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北京·丁启阵

常常听人感慨历史的无情，而我却认为，历史是饱含感情的记忆。

因为，历史有自己鲜明的是非立场和善恶判断，它不会做你好我好大家好的和事佬；它只记住那些做过有益之事的人，至于这些人生前多么低贱，多么贫穷，多么落魄，它一概不予计较；而那些富可敌国之辈，尽管他们的名字曾经被人们热烈地歌颂过，被到处刻印在坚硬的金石上，但如果没有做过真正有益之事，他们的名声，也会随着肉身的腐烂而消失得无影无踪。

我的这一番感慨，源自跟几个老朋友酒中的闲谈。在有烤羊肉黑啤的席间，大家热烈谈论某商界巨子携当红男女明星拜访某欺世盗名大师的旧闻时，我看了眼身旁的胡不归，冒出如下一番话语：“别看那些富豪生前风光无限，蹦跶得挺欢，但一百年一千年之后，很可能不再有人记得他们的名字。而我们的老朋友胡不归，别看他现在身无分文，没准千百年之后，人人都在谈论他，有许多硕士博士通过研究他写他，获得学位。就像今天人们谈论屈原陶渊明，谈论李白杜甫，谈论苏格拉底，谈论梵高一样。为什么？因为他有《荆棘场上的散步》《辍耕微吟集》等著作传世！”

对我的这一番理论，有人表示赞同，有人表示反对。反对者说，我这样讲，实际上是我们这些文史专业的人的自我感觉，是自我安慰，普通老百姓并不怎么理会屈原陶渊明李白杜甫苏格拉底梵高。

我当时是这样反驳的：“中小学语文教科书，是搞语文教学的人编写的。但作为识字课本，是人人都要学习的，不分文科理科，不管他们日后从事什么行业。所以，文学家的知名度是可以覆盖全社会的。”

事后想想，我的反驳当然并不全面，历史的聚光灯并非只照在文学家身上。历史舞台上，带家字的，哲学家、思想家、艺术家、教育家、政治家、军事家、科学家、发明家、武术家等等，也都享受追身灯光的荣耀。古人所说的三不朽，立德、立功、立言，只要一方面有可取之处，都可能流芳百世。

也许有人会扩大一下范围，说所谓历史，就是文化人的自我感觉，自我安慰。那么，我也可以补充说：民间传说，基本上也是这个套路。那些被修了庙、塑了身，享受香火缭绕，享受果品供奉的男女，有几个是因为生前大富大贵，而不是他们或多或少做过令人敬重、有益于他人的事情的？有人会说，范蠡应该是古代的马云吧，应该是毫无疑问的年度财经人物，可能还是列国首富，但是，他的名字之所以流传后世，主要还是沾了美女西施的光。实际上，范蠡是个仗义疏财之人，曾经几次散尽家财，接济贫穷亲友，要不是有这种慈善行为，可能跟西施的浪漫故事也不会永垂不朽。

中国是史书大国，正史、野史、断代史、纪传体、列传、外传，浩如烟海，入选人物，动辄成千上万。尽管如此，那些生前锦衣玉食、甲第连云的财经人士，仍然难以跻身其间。他们有钱请文学大师给自己写行状，写墓志铭，请最有名的书法家给他们书写刻石。但最终仍然逃不过湮灭无闻的宿命。而那些生前吃糠咽菜、破衣烂衫、无立锥之地的落魄文人，死后往往能尽享尊荣。不说李白杜甫这样的超一流诗人，就连贾岛，这位生前经常为填肚子活命犯愁的三四流诗人，千百年之后，也有人修了高大的陵墓豪华的庙宇，祭祀他，纪念他。

著名历史学家司马迁，淘气了一下，以赞赏的态度，把原本不上台面的滑稽人士、游侠、刺客，煞有介事地写进了史书，而那些家里有着金山银山的阔人，却一概不予理睬。后代有史学家把这类人物写进史书的，也一个个都是不学无术、愚蠢不堪的反面形象。

历史还有个有趣的现象：无论多么强大的机构，名声都无法跟穷困潦倒的三四流文人相提并论。郊寒岛瘦，家弦户诵，妇孺皆知，但是历朝历代那么多太学、国子监，有几个人记得它们？

一两句有趣的诗文，胜过亿万财富，胜过威严的衙门。表面上看，历史是由读书人、历史学家书写的。但实际上，标准是由人心、民心决定的。不以人心、民心的标准为标准的历史著作，自身也难逃湮灭的命运，这大概就是历史之所以是饱含感情的记忆的原因所在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