傅敬民 袁丽梅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新时期我国译学体系化的思考*

傅敬民 袁丽梅

(上海大学，上海 200444)

我国的翻译研究在经历长期的探索及有识学者的努力之后，在上世纪末随着国际译学潮流发展成一门独立学科，但学科体系化问题却一直未能有效解决。本文通过文献梳理和问题分析相结合的方法，在简要回顾中西译学形成与发展历程的基础上，探讨新时期我国译学存在的主要问题，指出译学体系化建设不能只关注翻译宏观理论的构建，而应该以翻译实践和教学为本体，切实加强中观和微观层面的研究，构建整体性的宏、中、微三环良性互动的译学体系。

翻译研究；学科；体系化；边际

1 引言

我国的翻译实践以及有关翻译的论述历史悠久，但是，传统译论大多拘泥于关于翻译的感性认识和经验总结，最多算是个人的翻译思想，难以上升到翻译理论的高度，因为翻译思想不等于翻译理论(黄忠廉 2010：79)。将翻译作为一门独立的学科予以理论体系化建设的自觉与实践，就全球范围而言，其历史短暂且极不稳固。根茨勒认为：翻译理论既是新的领域，又不是新的领域(Gentzler 2004:1)。也就是说，从翻译理论发展而言历史悠久，但学科体系化建设却是一个新的领域。凡是走过我国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的译学建设之路的学者，对于翻译研究或翻译学成为一门独立学科所经历的艰辛都会有切肤的感受。漫漫岁月，翻译研究以其厚实的实践基础和持续坚忍，化解来自其他学科的挤压和翻译研究内部的喧嚣以及体制政策方面的制约，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迎来全球范围内的译学学科独立。然而，自本世纪初以来，身处译学之中的学者却不断地感受到，羽翼未丰的译学在热闹的表象之下却暗流涌动、危机四伏。学科的独立性、边缘化和体系化建设问题始终困扰着译界，争论不断，引人深思。同样都是具有实践性的学科，美术和体育的学科性为何无人质疑；为何总是有人喋喋不休地质疑翻译的学科性？是因为翻译研究本来就不具有形成独立学科的要素与条件，还是翻译研究原本就应该一直依附在其他学科的庇护之下？或者，是否其中还隐藏着学科话语霸权？译学学科危机是全球普遍现象还是中国特殊事件？新时期的译学发展何去何从？翻译实践和翻译教学在学科体系内应该占据何种地位？鉴于这些困惑，本文尝试通过回顾译学形成与发展的历史，检视我国译学发展中存在的“失范”现象。

2 西方译学发展溯源

西方传统译论史上曾出现很多名家，如贺拉斯、西塞罗、哲罗姆、奥古斯丁、路德、多雷、德莱顿、歌德、施莱尔马赫、洪堡特等，译论纷呈，其中系统性论述翻译的经典著作当属1790年泰特勒(Tytler)发表的《论翻译的原则》。由于该文的“翻译理论全面、系统，囊括翻译理论的几个基本问题”(谢天振等 2009:275)，特别是翻译三原则对后世的翻译研究影响巨大，因而被普遍认为是“整个西方翻译理论史上一座非常重要的里程碑”(谭载喜 2004:132)，甚至将其誉为西方现代译学研究的开山之作都不为过。但该文仍然不足以标志翻译研究作为一门独立学科的发轫。原因很简单，前述的所有译论，包括泰特勒的翻译三原则，都只是针对翻译某一或某些问题的就事论事，缺乏翻译研究体系化的自觉意识。翻译研究有自觉意识的学科体系化建设源自20世纪50年代以降的社会科学爆炸式发展，特别是语言科学的蓬勃发展。代表性的标志有：1953年前苏联学者费道罗夫(Fedorov又译费奥多罗夫)出版的俄语版《翻译理论概要》(IntroductiontotheTheoryofTranslation)，1968年第3版时更名为《翻译通论基础》，它“从语言学的角度对翻译进行较系统、较全面的论述，提出翻译理论是语言学的分支，翻译问题只能在语言学领域内求得解决……规定‘翻译’概念的内容，翻译理论的研究对象、内容等，分别论述翻译的词汇问题、语法问题和文体问题。这本书使费道罗夫成为语言学派的奠基人”(蔡毅 段京华 2000:6-7)。1959年雅克布逊(Jakobson)发表“On Linguistic Aspects of Translation”. 孙艺风认为，“在翻译学发展的20世纪60年代至70年代初期，它提供一个系统研究翻译的概念基础”(任东升2010:21)。郭建中也指出：“该文奠定翻译的语言学理论和翻译的符号学理论的基础。……一直为西方理论界奉为翻译研究的经典著作之一”(郭建中 2000:84)。其次是1964年奈达(Nida)发表的“Toward a Science of Translating”. 谭载喜、陈宏薇、郭建中等人都对奈达的翻译理论做过极为深入的研究。尽管奈达本人经历过将翻译学视为科学到艺术的转变，但翻译成为一门可以进行科学研究的学问或者学科，奈达的贡献不可抹杀。英国学者Catford于1965年出版《翻译的语言学理论》，根据英国系统语法的框架，在英语译界率先提出一套比较完整的翻译理论模式。诚然，为翻译研究奠定体系化基础的是霍尔姆斯(Holmes)。1972年霍尔姆斯发表“The Name and Nature of Translation Studies”一文。芒迪(Munday)认为，该文至关重要，不仅为译学描述一个整体性研究框架，而且涵盖翻译研究应该涵盖的内容(芒迪 2007:17)。其后，图里(Toury)在其InSearchofaTheoryofTranslation(1980)及DescriptiveTranslationStudiesandBeyond(1995)两本著作中替霍尔姆斯勾画一张学科图表(discipline chart)，并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学科体系，不仅奠定霍尔姆斯在翻译研究这一学科中的重要地位，也开启西方译界译学体系化建设之路。尔后，经由一大批学者的努力，包括法国学者戈芬于1971年、加拿大学者哈里斯(Brian Harris)分别首次提出translatology和traductologie，翻译研究或者说翻译学的学科意识得到很大提高。1977年，西方另外一部代表性翻译著作《翻译科学——问题与方法》问世。在该书中，作者威尔斯明确提出译学为科学的观点，并且运用现代语言学的理论与方法，建构以一般理论、特指理论和应用理论为分层的译学体系。毋庸置疑，全球范围的译学学科发展有今天的成就离不开文化研究、比较文学、社会学等的贡献。

3 我国译学发展回顾

关于我国传统译论，诸多学者都已有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对翻译研究有兴趣的读者可以查阅马祖毅、陈福康、罗新璋、王秉钦、王宏印和谢天振等学者的有关著述。其中，王宏印、刘士聪将我国传统译论暴露出的很多缺陷归结为“理论意识不强”、“基本范畴缺乏”和“学术基础薄弱”(王宏印 刘士聪 2002：8-10)。“不得不承认的是，这些传统译论一旦用现代学术眼光予以审视，就难入国际译学主流。较之西方译论，它们大多笼统而疏放，疏于概念和逻辑工具，弱于抽象逻辑论证和客观分析，人文色彩有余而客观科学不够，缺乏科学的思辨与学理依据，学术视野也有局限性。虽扎根于中国文化土壤，与传统国学也一脉相承，但终究缺乏西方先进的科学论证方法和途径而难以形成科学体系。”(贾文波 2017：2-3)这一观点比较中肯地总结出我国传统译论的缺憾。

与此同时，与西方译学的体系化自觉相比，我国的译学意识在时间上显然更为早一些。据方梦之考证，“我国学人早有翻译研究的学术意识，我国译界先贤早有研究”，“‘翻译学’、‘译学’这样的术语在我国现代翻译史上并不陌生，‘翻译学’最早见于1927年蒋翼振编著的《翻译学通论》。之后，1932年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吴曙天的《翻译论》，1933年林语堂发表“论翻译”一文中均有‘译学’之谓，1940年黄嘉德编的《译学论集》出版”(方梦之 2007)。1951年，董秋斯在《翻译通报》上发表“论翻译理论建设”，是最早提出构建译学体系化的文献。他的理论体系建设观点在“翻译批评的标准和重点”(1950年发表)中已见端倪。他认为“翻译批评的根本困难，大概有两种：(1)没有一个完备的翻译理论体系；(2)没有一个公认的客观标准”(董秋斯 1984:25)。不过，董秋斯本人并未对此作进一步系统的研究，而且这样的学科意识由于历史的原因也逐渐淡出，直到20世纪80年代之后才又兴起。明确提出我国翻译研究自成体系的是罗新璋，其“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在我国译学体系中的学术地位堪与霍尔姆斯的“翻译研究的名与实”在英语世界里的地位相比。该文是《翻译论集》(1982)的序，其重要意义在于对我国传统翻译理论发展做出较为系统的梳理，在论证我国翻译理论自成体系的基础上提出翻译理论体系化建设的诉求，明确指出“我国的译论正在形成一门新兴的社会科学学科——翻译学”(罗新璋 1984:603)。在此之后，我国的译学发展基本与国际接轨，在借鉴西方学说、挖掘本土传统译论的基础上涌现出一大批以“翻译学”或者“译学”为名的著述，其中包括黄龙的《翻译学》(1988)、黄振定的《翻译学——艺术论与科学论的统一》(1998)、谭载喜的《翻译学》(2000)、彭卓吾的《翻译学——一门新兴科学的创立》(2000)、吕俊与侯向群合著的《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2006)、许钧与穆雷编著的《翻译学概论》(2009)等。

在我国的译学发展中，有4次具有重大意义的会议。第一次是1987年的“全国翻译理论研讨会”，第二次是2001年的“全国译学学科建设专题讨论会”，第三次是2004年的“全国首届翻译学学科理论建设研讨会”，第四次是2009年的“全国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虽然每次会议的中心议题略有变化，但会议主题都是围绕翻译学科建设而展开。对于第一、二、四次会议，方梦之的评述非常中肯：在第一次会议中，“翻译学作为会议的关键词，首次在我国青岛上空发出群体性的最强音，唤起我国译界的理论意识。自此，翻译学成为我国译界的重要话题”。也就是在该次会议上，谭载喜发出“必须建立翻译学”的呼喊。第二次会议唤起我国译界的学科意识。自此，作为一门综合性学科的翻译研究踏上新的里程。第四次会议则“为我国译学有系统、分层次的建设吹响号角”(方梦之 2009：78)。

诚然，任何一门学科的建立都不是一蹴而就的，须要经历学科形成与发展的相关过程，也须要具备一定的内部与外部相结合的创生条件。“根据学科学的理论，如果是一种系统的知识所研究的对象与其他知识系统不同，即有着自己独特的/有别于其他学科的工作任务，并能据此而产生与完成任务相适应的理论/原则与方法，而这些理论/原则与方法又是不可能被其他学科的原则/方法所取代的，这样的知识体系就应该成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吕俊 侯向群 2006:17) 而“根据国际通例和学术界公认的标准，一门学科的形成和被确认，除了区别于其他学科的专门价值的理论体系和实践成果外，还需要具备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它至少包括具有自己的行业协会团体、有自己的专业性杂志、在高等院校和专门研究部门中有自己的系科或研究所、设立专任的教授职位和系统的研究生(硕士、博士和博士后)教育体系等。”(陈跃红 1999：98)对照以上的学科学理论以及学科形成国际通例，我们不难发现，就当今我国译学而言，“一些保证其持续运作和发展的基本的外部条件”已经极其充分。因为，在国际译联于1953年成立之后，我国也于1982年成立“中国翻译协会”，并且将中国对外翻译出版社于1979年创立的《翻译通讯》作为会刊，该刊又于1986年更名为《中国翻译》，尔后，我国地方性的翻译协会或学会纷纷成立，并且有的也相继创办杂志，如1985年上海市科技翻译学会成立，与此同时创办会刊《上海科技翻译》(2005年更名为《上海翻译》)；1988年中国科学院科技翻译工作者协会成立，于次年创办《中国科技翻译》。此后各地又相继创办相关的翻译研究专刊，如《民族翻译》、《语言与翻译》、《外语与翻译》、《东方翻译》、《翻译论丛》和《翻译界》等，为中国译界提供良好的学术交流平台。

至于翻译教学体系，1979年我国在外国语言文学学科下设立“翻译理论与实践”专业；2005年上海外国语大学开始招收翻译学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2006年广东外语外贸大学设立翻译系，同年，教育部正式批复在高校设置翻译本科专业并且当年试点招生；2007年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又批复在高校设置翻译专业硕士(MTI)，预计在不远的将来会设置翻译专业博士(DTI)。据不完全统计，我国目前有将近30万人在翻译学科的名义下从事有关翻译的学习、教学与研究。

4 当下我国译学体系化建设的问题

透过历史的回顾，我们不难发现：翻译研究的学科基础深厚，创生、发展条件充分。按常理，这门学科完全可以在发展成为一门独立学科之后大有可为。但事实上，翻译研究这门学科在我国自创生之日起就备受质疑与争论，如翻译是科学还是艺术的争论、理论与实践之间关系的讨论、翻译标准的悬置未决、翻译实践成果的学术性和译者的身份界定模糊不清等。由此，孙艺风不禁感慨：“专门研究翻译的学科——翻译学的发展显出令人触目的滞后，历史也相对短暂。加之，学科的定位不甚明确，身份问题成为亟待解决的课题。长期以来，有关翻译学边缘化的哀叹与惊呼不绝于耳，学科版图失守，不少翻译学者为此痛心疾首”(孙艺风 2010：20)。显然，译学的尴尬境遇非我国独有。芒迪也曾指出：“翻译实践多年来一直被看作是从属的、派生的，这一态度也贬低翻译的学术研究。翻译研究历经忽视和抑制之后，而今终于得以稳固确立。它在世界范围内阔步前行，尽管还不能不带有一丝颤抖。翻译和翻译研究还仍然依附在现代语言系，翻译实践仍然常常未能获得和其他学术研究同等的地位”(芒迪 2007：23)。

对于译学学科在当下的尴尬情境，我国一大批学者，如曹明伦、吕俊、许钧、方梦之和黄忠廉等都持续地深表忧虑，笔者也曾撰文对译学学科的“泛问题化”及“泛译学学科化”的倾向予以思考。译学要有自身的问题意识和学科边际，研究翻译的视角可以多种多样，但不能因为翻译的复杂性以及翻译研究的跨学科性而无限扩大翻译研究的学科范畴与边际，应该加强译学学科自身的建设(傅敬民 2016：106)。

(1)尽管译学学科已经独立，但是学科本身定性不明确，学科边界模糊，由此导致学科问题意识泛化，视点漫溢、散乱，未能有效地聚焦译学学科自身体系化建设。

(2)尽管新世纪以来，我国的“译学挪用”渐趋式微，本土意识加强，但总体而言，在对我国传统译论的研究方面缺乏系统性和传承性，个案研究居多。

(3)翻译实践的学术地位边缘化，翻译实践成果被轻视，译者的资格与地位问题长期得不到有效解决，导致很多译者不愿从事翻译实践，进而导致翻译质量踟蹰不前，甚至退步。

(4)翻译教学研究严重滞后，很多翻译教学停留在理论套用上，缺乏实证性的科学研究成果，翻译教学和教学翻译之间的区别仍然模糊不清。

(5)译学学科内部不和谐，文学翻译与非文学之间的区隔依旧存在，翻译理论与翻译实践之间的两层皮现象并未消除。在体系内部门派林立，各立山头，大有任由其他学科宰制的趋势。

事实上，许多学者对其中的问题都做过相当精辟的论述，如翻译实践的学术地位低下、不能作为学术研究成果的问题，译者的资格问题等。这些问题被广泛地讨论，但依旧存在，还需要学界不断地研究与呼吁。本文拟从学科体系构成的角度提出以下看法。

5 学科体系管窥

“一个学科应当将自己的研究限制在定义的范围内，因为学科定义是一个学科范式的核心，是为该学科界定的研究对象。分工不清，就会失去研究的目标，或者造成研究目标不统一，因而产生概念和术语的混乱，从而阻碍学科的发展。”(邓红风 2010：238-239) 翻译研究这一学科体系究竟包括哪些方面？在很多情况下，人们往往将翻译研究与翻译理论等同视之。而在另外一些学者看来，翻译研究的跨学科特性导致其泛学科的倾向。对于这两种观点，笔者都不敢苟同。

对于一门学科的思考，不同的视角当然会产生不同的研究体系化图景。从哲学的角度来看，任何一门学科都必然涉及本体论、认识论和方法论的问题。而从文化研究的角度来说，任何学科都不可能脱离文化来谈。但不论从哪一学科的角度来审视翻译学或者译学，都是他者的学科体系，都不会是翻译研究学科体系。毋庸置疑，翻译研究学科应该而且完全有必要借鉴其他学科的体系，但关键还是要有自身体系的特色，否则翻译研究这一学科没有存在的必要。翻译研究作为一门学科，不能只关心理论建设问题。将翻译研究这一学科与翻译理论等同，无疑忽视翻译研究学科的实践性特征，忽视翻译研究学科建设的目的主要是解决翻译实践和翻译人才培养的问题。这样说，并不是要否定翻译研究为其他学科做出的贡献。但是，如果一门学科连自身的问题都不予以关注，为其他学科做出贡献又从何谈起呢？译学具有交叉学科的特征，“今天许多重大的理论突破，或学科新的增长点，多产生于跨学科或不同学科的交界和结合部。以问题意识带动翻译研究甚至可能成为翻译研究的一个重要方向”(廖七一 2010：267)。但这里须要特别注意的是，问题意识不能泛化，要有一定的边界。越界的问题意识往往导致学科边际的模糊，从而导致学科体系的混乱。所以，“翻译研究不可被轻率而僵硬地区隔 (compartmentalization)，但这恰恰是翻译所面临的困境：不同学科的介入大有将它四分五裂之势，进而威胁到它身份的核心主体”(孙艺风 2010:25，28)。有鉴于“各个学科有各自的实践方式和研究方法”，应呼唤“唯有通过真正意义上的跨学科对话，翻译学才有望摆脱目前的学科困境”(同上：31)。翻译研究的跨学科对话固然必要，但笔者更关心在本学科内各环节之间如何对话。

方梦之曾将译学的本体和外围学科之间的关系表述为“一体三环”，并将其看成译学发展的路径及其基本构成。“所谓一体就是译学本体，三环就是在不同时期形成的、不同性质的外围学科的3个不同层次。”这3个层次依次为内环——语言学，中环——交叉学科，外环——文化、技术(方梦之 2013:9)。本文认为，译学的“一体三环”以及“宏、中、微”理论体系不失为译学体系化的有效路径，据此可以构建一个完整的译学体系。不过，本文倡导的“三环”与方梦之先生有别。本文所说的“三环”包括翻译实践研究、翻译教学研究和翻译理论研究。翻译研究学科体系化建设，关键在于这三环之间的互动与关联。而且，翻译理论研究应该以翻译实践研究和翻译教学研究为基础，属于综合性研究，也可以是关于翻译理论的理论研究。翻译实践研究应该围绕翻译实践中所涉及的问题展开，翻译教学研究应该围绕翻译教学中的问题展开。这3个环节探讨的问题当然有重叠部分，但也各有侧重。如关于译者的研究，翻译实践关心的是译者如何进行翻译实践，更注重其翻译过程中选择以及规范的制约；翻译教学注重译者的培养；翻译理论研究则关注的是译者的主体性、社会性、文化性等问题。但翻译能力问题是3个环节都要关注的问题。遗憾的是，就目前的情况而言，这三环之间似乎各行其是，大有渐行渐远的趋势。

蔡 毅 段京华.苏联翻译理论[M]. 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曹明伦. 翻译之道——理论与实践[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陈跃红. 学术的国家意识与国际意识——乐黛云先生的学术视野[J].中国比较文学, 1999(2).

邓红风. 论翻译研究的学科分类问题[A].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2009年青岛“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董秋斯. 论翻译理论建设[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方梦之. 我国早期的翻译学——简评蒋翼振的《翻译学通论》(1927年版)[J].上海翻译, 2007(2).

方梦之.《翻译学理论的系统建构》序——为纪念杨自俭教授而作[J]. 上海翻译, 2009(4).

方梦之. 应用翻译研究：原理、策略与技巧[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3.

傅敬民. 翻译研究：学科意识与学科体系化[J]. 上海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16(5).

郭建中. 当代美国翻译[M].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 2000.

黄忠廉. 翻译思想≠翻译理论——以傅雷、严复为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 2010(5).

杰米里·芒迪. 翻译学导论——理论与实践[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7.

廖七一. 翻译研究学科结构与体制外视角[A].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2009年青岛“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C].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罗新璋. 我国自成体系的翻译理论[A]. 翻译研究论文集(1949-1983)[C]. 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1984.

吕 俊 侯向群. 翻译学——一个建构主义的视角[M].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6.

孙艺风. 翻译学的何去何从？[A]. 翻译学理论的系统构建——2009年青岛“翻译学学科理论系统构建高层论坛”[C].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10

谭载喜. 西方翻译简史[M].北京：商务印书馆, 2004.

王宏印 刘士聪. 中国传统译论经典的现代诠释——作为建立翻译学的一种努力[J].中国翻译, 2002(2).

谢天振等. 中西翻译简史[M].北京：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 2009.

Gentzler, E.ContemporaryTranslationTheories[M]. 上海：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 2004.

定稿日期：2016-12-30

【责任编辑王松鹤】

OntheTranslationStudiesSystematizationinChina

Fu Jing-min Yuan Li-mei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44, China)

translation studies; discipline; systematization; boundary

*本文系全国翻译专业学位研究生教育指导委员会教育研究项目“我国MTI培养的翻译规范教学体系化研究”(MTIJZW201614)的阶段性成果。

H319.5

A

1000-0100(2017)03-0080-5

10.16263/j.cnki.23-1071/h.2017.03.015

Translation studies developed into an independent discipline in 1990s in China. However, the systematization of the discipline remains unsolved in an effective way. Based on the literature review and problem-oriented analysis, this paper explores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history in the West as well as in China, and stresses the problems prevalent in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in China. The paper holds that the translation studies systematization should not focus on the macro translation theory alone, and that it should also take into account the translation practice studies and translation education/training studies.