耿 阳，朱 红

(1.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2．渤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东北地区满语地名研究述评

耿 阳1，朱 红2

(1.渤海大学 文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2．渤海大学 国际交流学院，辽宁 锦州 121013)

对满语地名的研究始于清代，繁盛于20世纪80年代。满语地名的研究主要分为从地理角度出发研究地名；从语言角度出发研究地名；从用字角度出发研究地名。前两项研究开始的时间早，研究成果相对较多，而关于地名汉化过程中的用字考察最为薄弱。

满语；地名；地理与人文；语言学

满族是起源于中国东北地区的一支土著民族，早期主要活跃在黑龙江和长白山之间，明末逐渐壮大并入主中原建立了清政权。由于满族先民长期在东北地区生活，满语和汉语长期接触，东北地区的汉语方言不可避免地会受到满语的影响，已经消失的满语的影子还不同程度地存在于东北方言之中。地名属于专有名词，稳定性强。东北地区很多地名都源自满语。

满语地名考证研究早就与舆图的绘制同时展开。但从清中叶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后，国内的研究成果零散不成系统且多有讹误，国外的研究成果受到更多局限，只有部分成果如《东亚研究史.满洲篇》对满语的地名有所涉及。真正有参考价值的研究成果始于20世纪80年代，仍以国内研究为主。据不完全统计，国内20世纪80年代以来关于满语地名的研究成果有专著10余部，学术论文200余篇。就研究对象来说，以黑、吉地名的研究成果居多，辽宁地名考证的成果偏少。就研究成果特点来说，可将满语地名的研究成果分为从地理人文角度考察满语地名，从语言角度考察满语地名，从用字角度考察满语地名。其中，涉及满语地名转写用字的成果不多，即使涉及到记音汉字也只是简单概括，并没有进行详细统计分析。如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指出，“东北地区的许多满语地名用汉语音译后，多半以谐音的方式附会为汉语的意思，从字面上已经很难看出是满语地名了。”[1]然而《汉语地名学论稿》在此处只给出结论，满语地名的用字研究既不是研究的主体方面，也没有展开详细论证。又如从佩远在《略论吉林省境内现存的满语地名》中，用一章的篇幅阐释了吉林地区满语地名用字的变化趋势，但《略论吉林省境内现存的满语地名》并不是根据切实的统计数据得出结论，总结规律的目的也只是为了引出满语地名研究方法。由此可见，汉化满语地名时的用字研究仍然不成系统。

一、从地理与人文角度考察满语地名

地名用于记录地理方位。早期满语地名来源于长期生活在此地的渔猎人民的日常生活，因此，这些地名多带有渔猎生活特色，从侧面佐证了该地区的地貌特点。还有一些地名源于特定的历史事件，反映了一些战争史实或人口迁徙结果。综合这两点，一些考察地理与人文的研究成果中涉及到了满语地名。从地理人文角度出发的研究起步早，成果也多。既包括清代的《钦定满洲源流考》《盛京通志》《嘉庆重修一统志》，民国时期的《增订吉林地理纪要》《朔方备乘》，新中国成立后的《长白山地区地名典故》等方志类研究成果，也包括《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世界地名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等着重地名汇编资料。这些成果大多落脚于地方风土名物的介绍上，研究内容与语言研究关联不大。

莫华《长白山地区地名典故》以长白山山脉一带地名为研究对象，主要介绍地名的来源传说、地方特色、历史事件、文化背景等。应该指出，此处介绍的地名来源传说多带有神话色彩，是依据不同程度汉化之后的地名附会出的传说。

此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地名大词典》《世界地名词典》《中国古今地名对照表》等一系列专门列举地名的辞书也涉及到一部分清代时期东北边疆的地名。但限于辞书性质，对东北地区源于满语的地名涉及数量少且缺少相应的研究。

地名是记录地理位置的载体，方志中必然要涉及地名的来源。将地名研究同地理和历史记录联系起来的优点在于这种研究开始的时间较早，依据的材料丰富且贴近当时满语使用者的语言环境。但同时也存在着因引文庞杂导致的陈陈相因、以讹传讹现象。从地理人文角度出发研究地名的本质目的在于方便记录历史事件或介绍地理方位。因此，从本质上讲是把地名作为地方风物或地理研究的佐证材料而非独立的研究对象看待。

二、从语言学角度考察满语地名

此类研究兴起于20世纪80年代。黄锡惠、尤丕麟、于鹏翔等人将东北地区的地名作为语言学的研究对象，将源于满语的地名从众多地名中分离出来，分别从宏观和微观两个层面考察了满语地名的语源，音变，并总结出规律。

（一）满语地名的宏观研究

所谓宏观研究是指将大量地名作为研究材料，抽象出命名规律的情形。这些研究或为后续研究梳理出研究材料合辑，或针对地名自身找出命名及演变规律，或就研究方法提出意见。

于鹏翔主编的《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系列丛书共5卷，将清代时期东北边疆地区的地名按音序排列，每个条目后援引清代出现的各个地名的资料原文，对地名的使用进行客观记录。《清代东北边疆满语地名资料编目集成》旨在达成对满语地名的准确译写，在编写过程中突出地名的主体地位，是一套系统的语言研究资料集。

杨锡春、林永刚、杨译伟编著的《黑龙江省满语地名》以黑龙江境内的地理名词为研究对象，筛选出那些源于满语的地理名词，按照地名、山脉名、河流湖泊名分三篇。每一篇中又按照现名、语源、历史记载、风土名物的顺序依次介绍。

黄锡惠的《满语地名研究》是一系列的研究成果的集成，共分上下两篇。其下篇是以专题研究的形式探讨了满语地名的语源、音变、同构异义和同音异源等问题。《满语地名研究》还分别以“毕拉、窝莫”和“河”的音变为例，分析了满语水体专名的通名成分。此外，黄锡惠的系列研究考证了满语在语音上的变化，并总结出满语地名的三种变化诱因：在自身发展中的演变，使用中的讹变，以及向汉语进行音近意通的靠拢性转变，从而解答了语音变异中出现的种种问题。

共由《满语地名翻译的同音同形异义问题》指出：由于满语本身濒临灭绝的现状，满语地名的翻译过程中，机械音译导致的错误译释现象突出。由此提出，考察满语地名要慎重追溯词源，根据满语本身的同音同形词的异义和一词多义的特点排除满语地名研究中以讹传讹的做法。黄锡惠在《满语地名翻译的语源音变》中指出满语地名的语音变化可存在两种诱因：一方面是满语自身发展，一方面是受外界因素的影响。前者的规律变化有些遵从满语自身的演变特征，有些符合使用中的整体规律；后者的演变受满汉两种语言语音特点的限制，规律性不强。针对这种情况，作者建议对满语地名的研究要充分运用语言学、音韵学的相关知识，在尽可能完整地掌握材料的基础上求证。此外，同期发表的《满语地名翻译的同音异源问题》以“富太”“木”“布”等词为例，讨论了因语音演变而导致的不同词源满语地名共享相同语音形式的情况，从而给出满语地名研究要在看到语言自身演变的同时，更要着重关注演变的规律性，掌握语源和音变之间内在逻辑的研究建议。

金美的《满语地名的语义特征》将典籍中可见的满语地名按语义的不同总结为标记类、提示类、警醒类三种。聂有财、冷翔龙的《辽河流域满语地名命名方式探析》以辽河流域的地名为研究对象，将涉及到的满语地名命名方式分为以地形地貌特征命名、以动植物名称命名、以宗教事物命名、以所处位置或历史渊源命名、以具有政治含义或体现其他满族文化的名词命名和以生产或生活用语命名6种，并指出了辽河流域的满语地名具有一定的语言学研究价值。杨永旭、李佳静在同期发表的《文献中的伊通河流域满语地名原因研究》则以伊通河流域的地名为研究样本，在聂、冷二人对满语地名分类的基础上分析了各个分类的成因。此外，就伊通河流域地名的个性而言，《文献中的伊通河流域满语地名原因研究》一文总结了这批地名演变的社会原因。

从宏观层面出发的研究具有重要意义。首先，整理出为研究语言而汇编的材料集，说明人们开始有意识地将满语地名本身作为研究的对象看待。其次，此类研究整理出了研究满语地名的方法指导。这是研究成熟的标志之一。再次，宏观层面的研究涉及到命名规律和命名理据两方面。这表示此类研究不拘泥于语言学内部，更考虑到了文化和社会的因素。

（二）满语地名的微观研究

黄锡惠说，“地名的语源是地理事物名称的民族语言属性。通常表现为当地民族的固有语言。”[2]满语是满族先民的民族语言，发源于东北地区，体现了满语的原始风貌和东北地区的风土人情。除从宏观角度出发，总结满语地名分析的规律与方法之外，更多的研究者是从微观的角度出发，考察某几个具体地名的语源及命名理据，以揭示满语地名命名的内在规律。

考证满语地名词源经常着眼于地名的汉译正误辨析。杨庆镇《满文老档太祖朝村屯地名考》其中的地名为研究对象，主要总结了其中出现的辽宁地区源于满语的地名。马越山、黎艳萍《略谈黑龙江地区的地名特点》指出，黑龙江地区源自满语的地名，虽然汉译的途径不同，有些保留发音，有些保留意义，但都已经陆续译成汉语。

从部分地名的词源考证，可以找到满语地名所反映出的构词规律或文化诱因。王岸英、黄锡惠的《宁古塔地名的翻译与考证》以满语的构词法为依据，通过词源结构对比，运用地名发生学的理论，得出“宁古塔”一名中的“宁古”源于满语单词“六”；“塔”简省于满语单词“窝铺”。最后，文章列出部分与此构词形式相似的地名构成，表明“宁古塔”一名符合满语地名构词的一般规律。王岸英的《牡丹江流域满语地名之翻译考证》以牡丹江上流流域的各支流名称为研究对象，分别考证出此 13支流的满语读音及汉语释义。吴雪娟的《五大连池满语地名考释》考察了五大连池地区地名的词源和语义及其演变过程，进而得出五大连池地区的地名演变形式体现了满语附加词缀构成新词的构词法，以及使用中简省连接音节的语音脱落现象的结论。吴雪娟《满语地名“兴安”及其语义辨析》又通过对比《文献中的伊通河流域满语地名原因研究》《黑龙江将军衙门档》以及《尼布楚条约》中对于“兴安”的记录，对该地名的不同含义进行解释，得出“兴安”一名原指“疏草多石而连绵不绝的山”的结论。何占涛的《东北满族文化认同研究》分析了辽宁省朝阳市现存的源于满语的地名，提出朝阳地区满语地名或与汉语混合，或与满语混合的现象。

从微观层面出发的研究相较宏观层面而言有研究对象专一和研究路径单一两个特点。研究对象专一指的是单篇论文研究的地名数量少，一般局限于某个地名或某地区几个地名；研究路径单一指的是这类研究的结构大体一致，都是从转写后地名的发音特点和该地的地貌特点出发，结合满语单词的音和义，最终考证某个转写后地名原本的满语语源，少部分论文还能推及其他具有相同构成方式的地名。

综上所述，从语言学角度出发的研究，一方面从宏观层面总结研究方法，一方面从微观层面研究某个或某几个地名。研究成果中不仅有对于词源的考证，也有关于地名命名、演变规律的总结。这不仅推动了满语研究，同时也为满汉两种语言的发展演变规律提供佐证。然而，此二者都只偏重对语义的考察而欠缺对地名用字的关注。综观这部分研究成果，无论是分析一个地区的命名规律，还是考证某几个地名的满语本原，研究方法都是结合满语词义和汉语译音，辅以当地地貌特点、标志事件，从而得出某地名原本记录的词源含义如何的结论。上述研究成果尽管深入语言研究的内部，取得了相当数量的研究成果，但大多关注语言的音、义结合，只有少部分研究涉及到汉字的选择。

满语地名的语言学研究发展至今已有30余年。于鹏翔、杨锡春等人对满语地名的整理以及黄锡惠、尤丕麟等人以语言学的观点对满语地名的分析奠定了语言学在满语地名研究中的基础，使得研究愈发深入和精准；但满语地名在汉化及演变中的用字问题，鲜有人研究。满语地名在选择用于记音的汉字时经历了从变化无常到精准可靠的过程，这个过程不仅能反映出语言本身的变化，同时也受社会、时代的影响，因此其中的用字理据和用字规律值得深入探讨。这方面的研究成果对外语汉译中专有名词的用字选择也具有指导意义，是国家语言规范研究的重要内容之一。

[1] 李如龙.汉语地名学论稿[M].上海: 上海教育出版社, 1998: 139.

[2]黄锡惠.满语地名研究[M].哈尔滨: 黑龙江人民出版社, 1998: 24.

(责任编校：叶景林)

H54

：A

：1674-327X (2017)01-0052-03

10.15916/j.issn1674-327x.2017.01.016

2016-09-30

2015年度辽宁省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项目(L15DYY005)；渤海大学研究生创新基金项目(071502224-14)

耿阳(1991-)，女，辽宁辽阳人，硕士生。

朱红(1973-)，女，辽宁凤城人，教授，博士。

时间：2016-12-13 16:09:12；

：http://www.cnki.net/kcms/detail/21.1415.C.20161213.1609.006.html