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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张爱玲文本创作的特异空间

2017-03-12唐明明

漯河职业技术学院学报 2017年4期
关键词:言情张爱玲小说

唐明明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 河南 开封 475004)

论张爱玲文本创作的特异空间

唐明明

(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 汉语言文学系, 河南 开封 475004)

张爱玲的卓然特立表现在她清贞决绝的写作及生活态度、凌厉细腻的笔下工夫、苍凉华丽的末世视野。很难想象,一个那样年轻的文学女子,创造了四十年代文学界一瞬间的灿烂辉煌,许多奇丽又精美的佳作流传至今,并愈来愈在岁月中流露出她丰厚而又瑰丽的艺术魅力。

张爱玲小说;言情主题;女性形象;艺术表现

张爱玲是一名在人情炼狱中造就的天才。她出生于上海一个家道中落的官宦门第。其曾外祖父李鸿章、祖父张佩伦皆为清末重臣,其父具有典型的遗少习气,其母则深受欧洲个性解放思潮的影响,张爱玲就生活在这夹缝之中,感受着东西方文化的双重影响。任何文本的形成都是作者生活体验的深层思考的再演绎。丰富的生命体验更加丰富了张爱玲创作的独特风格,成为其日后小说创作的独特因子。封建传统家庭伦理观念与西方个体独立自主意识两种观念并行影响着张爱玲的精神,并成为其不竭的创作动力。父母的离异、继母的无视与诋毁,让年幼的张爱玲饱受辛酸,后虽解脱继母的囚禁投靠生母,但也终因无生活来源而遭到生母遗弃。1937年上海沦陷,张爱玲辗转来到香港,亲眼目睹了许多人在身旁死去,使其更深切地体会到家事、国事、世俗文化冲突、人性的暴露等,让她对这个社会、这个世界“有种郁郁苍苍的身世之感”。特异的人生经历、生命轨迹使她的作品“富含有超然、冷漠、客观之眼而产生特殊的张力”。

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民族存亡、革命斗争构成了当时新文学的主流。显然,张爱玲有意回避这一主流文化思潮。与巴金、曹禺笔下家完全是被封建制度、黑暗社会现实所腐蚀至衰败如同梦魇般的形象不同,张爱玲的文本对旧家庭、旧生活的描述仅仅停留在反感与厌恶的层面上,显然不带有极端的社会批判指向。她对人生的关注,渴望通过复杂而细腻的笔触描摹出在那个战争阻遏人性、隔断文明的社会背后所隐藏的道德意识,因此,革命文学始终也不能成为她创作的原色。张爱玲在沦陷区的走红,倒是历史偶然间提供的一次机遇。只要不反对他们,有点文学艺术粉饰太平,求之不得。这就为张爱玲提供了一个相对平静的创作空间。另一方面,读者群的构成也发生了变化。激进的青年被市民阶层和有闲阶层所代替。那是一个低气压的时代,沮丧、无助是时代氛围的特征,人们需要一种精神上的安慰来缓解现实的重压。张爱玲的小说就其本质而言并不是提供多少安慰,然而她与现实生活之间的距离,她的故事情节本身含有的趣味性,都使读者有可能放过小说的题旨,将之当成高级的、精致的鸳鸯派小说来欣赏。《传奇》中的许多小说,原本带有雅俗共赏的特点,浅者得其浅,深者得其深。从社会心理的角度看,这个时期使张爱玲小说有了成为万众瞩目的机会。

张爱玲的小说以“言情”为特征,这一特征最能说明她与旧小说的继承关系,而它的一大贡献,就是将《红楼梦》《金瓶梅》这些传统爱情小说中融合了现代元素,使其作品既有浓郁的言情传统又有更深层次的现代体认。婚姻恋爱几乎构成了《传奇》所有小说的故事情节,《十八春》《小艾》《秧歌》《赤地之恋》以及后期创作的几篇小说,几乎每一篇都用大量丰富的笔墨书写男女之情。“言情”可以说是张爱玲小说的演绎主线。在那样一个关注现实、肩负救世职责的中国文人必选的文学创作背景下,仅此一点,张爱玲已显出与其他新文学作家的不同。张爱玲入世近俗的态度,她对人生的独特理解,使她与绝大多数新文学作家抱着相反的主张:男女欲爱本身就是维持人类种族延续的必要活动,鲜活、激扬、复杂的人性通过被特意压制的情欲酣畅淋漓地迸发展现,向每一位世人传达着崇高的人生的本质。

作家的沉淀记忆往往是作品鲜活的发源地。张爱玲“言情”小说的取材同样来源于对往事的回忆,这也是其小说“言情”的至高境界——个体对生命经历的眷恋之情。张爱玲出身名门,尽管那是一段转瞬即逝的繁华,但同样使她对曾经的过往有种不胜低回的情绪,充满一种难以言明的“身世之感”。然而,这种言情不是纯然囿于个人情感的范围,而是升华为对整个人生的广大的了解。在对个体生存的价值意义体认方面,张爱玲与曹雪芹有着极为相似的意识:一方面表现在敏感地发觉个体存在于世的某种缺失,另一方面表现在永无止境地对人生的追寻与思考。《传奇》的结尾写道:“生在这世上,没有一样感情是千疮百孔的,然而郭凤和米先生在回家的路上还是相爱着。”慨叹混沌人世的困境,却依然迫切坚定去寻求人类之爱、光明之路,执着于这份人世情。米先生“看着一抹彩虹,对于这世界他的爱不是爱而是痛惜”,这情绪恰恰是作者旧时生存体验在文本构建中的“闪回”体现。从张爱玲的小说中,我们看到了现代人的存在意识:中国传统文化精神中居安思危的忧患情绪与对现实黑暗生活的恐惧和对现代文明的失望的心理打成一片,相互渗透,彼此影响。所以,面对人生的缺憾,时代的重压,我们看到张爱玲的文本叙述不是同时代作家笔下常常见到轰轰烈烈的割裂与决绝,而是以审美的、诗意的哀感去中和现世的苦难,用她的文字表述便是——“止于苍凉”。

《金锁记》是张爱玲最完美的作品,以“中国自古以来最伟大的中篇小说”的特质,高高竖起了“张爱玲”的旗帜。在她的小说中,女性始终是道德范围内的主题,她在“现代的屏幕上活现了‘一群女奴的群像’”,表达了张爱玲是对人性自由、个体独立的渴望,渴望千百年来深受封建桎梏重压、侵害的女性能挣脱历史的、文化的、生理的、心理的诸般枷锁,成为无拘无束的女性优美地存在。与此同时,她又以自己的生活方式、价值理念为“女奴”作出反面的佐证。

曹七巧背负黄金枷锁不是个人的悲剧,而是群体市民在无奈的历史苍白求活的写照,是群体市民在意识之外冰冷的“呐喊”。在那样一个极端病态的沉重的时代光影中,曹七巧从直率泼辣而又不失可爱的 “麻油女”一步步沦为“遗老家庭里的一种牺牲品,没落社会里微不足道的渣滓”。黄金的枷锁腐蚀了她的一生,混乱的人生和荒芜的人性不会让她为自己感到悲哀,反而继续蔓延着这种“渣滓”的使命。爱情在她一直是海市蜃楼般的幻影,在黄金的背景下扑朔迷离:“难不成我跟了个残废的人,就沾了残废的气?”“她睁着眼直勾勾朝前望着,耳朵上的实心小金坠子象两只铜钉把她钉在门上——玻璃匣子里蝴蝶的标本,鲜艳而凄怆。”背着黄金的枷锁乞求爱情,这不是“残废的气”,而是最简单的病态社会的媚俗,曹七巧这一“标本”是市民尤其是女性市民匍匐生存的历史的化石,也是在中国这样一个特殊历史文化氛围下精炼的产物。在生存与情欲双重力量交织下的旧中国,人性被异化、扭曲成人不人、鬼不鬼的状态。“再定睛看时,翠竹帘子意境褪了色,青山绿水换了一张她丈夫的遗像,镜子里的人也老了十年。”几句平淡的语句将十年描绘成一幅写意画,青春与欢乐都只是为了一份遗产,在等待的岁月中,山水也沐了一次黄金浴,发出刺眼的光,温暖在人心里。镜子里现出的是一颗苦等人死的内心——女性意识被熔化在钱孔和礼教里之后的灵魂剖白,而现在,她等到了,皱纹里含化的也应当是心满意足,尽管有一点点对于爱情的漠然的失落。然而,当时被扼杀掉的爱情的幻觉再次像肥皂泡在太阳下舞蹈一样萦绕在心中,七巧对于黄金的卫道心理暂时让位于本性中对于爱情的渴求,“沐浴在光辉里,细细的喜悦……”。这时的“光辉”,该是银白的月光吧?爱情在她身上没有减少圣洁,只是缩短了期限,吝啬到了一瞬间,而且是突然的往事的一瞬间。但就是这一生一世的瞬间的“细细的喜悦”,也被另一种来自于底层意识下的戒备所取代,不管季泽是否真心,是她自己首先毁灭了年轻的梦——只有她依心随了半辈子的黄金是唯一能靠得住的。当黄金铸成的剃刀一丝丝地切割掉她向往一生的爱情时,七巧还有一个“疯子的审慎与机智”,及时地抓住儿女的幸福作为殉葬的黄金。“七巧挪挪头底下的荷叶边小洋枕,凑上脸去揉擦了一下,那一面的一滴眼泪她也就懒怠去揩拭,由它挂在腮上,渐渐自己干了。”至此,黄金般的生命已完成了它的使命,在一滴风干的眼泪中体现出自己的价值。《金锁记》的成功在于它凝聚着张爱玲创作思想的内核,“把犀利的笔触伸到了社会的根源,是卑微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使女性成了金钱的牺牲品”,从而投影出整个历史阶段下群体市民岌岌可危却又无法自救的生存状态。

不探索最新潮的现代派的表现方法,也不刻意追求艺术技巧的尖新,仅仅凭借自身的天赋才能便使张爱玲在中国传统小说的叙述模式与西方现代小说的一般技巧之间取得一种巧妙的平衡,我们从她厚重、深沉的传统文本设置中看到了鲜明的时代精神、现代意识。新旧文字的杂糅,新旧意识的融合,结合中外,融化古今,锻造出一种新颖的小说艺术表现形式,而这种形式正是张爱玲对中国现代文学做出的不可磨灭的贡献,同时也为她自己书写了浓墨重彩的一笔。尤其令人钦佩的是,张爱玲融讽刺、夸张、想象、幽默于一体的比喻。她的比喻顺手拈来,挥洒而去,而每个比喻出乎意料却又合乎情理,五光十色,光怪陆离,铺天盖地,美不胜收。比如描述古琴的音调,时时“天地玄黄,宇宙洪荒,如塞上的风,尖叫着为空虚所追赶,无处可停留。”她写冷天乡村的太阳“像一只黄狗,拦街躺着,太阳在这里老了”。比喻在伴娘眼里的新娘,是“银幕上最后映出的雪白耀眼的完字,而伴娘自己却是精彩的下期预告”。

文学艺术的美在于它的独创性。张爱玲的艺术天分流露在她作品的字里行间。她的小说以其瑰丽凄绝的写意、洞悉人情的对白、绝妙的心理描写、贴近苍凉的动作描写和集大俗大雅于一体的写作风格,奠定了她在20世纪中国文坛的特殊地位,成为继鲁迅之后的又一个“文学神话”。

[1] 王一心.他们仨——张爱玲·苏青·胡兰成[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8.

[2] 庄超颖.苍凉与华美——张爱玲述论[M].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0.

[3] 任茹文,王艳.张爱玲传[M].北京:国际文化出版公司,2010.

[4] 黄田子.论传奇的张爱玲和张爱玲的《传奇》[J].中国文学研究,2003(3):95-99.

[5] 谢志勇.苍凉意蕴下的情殇爱逝——张爱玲小说爱的探析[J].名作欣赏,2010(2): 85-87.

[6] 易虹.遥远而亲近的张爱玲——谈张爱玲小说创作的影响[J].福建论坛(社科教育版), 2007(S1):38-39.

[7] 刘郝姣.仕女画家张爱玲——谈张爱玲的色彩哲学[J].绥化学院学报,2007(2):94-95.

[8] 王宝才.苍凉无爱——浅论张爱玲小说中的女性[J].成功(教育),2009(12):267.

[责任编辑 宋占业]

On the Special Space of Eileen Chang’s Text Creation

TANG Ming-ming

(Chinese Literature Department, Kaifeng Vocational College of Culture and Art, Kaifeng 475004, China)

Zhang Ai-ling’s unique style lies in her clear writing and life attitude, sharp and delicate pen work, vision of the gorgeous end of world. It is difficult to imagine that, as a young literary woman, she created the brilliant literary moment of 1940s, and many wonderful beautiful and exquisite masterpieces have spread up to now, and increasingly reveals her magnificent artistic charm as time goes by.

Eileen Chang’s novel; sentimental theme; female image; artistic expression

2017-01-22

唐明明(1978-),女,河南开封人,开封文化艺术职业学院汉语言文学系讲师,文学硕士,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10.3969/j.issn.1671-7864.2017.04.014

I206

A

1671-7864(2017)04-0043-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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