瞿 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刘勰对曹丕文学鉴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

瞿 慧

（陕西师范大学 文学院，陕西 西安 710119）

刘勰对于文学鉴赏的观点是与曹丕一脉相承的，很多观点与例证同曹丕类似，二人对于文学鉴赏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二人也都从主客观角度对文学鉴赏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客观方面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刘勰发展为文章八体说；主观方面曹丕提出文气说，刘勰发展为体性论。刘勰对曹丕文学鉴赏理论最主要的发挥在于方法论层面，曹丕提出“审己度人”，仅是从品德修养层面对批评家提出了要求，要求批评家们有宽阔心胸，认识到文体与文人气质的差别从而进行客观评论。而刘勰则对文学鉴赏方法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要求鉴赏者具备良好的鉴赏素质，能够将作家先天气质同后天实践学习即才气学习结合起来，做到“博观”，还要具有公允态度“无偏于憎爱”，同时使用“六观”的批评方法。相比曹丕的零散而不够完备的观点，刘勰对这些曹丕初步提到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具体系的文学鉴赏理论。

曹丕；刘勰；《典论·论文》；《文心雕龙·知音》

魏晋南北朝时期可谓是一个俊才云蒸的时代，以三曹为代表的邺下文人集团引领了这一时代的文学潮流，这一时期形成的“建安风骨”备受后人推崇，“骨气端翔，音情顿挫，光英朗炼，有金石声”［1］230是陈子昂对这一时代文学风格特色的概括。“魏晋南北朝是中国政治上最混乱、社会上最痛苦的时代，然而却是精神史上极自由、极解放，最富于智慧、最浓于热情的一个时代。”［2］208同时，这一时代也是中国文论史上一个活跃而兴盛的时期，从中国文论史上第一部专论曹丕的《典论·论文》到可以媲美亚里士多德《诗学》的中国文学理论鸿篇巨著刘勰的《文心雕龙》，文学理论的发展日臻完善。《典论·论文》从评论作家出发，论及各种文体的特点，文章的地位和作用、文学批评应有的态度等［3］70。无论是在文学创作、文学批评还是文学价值方面都对刘勰产生了深刻影响，本文着重从文学鉴赏理论入手，来分析刘勰对于曹丕文学鉴赏理论的继承和发展。曹丕早在《论文》中就提出了文学批评中存在的不良现象及其原因，刘勰在《知音》篇中详细而系统的分析了文学鉴赏中存在的问题、原因，同时提出了完备而系统的文学鉴赏的正确方法，从文论思想及篇章内容都可见曹丕文论对刘勰的深刻影响，刘勰在继承了曹丕的文学鉴赏理论的同时对文学鉴赏的问题着重从方法论角度进行了完善和发展。

一、文学鉴赏中存在的不良现象

在《典论·论文》和《文心雕龙·知音》中作者都首先对文学鉴赏中存在的问题进行了分析，在这个问题上二人表述不同但传达的思想是一致的，论述这几种不良现象时刘勰所举之例同曹丕类似，同时也在文中引用了曹丕观点，“故魏文称：‘文人相轻’，非虚谈也。”［4］714可见曹丕对刘勰的影响，二人对这三种文学鉴赏的不良现象都是持批评态度的。

（一）“文人相轻，自古而然”与“崇己抑人”

曹丕在《典论》开篇就论述了“文人相轻，自古而然。傅毅之于班固，伯仲之间耳，而固小之，与弟超书曰：‘武仲以能属文为兰台令史，下笔不能自休。’”［4］158这里曹丕列举了傅毅和班固的例子，傅毅与班固的才华不相上下、不分伯仲，但是班固却瞧不起傅毅，在写给其弟班超的书信中说道：傅毅是凭借能写文章才做了兰台令的，他作文连篇累牍、喋喋不休。在《知音》篇中作者感叹“知音其难哉！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3］713作者列举了三种文学批评的不良现象，其一便是“才实鸿懿，而崇己抑人者，班曹是也”。这里作者也列举了班固和傅毅的例子，同时还列举了曹植的例子来说明崇己抑人的问题。曹植在《与杨德祖书》中贬低孔璋，认为其词赋“画虎不成反类狗者也”，丁廙请他修饰自己的文辞，曹植便赞赏丁廙，将其誉为美谈，将爱诋毁别人文章的刘修比作田巴。无论是曹丕还是刘勰都是反对这种推崇自己、贬低别人的不良文学批评态度的。

（二）“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与“贵古贱今”

曹丕提出“常人贵远贱近，向声背实”，一般人都好崇尚古人以及古代的作品，认为古代的才是高尚而优秀的，而看不起今人的作品，向往名声而背离实际。刘勰也提出“夫古来知音，多贱同而思古。所谓‘日进前而不御，遥闻声而相思’也。”［5］713常人总是轻贱同时代的人而思慕古人，天天在面前的话不信用，远远闻见其名声又思念。作者列举秦皇汉武的例子批评了“贵古贱今”的现象，在韩非《储说》刚出来的时候，在司马相如的《子虚赋》刚写成的时候，秦始皇和汉武帝都恨不得跟他们同时，求贤若渴，惜才如命。而到了真正召到身边后，韩非后来却被秦始皇囚禁而死，司马相如也被汉武帝所轻视，这岂不是对同时代的人的轻贱吗？这种贵古贱今、贵远贱近的不良态度也是二人所共同反对的。

（三）“暗于自见，谓己为贤”与“信伪迷真”

曹丕认为常人多不能正确审视和评估自己，看不到自己的缺点，总是认为自己才是最贤能的人才。“夫人善于自见，而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是以各以所长，相轻所短。里语曰：‘家有弊帚，享之千金。’斯不自见之患也。”［4］158实际上，人们总是只能看到自己的优点，文章体裁多种多样，很少人能够擅长各种体制，很多人以自己所擅长的来轻视别人所不擅长的。用俗话说就是：就算是自家的一把破笤帚，也觉得它价值千金。这都是自己看不到自己文章的毛病。刘勰在《知音》篇中列举楼护的例子批评“信伪迷真”的现象，楼护学识不够格评论文章，却凭主观臆断轻率发言，说司马迁著述《史记》请教东方朔，把谬误当做真实，被人耻笑。这种主观臆断的文学鉴赏态度是不正确的，进行文学鉴赏必须要有客观公正的态度，能够正确审视自己和评价他人也是二人的共识。

二、文学鉴赏之难的原因分析

要对文章做好正确的批评和鉴赏，实属不易，而除了上述常人所存在的一些不良现象和偏见导致了文学批评的偏颇，刘勰和曹植都就文学批评之难的主客观原因进行了阐述，在《风骨》篇中刘勰有引用曹丕原文：“故魏文称‘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6］335虽阐述有别但可以发现二人对原因分析的本质和内容却是一致的，可见刘勰在继承曹丕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理论的剖析：

（一）客观方面：“文本同而末异”与“篇章杂沓，质文交加”

曹丕认为文体各有不同，没有能够各体兼善的。“夫文本同而末异，盖奏议宜雅，书论宜理，铭诔尚实，诗赋欲丽。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4］158在这里，曹植提出了“四科八体说”，他认为文本的本质都是一样的，那便是用语言文辞来表达内容，但具体的细枝末节是不同的，如文章的体裁、形式、风格等等。所以，奏章议论等文体应该文雅，书信论说等文体适合说理，铭文诔文应当忠于事实，诗词歌赋应当尽量语言优美形式华丽一点。文体种类繁多，形式千变万化，很少有人能够做到各体兼善，所以大多数人都是有所偏好的，只有通才才能兼善各体，这便造成了批评鉴赏的困难。

刘勰认为“篇章杂沓，质文交加”是文学批评之难的客观原因，“然鲁臣以麟为麏，楚人以雉为凤，魏民以夜光为怪石，宋客以燕砾为宝珠。形器易征，谬乃若是；文情难鉴，谁曰易分？”［5］714鲁国臣子将麒麟当做麋鹿，楚国人将野鸡当成凤凰，魏国人将夜光璧当成怪石，宋国人将燕山的石子当做宝珠。器物容易区分还有这么多的谬误，而文情本来就难以鉴别品评，怎么能够区分清楚呢？在《体性》篇中，刘勰提出文章八体的分类：“若总其归途，则数穷八体：一曰典雅，二曰远奥，三曰精约，四曰显附，五曰繁缛，六曰壮丽，七曰新奇，八曰轻靡。”［5］505八种文体又因人而异，千变万化，从而导致文体丰富多彩，奇谲变幻，这便使得文学批评变得更加困难。

（二）主观方面：“文以气为主”与“知多偏好，人莫圆该”

曹丕在《典论》中提出了导致文学批评之难的主观原因“文气论”，“文以气为主，气之清浊有体，不可力强而致。譬诸音乐，曲度虽均，节奏同检，至于引气不气，巧拙有素，虽在父兄，不能以移子弟。”［4］158文章以“气”为主导，“气”又分为清气和浊气，这不可强求获得。就像是各种音乐曲调和节奏虽然有一定的衡量尺度，至于每个人的运气行声都有差异，技巧也有拙劣之分，就算是父亲和兄弟也无法传给儿子和弟弟。每个人的风格气质都不同，所以文学批评鉴赏很难有一个衡量标准，文中曹丕举例论述王粲最擅长作词赋，徐干的文章时而有齐人习气，应玚的文章平和但缺乏雄壮之气，刘桢的文章虽然雄壮但不够细密，孔融虽然体气高妙、词采华美，有过人之处，但是立论说理不足，文中甚至夹杂嘲弄文辞，这种因人而异的主观方面造成的品评之难是难以规避的。在曹丕的《与吴质书》中，同样结合七子的个性风格对其文章优劣进行了论述，正是因为文人气质风格的千差万别、因人而异，导致了文学样式和内容的千变万化，这也造成了文学批评的困难。

刘勰在《知音》篇中则提出“知多偏好，人莫圆该。慷慨者逆声而击节，酝藉者见密而高蹈；浮慧者观绮而跃心，爱奇者闻诡而惊听。会己则嗟讽，异我则沮弃，各执一隅之解，欲拟万端之变，所谓‘东向而望，不见西墙’也。”［5］714人的爱好各不相同，没办法做到周全兼备的看待问题。慷慨的人听激昂的乐调就会击节赞赏，含蓄蕴藉的人见到细密的文章就会很开心，浮华的人看到绮丽的作品就很高兴，爱好怪奇的人喜爱听诡异之事。符合自己爱好的就称赞，不喜欢的就很沮丧，各执自己的片面见解，要想体味千变万化，就像“面向东墙，看不到西墙”。在《体性》篇中作者也论述了气质风格对文体的影响，“夫情动而言形，理发而文见，盖沿隐以至显，因内而符外者也。然才有庸俊，气有刚柔，学有深浅，习有雅郑，并情形所铄，陶染所凝，是以笔区云谲，文苑波诡者矣。”［5］505人们的情受到感动了往往体现为语言，道理则表达为文章，这就是将藏与心中的情理表现为外在的语言文章，表里应当是相符的。但是人们的才华有平庸俊朗之分，气质有刚健柔和之分，学识有深浅之分，习惯有高雅通俗之分，这是由人的情性所决定，也受后天的影响所致，进而造成创作的奇谲变化。作者接着提出“气以实志，志以定言，吐纳英华，莫非情性。”［5］506气质能够充实情志，情志可以确定文章的语言，文章的华美精致与否，无不与人情性有关。作者列举了很多例子，如贾谊性格豪放，所以文辞清新高洁；司马相如为人狂放，所以文辞浮靡华艳；杨雄性格沉静，所以文辞含蓄；刘向为人简易，文章中志趣明显而且用事广博；班固文雅，所以文章细密精致；张恒渊博，所以考虑周到辞藻细密；王粲性情急躁，所以锋芒毕露才识果敢；刘桢性格偏隘，所以多豪壮惊骇之辞；阮籍洒脱，所以情志高远；嵇康好爽，所以作品兴高采烈；潘岳轻率敏捷，所以文辞锋利音节晓畅；陆机性格矜重，所以内容繁复隐晦。除此以外刘勰还在《才略》篇中对七子进行了客观的评价，“确可谓古代批评史上作家论的洋洋大观。”［7］216刘勰能够看到作家个性气质以及才、气、学、习的差别。“触类以推，表里必符，岂非自然之恒资，才气之大略哉！”［5］506作者认为内在性格同文章必然是表里一致的，作者的天赋气质都是体现在作品中的，正是每个人的气质才识的千差万别，也导致了文学批评和鉴赏的困难。

三、进行文学鉴赏的正确方法

文学的批评与鉴赏并非易事，它不仅受到纷繁杂多的文体风格的影响，而且受到批评者的性情气质以及偏好的影响，如何客观公允的进行文学批评呢？曹丕在《典论》中简略谈到“审己以度人”，刘勰则在《知音》篇中提出了系统而详细的文学批评方法：

曹丕在《典论》中针对文学批评的不良现象，首先，批评者要有开阔而包容的胸襟，“文非一体，鲜能备善”，文章并非只有一种体制一种风格，鲜少有能够兼备众体的；“此四科不同，故能之者偏也，唯通才能备其体。”［4］158文章分四科八体，多数人都有所偏好，通才少之又少，所以在进行文学批评和鉴赏时，需要有宽阔的胸襟去海纳百川，接受各种各样的文学体裁；文学风格，也要有包容的气度去接纳性情气质各不相同的文人的作品，做到正确客观公正的审视他人作品。其次，作者提出“盖君子审己以度人，故能免于斯累”。“文人相轻”这种倾向连才明远扬的建安七子都有，“斯七子者，于学无所遗，于辞无所假，咸自以聘骥騄于千里，仰齐足而并驰。以此相服，亦良难矣！”［4］158七子在在学问上没有什么遗漏的，在文辞上更是能自铸伟辞，在文坛上骐骥千里，并驾齐驱。都自恃才高，想让他们故乡钦佩，是很困难的。所以作者指出批评者该有的品质，要能够正确审视自己再去公正的衡量他人，这样就可以免于“文人相轻”这种不良风气的拖累，从而更好的对文学作品进行批评鉴赏。再者，曹丕在批评实践中也能够从自身做起，对文人进行客观公允的评价，在他写给好友的《与吴质书》中，对七子文学创作中的优点和不足都有客观的评价，无私爱憎。作为邺下文人集团领导者来说，从自身做起进行客观的文学品评也是对文学批评健康风气的良好引导。

刘勰在《知音》篇中则提出了正确进行文学批评的具体方法：首先，“圆照之象，务先博观”，要提高批评者的鉴赏素质，对作品进行“博观”，全面观察，因为“凡操千曲而后晓声，观千剑而后识器”，“阅乔岳以形培嵝，酌沧波以喻畎浍”［5］715，操练千支曲子后就会知晓音乐了，观看千把宝剑后我们就能识别宝器了。见过高山才会看出土堆的矮小，见过沧海才会发小溪流的浅。观察的多了，我们鉴赏文章的本领自然提高了，不会受太多外物干扰。其次，“无私于轻重，不偏于憎爱，然后能平理若衡，照辞如镜矣。”［5］715主观上要做到不偏不倚，没有私心和偏见，这样才能像称量东西一样公正的品评文章，像照镜子一样明晰的鉴赏作品。第三，“是以将阅文情，先标六观：一观位体，二观置辞，三观通变，四观奇正，五观事义，六观宫商。斯术既行，则优劣见矣。”［5］715评论文章若做到观察文体安排、文辞布置、文学的继承与发展、奇与正的表现方法，事义运用，作品的音律这几个方面的情况，那么对文章的批评也不会过于偏颇。最后作者总结道“夫唯深识鉴奥，必欢然内怿，譬春台之熙众人，乐饵之止过客，盖闻兰为国香，服媚弥芬；书亦国华，玩怿方美。”［5］715只有具备高深的认识能力和鉴赏能力，才会看到文章奥妙之处，内心才会欢悦。文章作品乃国之精华，唯有认真玩味欣赏才能领略它的美之所在。

通过以上比较分析可以发现刘勰对于文学鉴赏的观点是与曹丕一脉相承的，很多观点与例证同曹丕类似，二人对于文学鉴赏中存在的问题的看法是一致的，二人也都从主客观角度对文学鉴赏困难的原因进行了剖析，客观方面曹丕提出四科八体说，刘勰发展为文章八体说；主观方面曹丕提出文气说，刘勰发展为体性论。刘勰对曹丕文学鉴赏理论最主要的发挥在于方法论层面，曹丕提出“审己度人”，仅是从品德修养层面对批评家提出了要求，要求批评家们有宽阔心胸，认识到文体与文人气质的差别从而进行客观评论。而刘勰则对文学鉴赏方法提出了系统完整的理论，要求鉴赏者具备良好的鉴赏素质，能够将作家先天气质同后天实践学习即才气学习结合起来，做到“博观”，还要具有公允态度“无偏于憎爱”，同时使用“六观”的批评方法。相比曹丕的零散而不够完备的观点，刘勰对这些曹丕初步提到的观点进行了系统的总结和发挥，在继承的基础上建立了更具体系的文学鉴赏理论。

［1］ 袁行霈.中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9.

［2］ 宗白华.美学散步［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1.

［3］ 王运熙.中国文学批评史新编：上［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7.

［4］ 范文澜.文心雕龙注：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5］ 郭绍虞.历代文论作品选：第一卷［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1.

［6］ 刘 勰.文心雕龙［M］.王运熙，周 锋，译注.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10.

［7］ 刘 勰.文心雕龙［M］.李 平，桑 农，注评.南京：凤凰出版社，2011.

［8］ 张少康.中国文学理论批评发展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5.

［9］ 丁 彦.论刘勰对《典论·论文》思想的继承与发展［J］.安庆师范学院学报，2013（1）：48－51.

［10］ 刘 畅.曹丕对刘勰影响三论［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3（1）：115－123.

Cao Pi’s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Theory：Liu Xie’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QU Hui
（School of Literature，Shaanxi Normal University，Xi’an 710119，China）

Liu Xie criticized three kinds of unhealthy phenomena existing in the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in Wen Xin Diao Long·Bosom Friend，he analyzed the reason for the difficulties in the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and objectively put forward the system method for this problem，which is in consistent with Cao Pi’s literary theory in Dianlun· Lunwen.Meanwhile he summarized the method of literary appreciation on the basis of Cao Pi’s.Based on the com⁃parison，we can find Liu Xie’s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from the literature appreciation theory of Cao Pi.

Cao Pi；Liu Xie；Dianlun·Lunwen；Wen Xin Diao Long·Bosom Friend

I206

：A

：2095－4476（2017）03－0011－04

（责任编辑：陈道斌）

2016－11－14；

2016－12－20

瞿 慧（1993—），女，陕西安康人，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