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屈原对越南大诗豪阮攸在创作上的影响

2017-03-12范文兴

关键词:屈原诗人创作

范文兴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文学系, 越南 河内)

【辞赋研究】

屈原对越南大诗豪阮攸在创作上的影响

范文兴

(越南河内国家大学下属社会科学与人文大学 文学系, 越南 河内)

在越南众多诗人中,提到屈原最多的当数阮攸。阮攸和屈原在不少方面有相同之处。尽管他们生活的时代和地域相距很远,但是阮攸一直把屈原当做自己的“古人”(“未必古人知有我”“迁谪古人情”)。在内容方面,屈原的生平及其作品可以在阮攸的创作中找到回声,找到个人心事及社会感慨的相同之处。在艺术方面,阮攸深受屈原创作形式及表达方式的影响。也许屈原所使用的词语、形象、表达方式不完全是直接影响到阮攸,而是通过汉、唐、宋等朝代诗歌创作中转站的影响。对作者之间互相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时空差距久远的作者间进行研究,有利于为世界和区域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国之间文学影响的研究及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

屈原;阮攸;楚辞;影响;比较文学

在社会发展过程中,越南文学和中国古代文学很早就有接触。当越南文学刚开始发展的时候,中国文学已经历了漫长的发展过程,并以先秦哲学、诸子散文、楚辞、汉赋、唐诗等文学巅峰作品闻名于世。在与越南同时期的朝代中,中国文学又出现了元代杂剧,明清章回小说等文学作品。在中国灿烂文学成就的影响下,越南文学有选择地吸收、借鉴、学习中国文学的精华,并且不断创新,使之适合越南的环境和越南人的创造意识。

阮攸(NGUYEN Du)(1765—1820),是越南民族最著名、最有代表性的古典诗人,也是越南民族的大诗豪。现存仅汉字诗就有249首,有诗集《清轩诗集》《南中杂吟》和《北行杂录》。喃字作品现存有《断肠新声》和《十类众生孤魂祭文》等优秀作品。阮攸出生和成长在权倾一时的官宦家庭,阮氏家族的科举教育从小就对阮攸有深刻的影响。在这种环境下成长,阮攸很早就受到了中国文学的影响。阮攸的所有作品(包括喃字诗及汉字诗)都是极富特色的文学成就。然而,有关中国诗歌对阮攸作品创作影响的研究及对比至今仍然是一块处女地。通过初步研究,我们可以发现,阮攸在创作中,提到屈原的诗歌很多,阮攸的作品也深受屈原诗歌的影响。可以说,在越南诗人当中,提到屈原最多的学者、诗人就是阮攸。阮攸和屈原在各方面有不少相同之处。探究这两位伟大诗人之间有规律性的、特征性的影响,有助于研究越南中古文学的发展规律和运行规律。

一、 屈原对阮攸创作内容方面的影响

像其他古典诗歌的创作一样,屈原和阮攸在诗歌创作中,对生活、人生和社会的想法、观念,追根到底,那就是恨时势、恨境遇等千古之恨的不同表现。在屈原诗歌里面。“世”这个概念多次出现在那些反映人生观的词语中。对屈原来说,“世”或者“世”的其他表现形式就是“众” “党人”“民”“举世”“众人”等。有时候他把“世”形象化成“邑犬”:“惟夫党人之偷乐兮”,“众女嫉予之娥眉兮”“世并举而好朋兮”“民好恶其不同兮”“举世皆浊我独清,众人皆醉我独醒” “世混浊而不分兮”“邑犬之群吠兮”[1][2]1,“世”“党人”对那些与众不同的超时代才能及人格来说常是一个可怕的阴影,他们总处于道德堕落的状态,严重威胁着生存。污浊人生及无耻人情总是与好修之人对抗,好像是一种不可代替的势力。好修人士震惊地意识到自己对现实的无力。“浑浊,皆浊,皆醉”(尘世之本质)等词把好修人士的“贤”“独醒”,“独清”素质包围住、束缚住。那种思维模式起源于对自己品德的高度意识,明知自己总高于周围的人,更关键的是它起源于历史的经验,而这种经验是以过去高洁人格的生命换来的。因此,把“世人”概括成“世”和“社会”带有些悲观的味道。

阮攸日夜为人生、为世事、为人情世态而担忧。也许是由于受到时代气息的影响,所以阮攸的创作有新的不同的感慨。在这个阶段,对世事的感慨仍受到儒家的欢迎,因为不管怎么样“入世”还是“出世”这两个问题,对儒家们来说一直是一个带有文化遗传性的困扰问题。阮攸已经把尘世空间化,“百年身世委风尘,六尺浮生天地中”“千里尺身为客久”“此身已作樊笼物”[3]1,这不是无缘无故的。阮攸像屈原一样也以党人、世俗、尘世取兴来创作,不过在阮攸作品中的党人及世俗实在是横行霸道和胡作非为。那种横行霸道的结果使人们离散“风尘”和“千里”,象“樊笼”一样约束人们。阮攸使用“风尘”“千里”和“樊笼”这些词语来泛指社会。阮攸的这种感慨在一定程度上与阮嘉韶(NGUYEN Gia Thieu)(1741—1798)有相似之处。

在屈原的创作中,每次提到“世境”或者提到当时的现实之前后,他都很细腻地描写那些美丽的精神梦想及远景。在屈原诗中,反映了尘世(“世境”)与梦中(“梦境”)两者之间的强烈反差。在“众”“党人”“邑犬”的实际生活上出现了百神及重华之处,这更快地打破了诗人对美好生活和理想社会的梦想。屈原是位充满政治梦想的政治家,同时也是一位充满浪漫主义的大诗人,他震惊地悟出眼前残忍的现实。在阮攸作品中,世境和梦境也几乎并行地同时提到,阮攸多次写“高兴久无黄阁梦”“人到穷途无好梦”“午窗无梦到天涯”等那种“半醒半醉”的状态。从社会取兴,从人生的空间取材,把它们放在相关的梦境中,这是两位诗人心灵上的共同点。可是,他们俩的差异因素在于:在屈原作品中,他描写了带有巫教色彩的那些梦境和神游,以更明显地表示他本身的事实,而阮攸却观注“天下何人不梦中?”。阮攸描写现实生活,也描写百姓的穷困人生,是为了想躲在梦里。这一点阮攸与阮嘉韶比较相近,但好像离自己本身较远,因为他在《刘伶墓》中说:“醒看世事”。一旦躲在梦里,人们能摆脱周围社会的约束。在梦境那里他得到一种虚幻的自由,他认为那是文人的自由。

那些对世间﹑世人﹑世事的反思一直困扰着当时东方历史上最后的儒学家们,而每个儒士以自己的方式接触问题,所以很难找出他们之间的绝对相同之处,在这个方面,屈原和阮攸也是如此。因为,在本质上屈原是营造这种人格的第一位儒学家,他的人生悲剧是儒学家的悲剧典范。然而,虽然有不同之处,但是从屈原的悲剧典范的本质上看,我们可以肯定屈原的这种感慨对阮攸有很深的影响。这两位诗人有一个很明显的共同点,那就是他们都想寻找世外的存在,某种精神、历史的虚幻空间里的存在,因为虚幻世界可以为精神价值的产生与发展提供便利条件。如果说在15世纪,阮廌(NGUYEN Trai)(1380—1442)对尧舜社会模型寄托了不少浪漫、幻想的希望与信心,那么,到18、19世纪,阮攸是一位梦醒了的人。走在阮攸之前的屈原以及成千上万先烈者所承受的那些社会现实及历史悲剧已经将阮攸对理想社会的梦想打破了。在阮攸作品中从未出现儒家的仁义概念。关于帝尧,阮攸只写了一首诗,其中主要歌颂这位神话君王“一中心法开群帝”的功劳,却毫无提到他对尧舜社会的向往。尽管如此,屈原和阮攸这两位诗人始终都想持着“独醒”,“醒看世事”这种态度。虽然“世”带来很多痛苦,但是仍想“醒”过来,以“醒看世事”,不管看到的事实是否让他们更加痛苦。

面对现实,屈原深刻地意识到生存的薄弱,更意识到自己的渺小,屈原多次提到他一生中连绵不断的恐惧感觉,尤其在《离骚》中就有十分之六的句子或者直接或者间接地诉说他怕时间匆匆流逝及其后果,他说:“恐年岁之不吾与”“日月忽其不淹兮”“恐美人之迟暮”“恐修名之不立”“恐高辛之先我”“恐鹈鴂之先鸣兮”。因此,在《九章》中,他特意写了一篇《惜往日》来表达自己的恐惧心情。那是诗人在六十岁有余的时候看到不可挽救的现实而叹气的惋惜。《离骚》中的抒情人物的模样:“汩余若将不及兮”“及前王之踵武”“及行迷之未远”“及荣华之未落兮”“及年岁之未晏兮”“及余饰之方壮兮”让我们又同情又伤感。那些“恐” “及”等词语在《离骚》中从头到尾多次重复就像那些抹不掉的悲哀。那种折磨,那种无奈也深刻地烙印在阮攸的诗中。在阮攸的汉字诗中,这些 “白头”“白发”等词多次出现,形成了诗人所有创作中的一个重要象征:“白头多恨岁时迁”“白头无赖拙藏身”“白头无赖不还家”“白发消磨贫士气”“壮士白头悲向天”“白头千里走秋风”。阮攸有时把自己看为“壮士白头悲向天”,因为“雄心生计两茫然”,最终只好忧伤地承认为了“生计”(“白头所计惟衣食”)而不再提到“雄心”,因为“白发”已经把“贫士气”消磨掉了。时间如此深刻地烙印在生命中,因此,早在三十岁的时候,阮攸诗中就已经出现了“白头”“白发”这些形象,从艺术创作心理的角度来看,这不仅仅只是诗人的一种疾病(头发少年白),而且还是一种很深刻的意识。屈原作品中写“恐修名之不立”,阮攸作品中也写“生未成名身已衰”。

困扰这两位伟大诗人的时间并不是将来的时间,而是过去的时间。在这两位诗人的全部创作和他们个人的感慨中处处都提到过去的时光。这种往日不单纯只是怀旧的意思,而且更多的是指好修之人在与时代、社会共沉浮的人生与命运的过去,从而,诗人想寄托自己对年华、对美、对黄金时代的怀念,以便与现实的枯萎、衰竭进行对比。现在的衰竭(“白发”)就是过去风尘的后果。然而,在这点上两位诗人的不同之处在于:屈原主要通过外界的表现提到时间,怕时间过得太快,他写:“鹈鴂”“荣华” “年岁”“日月”……,而很少涉及自己身上 (“余饰”)的时间烙印。阮攸却直接通过对自己(“白头”“白发”“身已衰”……)影响的时间涉及这一可怕的阴影。有时候他们俩也提到将来,但并不是乐观的美好将来。因此,在中国和越南古代文学史上,没有诗人、文人像屈原和阮攸那样涉及死那么多。对屈原来说,他所追求的价值存在很渺小,像泡沫那样容易被打破,容易消失,遥遥欲坠,容易坍塌,他写道:“伏清白以死直兮”“虽体解吾犹未变兮”“阽余身而危死兮”“吾将从彭咸所居”“宁赴湘流,葬于江鱼之腹中”。尤其在《离骚》《悲回风》《惜往日》中的“宁溘死以流亡兮”这些诗句,像一个先兆,像人无出路的时候做出的决定一样,都以怨愤心情抒发。可以说,屈原是个充满巨大希望,也是个充满巨大失望的人。这一点,阮攸与屈原相同,阮攸作品中,他很多次提到“死”,他写:“百年穷死文章里”“十旬牢狱死生心”“生前不尽樽中酒,死后谁浇墓上杯”“凡人愿死不愿贫”。对屈原和阮攸这两位诗人来说,这些文字带有悲观的情绪,但是否是现实使他们别无他路?这两位诗人都通过死来论述自己的思考。屈原曾写“望大河之洲渚兮,悲申徒之抗迹。骤谏君而不听兮,任重石之何益”等诗句,这些文字带有反省的意义。然而,写那些文字之后,他仍然选择死,好像这是最恰当的惟一答案了。至于阮攸,对他来说,死不仅仅是生命存在的一个界限,它还是一种选择,也是一种辩解的对象。尽管两位诗人都提到死,但是阮攸是以怀疑、恐惧、思念的心情提到死。阮攸不象屈原那样“殉道”,因为,对阮攸来说儒教社会模型的理想破碎了。阮攸认为文章里面的穷死才是值得思考的。正因为如此,阮攸诗中的“蝶死书中”形象又带有现实的恶劣性,又充满浪漫色彩。人格的死是“殉道”“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一个工具,可是,在《太平卖歌者》诗中,阮攸写道:“凡人愿死不愿贫”,带有他生活时代的气息。当价值没有出路的时候,只好选择毁灭。屈原和阮攸的念头里一直离不开时间和死。屈原《离骚》中的“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的诗句被阮攸用对人的穷困,人在“穷”状态生存的思考的诗来做为回音。他提到“穷死”“穷途”“一穷至此”……等文字就是倾吐自己及那些像他那样的人的绝望,尽管有时他也曾以为“穷时自可变风云”。

这两位诗人身上带有时代悲剧及个人悲剧。作为一个典型的真正儒学家,屈原在自己政治理想中认识出“致君尧舜难”这一现实。屈原的“怀才不遇”之心只是“才命两相妨”观念的现实化、具体化。其实,对屈原来说,“才”是指政治才能及个人道德。这里提到的文章才能不一定像后世的理解是命运相对的对象的。在屈原诗中,出现很多恐惧的感觉,他总预感到围住自己的不满及嫉妒,他诗中写道:“众女疾余之蛾眉兮”,“世混浊而莫余知兮”“各兴心而嫉妒”“众谗人之嫉妒兮”“遭谗人而嫉之”。那些“妒”“嫉”“嫉妒”等词离不开这位抒情人物。因而,“才命两相妨这一论题(……)是历史悲伤的回声”[4]85,其中,屈原悲剧是第一个声音,那个声音一直回响到后世。受到“嫉妒”的人一般是有“蛾眉”的少数“贤人”,他们的人格与周围的多数低贱人相反。这个论题被阮攸接受,并深刻地、成功地发展了起来。阮攸的叙事诗《断肠新声》共有3 254行,行行都围绕这个论题。在本文中,“才命两相妒”这问题也就是“红颜薄命”这一论点的更高概括。在阮攸汉字诗中也提到这一问题,那就是:“本无文字能憎命,何事乾坤错妒人?”“高才每被文章妒”等文字。这是“才”“美”“善”受到无情摧毁的悲剧。阮攸是否由于日夜反思这个论题而对当时社会一直抱着极其不满的态度? 对于阮攸,一个曾亲眼目睹阮有整(NGUYEN Huu Chinh)(?—1787)、邓陈常(DANG Tran Thuong)(1759—1813)等文人的悲惨结局的人来说,产生如此的态度也是理所当然的必然结果。把“才命相妒”概括成论题,只不过是儒家们用这种方式来暗指社会、暗指君主专制下的至高地位而已。当阮攸写“君恩似海毫无报,春雨如膏骨自寒”,或者“异乡养拙初防俗,乱世全生久畏人”“白头无赖拙藏身”这些文字时,有发冷的感觉是他对世事的一种反应方式。阮攸过于懂得社会上小人如何嫉妒陷害有才能人的可怕道理。同样,屈原在某一瞬间也悟出了这一恶劣、可怕的现实,在《惜往日》中他写道:“惭光景之诚信兮,身幽隐而备之”,遗憾的是他最终不能如此坚持到底。阮攸和屈原还有一个相似之处,那就是面对时势的畏惧感觉。阮攸为了保全性命,他以似懂非懂、装傻来回避现实,这样下去他才能够走完这条路,因为,前人(其中包括屈原)的悲剧是后世无比珍贵的历史教训。有才人更自我意识到要把自己隐藏起来。

屈原是个伟大诗人,他自己也意识到这一点。然而,就是他那清高孤傲、与众不同、超凡脱俗、超越时代的气质把他推到出众才能者普遍遇到的悲剧,那就是孤独。屈原在政治活动中被孤立,就是那种政治人物的孤独已经影响到好修人士。屈原生活上孤独,诗中孤独,甚至神游的时候还是孤独。这一点与阮攸的心思特别相似,阮攸写:“人到穷途无好梦”。在这里,意识上的悲剧发生在现实社会的悲剧之前。

作为一名政治家,一名儒士,总以尧舜社会标准为准则,生活在古代中国那个无比活跃的历史阶段中的一位好修人士,屈原直接受孔子的影响。那位前贤已经比较完整地制定儒家立身处世的所有理论基础。屈原《离骚》中“鸷鸟之不群兮,自前世而固然”的思想表现了儒学家人格的骄傲及自豪感,我们从中可以看到“独善其身”这种生活方式用于儒学家陷入无道时的处境。这种立身处世方式是不得已的,因为儒家入世时的渴望仍是“兼济天下”。屈原意识到自己人格上的孤独、处世上的孤独及个人品质上的孤独,他写道:“予独好修以为常”“兰芷幽而独芳”“惟佳人之永都兮”……在《橘颂》中,他歌颂橘树的品质曰:“受命不迁”“深固难徙”“独立不迁”“苏世独立,横而不流兮”……屈原想借橘树形象来肯定自己。屈原诗中的“独”“惟”等词连绵重复几乎没完没了。培养一种崇高美德来为一个美好的政治体制(“美政”)服务,而那种美德刚刚养成却发现自己被孤立了。人格上的孤独悲剧地将之推到生活上的孤独(尤其是那些有崇高品德、个性强烈的文人)。历史实践已经证明了这一点,屈原就是经受这种悲剧的第一批人之一:“吾独穷困乎此时也”“独处乎山中”“心郁郁之忧思兮,独永叹乎增伤”。

生活上的孤独、同类之中的孤独是最残忍、最冷酷、最可怕的孤独。屈原就在自己家乡的土地上被孤立,他感到自己好像被流放到异国他乡似的。后世是否与他有同样的感觉,所以才把他称为“楚客”。像屈原那样的出众人格不适合过去的任何时代,因为,三皇是神话中的皇帝,现实生活中是没有的,而根据阮攸的评价,屈原又是“三皇之后非其时”的人。当孤独发展到顶点时,“好修之人”只能寻找一个虚幻的世界,以过上梦想生活。就在自己诗中,屈原也找到重华去,找到仙境去,可是那个美梦在《离骚》这篇著名抒情长诗中,随着心情的转变而破碎了。

阮攸诗中孤独的感受,是通过“孤”“独”“惟”“只”以及“一”等一系列词语来抒发表达。在汉字诗中,阮攸提到的人物一般都是孤独人,如:“居然别占一城春”“天台山前独闭门”“席末一人发半花”“千古谁人怜独醒,四方何处托孤忠?”“丞相孤忠万古传”“独鹤出风尘”……在历史上以及在阮攸眼里,孤立、孤独就像一个“案”,一个“命”套在那个人的脖子上。有一颗心的孤独,有一个人格的孤独(“孤忠”“独醒”),有一个命运的孤独(“一身”“一人”)。“歌舞空遗一人在”(《龙城琴者歌》)的“在”字,让我们联想到杜甫《春望》中的“国破山河在”诗句,它不仅表示存现的意思,而且还表示永久的意思。阮攸诗中(“惆怅深宵孤对影”)好修之人的孤独形象颇受屈原的影响,而且还用了唐诗“灯前对影”的手法。孤独人找到“影”好像是一种解脱,一种自我安慰,同时也更深刻、更细腻地感受了自己“独无语”的处境。好修之人自确定自己处于孤独,被孤立的境遇,不过他仍为此而感到骄傲,也为其而感到悲愤。

屈原一生有很多心事而不能跟谁倾吐,有很多怨恨也不能跟谁发泄。他多么需要找到一个知己、一片同情心。也许由于这个缘故而在他的创作里“心犹豫而狐疑”“恐情质之不信兮”这种心事出现了很多。他多么希望怀王“用而不疑”。他希望至少有一个人能明白他为祖国的心怀,希望找到一个知音。他太孤独了,没有人理解他,所以屈原在自己诗中不止一次忧愁叹气:“国无人莫吾知兮”“谁知吾之廉明”“人之心不与吾心同” “吾谁与玩此芳草”……尤其在《怀沙》(相传这是屈原投江之前写的最后作品)中,这种心情更加强烈:“众不知余之异采”“莫知余之所有”“世混浊莫吾知”……后来,贾谊在《吊屈原》中写道:“已矣!国其莫我知兮”。这是屈原那个意思的继续。自古以来,诗人就是那些意识到自己有与众不同价值的孤独者。屈原诗中用重复的“知”字表达了人,尤其是诗人的灼热渴望。对屈原来说,他希望第一个“知”他心怀的人就是“君王”。在浑浊世间想找一个“与玩此芳草”有共同理想的人真是难似海底捞针。没有人能为他指出正确方向,连太卜官也只能这么说“龟策诚不能知此事”。对一个人来说,一旦从同类中或者从超然势力中找不到知己或者想不出答案,那时他的失望、他的窘迫已经达到最高界限,无法解脱了。

找到知音知己的渴望不只是当时社会一个人的渴望。汉代的司马迁生平也遇到像屈原那样的悲剧,他曾经写了一篇《悲士不遇赋》。对“不遇”“不用”这些遭遇无知音、无知己的感慨不曾离开文人,而最早的是中国的屈原,后世当中是越南的阮攸,就像那个从未间断过的历史链条上的一个环节。如上所述,阮攸也是以渴望找到知音的感触取材的诗人之一,不过,阮攸是直接受屈原的影响,因为屈原是“不遇”“不用”悲剧并迫切盼望有一个知音来“知”“舆”“同”的第一代表人。因而,越南浪漫主义诗人春妙(Xuan Dieu)认为:“阮攸以前就不说了,阮攸之后几百年仍然提‘谁是知己?谁是知音?’这个问句”[5]243-244。在阮攸汉字作品中,这种渴望情怀多次被他提到:“我有寸心无与语,鸿山山下桂江深”“可怜对面不相知”“独悲异域寄孤坟”“异代相怜空洒泪”等。

阮攸一生被“相连”“相知”“知”“识”“舆”“同”等文字困扰。他对知音的渴望深切地体现在《读小青记》诗中。阮攸的“无与语”“与谁同”“谁人怜命薄”等心事被压成向后世者提出的问题,首先就是诗人本身不可理解的问题:“不知三百余年后,天下何人泣素如”?诗中描写的空间和时间具有广泛的象征意义。“素如多么需要一个哭泣(……),这里的哭泣是互相感伤 (……),互相理解(……),互相同情(……),这里的哭泣不只是为什么而哭,更多的是与谁哭”[5]62。可见,都热切渴望知音是屈原和阮攸的共同之处。在屈原的影响下,阮攸已经积极地重新创作及改编,这是个认识行为。阮攸受屈原的孤独感触、渴望寻找知音心情的影响程度符合于这个结论:“诗人的任务不是寻找新的感触,而是如何运用那些已有的感触,并将它变成诗”[6]209。因此,感情也是一种创作材料,诗人把它收集到自己的“锦囊”中去,需要的时候拿出来使用。在生活中,诗人们的渴望被后世所理解,并且有时候后世的补偿甚至超过那些诗人的想象。

二、屈原对阮攸创作艺术上的影响

在文学创作中,才能非凡的作家的创作对历代作家会产生深远影响,这是非常普遍的现象。屈原对阮攸的影响,如上所述,首先是对内容、思想的影响。因为:“人们只能借用与自己相同的观念、思想”[7]67。相同的想法、感情导致相同的表达方式,因为,在内容范围上发生什么,在艺术形式领域上也会发生什么。那时候,影响程度将会在它原有完整性的基础上进行评价。

屈原和阮攸都是充满浪漫主义的伟大诗人。正是因为一直向往崇高理想,所以他们俩才会对世界有同样的看法,那就是:一直都把世界分成极其相反、极其对抗的两个部分。在屈原作品中,诗人把那些相反的形象、矛盾的势力放在一起,让读者对那些相反的印象更加深刻。这里,世界分成对抗两极:忠诚与奉承,好与坏,贤与恶,光亮与黑暗,更概括的是屈原已经细腻地、清楚地划分价值的与反价值的东西。而在阮攸作品中,尤其是在汉字诗中:“各对抗人物形象一直相反地、并行地出现,形成了一对对的对立物”[8]59。

屈原和阮攸这两位诗人在直接提到自己的命运时,都认为不同现实进行激烈对抗。在这方面,阮攸没有屈原那么深入,他在《所见行》《太平卖歌者》《反招魂》《湘潭吊三闾大夫》作品中所使用的对立形象手法是很有代表性的例子。在古代诗歌历史上,诗人用定格了的形象系统地寄托笔者的思想。屈原是这种做法的先锋者。在他的创作中,他想象出很多人物来进行问答以表达他的心思,例如:“女修”“巫咸”“巫阳”等都是想象人物。在《反招魂》中,阮攸更直接地与屈原的魂魄进行对话来诉说个人心事,同时也想体现自己对当时社会现实的看法,他让读者分不清哪些问题哪个属于中国的?哪个属于越南的?哪个属于古代的?哪个属于现代的?哪个属于阳世的?哪个属于阴间的?咏人,咏北方景物,但不仅仅为了“言志”,还为了寄托某种意思,表达思想。

在阮攸创作事业中,除了《断肠新声》《十类众生孤魂祭文》等喃字诗以外,剩下的都是依照唐代七言律诗写成的汉字诗。这种诗体在形式上比四言绝句“开放”了一点,要求放松了一点,但还是没有古体诗(也称古风诗)那么宽松,那么好写。阮攸创作了很多依唐代七言律诗形式的作品。每首诗中的形象一般都不重复,但是在他的全部作品中,重复现象却是常见的。那时候,“词的重复,尤其是结构的重复(……)给读者带来一种更加深刻的感觉,一个抹不掉、忘不了的印象”[9]40。那些“白头” “白发”“孤”“独”“嫉”“妒”等文字就是诗中带有重复性的重叠。那是用来加深艺术印象的手法。屈原作品中的“花”“宁溘死”“嫉妒”等字的重复是对阮攸所有创作的直接启发。例如:阮攸描写菊花的诗(“灶头终日无烟火,窗外黄花秀可餐”)就是受屈原“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诗句的启发。

在艺术方面,可以说,屈原作品的结构,更确切地说,屈原全部创作的结构已经在阮攸创作事业中找到相同点。这也是对诗人之间互相影响的研究工作中发现的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如果把结构理解为依照一定的艺术逻辑及生活逻辑,有意地安排形象、意思、细节以服务于作者的意图,那么我们可以说屈原和阮攸的创作是大结构的创作。其广泛地体现在这两位伟大诗人的所有作品中。屈原的诗是长篇创作,也是汉赋的起步。楚辞展现形象、意思,但是最突出的就在于句、词、字、意思等的重复性。重复性不仅出现在一个作品的范围内,也出现在各相关的作品中。重复性还体现在演绎关系或者小作品之间内容上的归纳。屈原和阮攸创作的大结构也许存在于那些有共同思想,共同感慨的作品里。我们未能确定屈原创作诞生的具体时间,因此,未能说清楚《离骚》先问世还是《九章》先问世,也未能说清楚是《九章》中有《离骚》的影子,还是《九章》是《离骚》的演绎。阮攸写有关屈原的所有作品也同样有那个大结构。《五月观竞渡》《辩贾》《湘潭吊三闾大夫》等创作就是为《反招魂》做预备,春妙(Xuan Dieu)认为:连《太平卖歌者》《所见行》这两个作品也是为那个总结作好准备。这里我们未论及哪个作品是哪个作品组的归纳?还是哪个作品组是哪个作品的演绎?但是可以肯定:这是两位伟大诗人创作事业中在结构方面的共同点。

在屈原的创作事业中,《天问》是中国文学史上一部神奇的作品,一共包括170个问句,体现了作者渊博的知识,作者对天体的结构、古代历史传统、宗教信仰、神话传说、人生观等一系列问题发问。由于屈原智慧超众、知识丰富,而且,在春秋战国时期他亲身经历过了不少政治、思想斗争,所以对自然、社会的一些传统观念不太满意。他对不少好像已经成为真理了的问题再提问。尽管这个作品的艺术价值不太高,但是他的思想价值已超越了时代,它体现出一种渊博的知识,一个丰富的想象力,更多的是作者大胆、勇敢的批判精神。正是屈原《天问》的这种问天形式已经对阮攸的创作产生了深刻地影响。可以说,那个“嶒崚长剑倚青天”姿势、与“壮士白头悲向天”形象是对阮攸汉字诗中“天高何处问”“古今恨事天难问”……的启发。一个研究者曾经说过:屈原问天,其实是“问自然”及“问社会”。阮攸也同样,他对那些超然势力及社会势力提出的问题带有深刻的哲理性。在阮攸249首汉字诗中就有120多个问句了。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比率。作为一个跟上时代气息生活的人,阮攸虽然对当时社会不满意,但是他不因此而违背生活。阮攸受屈原《天问》的影响,实际上,就是以人文看法提出一系列问句。也许,屈原向天提出有关天命,有关一个朝代的存亡等问题,如“天命反侧,何罚何佑,齐桓九会,卒然身杀?”等诗句,给了阮攸很大的启发。在《渭潢营》中,当论到兴亡、治乱时,他写道:“古今未见千年国”。实际上,屈原人文思想体现在他用反省方式对那些成见的旧观念重新评价,比如屈原对鲧的功勋重新评价。在评价历史上的女人、美人的身份、命运这个方面上,阮攸和屈原也有相同感。屈原曾经写:“妹嬉何肆,汤何殛焉?”体现了他对旧社会里的女人、美人身份的人文看法。阮攸也受屈原这种看法的影响,当论及杨贵妃时,他写道:“自是举朝空立仗,枉教千古罪倾城”。在阮攸作品中,他关于“红颜薄命”的论题是值得思考的一个回声。他对女人的命运及她们的不幸深表同情。阮攸的这种看法,带有他生活时代的气息,同时深受屈原的影响,早在两千年以前屈原在创作中就已经体现了那种人文观念。除此以外,阮攸也深受屈原一些说法的影响,例如:“世路尘埃信混浊”“丞相孤忠万古传”“何事醒清看世事”……这些说法不仅仅单纯是思维的表达,实质上,他们就是思维。这两位伟大诗人思维上的一致表现在多方面是相同的。另外,两者也有不同之处,那就是时代的不同、心理的不同及个人境遇的不同。

屈原是中华民族的第一个伟大诗人,阮攸是越南民族的大诗豪。屈原生活的时代离阮攸生活的时代相差了两千年,但是后辈阮攸找到了屈原并在前辈的形象中见到了自己。尽管他们在时间和空间相距很远,但是阮攸一直把屈原当做自己的“古人”。这问题影响到我们对关于屈原对阮攸创作在内容、艺术上的影响的评价。在内容方面,屈原的生平及其创作可以在阮攸的创作中找到回声,找到个人心事及社会感慨的相同之处。在艺术方面,阮攸受屈原创作的形式及表达方式的影响。也许屈原所使用的词语、形象、表达方式不完全直接影响到阮攸,而是通过汉、唐、宋各朝代诗歌创作中转站的影响。对作者之间互相影响的研究,尤其是对那些有时空差距久远的作者间进行研究,有利于为世界和区域史上,有密切关系的两国之间文学影响的研究及有选择地接受影响的研究奠定基础。

附:

阮攸创作的与屈原和楚辞有关的七首诗

五月观竞渡

怀王归葬张仪死,

楚国词人记佩兰。

天古招魂终不返,

满江争竞太无端。

烟波渺渺空悲怨,

罗鼓年年自笑欢。

魂若归来也无托,

龙蛇鬼蜮遍人间。

湘潭吊三闾大夫其一

好修人去二千载,

此地犹闻兰芷香。

宗国三年悲放逐,

楚词万古擅文章。

鱼龙江上无残骨,

杜蒻洲边有众芳。

极目伤心何处是,

秋风落木过沅湘。

湘潭吊三闾大夫其二

楚国冤魂葬此中,

烟波一望渺何穷。

直交宪令行天下,

何有离骚继国风。

千古谁人怜独醒,

四方何处托孤忠。

近时每好为奇服,

所背椒兰竟不同。

反招魂

魂兮魂兮魂不归

东西南北无所依

上天下地皆不可

鄢郢城中来何为

城郭犹是人民非

尘埃滚滚污人衣

出者驱车入踞坐

坐谈立议皆皋夔

不露爪牙与角毒

咬嚼人肉甘如饴

君不见湖南数百州

只有瘦瘠无充肥

魂兮魂兮率此道

三皇之后非其时

早敛精神返太极

慎勿再返令人嗤

后世人人皆上官

大地处处皆汨罗

鱼龙不食豺虎食

魂兮魂兮奈魂何

辩贾

不涉湖南道

安知湘水深

不读怀沙赋

安识屈原心

屈原心湘江水

千秋万秋清见底

古今安得同心人

贾生一赋徒为耳

烈女从来不二夫

何得栖栖相九州

未必古人知有我

眼中湘水空悠悠

长沙贾太傅

绛灌武人何所知,

孝文澹泊惮更为。

立谈不展平生学,

事职何妨至死悲。

天降奇才无用处,

日斜异物有来时。

湘潭咫尺相邻近,

千古相逢两不违。

湘阴夜

满目皆秋色,

满江皆月明。

寂寥今夜望,

迁谪古人情。

秋水从西来,

茫然通洞庭。

静夜息吟啸,

无使蛟龙惊。

[1][楚]屈原.楚辞[M].陶维英,阮士林,译注.河内:文学出版社,1974.

[2]黄寿祺,梅桐生.楚辞全译[M].贵阳:贵州人民出版社,1984.

[3]阮攸.阮攸全集[M].梅国莲,译注.河内:文学出版社,1996.

[4]陈玉王.才子儒士与越南文学[M].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1996.

[5]春妙.越南古典诗人:上册[M].河内:文学出版社,1981.

[6]杜莱翠.手法的恶作剧[M].河内:文化通讯出版社,2004.

[7]阮文民.文学比较理论[M].河内:国家大学出版社,2000.

[8]阮蕙芝.阮攸汉字诗初探[J].文学杂志, 1965(11).

[9]阮士大.唐律诗中词的重复或者字与意之间的悖论[J].文学杂志, 1995(5).

(责任编辑:王 芳)

(DepartmentofLiterature,UniversityofSocialSciencesandHumanities,VietnamNationalUniversity,Hanoi,Vietnam)

Influence of Qu Yuan on Creation of Vietnamese Poet Nguyen Du

PHAM Van Hung

Nguyen Du is the scholar and poet in Vietnam who records Qu Yuan the most in his works. Similarly with Qu Yuan in many aspects, Nguyen Du regards Qu Yuan as his ancestor. In Nguyen Du’s works, the description of feelings about himself and the society is the same as what in Qu Yuan’s writings. Besides, the writing form and expression style of Qu Yuan directly or indirectly affect Nguyen Du.

Qu Yuan; Nguyen Du;ChuCi; comparative study of literature

10.14168/j.issn.1672-8572.2017.02.04

2017-02-15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东亚楚辞文献的发掘、整理与研究”(13&ZD112);江苏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中国辞赋海外传播研究”(13ZWC014)

范文兴 (1983—),男(京族),越南海防人,博士,教师,研究方向:越南古代文学、东亚比较文学和古代文学与文化。

I207.224

A

1672-8572(2017)02-0025-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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