赵思方

公元960年，后周殿前都点检赵匡胤在陈桥驿发生兵变，建立了北宋王朝。面对少数民族的入侵和内部尖锐的阶级矛盾斗争，为了维护王朝的统治，宋太祖除了不断强化国家机器外，还利用了思想统治工具。他不但废除了周世宗显德间（公元954—959年）的废佛令，经常亲自参拜佛寺，还派遣僧人游历西域，把佛教作为一种外交的手段对外沟通。同时培养了一批专业的佛经翻译人员，使中断了近二百年的译经事业在宋代得以重新开展，并于开宝四年（公元971年）敕令益州开雕中国有史以来第一部汉文木板印刷《大藏经》。在宋太祖尊佛政策的支持和引导下，北宋诸帝对佛教大都持扶植、利用的态度。由此佛教逐渐走出了后周灭佛的阴影，逐渐繁盛起来。在经历了宋初三朝良性的佛教政策，真宗天禧年间，僧尼数量高达45万之众。

佛教自汉传入中国，便开始了逐渐中国化的历程，同时也在一步步与中国正统文学相融合，诗僧的出现便是二者融合的结果之一。孙昌武先生在《佛教与中国文学》中说：“到了宋代，中国封建社会逐渐走向下坡路；中国佛教的发展也进入了蜕变期。”“佛教又在向世俗靠拢。一方面，这一时期作为一代宗师的佛学大师们，大都精于外学。他们沟通儒释，经常表见于言论著述。”可见宋代释子沟通儒释的现象也比较常见。“汉僧译，晋僧讲，梁、魏至唐初，僧始禅，犹未诗也。唐晚禅大盛，诗亦大盛。”可见诗僧数量的剧增始于唐末五代，且诗僧的迅速发展与禅宗的兴盛有很大关系。吴处厚《青箱杂记》卷六云“近世释子多务吟咏”，说明了宋代诗僧兴盛。

首先，北宋统治者对佛教的推崇为诗僧的发展提供了政治支持。五代十国时期，南方的统治者大多崇尚佛教。宋承五代十国，宋初的四位皇帝个个崇信佛教，他们修建寺院，多次斋僧，给僧侣们提供了可资享用的实惠。宋太祖不仅下令刊刻了我国第一部官刻大藏经，还“手书《金刚经》，常自读诵”。宋太宗更是“素崇尚释教”，宣称浮屠之教，有裨政治，他建造了规模宏大的译经院，派遣僧人从事佛经翻译。并制定“试经”制度，相当于佛教界的科举考试：“诏江南、两浙、福建等处诸州，僧三百人岁度一人，尼百人岁度一人。自昔岁度僧道惟试经，且因寺之大小立额，如进士应举，虽奸猾多窜身其中，而庸蠹之甚者无所容。”这一政策的实施，提高了世人进入佛门的门槛，使得僧人的文化素养大大提升，也为诗僧队伍的不断壮大起到了推动作用。宋真宗赵恒效其父制作《圣教序》，大力支持译经事业。据说他的嗣位与一位僧人有关，《宋人轶事汇编》卷一载：“太宗三子，真宗第三，封寿王。诏一异僧遍相诸王，僧已相七王，惟寿王未起。僧奏云：‘遍觐诸王，皆不及寿王。上曰：‘卿未见，安知之？僧曰：‘适见三仆立于门皆将相材器，其仆即尔，主可知矣。三人乃张相耆、杨相崇勋、郭太尉承祐也。”这无疑将加深真宗對佛教的好感，所以其在位期间，重修佛塔、增修寺院，多次前往寺院“祈晴”“祈雨”，普度天下童子，并于京师及诸路共设戒坛七十二处。一系列的崇佛政策，使得僧尼的数量与势力在真宗统治后期呈现出直线上升的趋势。

其次，北宋结束了五代十国的分裂局面，统一了全国，生产得到迅速恢复与发展，经济趋于繁荣，为诗僧的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宋史》地理志载：“两浙路，盖禹贡扬州之域，当南斗、须女之分。东南际海，西控震泽，北又滨于海。有鱼盐、布帛、粳稻之产。人性柔慧，尚浮屠之教。”“福建路，盖古闽越之地。其地东南际海，西北多峻岭抵江。……有银、铜、葛越之产，茶、盐、海物之饶。民安土乐业，川源浸灌，田畴膏沃，无凶年之忧。……其俗信鬼尚祀，重浮屠之教，与江南、二浙略同。”两浙、福建两地物产丰富且无凶灾之年，较为富庶的经济条件，形成了乐善好施的社会风俗，所以当地佛教较为繁盛。此外，江南、两浙、福建一带清丽的山水，吸引了大量的诗僧南游，也为诗僧的创作提供了丰富的素材。山水美景，不仅有助于诗僧们参禅悟道、修身养性，同时还激发了他们的诗兴，并形成了独特的诗歌风格。

宋代释子的诗文为后人开启了解宋代僧侣日常生活的窗户，其诗文中的许多篇章，是考证宋初寺院制度和僧侣生平的重要资料。同时，还记载一些当地民俗民风，通过这些也可增加对宋朝不同地域民风民俗的了解。所以，既具有宝贵的文学价值，还具有重要的史学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