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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翰·邓恩《早安》的生态主义解读*

2017-02-26李正栓

外语学刊 2017年3期
关键词:邓恩早安中心主义

李正栓 孙 蔚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050016; 邢台市第十中学,邢台 054001)

●文学研究

约翰·邓恩《早安》的生态主义解读*

李正栓 孙 蔚

(河北师范大学,石家庄 050016; 邢台市第十中学,邢台 054001)

约翰·邓恩诗歌中的奇思妙喻早已得到学界的一致认可,然而其作品中丰富的生态思想和智慧至今未得到应有的重视。《早安》一诗不仅批判受历史文学和文艺复兴思潮影响的“人类中心主义”,同时也展示出邓恩的“生态整体主义“观念。邓恩把肉体与精神对比,反映他在人与自然关系上拒绝一味压榨自然、主宰自然的生态构思,主张“整体和谐”的理念。他的生态意识虽然立足于当时,却与现在生态主义者倡导的思想相吻合,对今天的生态文明建设具有启示意义。

邓恩;《早安》;生态意识

约翰·邓恩(John Donne 1572-1631)生活在英国文艺复兴末期,被认为是“玄学派”的代表人物。这一方面在于邓恩的诗中常常出现许多conceits,它是玄学派的显著特征之一,有人译成“奇喻”,有人译成“奇想怪喻”,有人译成“奇思妙喻”,我译为“奇思妙想”。另一方面与他对传统思维和主流思想的颠覆有关。邓恩的诗歌在当时是一种新诗,无论从语言运用还是创作手法,都很新奇,他一反文艺复兴时期众多诗人的甜蜜诗风,摈弃中世纪和英国文艺复兴时主流诗人惯用的意象、表达方式、韵律、节奏、韵脚安排等,大胆地革新诗歌的创作:借用戏剧技巧,频繁地使用对话和独白,大胆地使用口语体,还把世俗和宗教书写巧妙地融合在一起。

邓恩未必懂得生态主义,因为任何“主义”都是后来的事,是后人从前人的文学创作中总结出来的。我们认为,文学现象先于文学理论而存在,文学理论是对久已存在的文学实践的概括,反过来又指导文学创作和鉴赏。邓恩从未总结过《早安》中的生态思想,至今也很少有批评家如此认为,但我们却坚信,此诗中的生态思想就在那里。《早安》作为生态诗作,其历史比对此类文学进行概括的术语要早得多。正如王诺所说:与20世纪90年代才出现的专业文学术语相比,“生态文学”自身的历史可谓“与文学的历史一样久远”(王诺 2003:80)。生态批评致力于构建人与自然的和谐,批评家把目光集中在18世纪之后的文学作品和部分直接提及自然的著作上,很少有人关注过邓恩的生态意识。李美华用整体的、联系的生态批评方式阐释过邓恩“人与其他生物同为一个生态系统”的生态意识和“人与动植物平等” (李美华 2008:15)的生态思想。《早安》浓缩邓恩的生态智慧,既表现他趋同于当时人文主义思想的一面,也表现出他的质疑和思考。

在邓恩生活的时代,一部分人文学者在目睹文艺复兴带来的文化大繁荣、科学发展带来的社会革新、经济发展带来的殖民扩张之后,已经开始意识到这种高速的、不计环境代价的发展存在弊端,尝试提出新的设想,从而在欧洲社会掀起对人与自然关系思考的第一个浪潮。尽管很多新思想的萌芽仍然局限在旧思维的框架下,但这些早期的保护环境的倾向为后来生态批评的构建起到奠基作用,在不知不觉中开启生态批评的先河。邓恩不免受到此种社会思想浪潮的影响,他对人与自然的关系和对“一元论”等观点存有矛盾与挣扎的认知,这种认知被他巧妙地用诗歌间接地表达出来。他擅长用推理和想象在迥然不同的事物之间建立玄妙的逻辑关系,用奇特的比喻体现对人生的思考。细读《早安》一诗,可见这首诗蕴含宝贵的生态智慧。

《早安》第一节便展现出邓恩对自然既保护又谋求驾驭的矛盾心理。诗人把时间设定在早晨,把地点设定在一间小小的卧室,描写的是主人公和恋人早上醒来后互相凝视的情景。

我不知道,真的,你和我到底

干了什么,直到相爱?是否还没把奶断,

还在吮吸着村野的欢乐,幼稚无知?

或者,还在七睡眠者的洞穴里打鼾?

正是那样;除了这,一切都是虚妄。

倘若我什么时候曾经渴望,

并获得了美,那只是你的幻想。

(胡家峦 2003:85)

在传统的人与自然关系中,人类向自然或向他人索取的意象占有重要位置,处于人与自然关系的主导,在此诗中也清楚可见。然而,在第一节诗中,说话者便对自己过去的所作所为进行反思。他反问自己在和恋人相爱之前“干了什么”,间接地否定和恋人相爱之前一切行为的意义,因为他认为那时的自己只是在索取,或向自然,或向母亲。一方面向象征着大地的母亲索取,“还没把奶断”;另一方面向自然索取,“吮吸着田野的快乐”。麦茜特(Carolyn Merchant)认为,文艺复兴时期,人们倾向于“将自然理想化为一位仁慈的养育者、母亲和供养者的形象”(卡洛琳·麦茜特 1997:9-10)。而当自然被符号化为母亲的形象时,它便具有这样的含义,即“自然可以作为一种商品来利用,作为一种资源来控制”(同上)。这种理想化的自然形象必然造成人们向其无限索取的本能,从而恶化人与自然的关系,形成“一元主义中心论”。而邓恩认为,过去索取到的感官愉快“幼稚无知”,这种思维模式的转变证明他已在重新审视人与自然之间或与他人之间的关系,已经具有生态倾向或生态意识。

邓恩谋求驾驭、主宰自然的另一面则出现在其精神和肉体的类比中。弗鲁姆(Harold Fromm)认为,精神与肉体的冲突是生态危机在古时的表现之一(Fromm 1996:30-39)。精神象征人类的意志,肉体代表自然。此节诗中最后一行的“美”指的便是“肉体之美”,邓恩认为,“肉体之美”远远不及“精神之美”,即自然是被剥削的弱者,而人类是征伐的强者。邓恩推崇精神的原因与主流思想的影响相关,也与当时的社会背景和个人经历有不可分割的联系。为了谋求升迁,邓恩有意接近贵妇人和富家小姐,期望得到她们的举荐和帮助。然而上层社会一些贵妇人和市井女人变幻无常,令人难以琢磨。在他的心中,自然作为“母亲”的符号象征,便相当于这种变幻无常的女性。“变幻无常”是邓恩诗歌里常见的意象,寓意复杂。在他看来,自然必然具备一种难以驾驭的特质。此外,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们由于科学技术还不是很发达,无法完全了解自然,自然似乎总是蒙着一层面纱,模糊又神秘,让人心生畏惧。弗鲁姆认为,“在古代,强调、赞美人的理性是由于人深刻地认识到在大自然面前人体肉身的脆弱,由于他不能驯服自然、对自然为所欲为,只能受到自然的威胁,所以只好通过赞美存在的一面,即人的理性,然后沉溺于思想的王国而超越自然,寻求安慰”(胡志红 2006:80)。此外,文艺复兴时期,在“人至上”观念的影响下和科学新发现的推动下,自然神秘的面纱在人类科技的“指挥棒”下一层层蜕落,人们更趋于相信人类具备驾驭自然的能力,遂更加高赞人具有的精神、意志,以期战胜内心对自然的畏惧。然而,在《早安》这首诗中,邓恩强调“精神之爱”,强调人具有战胜自然的能力,精神具有战胜肉体的能力,但他没有反对“体爱”,同时他也意识到一味沉浸于索取、享受感官快乐是极不妥当的。这种早期的生态保护意识虽不彻底,但它的出现已然具有重大价值。

邓恩的生态思想充分体现在他对二元论思维和人类中心主义的解构上。柏拉图有“灵肉二元论”,基督教有上帝与人类二元论。二元模式始终影响西方人的思维,是左右人们思考的一大因素。而在文艺复兴时期,随着人类思想的解放、世俗地位的确立和对自身认识的加强,人们逐渐将此模式用于解释人类个体的矛盾上。人文主义者认为,人不仅有精神还有肉体,不仅具备上帝赐予的神性,还有肉体产生的欲望。邓恩便是此类代表人物之一,思考精神与肉体的关系一直是其诗歌的一大主题。在《早安》中,邓恩讴歌精神之爱和人的理性,认为人的意念和灵魂高于自然。旧思想与新思想的斗争愈加剧烈,灵魂与肉体、爱与欲的冲突在第二节中愈加明显。

向我们苏醒的灵魂道声早安吧,现在,

它们相互凝视,并不是出于恐惧,

因为爱征服了一切其他的爱,

把一间小屋变成了一个环宇。

让航海者前去新的世界,

让地图向他人显示众多的世界,

让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各有一个,各是一个。

(胡家峦 2003:85)

精神之爱让他们完全无视世俗生活。诗中说话者和恋人从睡梦中醒来,充满爱意的“相互凝视”让这间小小的房屋变得无限温暖,人的精神与宇宙和谐地共存于这种爱里。马内斯(Christopher Manes)提出,西方文艺复兴运动推崇的人文主义对“人至上”的强调导致自然主体性的边缘化甚至丧失是构成生态危机的根源(Manes 1996:15)。他认为,自西方文艺复兴以来,“自然从一个灵性的实体转化为象征性的存在,从言说的主体变成了沉默的客体,而只有人才享有言语主体的地位”(同上)。在《早安》中,从第一节邓恩意识到人的精神超越肉体到第二节进一步无限推崇精神,是当时人们形成人类中心主义这种反生态思想的生动写照。人类中心主义把人看成宇宙的中心,把人看成自然界中唯一具有价值的存在物体,人的利益才是也仅仅是实践活动的出发点和最终目标。相对而言,自然便不具有存在价值而只具有使用价值,其存在便是为人类所用,其自身价值不仅得不到人类的尊崇,反而遭到人类中心主义的践踏(雷毅2001:15)。《早安》中的思想矛盾与挣扎和逐步形成的生态萌芽意识并不是孤立的,在邓恩的其他诗歌中也有类似的思想,如在《退可南花园》(Twicknam Garden)中,既有对自然的依赖和讴歌,又有超越自然的欲望和冲动。

被叹息吹蔫,被泪水淹没,

我来到这里寻找春季,

以我的眼睛,我的耳朵,

接受能治愈一切的药剂;

但是呵,我背叛了自己,

带来蜘蛛之爱,它使一切变质,

能把甘露化作毒汁,

为使此地可以完全被看做

真正的乐园,我带来了毒蛇。

……

把我变成一株曼德拉草,我就可以在此

呻吟,或一处石泉,长年饮泣。

(傅浩 1999:39)

受了爱情伤害的诗人到代表着大自然的伊甸园中寻找慰藉,在自然的美景中医治自己的伤痛,他甚至宁愿化作一株草栖息在自然的怀抱中。对自然的依赖、赞美之情明显地存在于诗人的内心深处,那种渴望与自然亲近的倾向是邓恩热爱自然的表现,是他生态意识的表达。他要在此处刻下人类的印痕,将此处变为“真正的乐园”即“人类中心”的乐园。尽管邓恩仍受到传统人类中心主义思维的禁锢,但不能否认他对人类中心主义批判的价值,因为这种思维斗争已经蕴含早期生态意识的萌芽。

邓恩以自己独到的见解对人类中心主义思想进行解构和改写,对基督教人类中心主义进行全新的阐释。中世纪基督教依据“二元对立”思维模式对人与上帝进行二元划分,这种彻底的二元划分对整个西方的哲学构建和思想体系具有根基式影响。到了文艺复兴时期,“二元对立”的指向范围逐渐扩展到精神意志和肉体欲望的对立,这种思维模式建立在一分为二、独立存在、互不相关的思维基础上,因此导致对立双方毫无融合的可能,甚至一方要凌驾于另一方之上,如同人的意志要凌驾于自然之上。与邓恩同时期的乔治·赫伯特在一首诗中写道:

人让世界成为它的猎物 ……

他独处一隅,而主宰大地……

无数的仆人侍奉着……

人是一个世界,而且

还有一个世界将他供养。

(博凡 1993:57-59)

赫伯特显然将人与自然割裂为两个世界,是十分典型的“二元对立”。从基督教的创教根基和教义分析,由于人是无所不能的上帝创造的最高产物,分享上帝独一无二的统治力与智慧,因而具有比其他创造物优越的特性,明显具有统治自然的指向。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思想影响人们的思维,产生大写的“人”,人类变成独一无二的演说主体和统治者,享有绝对的话语权,而自然和其他物种均是客体和被统治者,是完全失语的群体和边缘化的群体。人类强行用自己的观念改变世界必然造成人与自然关系的对立,并且必然不断恶化。另外,中世纪以来备受信赖的“存在之链”(chain of being)也在经济文化的快速发展下被逐渐颠覆。在中世纪倡导的“存在之链”上,人乃链上的一环,生存依赖其它任何一环的有效运行,这种原始的、淳朴的认知体现人与自然之间,自然界万物之间的和谐关系,为后来生物理论下的“生态圈”、“生物链”等概念的产生奠定基础。然而,文艺复兴以来对“存在之链”的颠覆改变人与自然界的地位。莎士比亚在《哈姆雷特》中说,人是“宇宙之精华,万物之灵长”,是存在之链上控制、驾驭其他物种的“领袖”,这种思想显然无限地提高人的地位,贬低自然的地位。人与自然之间和谐的关系被打破,西方社会对自然的践踏自此开始,这种思想上的转变对19和20世纪时期自然环境的恶化埋下种子。

但是在这种历史背景下,人类对自然的忽视和主宰并没有造成学者的集体失语。科学的迅速发展不断地更新人类对自然的认识。受哥白尼提出的、布鲁诺和开普勒等人加以推广的日心说的影响,人们对世界逐渐有新的认识,正如布鲁诺所言:“我们地球的统治者不是人类,而是太阳,它的生命与所有宇宙万物共同呼吸”(卡洛琳·麦茜特 1997:9-10)。这种宣言可谓对人类中心主义的当头一棒,促使学者冲破旧思维的束缚重新审视自然,重新思考人与自然的关系。处于这一大环境中的邓恩,对当时的新科学思想极为敏感,也深受新科学的影响。

科学进步的社会浪潮和地理大发现都促使邓恩逐渐培养起生态思维,对整个生态系统内部之间的和谐提出自己的观点。开发新世界的狂喜冲昏人们的头脑,象征属人世界的旗帜插在越来越多的自然土地之上,但邓恩却不以为然,他让探险家去发现新地方,绘画新地图,他不要这些,他只要他和恋人组成的特殊世界,以至于他说:“让我们拥有一个世界;各有一个,各是一个”。他对地理世界的特性产生怀疑,他不断地思索,不断地换位,一次次挣脱思维的枷锁,在与恋人凝视的过程中得到新的启示,并在最后一节诗中提出自己的设想,展露出《早安》的核心生态意识。

你的眼映出我的脸, 我的眼也把你呈现,

真实朴素的心在脸上栖居;

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两个半圆?

既无北方的奇冷, 又无西方的落日,

不管是什么,只要调和不匀就得死去;

如果我俩的爱合一, 或者你我如此爱下去,

我们就不会衰老去世。

(李正栓 译)

这一节富含生态思想,流露出诗人要求和谐均衡发展的愿望。诗人让说话者从和恋人的相互凝视中得到启发,从两者关系地位的变化中寻找到灵感。如此节诗中诗人的描述,充满爱意的双眼不仅让彼此的面容在对方眼中呈现,真诚的心灵更是暖人的心田。“真诚”、“坦荡”、“安歇”这几个词勾勒出的和谐品质不但与前两节诗中呈现的恐惧、占有、不安和谋求驾驭的心理构成鲜明的对比,更使全诗气氛得以扭转。这里仅有的人类主宰、人类为中心的世界转变成人与人的“两个半球”,因为诗人意识到,无论一个世界是多么强大,也抵不过充满爱的“两个半球”的融合。这是诗人从“二元论”转向“一元论”的转折点,自此,诗人突破固有的思维枷锁,进一步对整体内各个部分的关系进行深入思考。诗人在此节诗的后半部分特别强调整体内部各个部分的和谐关系。从生态整体主义角度来看,邓恩这一思维的转变首先预示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思想——“去中心化”(decentralization)。他崇尚整体,而不是将整体中的某一部分推崇到整体中心的地位,因为有中心就意味着有次体、边缘。然而人类与自然,无论哪一方都不应该被边缘化,也不能被绝对中心化,人类与自然理应是构成一个整体的两个平等的部分。这两个部分的存在意义不仅源于自身的存在与使用价值,更与整体的利益息息相关,生态便是一个巨大的整体。因此,各个部分的利益对整体利益有重大的影响,而只有整体利益的最大化才能实现人类自身的良性发展,整体与部分之间是互相影响、不可分割的关系。在此不得不指出的是,生态整体主义仍带有人类中心思想的烙印,它的出发点与落脚点仍在人类自身利益上。但是,这种影响相比于过去将人类与自然对立的认识已有较大的进步,因为“生态整体主义”思想绝不是“人类中心主义”的,而是一个努力“去中心化”的过程和力争整体的、持续的、和谐的发展原则。生态整体主义的精髓是把生态系统的整体利益作为最高价值(王诺2008:97)。 邓恩作为一位倡导整体内部各部分平等的先驱在其“神学冥想”组诗中的第12首这样反问人类:

为什么我们要为所有的生物所奉养?

种种丰富元素比起我来,更为纯粹,

更为单纯,而且更为远离堕落腐败,

却为什么要供应给我以生命和食粮?

无知的马儿,为什么你要忍受奴役?

野牛和野猪,你为什么如此憨厚,

佯装懦弱,而丧生于一个人的打击?

他的全族类,你们都可以吞食。

(傅浩 1999:217)

邓恩认为,无论自然中的生物还是宇宙中的各种元素都不比人类地位低下,反而更为“纯粹”。人类应该尊重自然,不要以高自然一等的身份自居,更不能将自然摆在人类的对立面。这种思想与中国道家的“万物齐一”观点具有相通之处。道家认为,万物没有高低贵贱之分,更不存在人高于自然之说,即反对将贵贱运用到评判自然和人的地位中,倡导尊重自然和一切生命,抛弃妄求主宰的心理。道家的这种思想“既是对西方人类中心主义的超越,又与深层生态学的生态中心主义平等原则有相通之处,是一种尊重生命和自然的伦理观”(胡志红 2006:329)。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人类对自然由对立转为平等,继而转为尊重的这种立场转变是战胜“二元论”的结果,是反对绝对的二分法,倡导平等、融合、和谐的整体观。余谋昌提出:人与自然的关系是生态哲学的基本问题,与将人与自然二元对立、将自然看成外在物或他者的传统哲学不同,现代生态哲学把世界视为一个“人—社会—自然”的复合生态系统,是一种整体性存在(余谋昌 2000:34)。邓恩的整体概念建立在他对圆形意象的偏爱基础上,拥有渊博学识的邓恩对几何学充满兴趣,其中“圆”更带给邓恩无限灵感。“圆”的意象经常被他用于诗歌中赞美爱情和生命的完美与永恒。邓恩诗歌中最著名的圆形意象出现在《告别辞:莫伤悲》(A Va-lediction: Forbidding Mourning)中:

我们的灵魂即便是两个,

那也和圆规的两只脚相同,

你的灵魂是圆心脚……

对于我,你就是这样;我像另只脚,

必须倾斜着身子转圈,

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

我才能终止在出发的地点。

(胡家峦 2003:95-96)

诗人将圆规的两只脚比作两个人的灵魂,分别代表相爱的两方,只有共同努力,才能形成一个整体。人从生到死仿佛一个完整的圆形,在这个圆形的旅途中,两个灵魂的交相呼应才能构成完整的生命。只有“你坚定,我的圆才能画得好”,一方离开另一方会导致整体的不均衡发展。从表面来看,圆规的两个脚代表男性与女性,似乎将人类整体划分为毫不相干的两个部分,然而,这并不是机械的“二元论”,邓恩没有使男性处于绝对的中心,反而让女性的移动决定男性的地位变化,女性的地位明显提高,成为构成圆满爱情的重要部分。这种观念符合生态整体主义的基本前提,即去”中心化”。总体而言,诗人将大写的“人”从谋求驾驭他物的地位还原到与他物平等的状态,这种心理的双重转变极为可贵,而他提出整体观的尝试是推动人类思想发展的又一枚“催化剂”。“整体观”的哲学内涵与由文艺复兴带来的“人至上”观念和精神超越肉体带来的人类意志至上的思想相区别,是人类思维方式的一次革命,是从中心论到整体论的革命,步伐虽小,意义重大,反映出文艺复兴后期与社会主流思维相违背的思想变化发展过程,是文学思想史上向“整体观”转变的一个缩影,是突破机械二元思维模式的一个创新点。

整体中的内部协调是生态整体主义的最高要求,也是其最完美的表现。说话者用与恋人之间的爱来进行类比,爱代表一个整体,说话者用肯定的语气反问道:“哪儿还能找到比这更好的两个半圆?”,也就是说,这样融为一体的力量无可比拟、难以超越,这样的爱最为可贵。不仅如此,相互的爱因“调和不匀就得死去”。也就是说,灵魂之爱必须是平等的,不存在某一方占主导地位,而另一方处于弱势地位的关系,这是对第二节诗中“各有”“一个世界”和第三节诗中“两个半圆”共同构成一个世界的进一步思考,是处理“两个半圆”之间应有的和谐关系的反映。然而,诗人的思考并未到此为止,他进而提出新的问题,即若是调和不匀,那也有死去的可能,诗人这种积极的思考十分宝贵。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单单摒弃“人类中心主义”或“自然中心主义”而强调整体是不完美的。如何协调整体内部是要进一步思考的问题,因为在倡导生态整体主义的同时,还必须强调整体内部的和谐,只有保证内部各个部分利益的均衡才能确保整体利益的最大化。因此,邓恩在全诗的结尾处提出生态的和谐观,它要求“我俩的爱合一, 或者你我如此爱下去”。倡导人与自然之间平等、尊重,人类对自然要拥有一颗尊敬之心和一份同呼吸共命运之感。

从哲学上整体和部分的关系来讲,整体由部分构成,部分之间和谐或混乱的关系决定整体能量的发挥或湮没。生态系统作为一个整体或一个母系统,其有效运行依赖于子系统,即人类社会和自然两部分的和谐相处。生态整体观所讲的整体,是内部每个子系统以及子系统里的各个部分密不可分、互相依存的整体。因为“维护人类子系统内部的关系和谐、公平公正,是确保整个生态系统稳定、和谐的极其重要的条件”(王诺2008:125)。对于人类子系统而言,它要求人们按照道德和法律协调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而自然子系统的维护要求人类遵循自然规律,不要破坏自然法则,子系统和子系统之间倡导平等、尊重的态度。只有这样,一个和谐的生态整体才可以存在,这与中国古代崇尚的“天人合一”思想的本质相同。因为中国的传统哲学追求的是以“一种主客交融的、有灵的、灵活的和人性的方式来看待自然和环境,所追求的目标就是人和自然的和谐统一”(胡志红 2006:327),包括有所为和有所不为,既要消除人类对自然的错误认识,同时更要尊重爱护自然。由此可知,生态思维必然是整体的思维,它不仅把人看成自然的一部分,而且把自然看成世界的一部分,整个世界是广泛存在的共同体。邓恩便是具备这样整体思维的诗人,17世纪的邓恩在他的爱情诗中跨出的这微小的一步,为后来生态系统中自然地位的提升铺设道路。

邓恩提出的和谐观念是其生态意识最闪光的地方,对当今的生态建设具有启迪的作用,因为“生态和谐是一种审美的和谐,较之概念的和谐、逻辑的和谐那是一种更理想化的和谐,更人性化的和谐”(鲁枢元 2006:67)。

邓恩作为一个敢于创新、敏于思考的诗人,不仅仅是因为其诗歌具有奇思妙喻的玄学特点,更是由于其诗歌中传达的思想具有重大价值。“自然与人的统一,更多的保留在真正的诗人和诗歌那里,即诗歌中表现出的艺术精神是人与环境和谐共处的标志。”(同上:7) 邓恩本人及其诗歌显然符合此特性,这也是其诗歌流传至今的根本原因。在《早安》中,诗人借助思考与恋人之爱的机会,通过肉体与精神的类比,思索和阐释自己的生态整体主义倾向,即人与自然应该具有平等、合一、和谐的关系。这种观念的生态价值不可估量,是早在17世纪时人类生态意识的火花。邓恩虽然不懂今天人们谈论的生态主义,却展示出他深邃的生态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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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稿日期:2016-07-01

【责任编辑王松鹤】

AnEcologicalInterpretationofJohnDonne’sPoem“TheGoodMorrow”

Li Zheng-shuan Sun Wei

(Hebei Normal University, Shijiazhuang 050016, China;Xingtai No.10 Middle School, Xingtai 054001, China)

John Donne; “The Good Morrow”;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多恩研究批评史”(11BWW037)的阶段性成果。

I104

A

1000-0100(2017)03-0115-6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3.021

The conceits in John Donne’s poems have been well acknowledged by scholars and critics. However, the ecological thoughts and wisdom in his poems have not

enough attention. “The Good Morrow” is one of these examples reflecting the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which not only demonstrates the ecological holism but also criticizes the anthropocentrism in the historical litera-ture and Renaissance thoughts. Donne makes a comparison between the spirit and body to express his belief i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n and nature. Man should not intend to exploit and dominate nature. Rather, he approves “communal harmony”. Albeit Donne’s ecological consciousness has its background of his own time, his poems exhibit the modern ecological philosophy and will help us have a better understanding of ecolog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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