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辉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管理学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关于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的几点认识

刘晓辉

(中共河北省委党校 管理学教研部，河北 石家庄 050061)

河北省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应在准确把握其内涵要求的基础上，从京津冀协同发展大局和河北省情实际出发，调整优化城乡空间发展格局，把县域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促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补齐短板，努力实现城乡统筹和城镇化转型发展。

河北省；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城乡统筹示范区

《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确定了河北省“三区一基地”的功能定位，其中“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定位，主要着眼于缩小河北与京津两地的发展落差，服务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实现京津冀三地功能互补、错位发展。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既是河北与京津携手打造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任务，更是弥补发展短板，破解发展困局的重大契机。

一、何谓“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

河北省在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时，首先要对这一定位的内涵有准确的把握，对“新型城镇化”“城乡统筹”和“示范区”这三个关键词有清晰明确的认识。

(一)新型城镇化

城镇化是现代化的必由之路。从经济学角度看，一个国家或地区由贫穷走向发达、由落后走向现代的过程主要包括两大内容：一是经济结构的转变，经济活动从以农业生产为主转向以工业和服务业为主，即工业化过程；二是人口和经济活动在地理空间上的集聚，形成由不同规模和类型城市构成的城市体系，即城市化或城镇化过程，这是现代化的两大引擎。工业化和城镇化互相依托、互相促进：工业化提供产业支撑，城镇化提供市场和空间保障。没有工业化，城镇化就如无源之水；没有城镇化，工业化也就失去了载体和动力。伴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农业人口转化为非农业人口，农业地域转化为非农业地域，农业活动转化为非农业活动，农业文明转化为城市文明。

自18世纪中叶工业革命以来，人类社会进入城镇化加速发展阶段。全球的城镇化进程，经历了从西欧的开端逐步向欧洲其他国家以及美洲、澳洲扩展，进而波及亚洲和非洲的发展过程，大致表现为四波浪潮：第一波是英国和西欧的城镇化，由工业化推动城镇化，由英国向西欧各国扩展，大约用了200年的时间完成；第二波是美国和北美的城镇化，大约用了100年的时间完成；第三波是拉美和其他发展中国家的城镇化，只用了四五十年就基本完成了这一进程；第四波就是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的中国的城镇化，这一进程正在快速推进中。国际上前三波城镇化浪潮虽各具特色，但存在一些共同的弊端：城镇化发展以牺牲农村利益为代价，造成城乡对立，导致农村被不断边缘化，如英国“羊吃人”的“圈地运动”；过度、无序的城镇化导致一系列城市病，如以拉美“贫民窟”为代表的“城市内二元结构”；城市无序蔓延对生态、资源与人文环境造成不可挽回的破坏，如美国的郊区化 ……等等。中国的城镇化发展过程，既不同于西方发达国家，也明显有别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但上述问题在中国城镇化过程中也都不同程度地存在着。

中国现代城镇化进程起步于新中国成立后，特别是改革开放以来，城镇化以惊人的速度快速推进，城镇常住人口从1978年的1.7亿人增加到2015年的7.7亿人，城镇化率从17%提高到56.1%，增长了39个百分点。“十二五”时期全国每年新增城市人口2 200万人，相当于欧洲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数，这在世界上堪称奇迹。随着城镇化一路高歌猛进，在我国城镇化率突破50%的2011年前后，传统城镇化道路“低成本、低质量”和“高成就、 高代价”的“两低两高”弊端日益显现出来：发展方式粗放不可持续，导致能源供求失衡，环境污染加剧，人口城镇化滞后于土地城镇化；发展质量低，社会问题凸显：城乡二元结构加剧，农村凋蔽，农业产业化程度低，拆迁征地过程中农民权益受损引发维稳成本激增，半城镇化问题突出；城镇建设失调，一方面大手笔形象建设，一方面城市基础设施不足，文化遗产遭到破坏，城市风貌雷同，文脉丧失……等等。一句话，以“物”为核心的传统城镇化道路走到了尽头，必须为方兴未艾的中国城镇化浪潮探索一条以“人”为核心的新型城镇化道路。

何谓新型城镇化道路？习近平总书记曾经高度概括，提出“以人为本、优化布局、生态文明、传承文化”的基本原则。所谓“以人为本”，就是要走以“人”为核心的城镇化道路，把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作为首要任务，消除“半城镇化”现象，不断提高城镇人口素质和居民生活质量。所谓“优化布局”，就是要根据资源环境的承载能力来确定我国城镇化的宏观布局，把城市群作为主体形态，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在合理分工、功能互补基础上协同发展。所谓“生态文明”，就是要改变过去粗放型的城镇发展模式，高度重视生态文明建设，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实现绿色发展、循环发展、低碳发展。所谓“传承文化”，就是加强对传统文化和历史文脉的保护，使城市建设体现历史记忆、地域特色和民族特点，塑造城镇灵魂。

(二)城乡统筹

缩小城乡差别，实现城乡融合、城乡一体，是多少年来中国人的理想，也是世界城镇化发展的一个规律，环顾已经完成城镇化的欧洲、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和地区，随着城镇化的推进，城乡关系都是由最初的城乡割裂、城乡对立，逐步走向城乡融合、城乡一体。改革开放以来，特别是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城镇化快速推进，但城乡二元结构矛盾依然突出，距离城乡融合、城乡一体还有相当的差距。

回顾建国以来中国城镇化所走过的道路会发现，我国的城镇化道路有别于西方国家工业化和城镇化同步推进的特点，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四元结构”。新中国建立初期到改革开放前，受生产力水平、国内经济形势和国际环境的影响，我们相当长时期推行的是“积极推进工业化、相对抑制城市化”的方针，采取了先工业化后城镇化、先重工业化后轻工业化的发展战略，政策上限制农村人口进入城市，工业化快速推进的同时并没有带来相应的城镇化。从1949-1979年的30年间，尽管我国工业化有了长足发展，但城镇化发展缓慢，1979年城镇化率仅为17.9%，30年仅提高了8.3个百分点，年均增长0.28个百分点，比世界同等发展水平国家平均水平低了20个百分点，基本上是城镇人口的自然增长。这一时期，城乡割裂显著，呈典型的二元结构。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农民的积极性被调动起来，劳动生产率大幅度提高，农村出现剩余劳动力。20世纪80年代，我国开始放开在农村集镇和小城镇对人口流动的限制，允许农民自带口粮进城经商办企业。但为了防止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当时提出了“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的政策，于是农村开始户户点火，村村冒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形成了“三分天下有其一”的局面，1993-1994年在乡镇企业就业的农民一度达到1.4亿人。1998年10月，中共中央提出“小城镇大战略”，此后又在户籍管理制度、政府行政管理制度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尝试，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小城镇的发展，1978-2005年，我国的建制镇由2 880个发展到1.89万个。于是，本来应该伴随着工业化发展进城的农民，没有进城，导致了中国的农村人口比重不正常地高(10亿人口8亿农民)。中国农村分化为传统农业和乡村工业两个板块，形成了中国经济的“三元结构”。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大量农民涌入大中城市，城市内部又开始分化为两个板块：正规就业和非正规就业。进入21世纪后，我国城镇化加速推进，2015年常住人口城镇化率达到56.1%，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不到39%，中间差出了17个百分点的农民工群体。大量农民工都属于非正规就业，工作生活在城里，却享受不到城里人的福利待遇，半城镇化现象极为突出。至此，形成了中国社会独特的较二元结构更为复杂的“四元结构”[1]。

“四元结构”下的中国，城乡差别进一步拉大。在城乡面貌上，一边是城市高楼林立，光鲜亮丽；一边是农村贫穷落后，破旧凋敝；在居民收入上，差距越拉越大。1978年，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高(城乡收入绝对差)209.8元，城乡收入比为2.57∶1，2007年城乡居民收入差距扩大到改革开放以来的最高水平3.33∶1，到了2014年，城乡收入绝对差为18 952元，城乡收入比2.92∶1。此外，城乡之间还存在着巨大的教育差距、医疗差距、消费差距、就业差距和公共投入差距。

“工业化、城镇化、信息化、农业现代化应该齐头并进、相辅相成，千万不要让农业现代化和新农村建设掉了队，否则很难支持全面小康这一片天……如果不把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起来，不把农业现代化搞上去，现代化事业就有缺失，全面小康就没有达标”(习近平语)。因此，实现城乡统筹，就是要打破“四元结构”，破除城乡分割的体制障碍，构建城乡融合的体制机制，形成以工促农、以城带乡、工农互惠、城乡一体的新型工农城乡关系。通过把工业和农业、城市和乡村作为一个整体统筹谋划，促进城乡在规划布局、要素配置、产业发展、公共服务、生态保护等方面相互融合和共同发展，逐步实现城乡居民基本权益平等化、城乡公共服务均等化、城乡居民收入均衡化、城乡要素配置合理化以及城乡产业发展融合化。

(三)示范区

为了推进新型城镇化和城乡一体化，国家发改委在全国范围有计划、分步骤地开展了试点试验。

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6年6月，国家选取统筹城乡任务较重的两个城市——重庆市和成都市，设立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基本思路是：先做大城市，然后由城市反哺农村，最后消除城乡差距，实现共同富裕。要求两市从实际出发，根据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的要求，全面推进各个领域的体制改革，并在重点领域和关键环节大胆创新、率先突破，尽快形成统筹城乡发展的体制机制，促进城乡经济社会协调发展，在全国起到示范和带动作用。

国家新型城镇化综合试点，已先后启动了三批。第一批选择江苏、安徽两省和宁波等62个城市(镇)(2省、3计划单列市、7省会城市、25地级市、25县(市)、2建制镇)，自2014年年底前开始试点，到2017年取得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2018-2020年逐步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试点地区的成功经验。河北省的石家庄市、定州市、张北县被列入第一批试点地区。第二批选择了73个试点地区，于2015年底前启动，到2017年与第一批试点地区同步取得试点任务的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有序推广试点成功经验，河北省的威县、白沟镇位列其中。第三批选择了北京市顺义区等111个城市(镇)作为试点，2016年年底前启动试点，到2018年取得试点任务的阶段性成果，形成可复制、可推广的经验；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全面有序推广试点成功经验，河北省的迁安市、卢龙县、涉县、南和县被列为第三批试点。三批试点重点在农民工融入城镇、新生中小城市培育、城市(镇)绿色智能发展、产城融合发展、开发区转型、城市低效用地再开发利用、城市群协同发展机制、带动新农村建设等领域，结合本地发展实际，重点突破薄弱环节，积极探索，闯出新路。

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在新型城镇化方面，国家层面有三批200多个试点；在城乡统筹方面，有成都、重庆两个试验区；而将两者合并起来，被称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只有河北一家。而且，“示范区”不同于“试点”，也不同于“试验区”。试点、试验，可以成功也可以失败，而“示范区”则意味着必须成功，而且要成为供其他地区学习的标杆，真正起到示范、引领作用。可见期望之高、任务之重。

二、“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定位依据

一般来讲，“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功能定位，应该属于那些城镇化和城乡统筹基础良好、发展水平高、位于全国先进行列的地区。对于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的河北来说，这一定位无疑是一个极富挑战性的目标，更是一项异常艰巨的任务。为什么全国仅此一家的“示范区”不是那些先进地区，而偏偏是河北？应该说，《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赋予河北的这一功能定位，是基于京津冀协同发展战略需要和河北省情实际，从战略性、紧迫性和现实性三个层面，对河北在区域内应有地位和应发挥作用作出的全新要求。

(一)战略性：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的战略需要

京津冀地区四大整体定位首先就是要打造以首都为核心的世界级城市群，这是走中国特色、科学发展的新型城镇化道路，优化城镇布局的战略需要。从世界城镇化发展的规律来看，城市群是人口大国城镇化的主要空间载体。自1957年法国地理学家戈特曼首次提出大都市圈概念以来，人口规模巨大、区域内城市高度密集、城市间分工合作联系紧密的城市群，逐渐成为世界上经济最活跃、最发达的区域。美国东北部大西洋沿岸城市群、北美五大湖城市群、日本太平洋沿岸城市群、以伦敦为中心的英伦城市群、以巴黎为中心的欧洲西北部城市群，都是带动和引领所在国家和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火车头”。我国过去30多年的高速发展，也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长三角、珠三角、京津冀三大城市群的龙头带动。所以，我们的城镇化建设，应当以城市群为主体形态，以培育包括特大城市、大城市、中小城市和小城镇的城镇体系为重点，促进城市间基础设施的互联互通和产业功能的优势互补。《国家新型城镇化规划(2014-2020年)》明确提出，京津冀、长江三角洲和珠江三角洲城市群，要以建设世界级城市群为目标，发挥对全国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支撑和引领作用。

那么，世界级城市群应该具备哪些特征？从城市群发展的一般规律看，世界级城市群应具备四个基本特征：一是城镇化水平较高，城镇化率在70%以上。二是大中小城市规模协调，相邻等级城市人口比例大多在1∶5以内，最高不超过1∶10。三是以交通为重点的基础设施网络完善，各城市之间交通便捷、信讯畅通。四是城市功能布局合理、分工明确，产业优势互补[2]。

对反映城镇化发展整体水平的城镇化率指标进行考察，2015年京津冀地区城镇化率为62.51%，低于长三角、珠三角两个城市群。其中，北京86.5%、天津82.64%、河北51.3%，京津两市城镇化率均在80%以上，说明两地城镇化已基本完成，而拉低区域整体水平的是人口占区域总人口66.7%的河北，其城镇化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4.8个百分点。因此，提升京津冀地区城镇化水平，最大的短板在河北，最大的潜力在河北，最大的空间在河北，最大的挑战和任务也在河北。

对京津冀城市群的城镇体系结构进行考察，区域内总共有33个市，包括2个直辖市、11个地级市和20个县级市。如果按照城市人口规模划分，其中人口在1 000万以上的超大城市2个(北京、天津)，500万～1 000万的特大城市0个，100万～500万的大城市6个(石家庄、邯郸、唐山、保定、张家口、秦皇岛)，50万～100万的中等城市4个(衡水、邢台、廊坊、承德)，50万以下的小城市21个(沧州和20个县级市)。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城镇体系结构存在两个突出问题：一是500万～1 000万人口的特大城市空缺，城市群规模结构存在明显“断层”。将我国三大城市群规模结构进行比较可见，京津冀城市群和珠三角城市群都呈现“双核”结构特征(分别以京津和广深为双核)，而长三角城市群则是一种“单核”结构(上海)。500万～1000万人口的次级城市，珠三角有2个——东莞、佛山，长三角有5个——苏州、杭州、南京、温州、宁波)，京津冀为0个。这也就能解释为什么长三角、珠三角的核心城市对次级城市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而京津冀地区资源要素则更多的是由周边向京津两核“虹吸”集聚。二是50万人口以下的小城市占城市总数的60%以上，区域内大城市严重发育不足。由于大城市数量少，而小城市对城镇人口的吸纳和承载能力有限，这在很大程度上制约着河北省城镇化发展，也对京津冀区域形成拖累。

所以，京津冀城市群存在的最为突出的结构缺陷就是，京津两大城市过于“肥胖”，河北中小城市过于“瘦弱”，不同层级规模城市间没有形成合理的分工和分布格局。打造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主体和纵深都在河北，优化京津冀城市结构的重点也在河北。只有补齐河北这块短板，使河北的新型城镇化和城乡统筹水平有一个大的飞跃、质的提升，才能建成世界级城市群。

(二)紧迫性：承接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迫切需要

京津冀协同发展，目的在于解决北京的“大城市病”。因此，有序疏解北京非首都功能成为最为紧迫的任务。根据《京津冀协同发展规划纲要》要求，凡是不符合首都城市战略定位的功能都是非首都功能，都要疏解出去。主要包括四类：一般性制造业、区域性物流基地和区域性批发市场、部分教育医疗等公共服务功能、部分行政性、事业性服务机构。前两类属产业疏解，应按照市场原则疏解出去；后两类属功能疏解，应按照一个合理半径在周边疏解。无论哪类疏解，都必然伴随着人员的疏解和转移。

非首都功能向哪里疏解？环绕北京、地域广阔、区位地理优势独一无二的河北，无疑应该是承接的主要载体。但从河北发展现状和基础看，承接疏解面临诸多困难和挑战。首先，能源与资源承载力是最大挑战。要承接大量京津人口和产业的转移，对生态环境质量原本脆弱的河北来说，无论人口承载、能源承载、土地承载、水资源承载等生态环境承载力来说，都必然是一个艰巨的挑战和重大的威胁。其次，河北户籍承载的公共服务与北京户籍相比，相差悬殊：教育方面，北京户籍考生高考一本录取率是24.33%，河北户籍考生只有9.03%；医疗方面，河北总人口是北京的3倍多，但河北的三级医院比北京少7家，特别是优质资源相对更少；河北的社会保障水平比北京低不少……在户籍资源极度不均衡的条件下，北京人口疏解必然面临严峻的户籍阻碍。再次，由于行政权力在教育、科研、人才等资源配置方面发挥了核心作用，三地在人才分布的质量和数量方面，呈现断崖式落差。据《河北蓝皮书：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6)》的数据，2014年，北京市共有89所普通高等学校，在校生59.5万人，有56所普通高校和80个科研机构培养研究生，在校研究生27.4万人，成人本专科在校生23.8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全国2 000多位“两院”院士，北京一个城市就占了1/3左右。天津市共有普通高校55所，在校研究生5.14万人，普通高校在校生50.58万人，成人高校招生3.42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天津市共有“两院”院士37人，还不如清华大学一所学校“两院”院士人数多。河北省共有普通高等学校118所，在校本专科学生116.4万人，在校研究生3.9万人；在高层次领军人才方面，河北省现有“两院”院士6人，还不足天津市的一个零头，与北京相比差距更大[3]。此外，由于河北城镇化水平低，城镇体系发育落后，基础设施等综合承载力和服务功能不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与北京落差较大，对北京非首都功能的顺利转移承接必然产生不利影响。

只有加快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加速提升河北的城镇化质量和城乡统筹水平，才能够在河北营造良好的承接环境，提高河北的承接能力，满足北京非首都功能疏解的迫切之需。

(三)现实性：破解河北城乡发展困局的现实需要

随着我国经济进入新常态，河北经济社会发展也面临着诸多矛盾和挑战，为确保“十三五”时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目标的顺利实现，亟须找到破局的抓手和切入点。

一是经济大而不强。尽管河北经济规模不小，处于全国第一方阵。但由于产业结构长期偏重，黑色产业转型压力巨大，化解过剩产能任务繁重，近年经济下行压力加大。河北省GDP总量在全国的排名由2004年的第5位降至2015年的第7位；人均GDP自2012年以来一直低于全国平均水平，2015年排名更是后移至第20位；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和农村居民人均纯收入指标也均低于全国平均水平。

二是“环首都贫困带”问题突出。国际上有一个“首都经济圈现象”，即首都及周边地区经济发达社会繁荣，经济总量占全国相当大的比重。而在我国，京津冀地区GDP总量只占到全国的10.4%，在首都周边，却存在一个广为人知的“环首都贫困带”：河北目前仍有62个贫困县，200多万贫困人口，扶贫开发任务相当繁重。

三是推进城乡发展一体化任务艰巨。按照国际经验，河北正处于工业化中期和城镇化快速扩张的阶段，也处于工业反哺农业、城市支持农村、城乡融合发展的关键时期[4]。解决城乡发展不平衡问题，缩小城乡差距，推进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成为今后一个时期必须完成的紧迫任务。

此外，河北省长期积累的生态环境问题正在集中显现，全国空气质量最差的10个城市河北长期占据7席，污染治理和生态修复任务相当艰巨。

因此，把握京津冀协同发展的战略机遇，加快河北城镇化进程，促进城乡统筹一体，将成为河北未来发展的重要助推器和经济增长点，对于经济强省、美丽河北建设有着十分重要的现实意义。

可见，河北省的城镇化进程和质量制约着京津冀世界级城市群的建设，制约着北京非首都功能的疏解，制约着区域的协同发展。因此，加快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尽快补齐河北这块短板，就显得至关重要、刻不容缓。

三、建设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重点任务

为了落实“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的功能定位，河北省编制了《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十三五”规划》，明确提出“2020年新型城镇化建设与城乡统筹发展取得明显成效、2030年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功能定位基本实现”的总体目标。从河北城镇化转型发展实际出发，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必须着力完成好以下重点任务。

(一)构建布局合理、梯次有序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

以往河北省的城镇空间布局主要是基于河北省域地理空间特点拉开框架，比如曾经的“一线两厢”和“两群一带”，存在着城镇布局形态不尽合理、城镇体系整体规模层级较低的问题。推进京津冀协同发展，就要将京津冀作为一个整体来确定空间发展格局。遵循京津冀“一核、双城、三轴、四区、多节点”的区域空间布局，按照“核心引领，多点支撑、轴带拓展，区域协同”的思路，河北应构筑“两翼、四区、五带、多点”的城镇空间结构，以促进京津冀城市群多城联动、协同发展。两翼，指城市群南翼中心城市石家庄和城市群东北翼中心城市唐山两大省域中心城市；四区，即环京津核心功能区(包括保定市和廊坊市)，沿海率先发展区(包括秦皇岛市、唐山市、沧州市)，冀中南功能拓展区(包括石家庄市、邯郸市、邢台市、衡水市)，冀西北生态涵养区(包括张家口市、承德市和燕山)；五带，即京石邯城镇发展带、京唐秦城镇发展带、沿海城镇发展带、石衡沧城镇发展带、京衡城镇发展带；多点，发挥保定、邯郸区域中心城市功能，强化张家口、承德、廊坊、秦皇岛、沧州、邢台、衡水、定州、辛集等重要节点城市的支撑作用*2016年河北省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十三五”规划。。

在此框架下，省内区域性中心城市要“提质”，重要节点城市要“扩能”，县城要“攻坚”，同时有重点地培育特色小城镇，优化村庄布局，构建布局合理、功能互补、梯次有序、疏密有度的城乡空间发展格局。

(二)把县域作为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的着力点和突破口

县域是经济社会的基本单元，是城与乡、工与农的结合体。河北省辖县数量居全国第二，县域面积占全省总面积的94%，县域人口占全省总人口的83%，县域GDP占全省的近70%。离开县域经济的健康发展，就谈不上全省经济的健康发展；不能在县域推进新型城镇化、实现工农城乡协调发展，就不可能从整体上解决城乡二元结构问题。因此，推进新型城镇化与城乡统筹示范区建设，应该把县域作为着力点和突破口，县域强则全省强，县域美则全省美，县域稳则全省稳。

1．因地制宜、体现品位，打造美丽县城。河北省城镇发展小而散、城镇体系结构失衡的一个重要原因，是中小城市发育不足，县城建设滞后，吸纳和带动能力弱。针对河北省县多、县小的特点，如果走“小县大县城”的路子，把众多的县城打造成一个个高品级中小城市，势必会极大地提升河北省城镇化水平和质量。县城建设要因地制宜、突出特色，避免千城一面，更要注重生态、体现品位，实现绿色发展。通过开展以推动产城教融合、完善基础设施、提升公共服务、整治环境容貌等为重点县城建设攻坚行动，打造具有历史记忆、地域特征、山清水秀、宜居宜业的美丽县城。把县城的框架做大，把县城的产业做大，把县城的人口聚集起来。

2．“四美五改”、突出特色，建设美丽乡村。针对河北省农村地区发展面临的人居环境较差、产业支撑较弱、贫困人口集中等突出问题，全面实施“四美五改美丽乡村”行动，打造具有河北特色的美丽乡村升级版。“四美”即美丽乡村建设的目标为“环境美、产业美、精神美、生态美”；“五改”即改房、改水、改路、改厕、改厨等5项人居环境改造措施。通过示范引领、提高标准，因地制宜、分类指导，市场运作、多方参与等方法手段，把改善农村人居环境与发展现代农业、推进扶贫攻坚、搞好乡村旅游、山区综合开发结合起来，统筹推进。在美丽乡村建设中，要注意突出地域特色、尊重农民意愿、建立长效机制，全力打造农民幸福生活的美好家园。在全省深入开展民居改造、安全饮水、污水治理、街道硬化、无害化卫生厕所改造、清洁能源利用、“三清一拆”和垃圾治理、村庄绿化、特色富民产业、农村电子商务网店建设、乡村文化建设和基层组织建设等12项美丽乡村建设专项行动，把具备条件的村全部建成美丽乡村，到2020年基本实现美丽乡村建设全覆盖。

(三)建立健全体制机制，推进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

农业人口非农化、非农人口市民化，是推进城镇化、实现城乡统筹的核心任务。目前，河北省的常住人口城镇化率已突破50%，但户籍人口城镇化率只有36%，有1 000多万农业转移人口在城镇居住就业但没有落户，处于“半市民化”状态。为此，应建立健全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推进机制，统筹推进户籍制度改革和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创造良好的就业创业环境，实现农业转移人口户籍市民化、就业市民化、公共服务市民化和生活市民化。

1．深化户籍制度改革。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建立以合法稳定职业或合法稳定住所为户口迁移基本条件、以经常居住地登记户口为基本形式的城乡统一的新型户籍制度；二是实施差别化落户政策：对于城区人口100万以下的城市和建制镇，应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城区人口100万以上的城市和首都周边城镇，应根据实际情况科学确定落户条件；对于各类人才，应全面放开落户限制；对于投靠类人员，应放宽落户条件。

2．实行居住证制度。主要任务有两项：一是建立与居住证制度相挂钩的城镇基本公共服务保障机制，保证居住证持有人在劳动就业、基本公共教育、基本公共卫生和计划生育服务、公共文化服务、证照办理服务等方面享有与当地户籍人口同等的权利。二是建立居住证梯度赋权机制，逐步扩大居住证持有人所享有的公共服务和便利的范围，不断提高其服务标准。

3．推进“村改居”。按照依法规范、服务群众、因村制宜、试点先行的原则，将城市建成区范围内的村、已列入城市建设规划范围内的村、处于县(市)区政府所在地或产业园区范围内的村、非农户籍人口比重大的村，农村户口改为居民户口，村委会改为居委会或社区委员会，按城市标准规划建设，让村民享受与市民同等的公共服务和社会保障政策。

4．实施“三挂钩”机制，调动地方政府积极性。通过建立财政转移支付同农业转移人口市民化挂钩、城镇建设用地增加规模与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财政性建设资金对城市基础设施补贴数额与城市吸纳农业转移人口落户数量挂钩的“三挂钩”机制，调动城市政府吸纳农业转移人口的积极性。

5．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农村“三权”，调动农民积极性。三权即土地承包权、宅基地使用权、集体收益分配权。通过依法维护进城落户农民的“三权”，探索建立进城落户人员土地承包经营权、宅基地使用权退出补偿机制，鼓励引导依法自愿有偿退出，调动农民进城落户的积极性。

(四)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河北省城市建设缺乏特色，市政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设施落后，城市管理总体比较粗放，部分城市“未大先病”，“马路拉链”“逢雨必涝”、交通拥堵等城市病日益凸显。破解“城市病”，必须要全面提升城市规划建设管理水平。

1．强化规划引领，实施全域规划，创新规划理念，强化规划管控，全面加强城市设计。

2．加强城市基础设施建设，优化发展城市交通，全面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大力推进地下综合管廊建设，加强垃圾处理设施建设，积极推进绿色城市建设。

3．加快理顺城市管理体制，转变管理方式，提升管理效能，加强安全管理，着力打造智慧城市。

(五)弥补公共服务短板

河北省城乡基本公共服务差距较大，且公共服务供给水平与京津存在较大差距。要弥补河北省公共服务短板，应从全面提高教育水平、增强医疗卫生保障能力、推动社会保险扩面提标、构建现代公共文化服务体系、推进体育事业发展等方面积极推进。同时，还要借助京津冀协同发展重大历史机遇，积极推进京津冀教育协同发展，加强与京津医疗卫生联动协作，与北京联合办好冬奥会，加快推进环京津医养结合养老示范基地建设，逐步缩小河北与京津公共服务差距。

[1]胡鞍钢，马伟.现代中国经济社会结构：从二元结构到四元结构(1949-2009)[J].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1):16-29.

[2]黄奇帆.推进新型城镇化的思考与实践[N].学习时报，2014-05-29.

[3]郭金平.河北蓝皮书：河北经济社会发展报告(2016)[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6:227-228.

[4]彭建强.从统筹城乡试点看城乡发展一体化政策举措——以河北省为例[J].经济研究参考，2015(40):59-63.

【责任编辑 郭 玲】

Some Ideas on Hebei’s Construction of the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Integrated Demonstration Zone”

LIU Xiao-hui

(Management Science Department, CPC Hebei Provincial Party School, Shijiazhuang, Hebei 050061, China)

The construction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Urban-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in our province should be based on the accurate grasp of its connotative requirements. We should consi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f Beijing-Tianjin-Hebei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and the reality in Hebei province, adjust and optimize the pattern of urban and rural spatial development, keep county as a focal point and a breakthrough, promote the transfer of agricultural population to urbanization, fill the short board, and strive to achieve urban and rural development and urbanization transition.

Hebei; new urbanization; urban and rural overall development; demonstration zone

2017-03-10

刘晓辉(1967—)，女，河北乐亭人，中共河北省委党校管理学教研部教授，主要研究方向：区域经济管理、产业经济。

F061.5

A

1005-6378(2017)03-0081-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7.03.0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