时期社会思想意识变化的窗口。

三、关于山东铜镜

目前学术界在铜镜研究中一般采用的是以铜镜主题纹饰作为划分类型的标准，“如对先秦铜镜的研究中陕西、河南、湖南、湖北、安徽等地出土的铜镜分别被冠以‘秦式镜’、‘淮式镜’、‘楚式镜’，”[10]56以省为单位的系统调查研究还在进一步发展，山东省由华北平原的一隅和半岛构成，山东鲁北临淄是北方地区的战汉铜镜的铸镜中心，中国第一件地点明确的西汉铜镜铸范就出自临淄区齐都镇刘家寨村，为草叶纹带铭文，之后连弧纹、博局纹镜范都有出现。临淄商王墓出土的战国错金银镶嵌绿松大铜镜和大武西汉齐王墓陪葬坑出土的115厘米的大方镜，充分显示出山东在古铜镜研究中不容忽视的地位。

从战国晚期到西汉初期流行的三弦钮蟠螭纹镜、连弧纹、云雷纹镜等以及蟠螭纹向螭虺纹转化，十六连弧成为定制，西汉初的三弦钮、镜体薄、窄缘卷边，武帝后的镜体镜缘加厚，镜钮变为圆钮，成为临淄地区铜镜制作的定制，以四乳钉为基点组织主题纹饰的四分法布局方式，其中四乳四虺镜出土的数量众多，博局镜也是从华丽到简化，从王莽开始注重铜镜边缘的装饰；东汉的浮雕式技法作为主纹的瑞兽祥鸟，都是（临淄）铜镜的地方特色，都是铜镜文化谱系中每一阶段连续紧密，一脉相承的。

“山东地区特别是临淄齐故城的铜镜铸造业始于蟠螭镜，镜范不是石范而是陶范，凹凸不平的镜面上留下的铸造损伤痕说明镜范是重复使用的，陶范每经过一次合范研磨便会产生损耗，导致铸出的铜镜变薄，”[10]130重量减轻，这种铜镜本身的研究是对镜背纹饰或铭文研究的补充。山东鲁中南地区的枣庄市、济宁市一带也多有四神博局镜、鸟兽纹博局镜和简化博局镜出土，也有镜铜铭文出现。

工艺美术是测定民族文化水平的标准，铜镜纹饰的变化因为系统完整可以成为中国艺术设计史的专门领域，铜镜的主题图案物像众多，构思完整；铜镜纹饰的雕刻手法多种多样；线条式、浮雕式各具风格；铜镜图案的布局结构是典型的民族艺术形式。铜镜纹饰的发展演变随着时代、经济、文化、工艺水平的进步在不断变迁，这些变化折射出时代的精神和民族艺术的精华，镜背很小能够容纳的空间有限，古人却能将反映时代精神的画面经过高度的概括、精心的加工展现出来，使之具有强烈的艺术魅力。

[1]裘士京.铜镜[M].合肥：黄山书社，1995.

[2]程长新、程瑞秀.古铜器鉴定[M].北京：北京工艺美术出版社，1993.

[3]程长新、程瑞秀、觉真.镜花水月[M].北京：北京美术摄影出版社，2008：45.

[4]孔祥星、刘一受. 铜镜鉴赏与收藏[M].吉林：吉林科学技术出版社，1994.

[5]王锋钧. 铜镜的鉴藏与市场[M].济南：山东美术出版社，2007.

[6]刘宇.铜镜知识30讲[M].北京：荣宝斋出版社，2004：14.

[7]赵丛苍.古代铜镜[M].北京：中国书店，1997.

[8]孔祥星、刘一受.中国古代铜镜[M].北京：文物出版社，1988：82.

[9]陈晴. 古镜[M].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2003：11.

[10]山东省文物考古所. 鉴耀齐鲁：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出土铜镜研究[M].北京：文物出版社，2009.

（责任编辑：梁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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