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南朝的袴褶<br/>——兼论中国古代袴褶服的起源①

东晋南朝的袴褶
——兼论中国古代袴褶服的起源①

2017-03-18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南京211167

南京艺术学院学报(美术与设计) 2017年1期

张珊（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1167）

东晋南朝的袴褶
——兼论中国古代袴褶服的起源①

张珊（南京工程学院艺术与设计学院，江苏南京 211167）

衣袴装中国南北自古有之，两汉三国时多为武士仆役等身份低下之人所穿。三国西晋，“袴褶”成为衣袴装的专用名词。东晋袴褶服成为时人日常服饰，已不属“贱服”。南朝，袴褶服逐渐跻身低等官服之列，日益宽博。东晋南朝作为武士仆役常服的袴褶为直袖，南朝作为低等官服的袴褶为广袖，后者较前者更宽博。综合文献资料和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袴褶服应该为汉族初创，北朝的袴褶服或由南朝传入。

袴褶；衣袴装；短衣长袴；东晋南朝

袴褶是两晋南北朝期间男性常服之一，以短衣长裤外穿为基本特征，被用作士庶常服。袴，又作裤，是汉族传统服饰的组成部分，如江陵马山楚墓，就出土有棉袴②荆州地区博物馆：《湖北江陵马山砖厂一号墓出土大批战国时期的丝织品》，《文物》1982年第10期。。按照汉族礼制传统，袴不应该外露，大多会遮掩在裙裳或深衣之下；以短衣长裤外穿为特征的袴褶与古礼不合。早在建国前，王国维先生就对袴褶进行了考据；他认为，两晋南北朝的袴褶服起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历经数百年演变而成[1]。

两晋南北朝是中国古代服饰史上的一个重要的分水岭。以汉族服饰为主导的华夏服饰体系在东汉成熟定型，并沿袭至三国西晋，被称为“汉魏衣冠”，但这个成熟的服饰体系在十六国时期很快被南下的草原民族打破。十六国时期，汉族政权失去了对中国北方大部分地区的控制力，直接导致“中原衣冠缺失”。与此同时，晋室渡江后，“汉魏衣冠”随之在南方得以保留，并与南方本土服饰相结合，为南朝所继承发展。东晋南朝的文化一脉相承，在时间上具有连续性，所涵盖地域基本一致，将其服饰归为一个系统，是比较科学的。东晋南朝相关考古图像资料中袴褶服比较丰富。对于东晋南朝的袴褶服，迄今尚未有系统的研究。

“袴褶”二字连用作为一词，始见于《三国志•吴书》裴注引西晋虞溥《江表传》。其曰：“范出，更释褠，著袴褶……”[2]，之后的两晋南北朝文献中“袴褶”一词频繁出现。“袴”与“褶”二字在汉代文献中已经出现，《释名》曰：“袴，跨也。两股各跨别也。褶，袭也。覆上之言也。”[3]79又云：“留幕，冀州所名大褶，下至膝者也。”[3]81东汉史游《急就篇》：“襜褕袷复袴褶裈”，颜师古注：“褶，谓重衣之最在上者也，其形如袍，短身而广袖。”“袴，谓胫衣也。”[4]142从《释名》、《急就篇》可知，汉代“褶”为上衣，“袴”为下装。“褶”属于短上衣，因在冀州称“大褶”的留幕长至膝，或“褶”长不至膝。《释名》同样记载：“裈，贯也。贯两脚上系腰中也。”[3]82《急就篇》颜注：“合裆谓之裈，最亲身者也。”[4]142“裈”的形制应该更接近今天的满裆裤，贴身穿避免露体。关于“袴”，《汉书•外戚传》有这样的记载：“光欲皇后擅宠有子，帝时体不安，左右及医皆阿意，言宜禁内，虽宫人使令皆为穷绔，多其带，后宫莫有进者。”东汉服虔注：“穷绔，有前后当，不得交通也。”唐颜师古注：“绔，古之袴字也，穷绔即今之绲当袴也。”[5]霍光刻意让宫女穿满裆的“穷绔”，说明当时一般的袴是无裆的，仅作为“胫衣”，但古人也不可能露体，会在袴内穿满裆的裈。《急就篇》与《释名》中有关联的衣物在其中次序也相近，“袴”字均出现在“褶”字后，不排除袴与褶在东汉本就是搭配穿的服饰。所以本文从汉代服饰入手，试追溯东晋南朝袴褶服的源头。

一、从两汉的衣袴装到三国西晋的袴褶服

“袴褶”为短衣长裤的装扮，虽然“袴褶”一词始见于晋，但短衣长裤的穿着，早在西汉就有。《汉书•景十三王传》：广川王刘去，“其殿门有成庆画，短衣、大绔、长剑。去好之，作七尺五寸剑，被服皆效焉。”[6]《汉书•武五子转》：“（刘贺）衣短衣大绔，冠惠文冠，佩玉环，簪笔持牍趋谒。”[7]成庆身份为武士②晋代晋灼认为成庆就是荆轲，颜师古认为成庆是古之勇士，不是荆轲。参见：（东汉）班固：《汉书》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428页。，短衣大绔正是武士的日常穿扮。在已发现的西汉考古图像资料中，也不乏短衣长袴的武士，其短衣长及膝，袴宽。如美国波士顿博物藏“洛阳八里台”西汉墓壁画中穿衣袴的武士形象[8]（图1-1）；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墓壁画中穿衣袴骑射者形象③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图1-2）。更多的西汉图像资料中反映的衣袴装属戎装一类，衣长及膝，袴束胫，便于行动。如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西汉彩绘陶兵俑④陕西省文物管理委员会、咸阳市博物馆：《陕西省咸阳市杨家湾出土大批西汉彩绘陶俑》，《文物》1966年第3期。（图1-3）；江苏徐州市凤凰山西汉墓出土骑兵俑⑤徐州博物馆：《江苏徐州凤凰山西汉墓的发掘》，《考古》2007年第4期。，即为此类。新莽时期壁画中的武士形象，也多穿衣袴。如陕西靖边县杨桥畔二村新莽墓壁画上的武士像⑥徐光冀主编：《中国出土壁画全集6陕西上》，科学出版社2012年版，第45页。，亦为此类。

图1 西汉的衣袴装①图1-2采自西安市文物保护考古所：《西安理工大学西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5期，第33页，图六一。

图2 东汉兵卒武士的衣袴装

图3 东汉仆役的衣袴装

图4 三国时期的袴褶服

所见穿短衣长袴者形象，东汉时期的图像资料数量较西汉更多，且多为武士兵卒。如河北安平逯家庄东汉墓壁画上的辟车、武伯、骑马武士形象⑦河北省文物研究所：《安平东汉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春秋》1989年第Z1期。（图2-1）；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墓壁画上的辟车、骑马武士形象⑧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河南第二工作队：《河南偃师杏园村东汉壁画墓》，《考古》1985年第1期。（图2-2、图2-3）；甘肃武威雷台汉墓执兵器的武士俑⑨甘肃省博物馆：《武威雷台汉墓》，《考古学报》1974年第2期。（图2-4）；东汉彭城相缪宇墓画像石中的击鼓武士形象⑩南京市博物馆、邳县文化馆：《东汉彭城相缪宇墓》，《文物》1984年第8期。（图2-5）；以及湖北枝江姚家港出土东汉画像砖上的武士形象⑪黄道华：《枝江姚家港出土的东汉画像砖》，《江汉考古》1991年第1期。（图2-6）等，总体来说，步卒袴束胫，身份相对高的武吏袴口宽。东汉图像资料中，作为仆役常服的衣袴装也很多，如成都曾家包汉墓画像石上的杂役形象⑫成都是文物管理处：《四川成都曾家包东汉画像砖石墓》，《文物》1981年第10期。（图3-1）；江苏铜山县安乐村地区出土画像石上的杂役形象⑬江苏省文物管理委员会编著：《考古学专刊乙种第10号·江苏徐州汉画像石》，科学出版社1959年版，第52页。（图3-2）；河北望都东汉墓执壶提鱼骑马俑⑭吕树芝：《东汉彩绘石雕骑马俑》，《历史教学》1983年第1期。（图3-3）；山东梁山县东汉墓壁画中衣袴人物形象①关天相、冀刚：《梁山汉墓》，《文物参考资料》1955年第5期。等。可见，短衣长裤的穿扮在东汉时已然广泛。从图像资料看，东汉时仆役、武士等身份较低者以衣袴为常服，贵族着衣袴装的现象尚不普遍。东汉时与衣袴装搭配的首服多为帻，包括施屋之帻（图3）与无屋之帻（图2-1、图2-2、图2-4）②帻是东汉六朝时使用比较普遍的一种类似便帽的首服，环绕额部的一圈壁，称为颜题，颜题环绕脑后一圈，接合部分高度增加，形成两个尖角，即为“耳”。详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25-128页。东汉的帻，一种顶部呈三角锥形，即是“屋”；一种帻顶平，为描述方便，本文将前者称为“施屋之帻”，后者称为“无屋之帻”。，少数为武冠（图2-3）。

图5 西晋的袴褶服

从晋人文献可见，在三国时“袴褶”二字方开始连用，这也成为衣袴装的名称。因袴褶的便利性，贵族会在骑马狩猎时穿，但依旧不登大雅之堂。《三国志•魏书》：“世子仍出田猎，变易服乘，志在驱逐……琰书谏曰：‘猥袭虞旅之贱服，忽驰骛而陵险，志雉兔之小娱，忘社稷之为重，斯诚有识所以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众望，不令老臣获罪于天。’”[9]袴褶，在三国时主要为仆役与武士的常服。如安徽马鞍山朱然墓，漆盘上所画的仆役像、武士多穿袴褶③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马鞍山市文化局：《安徽马鞍山东吴朱然墓发掘简报》，《文物》1986年第3期。（图4-1）。又如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出土数件穿袴褶的青瓷俑④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江宁区博物馆：《南京江宁上坊孙吴墓发掘简报》，《文物》2008年第12期。（图4-2、图4-3）。

《晋书•舆服志》记载：“袴褶之制,未详所起,近世凡车驾亲戎、中外戒严服之。”[10]772袴褶已经作为戎装载入服章制度中。西晋时出土的兵卒俑，有很大一部分身穿袴褶，头戴兜鍪⑤“兜鍪”即汉六朝对盔帽的称呼，《后汉书袁绍传》：“绍脱兜鍪抵地”。参见（宋）范晔撰、（唐）李贤等注：《后汉书》第十二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380页。《说文》：“兜鍪，首铠也。”参见（东汉）许慎：《说文解字》，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177页；《广雅》：“鍪，釜也。”参见（魏）张辑撰、（隋）曹宪音：《广雅》，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85页。可见兜鍪形状接近釜，如同一个倒扣的锅。。如山西运城十里砖铺出土袴褶俑⑥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运城市博物馆：《山西运城十里砖铺清理简报》，《考古》1989年第5期。；山东邹城西晋墓袴褶俑⑦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图5-7、图5-9）；河南吉利区西晋墓袴褶俑⑧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洛阳吉利区西晋墓发掘简报》，《文物》2010年第8期。（图5-6）；洛阳孟津晋墓袴褶俑⑨310国道孟津考古队：《洛阳孟津三十里铺西晋墓发掘报告》，《华夏考古》1993年第1期。（图5-8）；河南新安西晋墓袴褶俑⑩洛阳市文物工作队：《河南新安西晋墓（C12M262）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12期。等，概为此者。

西晋穿袴褶的侍从、武士首服多为帻，包括平上帻⑪关于平上帻，孙机在其《进贤冠与武弁大冠》一文中有详细论述，平上帻在东晋南朝图像资料中比较常见，帻顶分成两个平面，前水平，后上斜，上斜的平面有两纵缝，一扁笄在其中穿插，有的图像资料中扁笄不明显，但帻顶两个平面界限清晰。详见孙机：《中国古舆服论丛》，文物出版社1993年版，第132-139页。“平上帻”一词最早出现在南朝人所撰写的《宋书》中，隋代后，“平上帻”更名为“平巾帻”，故本文仍将这种帻称为“平上帻”。与无屋之帻。如长沙金盆岭西晋墓武士俑⑫湖南省博物馆：《长沙两晋南朝隋墓发掘报告》，《考古学报》1959年第3期。（图5-1）；广州西晋墓袴褶武士俑⑬广州市文物局管理委员会考古组：《广州沙河顶西晋墓》，《考古》1985年第5期。（图5-2）；山东邹城西晋墓袴褶武士俑⑭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图5-3）所见人物均戴平上帻。山东邹城西晋墓袴褶侍俑⑮山东邹城市文物局：《山东邹城西晋刘宝墓》，《文物》2005年第1期。（图5-4）；山东滕州西晋墓袴褶俑⑯滕州市文化局、滕州市博物馆：《山东滕州市西晋元康九年墓》，《考古》1999年第12期。（图5-5），所见人物均戴无屋之帻。这种袴褶搭配帻的穿法应沿袭东汉。《晋书•舆服志》说“袴褶之制,未详所起。”是因袴褶在古代礼制中未见记载，并非指中原自古无短衣长裤的装束。

二、东晋南朝的袴褶服

东晋时袴褶已经成为时人日常服饰，可作为礼物赠人，已经不再是“贱服”，如《晋书•郭文传》：“飏以文山行或须皮衣，赠以韦袴褶一具,文不衲,辞归山中。”[11]；《晋书•郭璞传》：“初，璞中兴初行经越城，间遇一人，呼其姓名，因以袴褶遗之。”[12]南朝时，袴褶作为常服穿戴更加普遍，《宋书•后废帝记》记载宋废帝刘昱“常著小裤褶,未尝服衣冠”[13]；《宋书•张邵传》：“畅为元佐，举哀毕，改服著黄袴褶”[14]；《南齐书•荀伯玉传》：“景真于南涧寺舍身斋，有元徽紫皮裤褶，余物称是。”[15]573；《南齐书•东昏侯纪》：“帝骑马从后,著织成袴褶,金簿帽,执七宝缚矟”[16]。袴褶在南朝中后期甚至作为低级官员的官服被载入典章，《南齐书•吕安国传》齐吕安国在训导其子时说：“汝后勿作袴褶驱使,单衣犹恨不称,当为朱衣官也。”[15]538朱衣即是高等官员朝服代称；单衣属袍类，中等及以上官员都有资格穿；袴褶则是低等官吏所穿。《隋书•礼仪志》中记载南朝梁陈领军捉刃人官服为袴褶；南朝陈案轭、小舆、持车、轺车给使、廉帅、整阵、禁防、武官问讯、将士给使、铫角五音帅、长麾的官服也是袴褶②（唐）魏征等撰：《隋书(第一册)》，中华书局1973年版，第231-233页。。

图6 东晋初至东晋中期仆役武士的常服袴褶①图6-3 据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0页，图224描摹。

东晋南朝袴褶服相关考古图像资料比较丰富，就迄今发现看，可将东晋南朝的袴褶服按功能分为两类：一类是作为仆役武士等人常服，一类是作为低等官吏的官服。

1.仆役武士等人的常服袴褶

仆役武士等人的常服袴褶，东晋南朝均比较普遍，大体由长至腰腹部的直袖短上衣与阔口袴组成。根据目前发现的考古图像资料中东晋南朝袴褶服的形制与搭配的变化可作如下的分期。

第一期：东晋早中期。袴褶服由直袖上衣与阔口袴组成，上衣长至腰腹部（图6），少数俑于胫部束袴（图6-2），首服多为无屋之帻（图6-1、图6-3、图6-4），少数为平上帻（图6-2），足服或为小履（图6-1、图6-2）或在袴下不可见（图6-3、图6-4）。这种实例，多见于南京地区出土陶俑。

东晋初考古资料中所见的袴褶服实例较少，有明确纪年更少。迄今发现有纪年的仅南京象山7号墓武士俑一例（图6-1），其时代为东晋永昌元年（公元322年）③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象山5号、6号、7号墓清理简报》，《文物》2002年第7期。。该俑所见袴褶服由交领窄直袖短衣与长袴组成，这与中原地区西晋袴褶俑（图5-3～图5-9）类似，而与南京地区出土的东吴袴褶俑（图4-2、图4-3）的宽直袖做法则有相当大的区别。可见，晋室南迁之初受到了西晋中原文化影响，在同时期的南方服饰中也有所体现则属正常。如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M10，虽无明确纪年，但可确定为东晋早期墓④南京市博物馆：《南京市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考古》2002年第7期。。其中出土的武士俑着袴褶服，直袖短衣与阔袴的特征十分明显；但对长袴的表现方式发生了变化，袴管不分开，以一竖缝区分袴腿（图6-2）。

而属东晋中期出土袴褶俑的墓葬，南京亦有所发现，如南京北固山东晋升平五年（公元361年）墓袴褶武士俑、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泰和六年（公元371年）墓（M12）袴褶武士俑，亦可见短衣长袴的装扮。这两例均裤管不分，以一竖直凹槽表现袴腿（图6-3、图6-4），应该是东晋早期做法的延续。这种制法，或为表现宽大的袴口。较南京象山七号墓而言，南京郭家山东晋温氏家族墓M10的袴褶俑更接近东晋中期的式样，其年代应该较前者为晚。

东晋初至东晋中期与袴褶服搭配的无屋之帻（图6-1、图6-3、图6-4）在东汉时已经出现（见图2-1、图2-3、图2-4），西晋中原地区亦有发现（见图4-4、图4-5），而在三国西晋时南方地区鲜见。南方地区所见的大量东晋时期无屋之帻形象的实物资料，推测应该也是晋室南渡后由中原流行到南方的缘故。

图7 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仆役武士的常服袴褶（首服为无屋之帻）⑤图7-3 据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7页，图231描摹。

图8 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仆役武士的常服袴褶（首服为平上帻）⑥图8-3 据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6页，图230描摹。

图10 镇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六朝墓M2男女俑（东晋中晚期）

图9 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仆役武士的常服袴褶（首服为施帽之裙）①图6-3 据南京市博物馆：《六朝风采》，文物出版社2004年版，第281页，图225描摹。

第二期：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实例多见于江苏地区出土陶俑，所穿袴褶服式样大体与第一期相同，具体为窄直袖上衣与阔口袴组成，上衣长至腰腹部，袴口似更阔（图7～图9，图10-1）。该期首次出现施裙之帽与袴褶搭配的实例（图9）。无屋之帻仍是与袴褶服搭配的首服之一（图7），平上帻与袴褶搭配的实例明显增多（图8、图10-1）。

东晋中晚期至南朝宋的袴褶俑的长袴作法与上一期类似，均是以一竖直凹槽区分袴腿，但袴口更宽，所以常常被误认为裙裳一类。将同一个墓中出土的襦裙女俑与袴褶男俑相比，则可以确定，男俑所穿的是袴非裙裳。如镇江丁卯“江南世家”工地东晋中晚期墓M2男、女俑（图10）[17]，其衣饰做法类似，但男俑下装有明显的凹槽（图10-1），女俑下装则没有（图10-2），可以判断男俑下装为袴，女俑为裙。

《晋书•舆服志》：“江左时野人已著帽，（左迁）人士亦往往而然”[10]771，从这段记载可知，东晋初，南方土著就有带帽的习俗，这种习俗在左迁北人中逐渐普及。这在东晋随葬陶俑上亦有所反映：东晋早期随葬陶俑之首服只见帻，不见帽，至东晋中晚期，随葬陶俑首服始见帽。如南京迈皋桥小营村东晋中晚期墓侍俑②南京市博物馆：《南京迈皋桥小营村发现东晋墓》，《考古》1983年第4期。（图9-1）；徐州内华出土东晋晚期陶俑③徐州博物馆：《徐州内华发现南北朝俑》，《文物》1999年第3期。（图9-2），均为此。这种施裙之帽搭配袴褶的穿法，在刘宋时期也十分常见。如南京雨花台西善桥刘宋墓④南京市博物馆、雨花台区文化广播电视局：《南京市雨花台区西善桥南朝刘宋墓》，《考古》2013年第4期。（图9-3）、南京油坊桥2号墓⑤顾苏宁：《南京雨花台区三座六朝墓葬》，《东南文化》1991年第6期。（图9-4）均出土有刘宋时期的袴褶俑，均有戴施裙之帽的案例。东晋至刘宋初袴褶俑所戴施裙之帽，均表现出针线缝纫的痕迹，并有向上翻起且竖在脑后的帽裙或帽裙断裂的痕迹。《宋书•五行志》记载：“司徒建安王休仁统军赭圻，制乌纱帽，反抽帽裙。”[18]可能就是说这种帽，只是材质改为乌纱。

第三期：南朝齐至南朝陈，可早至南朝宋末。实例见于南京地区出土陶俑、砖画；湖北、河南、陕西等南北交界地带出土南朝陶俑、砖画等。袴褶服上衣长至腰腹部，直袖，衣袖布幅明显加宽，均于近膝处缚袴，足服为小履（图11～图14）。首服多为平上帻（图11、图12），南北交界地带首服可见莲叶帽（图13）、巾（图14），不见无屋之帻及施裙之帽。

图11 南朝齐至南朝陈仆役武士的常服袴褶（首服为平上帻）

图12 河南邓县画像砖墓袴褶俑（南朝梁陈）

南朝士人崇尚老庄，向往自然与飘逸之美，加上服散的时尚，衣着趋于宽大，⑥傅江：《从容出入望若神仙——试论六朝士族的服饰文化》，《东南文化》1996年第1期。可能正是这种士人对服饰的审美倾向逐渐影响低阶层人群。南朝齐至南朝陈，武士仆役所穿的常服袴褶有变宽变大的趋势。衣袖加宽尤为明显，如丹阳金王陈村南朝齐墓砖画袴褶仪卫像，上衣虽是直袖，但基本上脱离了窄袖的范畴，可纳入宽袖一类（图11-1）。

这一时期仆役、武士等所穿的常服袴褶均于近膝处缚袴；可能是因为袴增宽，如此方可减少拖沓，以便于行动（图11～图14）。武士仆役袴褶上衣除了交领外出现似对襟的样式（图11-3、图11-4）。从河南邓县画像砖墓所见的多例陶俑衣饰可以推测，这种“对襟”的式样，只是交领领口大，在衣襟交叉处加围腰造成的视觉上的效果，其实依旧是交领（图12-1、图12-2），再进一步观察南朝图像资料则可发现，但凡在视觉呈现“对襟”式样的上衣，均在腰间系长至腹部以下的围腰，衣下摆不可见（图11-3、图11-4、图12-2、图13-2）。这样的装束，应该也是为避免宽大的衣摆过于拖沓。

河南邓县、陕西安康等南北交界处南朝图像资料中，可见一种与常服褶袴相配的宽沿帽（图13、图16-2），《北史•萧詧传》记载萧詧在南朝时其担舆者“冬月必须裹头，夏日则加莲叶帽”[19]，这种宽沿帽形似莲叶，可能就是《北史》中的“莲叶帽”。南北交界处所见南朝图像资料中，不少褶袴仆役像仅在发髻上裹一块包头布，这种包头布应该是“巾”（图14-1～图14-3）。褶袴搭配巾在南方地区考古图像资料中很少见，应该源于北方穿扮。《邺中记》载后赵石虎时，“皇后出女骑一千为卤簿,冬月着紫纶巾、熟锦裤褶。”[20]北朝褶袴俑中就有多例头扎纶巾，如河南洛阳北魏元卲墓①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卲墓》，《考古》1973年第4期。、河南安阳东魏墓②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固岸墓地11区东魏墓》，《考古》2008年第5期。所见袴褶俑即为此类。又如洛阳永宁寺出土一例北魏陶俑，头以下残，头上所戴巾形制清晰（图14-4），时代在北魏熙平元年至永熙三年之间（公元516年～534年），③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北魏洛阳永宁寺 1979-1994年考古发掘报告》，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6年版，第61页。相当于南朝梁中期。河南邓县、湖北襄阳地处南北交界，其衣着自然或多或少受到北朝影响。河南邓县出土褶袴仆役俑头扎紫巾（图14-1），可能这种褶袴仆役俑扎的紫巾就是《邺中记》记载的“紫纶巾”，以此类推，类似的巾就是六朝文献中常提及的“纶巾”。

图13 南朝齐至南朝陈常服袴褶与莲叶帽的搭配

图14 南朝齐至南朝陈常服袴褶与巾的搭配等

2.低等官吏的官服袴褶

图15南朝低等官吏的官服袴褶

图16 河南邓县南朝墓画像砖上的广袖袴褶与直袖袴褶

低等官吏的官服袴褶，大体由长至腹下膝上的广袖上衣与阔口袴组成，首服均为平上帻，不缚袴（图15）。从迄今发现的考古资料看，这种袴褶服最早出现于南朝宋，并一直延续至南朝末。实例可见于南京地区出土的陶俑、砖画，浙江、福建、江西等地出土陶俑及砖画，湖北、河南等南北交界地带出土南朝陶俑、砖画等。南朝时，无论是时间跨度上还是地域空间上，这类袴褶服的式样未有太大的变化，可能缘于作为官服而统一制式。

低等官吏的官服袴褶较常服袴褶要宽博的多，两者最大的差别在衣袖上，前者为直袖，后者为广袖。所谓直袖，即衣袖的上下臂袖宽相近的袖式；所谓广袖，即呈现出上臂袖窄，下臂袖宽，袖口大的“喇叭状”袖式。从邓县画像砖墓的两例袴褶像就可以明确的分辨出直袖与广袖的区别：吹号角的袴褶乐人衣袖虽宽，明显属于直袖（图16-2）；吹笙乐人衣袖更宽，尤其是袖口大到近乎拖沓，属于广袖（图16-1），后者似身份更高一些。低等官吏的官服袴褶无一例缚袴，足服除了小履（图15-1～图15-4）之外，还有高头履（图15-7、图16-1）。这无疑是美观大于便利。

将东晋南朝的袴褶服统一制式作分期图表，如下：

三、中国古代袴褶服起源分析

从之前的研究来看，多把袴褶服的起源归为魏晋南北朝时。认为袴褶服“由胡入汉，胡汉融合”，即由北方少数民族（鲜卑民族建立北魏政权后）传入中原，继而影响南北服饰[21]。上述判断基于如下认识：1．现代人对汉魏中原衣冠的直观认识为“宽袍大袖”，“上衣下裳”，而鲜卑族主要穿紧窄衣裤装；2．两晋南朝正史文献中记载“袴褶之制，未详所起”①《晋书·舆服志》：“袴褶之制,未详所起。”参见（唐）房玄龄等：《晋书》第三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772页；《宋书·礼志》：“（春秋）五霸兵战……则戎服非袴褶之制，（袴褶）未详所起。”参见（梁）沈约：《宋书》第二册，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504页。，南北朝时期袴褶服考古图像资料较多。

上衣下裤的装扮，中原自古有之。其或源于赵武灵王“胡服骑射”，但年岁已久，资料缺乏，终不可考。从已发现的考古图像资料看，最迟在西汉，短衣长袴便已作为戎装，这也是武士的日常穿扮，东汉时因衣袴装的便利性，除了武士，仆役也将其作为常服。这种装扮在南北方均有发现，可见已经比较广泛了。三国西晋，始有“袴褶”之名，作为衣袴装的统称。南北方依旧保留了穿衣袴装的传统，这种装扮多是仆役兵卒所穿，不登大雅之堂，故以紧窄便利为主。至晋室左迁，中国南北衣袴装的穿戴更加普遍，“袴褶”不再是“贱服”，东晋十六国均可见类似穿扮。自南朝，袴褶服逐渐跻身低等官服之列，受当时审美风尚的影响制式宽博。

建立北魏政权的鲜卑族为狩猎民族，他们的服装自然是比较便利的衣袴式样，鲜卑族与汉族的衣袴装还是有一定区别的。鲜卑族衣袴装的首服均为非常有特色的鲜卑帽，高屋圆顶，有长帽裙遮住脖颈（图17）。《隋书》中亦有记载：“如今胡帽，垂裙覆带，盖索发之遗象也。”[22]鲜卑族上衣虽为交领但衣衽几乎居中（图17），左衽右衽均有，不似汉族衣衽在腰侧且仅有右衽。这种情况，集中反映在北魏迁都洛阳之前的相关考古图像资料中。如宁夏固原北魏墓漆画上的人物形象②固原县文物工作站：《宁夏固原北魏墓清理简报》，《文物》1986年第6期。（图17-1）；山西大同司马金龙墓陶俑③山西大同市博物馆、山西省文物工作委员会：《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文物》1972年第3期。；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陶俑④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下深井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4年第6期。；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墓壁画上的人物形象⑤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文瀛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图17-2）；山西大同智家堡北魏墓石椁壁画上的人物形象⑥王银田、刘俊喜：《大同智家堡北魏石椁壁画》，《文物》2001年第7期。；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陶俑⑦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七里村北魏墓群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墓壁画上的人物形象⑧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沙岭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06年第10期。，以及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墓壁画上的人物形象⑨大同市考古研究所：《山西大同云波里路北魏壁画墓发掘简报》，《文物》2011年第12期。（图17-3）等。

图17 北魏迁洛之前具有鲜卑特色的衣袴装

时属北魏的袴褶服图像资料，多发现于河南洛阳一带，且均为北魏迁洛之后（北魏于公元494年迁都洛阳，时间相当于南朝齐）。该时期的袴褶服样式，与同时期的南方地区大体相似。如洛阳北魏元邵墓袴褶俑⑩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元邵墓》，《考古》1973年第4期。（图18-1）；洛阳孟津陈村北魏壁画墓袴褶俑?（图18-2）；洛阳北魏宁懋墓石室线刻画上的袴褶仆役形像②郭建邦：《北魏宁懋石室和墓志》，《河南文博通讯》1980年第2期。；洛阳北魏孝子石棺床上的袴褶人物形象③洛阳博物馆：《洛阳北魏画像石棺》，《考古》1980年第3期。（图18-3）等。值得注意的是，北方所见的与南方类似的袴褶与迁洛之前图像资料中所见的鲜卑衣袴有明显的差异，这种式样的服饰似在北方突然出现。据上文对东晋南朝袴褶服的讨论可知，南方袴褶服一直都有，而且经历了相对平稳的演变。从迄今发现的图像资料看，北魏的袴褶服并非承袭鲜卑服，其来源很可能是南方。北魏孝文帝在位期间推行了一系列汉化改革，于太和年间（公元477年～499年）始定衣冠④《魏书·礼制》：“高祖太和中，始考旧典，以制冠服，百僚六宫，各有差次。”参见（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2817页。，其衣冠服饰汉化的举措在迁都洛阳后达到高峰。投奔北魏的刘宋皇族刘昶为衣冠改革的主要负责人之一⑤《魏书·刘昶传》：“……于时改革朝仪，诏昶与蒋少游专主其事。昶条上旧式，略不遗忘。”《魏书·蒋少游传》：“……议定衣冠于禁中，少游巧思，令主其事，亦访于刘昶，二意相乖，时致诤竞，积六载乃成，始班赐百官。”参见（北齐）魏收：《魏书》，中华书局1974年版，第1309页、第1971页。，很可能把南朝袴褶式样引入北魏。无论从文献资料还是考古图像资料看，袴褶服均有从南朝传入北魏的可能。

图18 北魏迁洛后北朝的袴褶服①图18-5据沈从文：《中国古代服饰研究》，商务印书馆1981年版，第166页，图四四描摹。

总体来说，袴褶服应该为汉族初创，其原因如下：1．衣袴装汉族自古有之，经历了“从贱到贵、从个别到普遍”的发展过程，“袴褶”一词为汉族首创，这个专有名词的诞生意味着汉族衣袴装的制度化与普遍化；2．两晋南朝的袴褶装发展演变比较平稳，具有连续性；3．自北魏迁洛后，北朝袴褶式样与迁洛前鲜卑衣袴装相比，差异明显，与南朝袴褶则呈现出相似性。

南北朝袴褶装的发展演变，应该也受到多民族文化交流的影响。如南朝中晚期，袴褶服搭配纶巾似受北朝影响。北朝的袴褶服也引入了鲜卑族的元素，除右衽上衣外，也有左衽。如洛阳衡山路北魏墓袴褶俑⑥洛阳市第二文物工作队：《洛阳衡山路北魏墓发掘简报》，《文物》2009年第3期。（图18-4）、安阳东魏墓袴褶俑⑦河南省文物管理局南水北调文物保护管理办公室、河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河南安阳市固岸墓地11区东魏墓》，《考古》2008年第5期。（图18-5）中均有穿左衽上衣者。北齐、北周时常以圆领上衣搭配阔袴，这种衣袴装则不属于本文讨论的袴褶服范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