贾文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燕赵腹里：中国政治地理单元体系中雄安地区之定位变动

贾文龙

(河北大学 宋史研究中心暨历史学院，河北 保定 071002)

自春秋至明清，雄安地区都属低地平原洼淀交错地貌，并不适合大规模的农业开发和人类居住，因而在古代难以成为通都巨邑。但雄安地区处于华北平原中部位置，紧邻蒙古高原、东北平原与华北平原的连接通道，是塞外游牧民族与中原农耕民族北上南下交通的重要线径，其地貌特征决定此地具有突出的地理隔阻和军事防守意义，又有经济上有虾鱼稻苇之利，因而随着中国古代都城位置的变动，雄安地区先后在河北“燕南赵北”“郡国藩镇”“燕云边防”和“畿辅直隶”地理体系中都占据重要位置，发挥着不同功能，亦深刻影响了中国历史的进程。

雄安新区；燕赵地域；历史地理；

2017年4月1日 ，中共中央、国务院决定设立雄安新区，范围涵盖河北省雄县、容城、安新3县及周边部分区域，定位于继深圳经济特区和上海浦东新区之后又一具有全国意义的新区。由此“雄安”成为目前中国最新的、有明确指向的地理名词。本文将历史上的雄县、容城、安新3县辖境称为雄安地区。

在中国的政治版图中，雄安新区的雄县、容城、安新三县都不是具有高知名度的历史文化名城，但雄安地区大体上既位于古代燕赵区域的中部，又处于少数民族入主中原通道的控扼之侧，因而在中国政治地理的体系演变中一直是潜在的重要地理舞台。

燕赵地域北有燕山山脉和万里长城，西是太行山脉，东濒临渤海，中为沃野千里的华北平原，南为黄河天堑，自古以来此地就是连接蒙古高原、东北平原和华北平原的重要通道。有学者认为中国北部的蒙古大草原是世界的地理枢纽之一[1]。燕赵地域正是中原地区与“世界的地理枢纽”间相联系的交通要径，是中国农业文明与游牧文明、狩猎文明的交汇点，处于燕赵地域中部的雄安地区正是在这一地理空间结构之中演绎了壮阔的历史。

一、界分两国：雄安地区与“燕南赵北”地理体系

雄安地区在新石器时代就有人类生活的遗迹。在先秦至西汉时期，河北平原上沼泽密布，洼地众多，芦草丛生，雄安地区也是这种典型的地貌特征。相传夏时易水流域就有了有易氏和河伯氏部落存在，商世的先祖在易水流域放牧过牛羊。

周人灭商，分封召公奭为燕王，但召公奭没有就封，只派长子姬克管理燕国。春秋时期，雄安地区大体上属于燕国的南部边疆。《史记》记载：“燕东有朝鲜、辽东，北有林胡、楼烦，西有云中、九原，南有滹沱、易水，地方二千余里，带甲数十万。”[2]2243易水也称易河，广义上是南易水、中易水、北易水的合称，狭义上则仅指中易水，“中易水，拒马河支流，亦名易水”[3]79，流经今易县、定兴、雄县等地。

雄安地区最初是燕与中山国的南北边界，后成为燕与赵国的边界。前380年，齐国袭击燕国，攻占桑丘(今徐水县东南)，后齐与中山联合，又曾侵燕，今日雄安地区以南成为重要战场。前300年，经过“胡服骑射”改革的赵国灭中山国，燕国趁机出兵，攻占部分中山领土，因此雄安地区又成为燕、赵两国接壤之地。《战国策》载：“今赵之攻燕也……渡滹沱，涉易水，不至四五日，而距国都矣。”[4]1082

后周时人王褒最早以“赵北燕南”明确指代这一地区：“以江右名家，为中山太守。地既鲜虞，途通灵寿，呼沲易水，仗武乘边，赵北燕南，甲威河外。”[5]178

北宋时，雄安地区又成为宋与辽的边界，宋代官员广泛地用“赵北燕南”来指代这一地区。如苏辙在雄州时作诗，称“赵北燕南古战场，何年千里作方塘。烟波坐觉胡尘远，皮币遥知国计长。”[6]10048宋人又有诗：“赵北燕南如掌平，定知台选寄长城”[6]5873，“赵北燕南有人否，禽胡归汉竟谁曾”[6]26354。

战国时，燕国十分重视南疆边防。因为边界北部正是燕国的重要经济区——督亢之地。在今河北省涿州市东南有督亢陂，其附近定兴﹑新城﹑固安诸县一带，方圆50余里，为平衍之区，湖泽成片，中有陂泽，支渠四通，富灌溉之利，是燕国的富庶地区。荆轲出使秦国，献出的正是督亢地图。

燕南地区较为富庶，又需应付南方各国，因此燕国在上都蓟之外，在此地建有下都，因临近易水，称为临易。春秋时燕国曾迁都临易，后燕文公又一度迁都此地。临易位于北易水和中易水之间，西倚太行山，南临中易水，东部迤连于河北平原，是上都蓟与齐、赵等国交通的咽喉，地势险要，便于防守。因后世河道变迁和治所变更，临易之地望变化颇大：一说在今易县城东南，一说在今河北雄县，一说在今河北容城。汉代改为临易易县，此易县应为后世雄县。《大清一统志》载：“易县故城，在雄县西北，汉县，本燕故邑也。”[7]卷一一吕思勉认为古河间易县为今河北雄县[8]178。白寿彝《中国通史》中也认为：“汉之易县非今河北易县，应在今雄县境。”[9]53因此从历史上讲，认为临易位于雄州境内较为合理。

此外，战国时期赵国筑葛城，燕国筑浑泥城。葛城即为后世安州，因在濡水之阳(北岸)，也称为濡阳。浑泥城则为后世新安。

因易水临近边界，有界河的意味，因此燕太子丹送荆轲刺秦于此作别：“燕太子丹使荆轲刺秦王，祖道易水上。又始皇二十年，秦军破燕易水之西。”[10]450其时也，高渐离击筑，荆轲合乐高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2]2534这一历史事件成为燕地“慷慨悲歌”文化的重要代表。“赵地在北方文化区与齐鲁文化区、中原文化区之间，形成一个文化过渡区。一急一缓，一武一文，一勇悍一谦谨，双方在这里冲突，在这里融汇。”[11]69最终燕地与赵地的两种文化倾向共同造就了后世燕赵地域的文化品格。

二、封地而据：雄安地区与“郡国藩镇”地理体系

秦汉时期，中国结束了战国纷争的历史局面，建立起统一的中央政权，今日西安地区成为全国政治中心，全国各地推行郡县制。前221年，容城始置县，名为宜家，属上谷郡。汉景帝中元三年(前147年)以匈奴降王徐卢封容城侯，是为容城侯国，由此形成容城之名。

秦汉时期因燕赵地域远离当时的政治中心——关中，在相互兼并的战争中，燕赵地区政权呈现出很强的离心倾向。秦朝暴政，前209年陈胜、吴广在去渔阳戍守的路上揭竿而起。项羽灭秦后，在各地封王，未被封王的陈余于赵地率先起兵，会同齐地田荣发起割据战争。后陈余为韩信背水为阵击败。刘邦先后封臧荼、卢绾为燕王，后皆反叛，后于赵地分封其兄刘喜及其子如意为代王，代相陈豨反叛。汉文帝之时，赵王刘遂参与七国之乱，燕王刘旦作乱，后皆以失败告终。

东汉末年，公孙瓒为袁绍势力所压迫，从幽州迁至临易，改名为易京，在周边挖掘了十道圆形壕沟，并将掘出泥土堆高，上建高楼，有百楼之称：

瓒军数败，乃走还易京固守。为围堑十重，于堑里筑京，皆高五六丈，为楼其上；中堑为京，特高十丈，自居焉，积谷三百万斛。瓒曰：“昔谓天下事可指麾而定，今日视之，非我所决，不如休兵，力田畜谷。兵法，百楼不攻。今吾楼橹千重，食尽此谷，足知天下之事矣。”欲以此弊绍。绍遣将攻之，连年不能拔……绍为地道，突坏其楼，稍至中京。(《英雄记》曰：袁绍分部攻者掘地为道，穿穴其楼下，稍稍施木柱之，度足达半，便烧所施之柱，楼辄倾倒。)瓒自知必败，尽杀其妻子，乃自杀。[12]243-244

从《三国志》中记载可知，袁绍是以挖地道的方法，深入易京，地道挖至高楼之下，支上柱子再扩大挖掘面，将楼基地面一半挖空后，再放火把柱子烧掉，高楼随之倒塌，公孙瓒最终败亡。

建安十一年(207年)，曹操伐乌桓，还至易水。上郡、代郡、乌桓皆来贺。

三国时，雄县更名易城县，属河间郡。南北朝，复故名易县。北齐时废易县入莫县。唐初，析固安县和莫县原易县属地，置归义县。隋文帝时，改容城为遒县。唐圣历二年(699年)，契丹入侵，县民奋勇抵抗，故御赐名全忠县。玄宗天宝时，恢复容城县。西汉至隋代，今安新地区大都属高阳、容城两县辖域。

唐代河北成为地区性军事重镇。775年唐玄宗时期“安史之乱”后，唐代宗瓜分河北之地，付授安史降将为地方节度使，成立河北成德、魏博、卢龙三镇，时称“河朔三镇”，势力强大，有很强的独立离心倾向。陈寅恪先生指出，唐代自安史乱后，“虽号称一朝，实成为二国”，“除拥护李氏皇室之区域，即以东南财富及汉化文化维持长安为中心之集团外，尚别有一河北藩镇独立之团体，其政治、军事、财政等与长安中央政府实际上固无隶属之关系，其民间社会亦未深受汉族文化之影响，即不以长安、洛阳之周孔名教及科举仕进为其安身立命之归宿。故论唐代河北藩镇问题必于民族及文化二端注意，方能得其真相所在也。”[13]210

河朔三镇中成德镇治桓州(河北正定)，占有桓、定、易、赵、深、冀等州，卢龙镇治幽州(北京)，占有幽、涿、营、瀛、莫、平、蓟、檀等地。今日雄安地区分属成德与卢龙。755年，成德节度使李宝臣与魏博节度使田嗣共谋袭击卢龙节度使“朱滔于瓦桥关”，朱滔大败。[14]3899后唐德宗利用成德镇内部的矛盾，从中划出易州、定州，另置义武军。严耕望先生认为：“河北之幽州、成德(镇、冀等州)、魏博三镇跋扈，呈独立状态，中央仅能作名义上羁縻，但终能以泽、潞节度使兼统山东之邢、洛、磁洲，且在易、定建立义武一镇，直属中央。前者乃利用滏口壶关道，使泽潞一镇控制山东洲，以锲入成德与魏博两镇之间；后者即利用飞狐道以伸展中央势力于河北，以锲入成德与幽州两镇之间，以此犬牙相错，间开河北三镇，使不能联为一气。”[15]1503-1504由于易定镇的存在，使今日雄安地区成为成德、卢龙与义武三镇间的交错地带，从另外意义上讲也是当时诸个割据势力的边境地带。

936年河东节度使石敬瑭反叛中央，认耶律德光为父，将“燕云十六州”割献给契丹：幽(今北京，另称燕京)、蓟(今天津蓟县)、瀛(今河北河间)、莫(今河北任邱)、涿(今河北涿县)、檀(今北京密云)、顺(今北京顺义)、新(今河北涿鹿)、妫(今河北怀来)、儒(今北京延庆)、武(今河北宣化)、云(今山西大同)、应(今山西应县)、寰(今山西山阴)、朔(今山西朔县)、蔚(今山西蔚县)等十六州，总面积近12万平方公里。

燕云十六州的割让是河北割据政治发展的恶果，从地理上将河北地区分割为南北两部，致使中原地区失去了与北方游牧民族之间的天然和人工防线。

三、咽要之右：雄安地区与“燕云边防”地理体系

在燕云十六州失去之际，汉族政权的政治中心也正经历着大调整。秦、汉、隋、唐皆定都于西安、洛阳地区，但隋唐以后，关中平原生产条件恶化，难以承受巨大的人口压力，唐政府多次到洛阳就食。为了方便南方粮食的运输，五代与北宋皆定都开封，可将南北漕船的运输里程减少1000余里。

“幽、燕诸州，盖天造地设以分蕃汉之限，诚一夫当关，万夫莫前”[16]26-41，由于失去了燕山山脉，而开封地区又无险可守，北方游牧民族在华北平原上可以疾驰南下，“自蓟而南，直视千里，贼鼓而前，如菀纴上行”[17]4195，“菀纴”意思是长满草的布帛。欧阳修有诗：“白沟南望如掌平。”[6]3633这些比喻都在形容华北平原的平坦无阻。因此占据燕云地区的游牧民族取得了“北倚山险，南压区夏，若坐堂隍，俯视庭宇”[18]2134的战略地理优势。

周世宗柴荣意识到战略上的被动局面，于959年开始北伐，收复了十六州中的瀛州、莫州等地，在霸州设益津关，在雄州设瓦桥关，在瀛州设高阳关，分别屯驻重兵。后因周世宗突然生病，北伐只能到此终止。

北宋政权建立之初，迫切希望收回燕云地区，宋太宗消灭北汉政权后，于979年在高粱河(今北京西直门外)战役中，惨败于辽军，宋太宗中箭，退至涿州，乘驴车逃回。986年，在岐沟关(今河北涞水东)之战中，又为辽军击败，宋军伤亡惨重。宋太宗从此心灰意冷，放弃收复燕云地区的壮志，因此周世宗所收复的三关地区变成了宋辽对峙的前线。

宋朝以“大河以北，易水之南”的河北地区作为防御辽国的第一道军事前线。宋祁说：“天下根本在河北，河北根本在镇、定，以其扼贼冲要，为国门户也。”[19]9596范镇说：“河北，朝廷根本，而雄州河北咽喉。”[20]47北宋政府在当时的清苑县置“保塞军”，后升为保州，建顺安军(今安新垒头)，后升顺安军为安州。由此保州与雄州、霸州形成由西南向东北的第一道军事防线，以镇、定二州作为第二道防线。雄州成为宋朝军事前沿的核心，真宗景德三年(1006年)置河北沿边安抚使司，由知雄州者领之。

“雄州据塘水之地”[21]117，“雄，泽国也，为三辅要地”[22]卷五五，为了对抗北方少数民族的骑兵，宋朝依据雄州多水泽的地理特点布置众多防御手段：

一是加固雄州城。重建后，“(雄城)周遭七里，高十丈，上阔一丈五尺，下阔三丈二尺，濠堑三围，各阔三丈，深一丈，……景德间李允则复续北城，共九里三十步，及筑外郭，即外罗城，濬濠引水，谓之雄河，其宽广皆倍旧制。”[23]上卷

二是广植树木。宋太祖时“于瓦桥一带南北分界之所专植榆柳，中通一径，仅能容一骑”，至宋真宗朝，因为岁月浸久，形成了“日益繁茂，合抱之木交络翳塞”[24]41的景象。李允则知雄州时，下令安抚司“所治境有隙地悉种榆”，久之，“榆满塞下”。[17]2151

三是建立“水长城”。宋将何承矩秘密考察了前线地形，《梦溪笔谈》中记载：“瓦桥关北与辽人为邻，素无关河为阻。往岁六宅使何承矩守瓦桥，始议因陂泽之地，潴水为塞，欲自相视，恐其谋泄，日会僚佐，泛船置酒赏蓼花，作《蓼花吟》数十篇，令座客属和，画以为图。传至京师，人莫谕其意”[25]198，实际所绘的是水势地图。何承矩建议利用河北一带地势西高东低、塘泺纵横的特点，潴水为寨，兴修塘泊，开挖沟渠，这个建议得到宋太宗的支持，很快就沟通了水道，“纵广一丈，深二丈，鳞次交错，两沟间屈曲为径路，才令通步兵”[17]2609，西自自保州西北沉苑泊(今徐水县东北)，东尽沧州泥姑海口(今天津泥沽)，“东西三百余里，南北五七十里”[26]1130，“自边吴淀至泥姑海口，绵亘七州军，屈曲九百里，深不可以舟行，浅不可以徒涉，虽有劲兵，不能度也。”[19]2359此后宋真宗、仁宗、神宗期间不断修补，又合徐、鲍、沙、唐、滹沱、漳、淇(白沟河支流)、易、白(今海河)等水，使天津周围及沧、保地区连成许多河网或洼淀，经常大水汪洋。今天的“白洋淀”，在历史上则写作“白羊淀”[19]2358，意谓水浪如白色的羊群，可见水势之大。由此形成了一道由湖泊、河道、沼泽、浅滩和水田构成的多层次水上防御体系。

四是以地道对抗骑兵。在今雄县、永清、霸州、蠡县、邯郸等地都发现了宋辽边关古地道。其中雄县古地道规模最大，起于雄县县城的铃铛阁八角琉璃井，向东北经大台、祁岗延伸至霸州、文安和永清，东西长65公里，南北宽65公里，现已发现19处古地道遗址，总面积达1300平方公里，宏伟壮观，气势非凡。地道基本都为青砖砌筑，内部经过精心设计，有“引马洞”“藏兵洞”“议事厅”“料敌洞”“迷魂洞”等军事设施。其规模之宏大、设计之精巧、构造之复杂、建筑之坚固，在我国乃至全世界都十分罕见，因此被称为中国宋辽史上的“地下长城”。

北宋在今雄安地区建立的地上与地下相配合的防御体系，极大节约了兵力配备。张方平说：“河朔之兵不啻三十万，边境千里，塘水居其八，得以专力而控其要害，城邑楼橹，守在九天之上。”[17]3658杨怀敏领屯田司时，曾对宋仁宗说：“臣于水边为陛下置虎翼军一百万矣。”[27]453其言论颇有夸张，但也反映宋人对以雄州为中心的防御体系的高度评价。

北宋雄州的地上地下防御体系从时间和空间两方面改变了宋辽对峙的态势。从空间上，由于雄州以东的塘泺地带不利于骑兵作战，有突出的限隔敌骑的作用，因而将辽国骑兵南下通道限制在雄州和太行山之间的束腰地带，从而使北宋军队可以重点布防。从时间上，游牧民族一般都选择“秋高马肥”之际入侵中原，但辽国只能在深秋至寒冬时河水结冰和泥沼硬结时才可以南下，即使“穷冬冰坚，或旱岁水竭，亦可以济，未为必安之地。虽然，但可以兵控扼之，则虏骑无以过矣。”[17]3648

北宋名将杨延昭指挥的遂城保卫战正是北宋边防战线防御效果的体现。由于雄州水长城的存在，辽军入侵中原的线路选择了今易县——遂城——满城——望都一线，在时间上选择了深秋之后。999年九月，辽萧太后率10万大军越过易水大举进攻遂城。宋遂城守军只有三千兵马，“(杨)延朗集城中丁壮登陴，赋器甲护守”，经过长时间的砲击，遂城作为小城已经十分危险，“会大寒，汲水灌城上，旦悉为冰，坚滑不可上，敌乃溃去。”[17]964杨延昭“冰守遂城”，以弱胜强，这也是北宋河北边防体系的胜利。1004年秋“澶渊之盟”后，辽军不再尝试南下侵宋，此后双方维持了118年的和平局面。

金朝女真民族十分向往南方风光，据《鹤林玉露》载，柳永《望海潮》一词流播金国，金主完颜亮闻歌，欣然有慕于“三秋桂子，十里荷花”，遂起投鞭渡江之志[28]241。金人占领雄州水塘地带后，改造成南国风光，景致优美，芰荷相望，鸥鹭往来，水光烟色，渔歌唱晚。金军又设安州，并将州治所迁至濡阳城，从此，濡阳就有了“安州”一名。泰和四年(1204年)，金章宗设置渥城县(其治所在浑埿城，即新安城)，与安州葛城县并存。渥城的修建可能与其出身此地的爱妃李师儿有关，并在当地留下建春宫、望鹅楼、莲花池等古迹。

金末元初时，蒙古兵南犯河北时，“惟燕南雄、霸数州乃三关旧地，塘泺深阻，鞑兵不能入”[29] 851-852，可见其时雄州的塘泺体系还发挥着比较显著的防御作用。

四、京师拱卫：雄安地区与“畿辅直隶”地理体系

元朝建立之后，北京开始成为大一统王朝的全国最高政治中心。元朝统治者认为“幽燕之地，龙蟠虎踞，形势雄伟，南控江淮，北连朔漠”[30]2942，因此将黄河以北、太行山以东及以西的地区称为“腹里”，由中书省直辖，燕赵地区是元代腹里的重要组成部分。在这一背景下，1227年春，张柔移镇保州，重新规建，“为之画市井，定民居，置官廨，引泉入城，疏沟渠以泻卑湿，通商惠工，遂致殷富；迁庙学于城东南，增其旧制”[30]3473，并改名为“保定”，寓保卫大都，安定天下之意。元朝中央政府先改保定为顺天路，后改保定路，保定从此成为护卫京师的重镇。元至元时，废雄州，归信县并入容城县，雄州新城为今高碑店市，安州、葛城、渥城三县复治，渥城县更名为新安县。从元朝始，今日雄安地区成为保定路(府)下辖州县，从此在行政上成为保定隶属，并成为拱卫京师的重要地理组成。

1368年，在明军北上征讨元军时，朱元璋遣大将徐达、常遇春攻克大都，重新占领长城沿线，距石敬瑭割让此地455年后，燕云十六州又得以重新并入明朝统治范围。明代尤其重视北部边防，朱棣定都北京，以天子代为守边，因此大大加强了长城沿线内外的军事实力。明代将河北地区划为北直隶，由中央政府直接管辖。雄安地区的军事防守功能主要由保定承担，明代还将保定从土城改建为砖城，置总兵署，与易县紫荆关相互响应，并在涞水、易县、涞源、唐县、阜平等地筑内长城。明洪武时，废归信县入雄州，雄州降为雄县，复置容城县，省葛城县、新安县入安州，又设新安县。雄安地区的白洋淀在明代时有重要变化。1517年，因为上游决口，九河入淀，积水面积大增，“汪洋浩淼，势连天际”，成为跨任丘、安新、高阳三县，周长30公里的大湖。因此明代白洋淀一带十年九涝，多次发生大水浸城的洪灾。

清代建立后，以关外地区为满族龙兴之地，因此尤其突出保定的南向防守意义，康熙八年(1669年)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雍正二年(1724年)改直隶巡抚为直隶总督。保定从此号称“都南屏翰，冀北干城”，成为“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通衢之地”。清代以河北地区为直隶，以保定为直隶行省首府，成为直隶总督驻地。直隶行省的政治地位高于其他行省，“直隶为各省领袖，屏蔽京师。自五口通商，特设北洋大臣以直督兼任，形式较他省为要，体制亦较他省为肃。”[31]121保定由此成为“畿内巨州”，其政治地位达到了历史最高峰。

清朝初年，康熙皇帝继承了游牧民族喜爱雄安地区的传统，颇为重视兴修白洋淀地区的水利治理工程，并围绕白洋淀兴建了四座行宫(郭里口行宫、端村行宫、圈头行宫和赵北口行宫)，白洋淀开始有“北地西湖”的美称。康熙还利用白洋淀沟河交错的特殊地貌在这里进行水上围猎，俗称“水围”，以演练水军。乾隆时直隶总督高斌利用河渠旧道，将唐河引入府河，从保定府新闸到安州膳马庙修建六座闸口。既解决了泄水问题，又开辟了津保航道。自保定南关，经府河，穿越白洋淀，直达天津，两地通航200年。

1840年鸦片战争后，清政府为了方便处理洋务，决定裁撤三口通商大臣，统一由直隶总督全权处理，“所有洋务海防事宜归属直隶总督”，同时谕令“将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行馆，每年海口春融开冻后，移驻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32]1052直隶总督开始实行保定、天津两地轮回办公制度。随着与海外政治、经济交往的日益频繁，天津渐成为直隶省的政治经济中心，清末时直隶总督基本驻守天津。因此雄安地区随着保定日渐失去其区域政治经济中心的地位而一并衰落了。

在元、明、清时，保定作为腹里地区及直隶地区的首府，亦成为北京的首位文化辅助城市。元代张柔在保定兴建庙学，明代保定建有二程书院(后改为金台书院)。清雍正时，在万卷楼的基础上，兴建莲池书院，为当时文化教育界的“北方之冠”。今日雄安地区的风俗受此影响也有较大变化，雄安地区“男耕读，女蚕桑”，“士勤弦诵而秉耒泽畔”[22]卷五五、卷七一，因此涌现了一些知名人士。以籍贯容城的元初大学者刘因、明代名臣杨继盛、明清之际的鸿儒孙奇逢，清代安州陈德荣、陈德华、陈德正兄弟“陈氏三进士”等最为著名。

在民国时期，今日雄安地区的行政区划才最终成形。民国二年(1913年)，废安州，改安州为安县，民国三年(1914年)，安县与新安县各取其名之首字合并为安新县。

尾 语

在雄安地区的历史演进中，其与全国性的政治中心总是存在密切关系。在秦汉隋唐时期，可称之“西安——洛阳”之“山岳时代”，政治地理中心在关中地区，处于偏远地区的雄安地区先后属于“燕南赵北”、“郡国藩镇”政治地理体系，常成为独立或分裂政权间的边界地区。在宋辽金时代，可称之以开封为中心的“运河时代”，中国的政治版图由夷夏东西变为运河南北，政治地理中心在中原地区，雄安地区成为防守游牧民族的边关要道。在元明清时代，可以称之为以北京为中心之“海岳时代”，政治地理中心在燕山及环渤海地区，而经济地理中心在南方地区，雄安地区成为拱卫京城之都南屏障的地理组成。在近代以来，中国进入“江海时代”，政治中心在大陆之上，而国之命脉在水道海疆，因此畿辅地区政治地位下降，而雄安地区亦随之沉沦。

随着高速铁路及互联网的发展，今日中国进入“海陆时代”，在沿海城市高速发展之后，中国开始进入“城市群”时代，环渤海的京津冀，东海的沪宁杭，南海的珠三角最有可能成为世界性的城市群。清人曾评价北京在地理上有“挈裘之势”[33]，借以比喻统治河北就能君临中国，就像提着领子就能提起整件衣服一样。京津冀城市群的未来发展极可能成为中国社会经济发展的“衣领”，而立足于全新规划与全新建设、借助于新技术革命的雄安地区有充分条件为京津冀城市群提供“挈裘动能”，从而成就中国新技术与新产业升级的千年大计。

[1]哈·麦金德.历史的地理枢纽[M].林尔蔚，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5.

[2]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3]朱道清.中国水系大辞典[M].青岛：青岛出版社,199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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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责任编辑 卢春艳】

The Heart of Yanzhao: Positioning Changes of Xiongan Area in Chinese Political Geography Unit System.

JIA Wen-long

(The Centre for Studies of Song History&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From the Spring and Autumn period to the Ming and Qing dynasties, Xiongan Area belong to lowland plain and lake crisscross landform, which is not suitable for large-scale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and human settlements, thus it is difficult to be a big city in ancient times.But Xiongan Area is in the central part of north China plain, next to connection channel with the Mongolian plateau, the northeast plain the north China plain, is a important traffic hub for the north nomadic people and central plains farming people,geomorphicfeature means it is important for military defense, while it is also rich in agricultural products. Therefore, with the change of China's ancient capital, Xiongan Area keeps taking a very important position in Hebei, playing different functions, also profoundly affectsthe progress of Chinese history.

Xiongan New areat; Yanzhao region; Historical geography

2017-04-10

贾文龙(1974—)，男，满族，河北围场人，河北大学宋史研究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宋史。

K928

A

1005-6378(2017)03-0112-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3.0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