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白先勇

讲到我的小说启蒙老师，第一个恐怕要算我们从前家里的厨子老央了。老央是桂林人，有桂林人能说惯道的口才，鼓儿词奇多。因为他曾为火头军，见闻广博，三言两语，把个极平凡的故事说得妙趣横生。

冬天夜里，我的房子中架上了一个炭火盆，灰炉里煨着几枚红薯，火盆上搁着一碗水，去火气。于是老央便问我：“昨天讲到哪里了？”“薛仁贵救驾。”我说。老央正在给我讲“薛仁贵征东”。那是我开宗明义第一本小说，而那银牙大耳，身高一丈，手执方天画戟，身着银盔白袍，替唐太宗征高句丽的薛仁贵，便成了我心中牢不可破的英雄形象，甚至亚力山大、拿破仑，都不能跟我们这位大唐壮士相比。老央裹着他那件油渍斑斑，煤灰扑扑的军棉袍，手指甲里乌黑黑尽是油垢，一进来，一身的厨房味。可是我一见着他，便如获至宝，一把抓住，不到睡觉，不放他走。那时正在抗日期间愁云惨雾的重庆，我才七八岁，便染上了二期肺病，躺在床上，跟死神搏斗。医生在灯下举着我的X光片指给父亲看，父亲脸色一沉——因为我的右边肺尖上照出一个大洞来。那个时候没有肺病药，大家谈痨色变，提到肺病两个字便乱使眼色，好像是件极不吉祥的事。家里的亲戚佣人，一走过我房间的窗子便倏地矮了半截弯下身去，不让我看见，一溜烟逃掉，因为怕给我抓进房子讲“故事”——我得的是“童子痨”，被传染上了还了得。一病四年多，我的童年就这样在与世隔绝中虚度过去。我很着急，因为我知道外面世界有许许多多好玩的事情发生，我没份参加。嘉陵江涨大水，我擎着望远镜从窗外看下去，江中浊浪冲天，许多房屋人畜被洪流吞没。我看见一些竹筏上男男女女披头散发，仓皇失措，手脚乱舞，竹筏被漩涡卷得直转，我捶着床叫：“嗳、嗳！”然而家人不准我下来，因为我还在发烧，于是躺在床上，眼看着外面许多生命一一消失，心中只有干着急。

得病以前，我受父母宠爱，在家中横行霸道,一旦隔离，拘禁在花园山坡上一栋小房子里，我顿觉备受冷落，变得郁郁不得志。一个春天的傍晚，园中百花怒放，父母在园中设宴，一时宾客云集，笑语四溢。我在山坡的小屋里，悄悄掀开窗帘，窥见园中大千世界，一片繁华，自己的哥姊，堂表弟兄，也穿插期间，个个喜气洋洋。一霎时，一阵被人摈弃，为世所遗的悲愤兜上心头，我禁不住痛哭起来。

那段期间，火头军老央的《说唐》，便成为我生活中最大的安慰。我向往瓦岗寨的英雄世界，秦叔宝的英武、程咬金的诙谐、尉迟恭的鲁莽，对于我都是刻骨铭心的。当然，《征西》中的樊梨花，亦为我深深喜爱。后来看京戏《樊江关》，樊梨花一出台，头插雉尾，身穿锁子黄金甲，足蹬粉底小蛮靴，一声娇叱，顾盼生姿，端的是一员俊俏女将，这在我看来已然眼熟，因为我从小心目中便认定樊梨花原该那般威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