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 政（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周 瑄（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空间语言的意义：一种基于日常生活实存的视角①

鲁 政（湖南师范大学 美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06）

周 瑄（中南大学 建筑与艺术学院，湖南 长沙 410083）

在以往以空间作为语言研究对象的过程中，以形态论、符号学或方法论模型为代表的语言学理论一直是建筑学语言研讨的重点，这种惯性思维似乎使我们忘却了真实生活中的“空间语言”。它在与技术和理论指导下的专业语言的博弈中，渐显其本质直观的现象学特征、个体言说的多样性、体验的随时性，以及一种非语言表达的状态。这既是对传统符号学理论“退败”言论的修正，也是回归日常空间实践之必要性的一次摸索。

空间语言；日常性；意义；符号语言

把建筑空间及其意义比作语言，这一思想由来已久，它甚至可以追溯到维特鲁威。从建筑学及其相关学科的既有研究成果来看，冠之以“语言”研究的成果颇为丰富，如文丘里（Robert Venturi）、布朗（Denise Scoff Brown）等人所推崇的符号学理论、赛维（Bruno Zevi）的现代建筑语言、亚历山大（Christopher Alexander）的模式语言、詹克斯（Charles Jencks）的后现代建筑语言、埃森曼（Peter Eisenman）的语法模式、斯本（Anne Whiston Spirn）的景观语言、拉普卜特（Amos Rapaport）的非语言表达方法与环境意义、劳森（Brian Lawson）的空间语言，直至希利尔（Bill Hillier）等人提出的空间句法理论等，使得语言作为研究范式更迭的代名词被反复论及。但是，这些类比究竟意味着什么，不同理论范式中的语言有何内涵上的共性或差异，语言与空间的转译关系本质何在，不同的理论均有各自不同的阐释角度。

不过，总体上看，上述成果关联语言的目的，大多出于语言作为一种传播媒介所具有的表意性。通过类比，语言能使建筑这类空间对象具有某种言说或不可言说、指代或象征的功能，是交流双方传达与释义的媒介。第二个目的，是将理论化的语言，即语言学作为理性工具，指导空间设计像语言学那样，构筑由语法、语义及意义表达的方法（论）模型。然而，除去上述两种常见目的外，一种日常而潜在的语言观却少有提及，这便是本文引介建筑多学派的“语言理论”，通过对比过往语言研究作为显在符号或方法模型的主流观点，评析日常生活视角下的空间语言的内涵价值。

一、空间语言存在的两个维度：符号与生活实存

将符号语言与建筑相关联，其意图大多是想通过符号所指来呈现建筑及其环境实存的意义。由于建筑从来就不是单纯服务于物质需求的，因而把建筑类比为语言可以说由来已久且根深蒂固，因为，建筑在形式上的构成也确实与语言的构成规则有着难以言说的相关性和相似性。

上世纪50年代，最早将符号语言学带入建筑学的首推意大利语言学家艾柯（Umberto Eco）、建筑师艾尼格（koenig）与德福斯科（De Fusco）等人，后经60年代詹克斯、70年代文丘里、布朗、埃森曼、斯特林（James Stirling）等人的理论和实践探索，初步构建了建筑符号学的基本架构。在经历了对符号学术语、方法的机械套用和反思后，当今学界对该理论仍有褒贬不一的评价。推崇者普遍认为建筑不论是作为图像符号、指示符号，还是象征符号，均具有信息传播、思想交流的重要价值，符号语言有助于我们把注意力投向建筑作为文化的体验形式，以此抵制20世纪建筑文化虚无主义和千篇一律的国际风格的影响。另一方面，对符号学发出责难的声音主要来自建筑形式的能指在何种程度上能与其所指相符，即如何保证这种符号系统要为编码者（设计师）和译码者（使用者）所共享。面对此种质问，索绪尔（Ferdinandde Sausure）的符号理论及斯克鲁登（Roger Scruton）等人早已承认与接受美学类似的观点，即承认在能指与所指的对应关系上，存在着多重信码和多义解读的可能性。然而，这一质询的根本，更在于凸显建筑存在的自治性和对“自然生活之语言”的向往：“建筑本身并不能真的产生什么有意义的代码系统，因为建筑中那些由人们赋予的额外含义并不能构成建筑的本质。建筑如果有本质，它将存在于建筑自身而不是外部指涉”，建筑史学家勃兰迪（Cesare Brand）的此番话表明，“建筑的‘意义’不是对外在事物的描摹，它是在活生生的建筑活动中生成和显现的，他甚至奉劝人们放弃符号学的分析方法”。

图1 巴黎大剧院

勃兰迪在对待符号学的态度上虽有些偏激，但在对待基于生活实存的意义阐发上，却与某些支持并运用行为学、现象学的学者走到了一起。劳森在其所著的《空间的语言》一书中，曾对围绕普通的现实生活而阐发的对空间语言的思考，有过淋漓尽致地展现。例如，在论及环境与行为的相互关系时，不论我们之前是否到过某个图书馆，我们也会依其环境的限定（即语言结构），引出一套符合图书馆社交的行为规范，如排队等候、避免打扰他人、言谈看上去彬彬有礼等，图书馆本身即已决定了空间语言与行为规范之间的契合关系，无须附加冗余解释予以提示；又如，在谈到尺度概念所具有的丰富人性及社会属性时，嘎涅的巴黎剧院的超大空间尺度提供了极好的范例（图1），人们在这个处处都显示着大尺度的剧院里，不光是为了观赏歌剧、通行和表演，尺度更是从营造高雅、光荣和彰显特定人群的社会地位等方面营造了某种语言暗示，身处其中的人们常以宽大的着装、巨大的假发和夸张的配饰与这种超大的尺度匹配。可以看出，上述案例基本不涉及建筑的外部指代，也弱化了图像上的所指与能指，基于生活空间的语言观得到了自然而言地呈现。因此，符号学意义上的语言并非仅限于视觉形象上的构成、风格或元素，它还与平凡生活中的空间语言有着更为潜在和大量的联系，将符号语言的认识仅仅定格于视觉图像表面，是当今建筑符号学被误解和遭遇“失败”的主要原因，更是实践领域对基于图像和象征符号肆意阐释的根本原因所在。

图2 某剧院上空的“飘带”

“元素论”似乎呼应了这一现象。为了使作品看上去“有理有据”或充满“文化意蕴”，通常会在所选元素与建筑之间竭力寻求某种关联，或引经据典指示出各个元素或符号是从某某古已有之的东西变形而来。例如，横贯在某剧院上空的钢筋混凝土“飘带”，被解释为源自当地古代歌姬的舞服，且不说所选元素是否妥当，单就用元素来解释建筑文化含义的这一思维方式而言，似乎已经陷入了对符号学简单的理解中。①符号学与建筑的关联仅在形式及其审美意义上吗？刘先觉先生认为不仅限于此，这是一个追求生活之真实、建筑之社会功能的过程，更是对人类生命体验形式的代码解译并重新运用符号学表达这一解释的过程，建筑语言的意指远远超出了其语汇表面上的所指。刘先觉 主编.现代建筑理论［M］.北京：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9：102。况且，轻柔律动的“飘带”也只有在远眺和效果图中才能显现，当身处其中近观时，“飘带”这一巨构与观者身体尺度的急剧反差，将很难给人以轻柔的感受（图2）。在这里，人为寻求解释，并将对元素的解释转化为能被文字和图像所传播的语言，这既非符号学的终极诉求，也远离了真实生活状态下的空间语言。这一观点与苏珊•桑格塔（Susan Sontag）提出的“拒绝解释”，主张直接用感官接触代替对艺术品的释义不谋而合。

二、意义能否被言说

如果意义不是经由人为解释而得到的，那么，阐释意义的途径是否主要存在于创作者和接受者自身的“认同和领悟”中呢？《时代建筑》杂志主编支文军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否认建筑能够解释为外在的事物，并不是否认建筑的意义。恰好相反，建筑正是由于有对人的意义才成为建筑的。但这种意义不是语义学上的含义，而是存在本体论上的意义。”这种意义不是基于个体的臆断或偏好，更不能通过建筑师的文字注解而获得，它是在具体而非抽象的生活情境中自然呈现出来的。正是在这个层面上，建筑才成为真正的艺术并实现其语言功能的。因此，不论从建筑师还是受众的角度，意义在建筑中的体现往往是无需阐释的，它都是（也只能通过）通过具体的环境本身来表现。那么，由无需阐释带来的“自然呈现”是否又意味着意义是不可言说的呢？设计师自我展示的创作激情是否因此而受到了限制呢？面对此类建筑与语言转译关系的本质问题，语言媒介所具有的澄明性和遮蔽性是其中值得探讨的话题。

所谓澄明性，顾名思义是指语言表达贴合心意；而遮蔽性，是指语言一经转译或传播，语言表达（言）与内心感受（意）之间经常存在的距离或矛盾，特别在谋求与众不同的创作新意方面，语言的遮蔽性往往更为突出。例如，在晚唐的诗赋创作中，曾有“才吟五字句，又白几茎髭”、“吟成五字句，用破一生心”、“莫怪苦吟迟，诗成鬓亦丝”的感慨。为挣脱语言文字的束缚而达到心意层面的理想境界，一直是困扰着古往今来众多文家的难题。从主观上讲，言意矛盾既来自创作者给语言所加载的过重负荷；同时，客观上也来自于语言自身的这种遮蔽性，其中，语法结构的限制和词汇的缺乏是语言先天具有遮蔽性的根本原因。

建筑创作又何尝不是如此呢？抛开意义所依存的“语法结构”（如时代背景、地方特色、场地限制条件、材料及施工手段等），或另辟蹊径以寻找所谓“新兴时髦”词汇，是当前不少建筑创作脱离生活实存、脱离既有符号的集体认同，导致文化虚无的重要原因。当然，在建筑作品价值评判如此多元的今天，也不乏有从实验艺术、先锋观念的角度，偏离语言限制的情况。但这类基于哲学思考的创作实验，与上述追求表面形式的“新奇”有着本质的区别。这其中，埃森曼的符构探索即为不顾“语言结构限制”的典型代表。他常以抽象的杆件、板片和体块要素，还原现实房屋中的柱体、墙或房间等概念，并试图以更为贴近建筑自律的态度，探索抽象物质存在下的空间符构的可能性。例如，在埃森曼的住宅2号和住宅4号作品中（图3），视域穿插、交叠于犹如迷宫般的空间中，功能分区、含义明确等现代主义审美旨趣被搁置，在试图卸下现存语义负担的同时使作品的意义趋于中性。然而，在埃森曼的实验类作品中，即使摆脱了如他所说的功能因素或文化语义等语言限制，内在于作品中的结构技术、网格模数等因素，也会使“超越语言结构限制”这一说法站不住脚。

看来，不论是在生产生活的现实层面，还是在纯粹抽象的艺术实验层面，建筑创作中的技术条件、功能因素、文化认同等语言限制始终存在。因此，具有遮蔽性的语言结构只是作为抽象的、潜在的统一规范，制约着我们应该在允许的范围内“言说意义”。正因为与语言作为集体规则的身份不同，“言说”对应的是创作者个体，它可以在语言统一遮蔽下，表达出复杂微妙，甚至无法条理化的内心感受。从这个意义上说，言说是语言个体化的表述，它在与语言结构的博弈中获得了应有的自由。因此，在个体言说的框架不论外界对所言之意做如何地阐释，建筑师的内心诉求和观者的直觉体验，才是决定作品意义能否被言说的主要因素。

图3 左：埃森曼2号住宅 右：埃森曼4号住宅

三、意义呈现的瞬间性与日常性

在建筑空间中，作为内在于创作者和接受者的意义，经常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例如，建成环境使用后评价（Post-occupancy Evaluation, POE）即为一种历时性的意义追问。即使以一种短暂的游赏方式体验建筑，时间因素往往也是不能忽略的，更何况生活空间时刻包裹着我们，意义的呈现状态总是从当初的新鲜和显著转向某种日常化的潜在。如果把建筑语言仅仅理解为形式层面的符号语言，那么，追求形式语言的诱惑常会驱使创作者刻意地“观察”建筑，而且是在特定的视角，以非连续运动的方式获得纯粹形式上的关照。例如，以各种二维静态图纸所展示出来的理想效果，常常使建筑师或甲方陶醉于瞬间的满足。然而，这种静态取景式的观看方式，在现实生活中是较为少见的，它只是无数生活愿景中的少量切片而已，是对日常生活审美状态的高度抽象和过滤。这种高度抽象和过滤的审美状态不正是建筑艺术所追求的吗？

如果将建筑视为纯艺术的表现对象，此话似乎有些道理。但在面对大多数与我们朝夕相处的建筑时，却少有建筑具备传统美学观念所期望的瞬间“升华”的品质。原因可能不在于生活中缺少形式语言“优良”的建筑，而是我们缺少对待日常空间审美态度的认知。传统美学观念认为，在审美活动的高级阶段，瞬间的“顿悟”是观者物我两忘，情感与理智交融，最终达到精神升华的超然境界。当你欣赏一幅画时，从走进展厅开始，摈弃其他杂念、渐入审美佳境的意识便已开始集聚，在之后与作品的交流中，审美状态的纯化达到高峰，并在画框的作用下进一步将观者的意识定格于画意之中，进而体悟到某种艺术的真谛。然而，这种有意识、有期待、瞬间顿悟式的审美观看在现实的建筑体验中却很少存在。特别是在当下混杂喧嚣的都市景观中，很少有建筑作品或设计师能像往常那样，以艺术的高贵姿态管控着人们的所见和行为，在当代艺术日渐生活化，任何标新立异的形式都难以引起人们的进一步思索，就连先锋艺术的保鲜期也日渐缩短的今天，建筑体验的平常性、顺带性及反规训的行为训诫不得不使我们对建筑艺术的认识，重新回归到对随时体验的强调中来。

譬如，在日本新生代建筑师藤本壮介的设计哲学中，对于由生活空间变化的不可预判及偶发性带来的随时体验极为看重，从其早年的参赛概念“network by walk”的解释中可知，由漫步行为构建的像城市不同区域组成的系统那样，住宅各部分空间及整体的意义同样可由漫步者自我行为的参与加以建构（图4），其意图是想借步行者这一弱势群体的视角，体察当今城市异质拼贴下的不确定性和包容性，进而映射出与之同构的住宅生活的不确定性。在由行为、随时体验、自我建构等关键词串联于一体的概念中，传统审美中的等级、中心化意识被削弱。用藤本的话来说，由弱势群体建构的“弱势建筑”，是对自命不凡的“居住机器”思维的反思，更体现了对普通人的生活状态的关注。

但是，强调日常性的随时体验，不等于放弃了瞬间体验，而是应该剔除瞬间体验中的某些虚假成分。正是因为建筑被视为某种瞬间关照下的画面或舞台布景，一些不从生活空间出发，而仅通过形式符号的运用即能取得“有深度的意义”，这无疑是虚假的。正如《建筑模式语言》的作者亚历山大所言：“随时体验的本真仍来自某一场所的无名特质，它朴实、清晰而又难以名状，有时也会与瞬间的审美愉悦相伴呈现”。

图4 藤本的“network by walk”概念

四、专业语言与非语言表达

在解读符号与生活实存、意义能否言说及其呈现的瞬间性与日常性的同时，背后的深层逻辑实则是专业语言与非语言方法的博弈。专业语言多指经过理论化、抽象化或职业化的知识描述后，形成的集成、清晰及利于表述的显在系统，是当前学院派和职业领域普遍认知和使用的语言。而非语言表达大多对应未经条理化的、具体鲜活的生活经验，它具有日常的和难以言表的潜在特征。表面上看，专业语言因其“权威”的显在性，传播和被认可的优势明显高于非语言表达方法，这也是当前创作中乐于采用形式符号等专业语言，以达到意义解释和接收的高度显著化的原因。但是，语言一经专业化，它便具有了谋求表意和解释的欲求，为了获得传播效果上的普遍认可，它必须依照行业通约的语法及用词加以有限运用，因此，要保证限制状态下的言说与创作新意的高度吻合是非常困难的。另外，专业化语言在树立自身“专业权威”以获得更大的普及优势的同时， 也在价值取向上“遮盖了”非语言表达的发言权。

为了重新唤起非语言表达这种“古老而自然”的言说方法，西方建筑理论界早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便开始了积极地探索。拉普卜特认为意义表达主要有符号学、象征、非言语三种方法，在《建成环境的意义——非语言表达方法》一书中，分析了符号学和象征方法在表达意义上的缺陷，着重探讨了非言语表达方法，认为符号语言更容易被编码而更容易被“象征性”地应用；但非语言方法是指环境能为行为提供线索，这些线索的取得必须在相应的文化脉络中进行。他的观点提醒我们，只有对自身所处的现实和历史文化背景进行深入研究，我们才能真正获取建成环境的意义。以舒尔茨（C•Norberg-Schulz）为代表的倡导场所理论的学者们，则从存在主义现象学的宝库里，汲取了关于意义存在于真实生活的“现象之中”的观点，认为意义不是存在于抽象的建筑理论中，它只能通过身体直接参与的方式与环境对话。在相近专业的理论认知中，斯本是少有从非语言表达的角度阐述景观语言的设计及教育家，她同意将景观视为一种语言，而且是可以由词汇、语法表述意义的语言系统，但这一语言系统并非导向实用层面的技术工具，更多是从作者的直观体验中感知局部景观要素（词汇）与整体氛围（语境）的关系，并强调了这种关系是一个日常性的动态演进过程。

此外，在更为本质的空间政治经济学层面，列斐伏尔（Henri Lefebvre）借《日常生活批判》、《空间生产》等巨作，展示了他对日常生活中非语言表达的拥护。他首先从逻辑上反对语言先在的观点，认为西方文化过分强调了语言和书写，实际情况应该是语言应囿于空间之中，那些试图为语言提供全新认识论基础的人，必须注意复杂的时空背景对语言上升为理论的影响。其次，列斐伏尔认为，在专业语言通过文本符号构建自己的话语体系的同时，其表现形式必须停留于纯粹的描述层次，任何试图通过符号学理论去阐释社会空间的企图，都必须确实地将空间自身降至为一种信息或文本，并呈现为一种专门的阅读状态，这实际上是一种规避日常空间历时性、异质多样性的方法。

五、联系与综合

为了清晰地描述日常空间语言的特征，上文以分解的方式谈及了符号与生活实存、语言与言语、瞬间与随时、专业语言与非专业语言等话题。但事实上，这些分段式的对比描述只是日常空间语言观的局部特写，内在而整体关联应该是生活实存决定着现实空间的复杂性和动态演进，复杂性直接呼唤作为个体言语表达的多样性，而动态演进又映射出对日常随时体验的述求，进而在言语多样性、随时体验的关照下导向了一种非语言表达的方法，空间的意义由此变得朴素并充满了世俗精神。

（责任编辑：梁 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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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08-9675（2017）01-0042-04

2016-10-08

鲁 政（1975-），男，湖南师范大学美术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环境设计。

周 瑄（1980-），女，中南大学建筑与艺术学院讲师，研究方向：艺术哲学。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基金一般项目：走内涵式发展的城市景观语言研究（13YBB142）；湖南师范大学哲学社会科学青年学术骨干培养计划：基于空间句法理论的历史城区景观艺术保护研究（14XGG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