单永军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民国戏曲期刊批评的转型
——以《剧学月刊》为中心

单永军

（湖北文理学院 文学院，湖北 襄阳 441053）

《剧学月刊》是1930年代产生很大影响的戏曲刊物之一。《剧学月刊》集中反映了民国戏曲期刊批评的现代转型。在期刊传媒的影响下，民国戏曲期刊的戏曲批评主体发生了转变，兼具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思想的知识分子参与了期刊编撰和戏曲批评。在戏曲批评内容上，《剧学月刊》集中戏曲命运、戏曲价值、戏曲教育问题的探讨，提出了许多具有现代价值的观点。在戏曲批评文体上，《剧学月刊》一方面继承了传统戏曲批评文体的样式，同时又发展了与期刊载体相关的新型的戏曲批评文体，集中体现了戏曲批评文体的现代转换。民国期刊戏曲批评转型的原因一方面来源于戏曲方式、文化语境的转换，更与戏曲自身发展的规律密切相关。

民国戏曲；《剧学月刊》；戏曲批评；期刊传媒

清末民初以来，作为大众传媒的报刊出现，戏曲获得了现代的传播平台。传统的戏曲批评发生了现代性的转变。民国期刊建构了当时戏曲传播的场域，形成了当时戏曲传播的原点，也促使戏曲批评发生深刻的变革。《剧学月刊》是现代戏曲理论史上非常重要的期刊。徐凌霄任主编，《剧学月刊》1932年1月创刊，至1936年6月停刊，共发行5卷，计54期共出3卷36期。主要撰稿人是徐凌霄、陈默香、程砚秋等。

本文以《剧学月刊》为中心，研究在期刊传媒的影响下戏曲批评的变革。

一、戏曲批评主体的转变

民国期刊作为现代传媒，构成了戏曲传播的平台。民国期刊作为当时戏曲批评的场域，聚集了众多的戏曲批评家，他们参与期刊的编辑、撰稿等，构成了戏曲批评的主体，推进了戏曲批评的变革。传统的戏曲批评家身份多为文人知识分子、戏曲演员等。民国时期，伴随着大众传媒对戏曲传播的介入，戏曲批评主体身份更加多元化。其中既有著名的表演艺术家，又有一些文人知识分子。文人与伶人的共同努力，打破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期刊杂志的出现，改变了戏曲传播的场域，也改变了戏曲传播的机制。期刊杂志是周期运行，持续供稿和出版，因此需要一批文人参与其中，因此民国戏曲批评现代转换的形式之一是戏曲批评主体的转变。

这种改变主要体现为两个方面：

（一）戏曲批评群体的诞生

传统的戏曲批评往往是个人化的，例如王骥德的《曲律》、李渔的《闲情偶寄》，乃至序跋、笔记等批评大都依赖于个人，很少有相对集中的群体戏曲批评家。随着期刊传媒的出现，这种状况发生了改变。期刊的创办者往往是一群思想主张相近的戏曲家和学者，它们聚集在一起，共同完成一种使命；同时期刊杂志的出版有一定的周期，为了保证充足的稿源，大量的传媒学者、知识分子介入戏曲的生产与传播，形成了现代意义上的戏曲研究社团，例如上海的国剧保存社、北京的昆曲研究会、国剧保存学会等。这些戏曲社团组织各方面力量，分配各种角色，共同致力于戏曲批评。这和传统的戏曲班社、戏曲文人等已经有了很大区别。

（二）戏曲批评群体身份的多元化

从《剧学月刊》来看，戏曲批评群体的身份更加多元化，其中既有陈墨香这样的戏曲作家（陈墨香为荀慧生写戏曲，荀慧生的许多戏曲都来自于陈墨香的戏曲创作），有杜颖陶、曹心泉这样的曲家，有刘守鹤这样的戏曲史家，更有程砚秋这样的京剧名家和徐凌霄这样集名记、名票于一身的传媒学者。这种多元化的身份造成戏曲批评的多元化，弥补了戏曲研究、戏曲批评单方面的不足。其中，程砚秋不满足做一个名伶，对于戏曲理论进行探索，对戏曲改良提出了建设性意见；尤其是出访德国、法国，在跨文化的比较中引发了诸多中国戏剧的思考，从而引发了其戏曲批评思想的变革。徐凌霄学贯中西，又深谙报刊与戏曲，其戏曲批评体现出了明显的现代性特征，具有中西比较的视野，能够跳出戏曲本身来看戏曲。可以说，戏曲批评身份的多元化，形成了《剧学月刊》戏曲批评多元化。而戏曲批评家的现代性身份促使《剧学月刊》中的戏曲批评具有较强的现代性色彩。

作为戏曲传播的重要期刊，《剧学月刊》的创立者有着强烈的文化传播、文化担当的愿望和勇气。野鹤《曲学通论与词余讲义》“出版事业和普通营业是两样的，普通营业，不妨纯以牟利为目标，出版事业，则于求利之外，更担负有发扬文化的使命。所以，执此业者，如果不在文化上着眼，及时幸能利市十倍，也难免落个文化罪人的称号。”［1］《剧学月刊》作为南京戏曲音乐院的刊物，具有很强烈的文化担当意识，这种文化担当意识使其在1930年代独树一帜，成为不可多得的严肃的戏曲刊物。

二、民国期刊中的戏曲批评内容

传播内容考察是传播学的核心部分。民国戏曲期刊中的批评传播是其核心部分。民国期刊中的戏曲批评内容基本涵盖了戏曲批评的诸多方面，主要的戏曲内容有：

（一）对于命运和戏曲价值的关注和思考

对于戏曲命运的关注一直是民国戏曲期刊的主要内容。杜璟《中国戏剧之价值——新国剧问题之二》对于戏曲命运的思考一直存在于民国戏曲期刊中。戏曲的危机、戏曲改良一直是20世纪戏曲传承与发展的核心问题。周志辅的《北平皮黄戏前途之推测》（《剧学月刊》第2卷第2期）在京剧盛行时期敏锐察觉了其中的危机，并给出了建议。《剧学月刊》中还有许多关于戏曲价值的探讨。例如《剧学月刊》中刘守鹤的《戏剧》、陈光尧的《最近西安之戏剧》等都是对戏曲价值探讨的文章。刘守鹤的《戏剧》特别强调了戏剧本身的艺术性，突出强调了其艺术价值。“能以大多数人为对象，能给人们以快感的艺术，才是文学化的艺术……戏剧的手段是艺术，尤其是文学化的艺术。”［2］陈广尧《最近西安之戏剧》则是说明戏剧与人民国家的关系，将戏剧提高到人民国家的高度来认识。“戏剧感人之力极深，乃社会教育之一，与人民国家均至有关系。西洋各国学校众多，故人民之教育尚不全赖戏剧为力。若中国则大不然：现在姑且无论一般普通城市及乡村中之学校很少，或且绝无，即有多数学校之通都大邑，其教育亦焉少数富贵人所特享，民众殆不能问津。因此，我国今日之数万万男女乡民，其所有知识，除自己耳闻目见者外，大半尚皆由观聆戏剧而得之。”［3］

（二）戏曲教育问题也是《剧学月刊》关注的焦点

《剧学月刊》创办依托于南京戏曲音乐院北平分院，这本身就是一个专门的戏曲学校。《剧学月刊》的编辑们和主要撰稿者自然会探讨民国时期戏曲教育的问题。徐凌霄《献给南京戏曲学校》涉及到戏剧的问题。他指出，南京戏曲学校的宗旨是研究戏剧艺术养成实用人材。程砚秋游历欧洲各国，发表《自柏林致本所同人书》在《剧学月刊》上，其中介绍了欧洲各国的戏剧教育方法，并与中国戏曲教育相互比照。“教授都取的单人教法，各个学生课程时间表都不同。教授们教法也好，循循善诱，不像我们从前那种待遇。”“原来外国人看戏剧家，又是一种眼光，地位是很高的。想到国内清形，那就不必说了！”［4］中西的交流，视野的开阔，使民国时期的文人、伶人对戏曲教育问题的理解更为深入。

不仅如此，《剧学月刊》还关注戏曲剧目整理和戏曲批评方法革新。陈墨香的《京剧提要》对京剧剧目进行搜集和整理。马肇延的《旧剧的导演术及其导演权威之建设论》（《剧学月刊》，第5卷第1期）通过旧戏与新戏的比较，指出旧戏在戏曲导演上的重要性，同时指出了戏剧导演的原则和方法，提出了解决旧戏导演的要求和当时的解决方法。

在戏曲批评方法上，民国戏曲批评逐渐朝着系统化、科学化的方向发展。《剧学月刊》中的戏曲批评注重对京剧、地方戏曲系统阐述，不同于琐碎的戏曲评点，体现了较好的学术意识。例如徐凌霄发表在《剧学月刊》上的《皮黄文学研究》系统阐述其对皮黄文学的认识和理解，是京剧文学领域非常系统科学的论文。他指出了当时文学界对于戏曲的轻视，主动提升了戏曲的地位。他将皮黄文学界定为两个方面：一个是“艺术化的社会文学”，二是戏台上的立体文学。［5］（《皮黄文学研究《剧学月刊》第三卷第8期第4页）指出戏曲文学不是文学的附属，这种认识还原了戏曲作为文学和表演的双重身份，即使是称其为戏曲文学，也应该是立体的活动的文学。此外，《剧学月刊》也尝试从西方理论的视角去认识传统戏曲特别是京剧。

三、传统戏曲批评文体的现代转型

五四以来，戏曲批评文体发生了很大的转型。尤其是作为公共领域的民国报纸、期刊的出现，则更加剧了戏曲批评文体的转型。民国期刊中的戏曲批评文体一方面是在传统戏曲批评文体的基础上进行革新，另一方面在期刊载体的基础上出现了新型的戏曲批评文体。

（一）传统戏曲批评文体的发展和革新

传统文学批评中的语录体、剧话体、书信体、传记体等都在传统形式的基础上继承并有了发展。中国古代戏曲批评有序跋体，即戏曲的篇头一般有作者或其它的序，剧本后面有做的跋。序和跋中有诸多的戏曲批评观点。民国期刊和报纸不同于剧本或者戏剧的专论书籍，编辑或创作者的思想一般放在创刊号中来阐发或者放在期刊的前面，作为卷头语。中国历代有诗话、词话，到了明清出现了曲话、剧话。第一篇剧话一般认为是清代李调元的《剧话》。《剧话》则是从综合艺术的角度漫论戏剧的起源、脚色、道具、声腔和本事。剧话体戏剧批评是民国期刊中最常用的戏剧批评文体，比较著名剧话体批评在《剧学月刊》中有《凌霄汉阁剧话》《墨香剧话》等。这些剧话篇幅短小，持续连载，批评细腻。中国古代文论中就有许多著名的文学批评采用书信体来表达的，例如白居易的《与元九书》、韩愈的《答李翊书》、欧阳修的《答吴充秀才书》等。《剧学月刊》中的书信体批评有程砚秋的《自柏林致本所同人书》、张舜九的《上李石曾先生书》、荀慧生的《答萧标肃评飘零泪书》等。《剧学月刊》又开辟通信栏，专门刊登书信往来，与读者进行沟通。传记体批评在中国古代早已有之，《剧学月刊》中则有专门记载伶工的《伶工专记》。

（二）由于期刊载体的出现，许多与期刊相关的戏曲批评文体出现

随笔体批评文体主要是西方随笔的影响而发展起来的，其中法国散文家蒙田和英国散文家培根的影响最大。现代文坛上，曾几度出现随笔体批评文体繁荣兴盛的景象，涌现了诸如鲁迅、周作人、林语堂、丰子恺、梁玉春、梁实秋等一大批散文家。《剧学月刊》中有绿依的秋叶随笔，专门记述戏曲。随着现代传媒的发展，新型的戏曲批评文体呈现出来，演讲稿、读者通信、发刊词、投稿启示、戏曲广告、编辑按语、编后记等新书广告等开始出现，在《剧学月刊》中就有发刊词、编辑大纲、研究大纲、演讲稿等新型的戏曲批评样式。与此同时，《剧学月刊》也刊载戏曲演员、票友等剧照和其它图像，这也是照相技术发展形式下的新型的批评样式。这些新型的批评文体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戏曲批评的形式，丰富了戏曲批评的样式，同时促进了戏曲的传播。

四、戏曲批评转型的原因及其影响

以上我们呈现了以《剧学月刊》为中心的民国期刊戏曲批评的状况。可以看出，民国时期的戏曲批评，与传统的戏曲批评相比，已经发生了很大的变化。那么，这种改变的原因在哪里呢？对戏曲批评产生了怎样的影响呢？

民国时期戏曲批评改变的原因：

（一）戏曲传播方式的现代变革

同传统的戏曲的舞台传播、剧本传播相比，近代以来报刊媒体的大量出版和涌现，改变了戏曲传播的媒介环境。戏曲传播不仅局限于舞台传播、文本传播，同时借助报刊的公共领域，扩大影响。期刊杂志定期出版，保证了信息的新颖性和持续性，使戏曲信息的传播更为快捷，更为多样化。对于戏曲批评而言，借助于期刊杂志，不仅可以赢得更多的受众，而且可以成为一种职业，名利双收。可以说，期刊杂志的出现，媒介环境的改变是戏曲批评转换的原因之一。

（二）文化语境的变化

近代以来，尤其是五四以来，新旧文化的冲突，中西文化的冲突逐步成为当时的文化语境。在这种形式下，戏曲批评一方面坚持传统，另一方面对戏曲的现实问题进行关注，积极探寻改良的方案。还有西方文化的引进，话剧在中国的发展，这些都进一步促使戏曲界进行反思。表现在戏曲批评层面，运用跨文化研究的方法思考戏曲问题，进行戏曲与话剧的比较，重新探寻戏曲自身的价值，成为这个时期戏曲界关注的焦点。

（三）从戏曲自身来看

戏曲在近代以来发展迅速，伶人的地位进一步提升，但是也滋长了许多弊端，造成了戏曲发展的危机。戏曲改良是20世纪戏曲史上一直绕不开的话题，戏曲自身的改良不仅仅是外部环境的推动，也是戏曲自身在继承与发展之间挣扎的反映，这种挣扎一直持续到当下。戏曲究竟如何改革和发展，至今仍然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可以说，戏曲内部继承与发展的需求是民国时期戏曲批评转换的原因之一。

［1］ 野 鹤.曲学通论与词余讲义［J］.剧学月刊，1935（12）：40－46.

［2］ 刘守鹤.戏剧［J］.剧学月刊，1932（11）：27－30.

［3］ 陈光垚.最近西安之戏剧［J］.剧学月刊，1932（11）：31－58.

［4］ 程砚秋.自柏林致本所同人书［J］.剧学月刊，1932（11）：7－11.

［5］ 徐凌霄.皮黄文学研究第一辑［M］.北平：世界编译馆北平分馆，1936：6.

（责任编辑：倪向阳）

J802

：A

：2095－4476（2017）03－0081－03

2016－12－26；

2017－02－23

湖北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重点项目（14D063）

单永军（1978—），男，山东宁阳人，湖北文理学院文学院新闻系副教授，博士，主要研究方向：戏剧影视美学、戏剧影视传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